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唐寅传

作者简介

卢寿荣 笔名卢小雅，闽籍客家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著有《镜中流年》，另著译出版《中国新诗》《名刹》《八仙》《在喧嚣世界里持守匠心：仇英传》《思维技巧》等十余种书籍。

内容简介

序章 我是谁 柴门深掩雪洋洋，榾柮炉头煮酒香。最是诗人安稳处，一编文字一炉香。——题《柴门掩雪图》 当我们开始诉说唐寅时，脑海中总是会同时闪现出他的诗词、逸事，以及俯拾皆是的民间笑话。这其中有不少是极为真实的材料，比如唐寅本人的作品或者朋友对他的评赞，但更多的则来自野史笔记、民间传说。对于一个严肃的学者来说，辨别史料是非做不可的工作，即便在经过长期的检索后，发现这种做法是徒劳无功的。关于唐伯虎的资料非常少而且并不可靠，许多史料之间也不存在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就以众口相传的“九仙祈梦”而言，看上去荒诞不经，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明明白白地记录于唐伯虎最好的朋友祝允明为其写的墓志铭中。凡此种种，直到今天仍然会引发各种争议。于我而言，我更感兴趣的是研究活跃于老百姓唇舌之间的那位风流的唐解元——他的形象是如何产生的，又在何种程度上偏离了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如果一个人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象主要源于民间，那也许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民间的传闻比正式的典籍更贴近当代人的内心世界。出于此种考虑，本书采取的写法也就和一般意义上的传记判然有别。我对严肃的史料和民间的逸闻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更重视追寻唐伯虎的心灵轨迹，而非考证其生活遭遇，更不想做政治或伦理上的批判，如果因此而引发学院派研究者的不快，那当然是笔者的过错。 正传后讲，先扯闲话。我们就从一个民间笑话说起。有一日，苏州吴县县官要征收虎丘的茶叶，便命差役拿了征收额督促虎丘的和尚缴纳。和尚们无法完成，差役就押解和尚们向县府交差。县官下令打和尚们三十大板，并且在大街上张贴布告。和尚们又急又慌，情急之下听说县官非常尊重唐伯虎，便托人带着重礼去拜见，但唐伯虎拒收礼物。 这天，唐伯虎出游，恰巧遇见和尚们游街示众，他突然来了兴致，拦住差役，要来笔墨，在木枷上写了首打油诗： 皂隶官差去采茶，只要纹银不要赊。 县里捉来三十板，方盘托出大西瓜。 县官听说后，便问木枷上的诗是谁写的，当听说是唐伯虎时，县官哈哈一笑，便放了那些和尚。 这则故事看起来有些俚俗，但奇怪的是，这可能就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唐伯虎。对于传统的士大夫而言，唐寅之所以成为偶像式的人物，在于其狂傲的气质、惊人的才气，乃至落魄一生的遭遇，他们从他的身上寻找到了某种心灵寄托。民间的唐伯虎带有明显的市井气息，更像是一个没有节操的段子手，浪荡而不下流，俚俗而有趣，能够运用聪明才智来打破世俗的清规戒律，化解封建体制对人性的压抑。如果按照传统的观点来看，这两种唐伯虎的形象高下立判。但问题在于，谁都无法轻易地将民间传说中的唐伯虎剥离，谁也无法轻易判断唐伯虎不是这样一种人。我们只能说，唐伯虎大概具备了类似的个性，才会给后人想象的空间。否则，别人为什么不把这种笑话加到同样出名的沈周或文徵明身上?