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欧洲史·中世纪盛期的欧洲

作者简介

威廉？乔丹（William Chester Jordan） 中世纪学者，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该校中世纪研究项目主任。他研究十字军史、英国宪政史，关注中世纪的政教关系、性别、经济、犹太人地位等问题，著有《路易十四与十字军的挑战》《从奴役到自由》《法国王室与犹太人》《大饥荒：12世纪早期的北欧》《从英格兰到法兰西：中世纪盛期的重罪与流放》等多部著作，其中《大饥荒》获得哈斯金斯奖。

内容简介

第2 章　地中海地区的欧洲（节选） 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景色让人久久难忘：蓝天明净，盐沼地上的草浪随风起伏；空气温暖潮湿，水鸟或成群成双，或形单影只，翱翔于天际，直到循着潟湖找到捕鱼与休憩之处，方才歇息落脚。波浪拍击着海岸，不远处是广袤的绿色原野，数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其上耕作。在遥远的高地上，橡树和冷杉组成了大片林地。村庄中，葡萄藤和繁花盛开的果树散发出晚春和夏季特有的芬芳气味。 地中海没有明显的潮汐现象，这片海域及其欧洲腹地为中世纪的捕鸟者、渔民和水手提供了丰厚的机遇。当地狩猎盛行，贵族鹰猎者喜欢在苍鹭筑巢之地打猎，乡民们则每年捕获数以十万乃至百万计的候鸟。据估计，每年约有500 亿只候鸟离开位于非洲的冬季庇护所，迁徙到欧洲的夏季栖息地，而地中海北岸的歇脚处便成了它们的丧命之处。此外，海中也能找到食物，不过地中海盐度较高，鱼群密度不及北欧海洋。来自不同民族、信仰和文化的信使、商人和奴隶出现在港口，这给地中海的居民提供了许多交流接触的机会。 然而，地中海这个伙伴有时也信不过。冬季可能会有狂风暴雨，水手们不愿在此时出海。许多大陆港口都不适合大船停泊，部分原因是海水涨落幅度太小，冲不走平缓河流汇入海中时带去的大量淤泥。盛夏时节，潟湖中散发出恶臭，携带病菌的昆虫肆虐，当地生活变得令人生厌。强劲的海风偶尔吹过，送来新鲜的空气，将成群蚊蚋一扫而空，不过，风暴来临，不在避风处的船只也会因此损毁。 盛夏也带来了干旱。欧洲南部的降水比不上北部。山脉的春季径流形成了无数小河，而到了6 月末7 月初，这些小河的下游就会变成干涸的河床。8 月时，在西班牙中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南部的部分地区，生态已经变得与沙漠相仿。曾经嫩绿的山峦丘陵变成了苍灰色，有如余烬。清晨阳光的热量令大地重现生机，让蜥蜴们愉悦不已，正午骄阳的炙烤，又使它们慵懒闲适起来，人类和家畜只能倦怠地躲在任何能找到的阴凉处所。幸运的是，那里有山脉，比如伊比利亚（Iberia）半岛的坎塔布连（Cantabrian）和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法国南部的赛文山脉（Cevennes），以及意大利的亚平宁山脉（Apennines），靠近群山的地方湖泊常满，溪水常流，附近繁茂的草场能为成群的家畜和野兽提供充足草料，至少曾经如此。在群山中，在海岛上，在南部许多有森林覆盖的地区，土地原本的肥沃程度与人类耕耘的回报多寡因地而异，这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的共同点。在某些情况下，人类干预是关键。在巴伦西亚（Valencia），灌溉技术在穆斯林到来之前就有应用，又在穆斯林手中得到了完善。到11 世纪时，灌溉技术已经使这座城市成了花园般的尘世乐土。在其他地方，自然环境的改变并非如此彻底，却也带来了类似裨益：西西里岛（Sicily）的峡谷风景迷人，那里也是11 世纪欧洲生产力最高的地区之一。在大陆上，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谷地中牧草繁茂，吸引平原地区的牧人们在晚春时节长途跋涉而来，哪怕这里地势险峻，人迹罕至，在许多民间传说中，这里更适合猛兽和未开化之人居住，而非信仰基督教的文明人。 地中海南部的独特环境塑造出这里日常生活的特有形态。夏日正午的酷热使午休成为惯例。就连笃于苦修的本笃会（Benedictine）修士们也得到指令，从大斋节（Lent）直到10 月，都以阅读代替室外劳作。