魏晋风流

作者简介

唐翼明，**知名学者，作家，书法家。湖南衡阳人。武汉大学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曾任**文化大学、政治大学教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兼国学院院长、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著有《古典今论》《魏晋清谈》《魏晋文学与玄学》《魏晋风流》《<颜氏家训>解读》《<论语>诠解》，散文集《宁作我》《时代与命运》《江海平生》《江海清谈》等。

内容简介

第六章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魏晋士人对情的执着 圣人有情还是无情？ 王戎爱子，荀粲爱妻，王徽之爱弟，郗超爱父 魏晋南北朝时，在士族精英分子也就是所谓名士当中，流行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叫作“清谈”。 魏晋清谈探讨了许多哲理，这些哲理构成一股思潮，叫作“玄学”。魏晋玄学与清谈中有一个**的命题，就是：圣人到底有情还是无情？在中国古人的观念里，圣人是***的人，是所有人的典范，在圣人身上体现着天的意志和道的**。天不可攀，道不可见，所以天道是不能直接学习的。人要接近至高无上的天道，只有通过圣人，因为圣人是可以学习模仿的。所以圣人是沟通天道与人的桥梁，一个人通过向圣人学习而接近天道，因而一个人修养的**就是努力达到圣人的境界，古人把这叫“内圣”。那么圣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弄清这个问题，凡人才好学习修炼。尤其在情这方面，圣人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呢？因为对于普通人而言，情感问题往往是困扰一生的大问题，人和人之间许多争斗乃至互相残杀的悲剧，常常因情而起。如果说圣人也是有情的，那圣人是不是也会受到情的困扰呢？如果圣人真的很**，似乎应该无情才对，那么“内圣”的*高境界岂非也要做到无情吗？人有没有可能做到无情呢？这些问题在魏晋时代被一些思想家、知识精英提出来反复辩论，这些辩论被后世称为“圣人有情无情之辩”。 “圣人有情无情之辩”*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大多数人倾向于接受王弼的说法，就是：圣人也是有情的，只是他的情很正，不偏激，不离开人的本性，因而他就不会为情所困扰。说得简洁一点，就是“圣人有情而不为情所累”。 来了解一下王弼。王弼真是人类历**少见的天才，史书上说他死的时候二十四岁，实际上按**的算法顶多二十三岁，如果他生在冬天，说不定还没满二十三岁，因为他是秋天得流行病（古时叫“疾疫”或“时疫”）去世的。但是他在哲学上的成就很了不起，在中国历**没有几个人可以相比，如果我们遴选中国有史以来十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他是**名列前茅的。 既然圣人都有情，凡人有情就是很自然的事。这样“有情”不仅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言下之意还是应该提倡的。凡人应该做的只是努力让自己不为情所累，这样就接近圣人了。来听几个有关的故事。 先来看一个父亲爱儿子的例子，主角是王戎，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他生了一个孩子，不幸几个月就死掉了，山涛的儿子山简去慰问他（王戎是竹林七贤中*小的一个，比山涛要小二十九岁，所以跟山涛的儿子山简年龄差不多），看他悲痛得不得了，就对他说：“不过是个几个月的小孩罢了，还不懂什么，用得着这么悲痛吗？”王戎却回答说：“圣人忘情，*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什么意思呢？翻译成**的白话就是：*上等的人，也就是圣人，会忽略情；而下等的人呢，根本就不知情是什么东西，情这种东西就是集中表现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王戎这句话很有名，其实就是“圣人有情无情之辩”在当时名士身上发生的效果。