事实上，即使在明清士大夫的笔记中，我们也能找到不少类似风格的记载： 吴郡一僧，以犯奸事发，架号通衢，伯虎戏对僧吟曰:“精光顶上着紫光，顶有情人，受一无情棒;出家人反做在家人，小和尚连累大和尚。”一时闻者无不绝倒。(《风流逸响》) 伯虎与客出游，见一果园茂甚，乃戏逾垣盗果，忽堕厕中，诸客从墙外伺之，寂如也。客私谓伯虎且已饱啖矣。一客少年曰:“吾辈盍往从之?”遂先诸客逾垣，亦堕厕中，见伯虎蹲踞其右，曰:“君亦来享此耶?幸勿言，当与诸君共之。”少顷，客相继逾垣，俱仆厕中。伯虎相顾大笑，其狂诞如此。(《唐伯虎轶事·锡山孙寄生谈》) 联系到明末士风的颓丧，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前面笑话中的唐伯虎无疑跟历史上的唐伯虎是有联系的。士大夫的评述和民间传说中的记载，雅俗的区分超过实质的区别。当然，到了通俗文化日益发达的今天，唐伯虎的名声已明显超过了他的诗名、画名。他虽然以才子立世，但他的名声却大大超过了一些才气不逊色于他的士人，比如他的知交好友文徵明和祝枝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唐伯虎的个性才是他为后世留下的最知名的遗产。而这种个性也不仅仅是一般评论家所列举的那几种:比如狂傲，徐渭未尝不狂傲;比如风流，历史上本色当行的多了;又如淡泊功名，唐伯虎的好友张灵比他彻底得多，也同样才华出众，但别人只会在提到唐伯虎、祝枝山时才稍带提及。至于书画，唐伯虎在中国古代可算是第一流的作者，但还称不上是殿堂级人物。他的诗文地位就更低了。后来将他的诗文汇集刻印的何大成故意说过这样的反语：“伯虎小词，率多浮薄伤雅;且不足供覆瓿，奈何灾木邪?”可见当时有不少人认为出版唐伯虎的诗文是一件灾及梨枣的事情。现在有不少人喜欢将唐伯虎跟苏东坡相提并论，但这二人之间的差距是很明显的。两人虽然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子，但苏东坡的才华无疑从品格上就比唐伯虎高出许多。苏东坡可算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最大的偶像，在他的身上几乎找不出任何缺点:诗、词、散文、书法、绘画，他样样都是大家;谈政治头头是道，讲佛道也能口舌生花;居庙堂之高则忧天下，处江湖之远则与民同乐。他是老百姓、士大夫甚至皇帝都推崇的人物。他能在歌筵中风流快活，但不影响他的上书议政;他能在穷荒之地细数烟花，但不坠其青云之志。如此惊世绝艳之才，无怪乎南宋孝宗皇帝在追赠其为太师的圣旨中感慨道:“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 让我们略微分析苏东坡与唐伯虎的差别，则可发现，苏东坡的形象主要是由文人创造的，而唐伯虎的形象却主要源于民间传说。我们今日说起唐伯虎，仍然如邻家男孩般亲切;而谈论苏东坡，却已经是闭门读书式的玄谈。我们可以随意将唐伯虎作市井式的发挥而不必担心遭人嫉骂，但若有人用同样的口吻提及苏东坡，恐怕随时会惹来一场口水官司。同样是才子，苏东坡展示的是中国文化中雅的一面，而唐伯虎则留下了俚俗的形象，纵使他也曾经在数千人才中拔得头筹。最能够说明他在当今市民心目中的形象的，莫过于香港演员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以传统研究者的视角看，这部片子毫无史实根据，但它却成为“后现代”喜剧电影的经典，拥有无数狂热粉丝。最让一些传统文化喜好者跌破眼镜的是，像下面这样一段离经叛道的唐伯虎自述，竟成为年轻人的最爱： 小人本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谁知那唐伯虎，他蛮横不留情，勾结官府目无天，占我大屋夺我田。我爷爷跟他来翻脸，惨被他一棍来打扁，我奶奶骂他欺善民，反被他捉进了唐府，强奸了一百遍，一百遍，最后她悬梁自尽遗恨人间。他还将我父子，逐出了家园，流落到江边。