葡萄园无处不在，在没有宗教禁令的地方，生产葡萄酒轻而易举，成本低廉，因此南方人的饮料也不会局限于麦芽酒、苹果酒和牛奶—至少对基督徒和犹太人而言是如此。橄榄树的栽培意味着南方可以用橄榄油作为烹饪用油和制造用油，不像在北方那样只能用动物脂肪。军事和政治的历史也使南方和北方出现了差异。在语言方面，和阿兰人（Alans）、汪达尔人（Vandals）和哥特人（Goths）一波波的入侵和移民相比，罗马帝国的长期统治、拉丁文化的多年浸染更有影响力。在伊比利亚、法兰西、意大利，还有以撒丁岛（Sardinia）上萨尔多（Sardo）为代表的岛屿地区，基于拉丁语或罗曼语的各式方言固然多样，但在语言学上，这些方言依然与遥远北方的日耳曼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谈及法律时，南方人依旧认为自己处于罗马法的约束下。这话的意思是，从他们订立契约的程序和一小部分契约责任的实质中，仍能辨认出古代帝国管理者创立的原则和格式化用语。 巴斯克人（Basque，他们是9 世纪诞生的纳瓦拉王国的创立者）在高卢（Gaul）西南和伊比利亚西北一隅持续抵抗罗曼语言的影响，罗曼语系因而没能在欧洲西南部获得全面胜利。东南方向，早年罗曼语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沿海等地区的成功转瞬即逝。穆斯林势力于711 年征服西班牙，902 年又夺取西西里，随着阿拉伯语的引入，罗曼语遭遇了最有力的对手。阿拉伯穆斯林之后，包括北非柏柏尔人（Berbers）在内的一批又一批非阿拉伯人接踵而至，带来了在此后数代人时间里影响南欧生活的又一组文化因素。伊斯兰教本身成了文化领域最大的挑战者。它给了信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人们另一种选择。改信伊斯兰教之所以有吸引力，部分是因为在穆斯林统治区，改信能使人获得最好的工作与受尊敬的社会地位。在教义方面，较之于复杂的三位一体基督论，伊斯兰教教义十分简洁，再加上其教义整合进了对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尊重，也许便说服了一些不太坚定的基督徒，使他们认为改变信仰并非神父口中的罪孽。1000 年时，在欧洲，穆斯林的第一波征服和伊斯兰教的首次传播固然都已结束，但其大规模的退却远未开始。在11 世纪的欧洲，南方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势的城市文化，这种文化并未彻底失去来自遥远过去的传承。穆斯林征服者们以极强的责任感鼓励人们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氛围，科尔多瓦（Cordoba）这座罗马帝国时期的省会城市就是很好的例子，其他许多失去了古时光彩的城镇也是如此。而在基督教欧洲地区，至少在南部，城市景观依然存在，但是繁华不比当年。相比之下，罗马只是当年盛况一个残影。这座在古代有100 万人居住的帝国都城，此时居民数量仅为2 万左右，有时像座鬼城，其中的宏伟建筑已人去楼空。话虽如此，倘若沿着朗格多克（Languedoc）南部海岸或整个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寻找，人们一定能发现一些规模虽小却十分繁荣的基督教城镇，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Tuscany）与伦巴第（Lombardy）也是如此。 在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尽头，威尼斯也开始崭露头角。从10 世纪晚期到11 世纪，为数众多的此类城镇已经脱离了皇帝、教皇、教区主教或一方诸侯的控制，与自己曾经的主人重新商谈保有独立的条件。在基督教君主国家里，唯一明显偏离这一趋势的例子出现在11 世纪时经历基督教再征服后的西西里岛。在那里，一个强大的王国建立在穆斯林式制度之上，防止了城邦的出现。城镇成了多种商品的集散中心，部分原因在于，在欧洲南部生活的人们通常会种植并销售特定的商业作物。1060 年时，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农民已经开始大规模种植桑树，他们还收集蚕蛹供丝绸纺织业之用，这一产业自10 世纪开始就以北意大利的卢卡（Lucca）为中心。