*有趣的是“圣人忘情”这几个字，他不说圣人无情，也不正面说圣人有情，而说圣人忘情，“忘”在这里不是忘记，而是忽略的意思。这其实是王弼“圣人有情而不为情所累”的另一种说法。“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说的并不是惭愧，而是骄傲。因为前面说了，下等人根本不知道情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辈”也即当时的士族精英分子或说名士，才懂得情，所以情感丰富乃是一件可骄傲的事，标志自己是不同于下等人的上等人。当然他们还没有修炼到圣人忽略情感的地步，但这并不可耻，毕竟圣人只有孔夫子一个，谁敢自称圣人呢？既然不是圣人，又怎能忘情呢？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的这句名言此后便成为魏晋士人在情感问题上的宣言和座右铭，魏晋名士坦然宣称自己敏感多情，并以此作为精英分子的自我标榜。情不仅正当，而且必需，多情不是缺点而是优点，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由于这种思潮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艺术便都有一种“尚情”的倾向，士人们的日常作风就是以感情丰富而风流自喜。 还有一个夫妻情深的故事，主角是荀粲。荀粲出生在一个大士族家里，他是荀子的第十四代孙，他的父亲是曹操的**谋士荀彧，他的堂兄荀攸是曹操的另一位重要谋士，他的叔祖父荀爽在汉末做过司空，他的另一个堂叔荀悦是汉末的大思想家和史学家，写过一部《申鉴》，还写了一部《汉纪》，这两部书到现在还有影响。荀粲自己也是一个思想家，可以说是魏晋玄学与清谈的先驱人物。跟王弼一样，荀粲也是一个少年天才，而且也英年早逝，死的时候才二十九岁（实际上是二十八岁）。他是怎么死的呢？爱老婆爱死的。荀粲爱老婆出名，他特别宣称，讨老婆别的都不重要，*重要是漂亮。他也果然娶了一个很漂亮的老婆（名将曹洪之女）。娶过来之后他疼惜得不得了，夏天晚上热，他就先在露天的天井里把自己摊凉，睡到床上把席子弄凉了，再让老婆来睡，免得老婆热着。到了冬天呢，他就先把自己烤热，钻进被窝里把被窝弄热了，才让老婆进来睡，免得老婆冻着。有一年冬天，他老婆感冒了，发烧，荀粲便像夏天一样跑到天井里先把自己全身冻得冰冷，再贴着老婆睡，想让老婆舒服一点。他睡一会再跑出去，再冻凉了，再跑进来，再贴着老婆睡。没想到这样反复几次，他自己也感冒了。*后老婆还是死了，荀粲悲痛得不得了，别人劝他说，你找老婆只重貌不重德，这样漂亮的女人并不难找，再找一个就是了。他却说，佳人难再得，我这个老婆虽然谈不上倾城倾国，但要再找一个这样漂亮的，也实在不容易啊。过分的伤心终于使他不到一年就送了命。看，荀粲这个人痴不痴，重情不重情？ 再讲一个兄弟情笃的故事，主角是王徽之。王徽之是书圣王羲之的儿子，字子猷，他有一个弟弟叫王献之，字子敬。王献之才气纵横，字写得跟爸爸王羲之一样好，父子俩在书法**合称“二王”。王徽之**欣赏弟弟的才华，觉得自己不如弟弟。有一次，他听说有一个**很高深的老道可以把一个人的阳寿加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就去找这个老道，说他弟弟才气过他十倍，他希望弟弟长寿，好多做点事业，愿意把自己的阳寿送给弟弟。没想到老道算了算，说没办法。王徽之问为什么，老道说：“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寿命都没剩下多少了，就算把你剩下的阳寿加到他身上也没有意义。”果然不久之后他们两个都病了，两家仆人跑上跑下传达兄弟两人的相互关怀。有**王徽之突然觉得几天没有弟弟的消息了，想到恐怕大事不妙，就不管自己重病在身，立刻叫仆人用轿子抬着自己去看弟弟。结果一到献之家里，果然发现弟弟已经死了，刚设好灵堂。他没说话，也没哭，从墙上取下弟弟平常喜欢弹的琴，坐在灵前就弹了起来。弹了几次，都不成曲调，他长叹一声，把琴摔在地上，说：“子敬啊子敬，人琴俱亡啊。”“人琴俱亡”这四个字一直传到**，还能够让人感受到王徽之对弟弟的深情和哀痛，胜过一切号哭。 再讲一个朋友情深的故事，主角还是王徽之。