我为求养老爹，只有独自行乞在庙前。谁知那唐伯虎，他实在太阴险，知道此情形，竟派人来暗算，把我父子狂殴在市前，小人身壮健，残命得留存，可怜老父他魂归天!此恨更难填。为求葬老爹，唯有卖身为奴自作贱，一面勤赚钱，一面读书篇，发誓把功名显，手刃仇人意志坚!从此《唐寅诗集》伴身边，我铭记此仇不共戴天! 这一番惊世骇俗、看似咬牙切齿的言语出现在影片中，丝毫不能激起观众的道德同情，反而转化成一种戏谑性的狂笑，因为观众知道唐伯虎是在胡说八道、装疯卖傻，其严肃的语义被其夸张的肢体表现形式和外在的语境给消解掉了。在另一个方面，影片又通过这种形式，把当代年轻人反抗权威、追求娱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跟数百年前唐伯虎身上那种游戏人间的气质连接起来，使唐伯虎这棵“老树”开出了“新花”。在旧时读书人的心目中，唐伯虎的知名度不可谓不高，但他的故事传播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世俗成分，实际上，这种文化的生命力极其惊人。在不同的朝代，它在底层百姓的心目中像野草一样汹涌地生长，蔓延开去。冯梦龙的《唐解元一笑姻缘》首发其端，旧时的一部《唐祝文周四杰传》更是风靡民间，评弹《三笑姻缘》则传遍大江南北。唐伯虎已经从一个历史中的人物，一转而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唐伯虎风流不羁的形象也正是因为这些民间作品的传播而深深地植根于一代又一代民众的心中。 如果我们细细追溯历史，当然可以纠正民间传说中一些明显牵强的说法。比如唐伯虎到处花天酒地，好像从不缺钱，其实他的家境也只是小康，中年后更是陷入困厄。又说他有九个老婆，其实只是因为他的第三个妻子俗称九娘。还有坊间艳本传唐伯虎点秋香之说，则纯属子虚乌有。如果说苏东坡的神话是被士大夫的热爱和崇敬堆积起来的，那么唐伯虎的传说则带有更多市井细民的热情和理想，当然也包括了粗俗和色情。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称赞苏东坡的名声并非仅仅源于其才华，还源于其身上的那种堂堂正气。对于唐伯虎来说，其名声同样也逸出才华之外，但身上带有的却不是士大夫推崇的浩然伟大的气质，而是朴实、亲切的特性，有些时候甚至喜欢耍一些小聪明。唐伯虎和苏东坡都是幽默之人，但我们无法说清楚哪一种幽默的层次更招人喜欢一些。林语堂本人显然更推崇苏东坡，他认为一个人文章的精神风格能够映衬出他的人品。这话当然说得没错，但问题在于，我们无法认定哪一种文章的精神风格是永远屹立不倒的，正如林语堂自己也常常被讥为只谈幽默而回避政治的滑头人物。他推崇苏东坡的凛然正气，那种真淳的精神风骨，然而一般的老百姓可能会对此敬而远之，因为他们从唐伯虎的身上可以发现自己。林语堂推崇苏东坡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但唐伯虎又何尝不是?风流潇洒的唐伯虎与穷困潦倒的唐寅，孰是孰非?其《伯虎自赞》中言道： 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 这是灵与肉的对话，同时也是两个自我的对话。如果有谁想对唐伯虎妄下断语的话，那么倒不妨学习唐伯虎，先扪心自问一下自己究竟是谁。 第一章 伥伥莫怪少年时 高山奇树似城南，兀坐联诗兴不厌。一自孟韩归去后，谁人敢把兔毫拈。——题《高山奇树图》 一 多少年以后，面对虎丘的月亮，袁宏道仍然能够回忆起当日他曾经在月下许下的誓言。虎丘离苏州城大概七八里的样子，又名海涌山。相传春秋晚期，吴王夫差葬其父阖闾于此，葬后三日，有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因为靠近苏州城，所以虎丘娱乐之风极盛，大凡月圆之夜，花开之晨，飘雪之夕，来往人群川流不息，笙歌燕舞，箫鼓齐鸣。特别是中秋之夜，苏州几乎倾城而出，人们拖家带口，手挽着手一起来参加这盛大派对。无论是官宦人家还是平民百姓，个个都打扮得光鲜亮丽，衣冠楚楚。人潮从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公祠，一直延伸到试剑石、山门，沿途衣带簇拥、欢声笑语，人们密密麻麻地排列着，随时准备击节而歌。千人石上，更是经常上演歌艺大对决。开始是群体合唱，一时之间，锣鼓震天，铙钹齐鸣，人们兴高采烈，根本分辨不清唱的是什么、唱得好不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时有清亮的歌声自人群中响起，一些不太优美的歌喉也就自觉地退出舞台。等到月上中天，月光洒落下来，犹如一匹洁白的丝绸，把虎丘照得清亮无比。月光下，只剩下三四位高手仍然追随着音乐的节拍，在缓缓斗歌。一曲洞箫，一管竹笛，配合着缭绕的声线和迷离的舞步，令听者神清气爽，真有三月不知肉味之感。到夜深时，月亮斜挂天边，微云拂过山间，大树下人影散乱，有些人忍不住困倦回家了，但绝世好声音此时才姗姗登场。玉箫和檀板顿时显得造作，清音一起，四围俱寂。歌声初时声线极细，好像是从水底传来，接着慢慢升至水面，荡起几许涟漪，突然，歌声冲破水面，直上云霄，每一字都悠久缠绵，就像一个温柔的旧梦，飞鸟为之停留，壮士闻之下泪，在山间听歌的百姓，更是心醉神迷，恍惚之间，不知身处何方。 然而这样的美景，身为吴县知县的袁宏道竟无缘一会。虽然他也曾六次登临虎丘，但大多是在人群散尽后，对着凄清月景，反生出荒凉之感。他也曾试过和几位好友缓步登山，指望与民同乐，可千人石上的人们见知县来临，登时躲避不迭。此刻的袁中郎想起往事，仍然有点伤感，他扭过头对着身后一位俊朗的书生说道:“哎，难道我戴了这顶乌纱帽，跟百姓的距离就变得这么远了吗?当官的差使，竟然是这么俗不可耐吗?” 身后那人正是中郎的好友江进之。他笑着说:“也不尽然，大概中郎兄来吴县未久，百姓还不十分熟悉吧。如果他们知道你对月儿的喜好、对昆曲的欣赏，比起他们只多不少，说不定就会引你为同道了。” “不过身为一县之长，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像老百姓那样随便的。”说话的是方子公，也是中郎在吴中的好友。 中郎举首望月，其时月上西天，看上去伸手可及。他不由伸出右手，对着月儿许下誓言:“他日我如果不当这个狗屁知县，一定要来这里痛痛快快喝酒赏月，此心可鉴，以月为证!”他是如此认真，以至于身边的方、江二人都笑了起来。 “刚才千人石上唱的是什么呢?” “《唐伯虎点秋香》啊。我知道中郎兄一向喜欢伯虎，未尝赶及，实在是一大憾事呢!” 原来，袁宏道对苏州才子唐伯虎十分仰慕，曾经在文章中这样评价他： 吴人有唐子畏者，才子也;以文名，亦不专以文名。余为吴令，虽不同时，是亦当写治生帖子者矣。余昔未治其人，而今治其文。大都子畏诗文，不足以尽子畏，而可以见子畏。 一向心高气傲，又贵为一县之长的袁中郎竟然愿意带着治生帖子去拜会唐伯虎，可见其内心对他的景仰。此刻他听闻刚才错过了一次跟伯虎神交的机会，更是愀然不乐。几个人说话之间，已然来到千人石北的剑池。这是当年吴王洗剑的地方，深不可测，两岸岩石陡峭，好像用剑削出来的一般。剑池池形狭长，南宽北窄，形如长剑。石壁上长满了苔藓，挂满藤萝野花，随风摇曳如同飘带。两侧崖高千尺，池水终年不干。中郎低头望池，不禁畅想当日吴中胜会，唐寅、文徵明等才子在此交游的情景。正在此时，江进之忽然叫了起来:“!这里还有唐伯虎的题字呢!” “哪里?哪里?”袁宏道和方子公都一下子抬起头来。 顺着进之的指示，中郎看到满眼绿色的石壁上刻着几行大字:“弘治乙丑十一月十日，侍郎王鏊、少卿李旻、宪副朱文来游，诸生唐寅等从。”虽然年月久远，苔藓剥落，但石刻宛然，看来是用宝剑刻的。“王鏊?