王徽之实在是一个很富于感情的人，不仅爱弟弟，也爱朋友。他有一个好朋友叫戴逵，字安道，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东晋有名的画家、音乐家和文学家。王徽之和戴逵当时住在会稽一条叫剡溪的江边，但是相隔几十里。有一年冬天很冷，**夜里王徽之大概是冻醒了，推开窗户一看，一片雪白，天上下着鹅毛大雪。他看了很开心，觉得很美，在房里走来走去，一边吟诵左思的《招隐诗》，突然想起自己的好友戴逵，因为戴逵也是隐士。他便马上叫仆人准备好船，冒着雪溯江而上，要去看老朋友。仆人们划到天亮，才到达戴逵门口。王徽之却突然对仆人讲：“算了，咱们回去。”仆人问：“你不是要来看朋友吗？怎么到了又要回去呢？”王徽之说：“我是乘兴而来，现在我已经满足了，就可以回去了，不一定要见到他。”王徽之就是这样一个多情而率性的人。“乘兴而来”和“兴尽而返”从此成了两个成语，现在还留在我们的字典里。 *后再讲一个父子情深的故事，主角是郗超。郗超是一个很有才华也很有抱负的人，他是桓温*信任*依靠的幕僚。桓温当时是大权在握的军阀，他有篡夺晋朝政权的野心，而郗超则认为桓温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愿意帮助桓温成就大业。他们常常在桓温家里策划阴谋。有一次两人正在卧室里密谈的时候，突然谢安来了，郗超一时无处回避，便躲到桓温的床帐后边。谢安和桓温谈起朝廷的事， 郗超听得起劲，竟忘了自己是躲在帐后，居然插了一句嘴，谢安吃了一惊，但他很机灵，装作毫不在意，跟桓温开玩笑说：“原来你这里还有一个入幕之宾啊。”“入幕之宾”这个词从此成了“密友”（现在也常指“情人”）的代称。郗超帮桓温出主意是瞒着自己的父亲郗愔的。郗愔当时任司空，是一个忠于晋朝的老臣，父子两人政治立场刚好相反，但郗愔并不知情。没想到郗超在三十多岁的壮年得重病死了，郗愔白头送黑发，**哀痛。郗超跟父亲感情**好，他在病重的时候就想到如果自己死了，父亲可能会哀痛得把老命送掉，就把一个密封的小盒子交给自己亲近的仆人，说：“如果老爷子只是一般的哀痛，就算了，如果他哀痛得不行，你就把这个小盒子交给老爷子。”后来郗愔果然哀痛得死去活来，仆人就照郗超说的把小盒子交给了郗愔。郗愔打开一看，盒子里面全是郗超为桓温写的篡夺晋朝政权的方案、步骤，以及跟桓温的往来密信。郗愔一看大怒，说：“这小子死得好，早就该死了。”郗愔的悲痛就这样被愤怒抵消了，老命也就保住了。看，这父子俩多有意思，他们感情深不深、真不真呢？看来政治立场的不同并没有妨碍他们父子的感情，至少没有减少郗超对父亲的爱敬。 情的觉醒也是个体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之一，对真挚情感的追求也是一个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人必然会具备的。魏晋南北朝时士族阶层的精英分子中，出现了许多重情的人物和故事，以上数例只是比较**的。这种重情的风气对当时的文学艺术影响很大，中国文学的抒情特色主要就是在这个时代奠定的。中国的文学尤其是诗歌特别重视抒情，而不大注重叙事，没有出现像西方荷马史诗那样篇制宏伟的叙事诗，跟魏晋南北朝的尚情风气很有关系。魏晋南北朝正好是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的枢纽时期。魏晋南北朝以前，除了屈原，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的诗人，大量诗人的出现是建安以后，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早期的事。而这个时候重情的风气正好在士族阶层中流行，那么后来的中国诗歌主要向抒情一面发展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者对魏晋历史深有研究，征引大量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事实，对其进行解析、探讨，深入浅出，文笔通俗流畅，呈现出作者多年治学的精髓，是读者了解魏晋南北朝时代风貌的**的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