就是在正德年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加封太子少傅的那位吧?” “正是。此人在吴中文坛影响极大，虽然沈周是公认的领袖，但要说到朝野共推，文山并重，还得数他。” 王鏊是苏州东山人，于成化年间连中乡试、会试第一，第二年去京城参加最后的殿试时，据说本来状元唾手可得，但由于主考官商辂是“连中三元”的人物，看到有人来抢自己的风头，心中不快，所以故意将他的分数判低，最后只得了探花，但王鏊已然声名大噪。后来虽然位极人臣，但他深明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早早卸职归山，与吴中文友往来唱和，唐寅也曾写诗称赞他“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这种进退自如的生活方式委实比一般文人高明多了。 众人感慨一番，又联想到唐寅陪王鏊等人在此地游玩的“弘治乙丑年”，也就是弘治十八年(1505)，这一年正是唐伯虎命运发生转折的一年。他在阊门内北街之北，修筑了为后世称道不已的桃花庵，他那首千古流芳的《桃花庵歌》也正是作于此时：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来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花酒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忒风颠，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酒无花锄做田。 全诗语言通俗，风格秀逸清俊，意蕴醇厚深远，这种不事修饰、重在表达真情实感的诗风，正是袁宏道一生所追求的境界。在明亮的月光下，他吟着这首诗，遥思唐解元傲视权贵的风度，不禁微有醉意。再看石上唐寅自称“诸生”，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仔细一想，又释然了。唐伯虎虽以“南京解元”名世，但在经过科场案后，万念俱灰，对自己中举一事，有时候以自嘲的口气提及，有时候则宁愿自降一格，如此种种都是其郁闷心情的流露。他又想起乙丑年间，唐伯虎还几乎与最亲密的朋友文徵明绝交。科举失利之后，唐伯虎醉心于醇酒妇人之乡，这对于平日板正谨严的文徵明来说，似乎有些不可容忍，于是作诗规劝。在此之前，唐伯虎对于文徵明的意见是极为重视的。多少年来，在文林和文徵明父子的影响下，他甚至改变了一些过于狂放、不为世人容忍的所谓恶习。但是在科场案后，他的心灵变得特别敏感，甚至可以说有些草木皆兵。他已尝惯了世间的冷眼，文徵明此时的劝谕显得不合时宜，这让唐伯虎觉得连最亲密的朋友也将离他而去。以唐伯虎狂傲不羁的个性，当然无法抑制内心情感的大喷发。他曾经在月光下骑着白骡来到虎丘，仰天长啸，其声哀哀，四围居民听了无不下泪。中郎正沉思间，江进之一扯他的衣袖:“天就快亮了，我们回去吧。”话音刚落，远处寒山寺的钟声，就已经隐隐传来了。 袁中郎哀悯先贤英灵的心思，虽然是古今一致，但岁月无情，昔日的才子故里、浪荡传说，早已随墓前的芳草瑟瑟离去。祝枝山在《唐子畏墓志铭》中曾说唐伯虎的墓在横塘王家村。崇祯甲申年(1644)的春天，正是鸟语花香之时，雷起剑、毛子晋等几位风雅之士慕名前往横塘。村民指着远处的水滩说： “这就是唐伯虎的墓了。”几位定睛一看，只见污泥烂荷中，漂着几片竹篾，远处阡陌交通，是农民的耕地，牛羊成群在地上奔跑，荆棘布满了小山丘。满目疮痍之色，让人联想起日薄西山的大明王朝。毛子晋是当时著名的出版商和藏书家，见此情形，不禁长叹道:“虽然是世道如此，但伯虎的朋友真是有罪过啊，怎么会任由这么一个大才子就这样被糟蹋呢?”起剑答道:“也不能如此说吧。伯虎的朋友生前身后对他都很好，文徵明到死还念叨着他呢。如今唐才子的墓地荒芜，想是跟时局有关。村民粗俗，何解才子之味?国事飘零，又能指望几人作《广陵散》呢?”几个人面面相觑，都在扼腕长叹。又说到唐伯虎的文章，早已流布世间，即使千载之后读其文，依旧凛凛有生气，实在不必去责怪他的亲朋好友未能照顾好他的坟冢。世间冷暖，唐伯虎早知，他在生前备受冷眼，死前也早有预料，他晚年习禅，想必对这一切早已看透并处之泰然。他在诗中写道:“阳间地府俱相似”，现在想来，凝聚了多少对生命的感悟啊!为了聊表心意，毛子晋等人专门到苏州城里搜寻唐伯虎的后人，经过反复打探，终于找到了他的侄孙媳妇，也已经是白发苍苍了。又过了两个月，一座新的桃花庵建了起来，虽然仅有寥寥几株桃树，但新立的墓碑和诗友的唱和，也使附近的居民纷纷驻足而观。只是国破在即，这一项重建的工作也就没有继续下去。历史深处埋藏着造物主的叹息，孤独、苍凉的青藤古树又一次掩盖了那几座简单的茅舍。物是人非事事空，在自顾不暇的时候，很难指望人们用朝拜者的心情，去瞻仰一位怀才不遇的“风魔解元”。唐伯虎是人们喝酒吃饭的谈资和娱乐的养料，无论是喜欢他的士人还是普通老百姓，此刻都无暇细细品味唐伯虎内心的孤独、痛楚，他对生命的独特触觉。在大是大非面前，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英雄，是冲冠一怒的豪杰。冷树苍山，绿水无涯，在改朝换代的风云变幻中，风流才子唐伯虎又一次遭受了冷落，虽然此刻他已经死了足有一百二十年。 但历史就是这样喜欢与人开玩笑，在遗忘的另一面，往往又隐藏了回忆和思念。如同袁宏道面对虎丘的月亮想起唐伯虎那样，一俟时局稍定，掩藏在人们心中的对于才子的思慕之心，也就缓缓复苏了。康熙中期，在阊门居住的一位居民，偶尔游经旧日唐伯虎读书的地方。天寒下雨，他为了避雨，无意中进入了一间散发着霉味的草屋。这间草屋孤零零地伫立着，也许是当地人养牛牧马而用。当这位居民紧抱双肩，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时候，忽然看到了一块平放在粮槽上的石碑，上面露出了几个大字。此人粗通文墨，一时起了好奇之心，便哆嗦着用手拂开了遮盖在碑上的草料和污泥，经过细细地辨认，他忽然间像弹簧一样跳了起来:“唐伯虎!这是唐伯虎的墓碑啊!”在极度兴奋中，他的头撞到了草屋的柱子，几乎磕出血来，但他不管不顾冲出屋外，将发现唐伯虎墓碑的消息传布到四面八方。 为唐伯虎书写墓碑的人是明代苏州知府胡缵宗。他是陕西秦安(今甘肃天水市秦安县)人，正德三年(1508)的进士。按照墓碑上的说法，这块碑是唐伯虎的弟弟唐申于嘉靖五年(1526)，即唐伯虎死后三年所立。但是如果仔细推敲，可以发现这块碑是有问题的，因为碑上大书:“明唐解元之墓。”试问，墓碑既为唐申等人所立，无论唐申还是胡缵宗都是明代人，哪有直书本朝之名的道理，最起码要写个“皇明”或“大明”吧?因此有人怀疑，这块碑本来就是后人的伪造。已经遗忘了唐寅近两个世纪的苏州人民，此刻却被燃起了熊熊热情。先是一位诗人沈季友路经吴门，听闻唐寅之墓湮没于丛生蒿草之中，心中感慨，去拜见江苏巡抚宋荦的时候，不免心中恻恻，哀叹先贤遗冢，凋零至此。宋荦也是饱学之士，立刻派人前往墓地，大修一番。仅数月，唐伯虎墓地已焕然一新，桃林密布，燕子纷飞，仕女衣冠，罗列门前。沈季友再游此地，欣喜若狂，即兴赋诗数首，略表其心。其诗一作:“蒿径苔碑二百年，偶然清话及荒阡。中丞自是风流主，怜取桃花小劫仙。”又作:“重来已结数椽云，细水陂塘燕尾分。一坞红香埋骨好，春游多上解元坟。”宋荦还郑重其事地将沈季友的这几首诗刻上坟头，略表其心。从此才子的寂寞之情略为一歇，唐寅的墓地又重新成为吴中文人聚会的佳地。尤其每逢月圆之夜，人们涌至唐寅故居，桃树芬芳，小溪潺潺，整修一新的梦墨亭边，大伙吹着轻风，遥思乡里先贤的潇洒英姿:挺着个大肚皮的祝枝山，摸着老山羊胡子的沈周，年少轻狂的张灵，成熟稳重的文徵明，默不作声躲在门角的仇英，还有英年早逝的刘嘉。这些前辈的英魂，此刻似乎又随风而动，重新闪烁在人们的眼前。 另一位堪称唐寅隔世知己的文人，当属尤侗。此人是清代名士，顺治皇帝曾赞叹其为“真才子”，康熙皇帝也尊称他为“老名士”。但其仕途坎坷，与唐寅略同:尤侗顺治年间以贡生任永平府推官，因鞭挞旗丁而被黜，六十多岁才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所以腹中牢骚之气颇多，对唐寅的遭遇，也就深有同感。宋荦重修桃花庵，尤侗出力甚多。本来桃花坞已为一片荒地，尤侗心想:此地既名桃花坞，没有桃花，成何体统?于是购买了数千株桃树，种在屋旁，等到来年春暖时分，红英缤纷，满地芬芳，远近游客，纷至沓来，思才子之往事，慕高士之形迹。尤侗在编《明史》的时候，还特别将唐寅列入《文苑传》中，以彰显其事迹。桃花庵修葺完毕后，他又兴致勃勃地模仿《楚辞》作赋，以招先贤之魂： 若有人兮江之东，衣薜荔兮冠芙蓉。驾紫凤兮骖骊龙。逝谒帝佤蓬莱宫，猛犬唁唁兮阻九重。美人晓妆兮画眉妩，妒女谣诼兮谓淫蛊。将骧首兮搴青云，歘失足兮堕黄土，朅而归兮多离忧，溯江湖兮汗漫以游。举世浑浊兮去无所，牵萝补屋兮块独处。杯潦倒兮墨淋漓，呼酒徒兮聊笑语，拍铜斗兮怅怅歌，羌佐之兮天魔舞。鼎鼎百年兮蹇谁留，荒草茫茫兮断云雨。仓庚鸣兮桃始华，铺锦浪兮蒸红霞。佳城窈窕兮板屋周遮，令威化鹤兮盍归其家。 携予觞兮风前，鼓予琴兮月下，采吴宫兮众香，将以遗兮长夜。长夜兮奈何，醉乡兮高卧，木客行吟兮石人和，魂逍遥兮归来兮。 在历经生活和精神的创伤后，一代才子唐伯虎终于等来了正名的机会。才子的风姿，佳人的脂粉，醉乡的漫吟，诗画的清狂，鲜活地复活在我们面前。下面，就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脚步，迈进那个纸醉金迷，同时也是英杰辈出的年代。 当我们讲述唐伯虎时，脑海中总是会同时闪现出他的诗词、逸事，以及俯拾皆是的民间笑话。其中有不少是极为真实的材料，比如唐寅本人的作品或者朋友对他的评赞，但更多的则来自野史笔记、民间传说。关于唐伯虎的资料非常少而且并不可靠，有些看上去荒诞不经，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如“九仙祈梦”，却能明明白白地记录于唐伯虎最好的朋友祝允明为其写的墓志铭中。关于唐伯虎的生平有许多争议，对于本书的作者而言，他更感兴趣的是活跃于民间故事中的那位风流的唐解元——他的形象是如何产生的，又在何种程度上偏离了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如果一个人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象主要源于民间，那也许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民间的传闻比正式的典籍更贴近当代人的内心世界。出于此种考虑，本书采取的写法也就和一般意义上的传记判然有别：对严肃的史料和民间的逸闻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更重视追寻唐伯虎的心灵轨迹，而非考证其生活遭遇，更不想做政治或伦理上的批判。 如果说苏东坡的神话是被士大夫的热爱和崇敬堆积起来的，那么唐伯虎的传说则带有更多市井细民的热情和理想。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称赞苏东坡的名声并非仅仅源于其才华，还源于其身上的那种堂堂正气。对于唐伯虎来说，其名声同样也逸出才华之外，但身上带有的却不是士大夫推崇的浩然伟大的气质，而是朴实、亲切的特性，他有些时候甚至喜欢耍一些小聪明。林语堂推崇苏东坡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但唐伯虎又何尝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