此外，在意大利南部，也有染料行业的靛蓝（indigo）制造业，种植园里也有蔗糖生产活动。 在欧洲南部，形形色色的文化与信仰混在一起，这在前文已有提及。在西班牙，除北方比利牛斯山区的几个基督教小王国外，自711年起，多数地区已经完全处于伊斯兰政权的统治之下。征服者将权威施加到广大基督徒与数量可观的犹太人身上。有人认为，穆斯林的统治，至少到再征服运动真正展开时，都能保证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间和平共处。虽然在穆斯林统治伊比利亚半岛期间，穆斯林人口一直占少数，但通过改信与移民，他们的人口数量始终在稳定增长。而且，穆斯林自信能够长期保持霸权，因此虽然没有给予基督徒和犹太教徒所有权利，却依然和后两者友善地生活在一起。虽然有不平等因素存在，但人们还是都享有宗教自由，不过，被征服民族的宗教被认为是次于伊斯兰教的。被征服者的建筑、诗歌和其他文化与知识的表达形式，借鉴了许多阿拉伯与伊斯兰风格的主题和修辞，并重获新生。 近来，上述图景被批评为现代自由派和反教权派学者的理想化描述，甚至是对史实或多或少的有意歪曲。这些学者憎恨西班牙后来变成的样子—充斥着教士和种族主义者的西班牙，在欧洲其他地方盛行启蒙运动之际，西班牙却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大幅滞后。许多19 世纪和20 世纪的学者幻想能有这样一个时代：教会权力受限，基督徒不以血统纯洁或世袭传承来分为三六九等，不同信仰的人们一起劳作和娱乐，创造出繁荣进步的社会。但即便这种和平共处的情景纯属虚构，至少在西班牙，虽然信仰三种宗教的人群间存在着鸿沟，但当时暴力行为的数量依然少于中世纪较晚时期，即伊比利亚半岛差不多完全回归到基督徒统治之时。 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Provence）则从未经历过穆斯林统治。在这里，穆斯林征服时期建立的前哨据点仅仅是昙花一现。穆斯林曾多次袭击沿海并向内陆进军，还曾向北深入了相当一段距离。事实上，直到11 世纪，类似攻击还在继续，穆斯林要么从普罗旺斯的拉加尔代弗雷Gde Frainet）这种位于欧陆沿海的基地进军，要么从他们治下的岛屿，比如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s）出发。这些袭击，加上当地基督教领主的内斗，使朗格多克各地在政治经济发展上不甚均衡。尽管如此，从图卢兹（Toulouse）到法意边境的广大地区，依然存在一些普遍性的特征。 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大体以乡村为主，不过，当地还是有一些沿海或靠近海岸的城镇，本地居民成分多种多样，既有基督徒，又有数量可观的犹太人。和平时期，这些城镇—其中以纳博讷（Narbonne）、阿尔勒（Arles）和马赛（Marseilles）最为重要—会和北非、西班牙、意大利进行贸易往来。在充斥着暴力的历史时期，许多居民转而干起了海盗的勾当。在内陆，城镇规模较小，数量也更少。图卢兹是内陆最值得注意的城镇，或许也是唯一的大城市。像阿维尼翁（Avignon）、奥朗日（Orange）和瓦朗斯（Valence）这样的城镇将在中世纪后期的政坛上扮演重要角色，但11 世纪时，它们只是荒僻的小城而已。 在上述两省的广袤乡间，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中（在乡村，犹太人数量不多），包括了古代融合之后的高卢—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后裔，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信仰基督教的居民被补充进当地人口—这些人是在穆斯林征服西班牙之后迁来的。在乡村社会中，对个人的忠诚成了人与人之间最主要的纽带。11 世纪的某个时刻，人们可能会将这种关系以封建制度的形式表述出来，这一情况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不同。不过，执掌大权的人（potentes，“强大者”）与权力较小的人（mediocres，“平凡者”）之间的纽带，并不是通过宣誓效忠与赐封采邑形成的。上述两类人统治着为数众多的“弱小者”（impotentes），也就是贫穷的自由民、农奴和奴隶。这些人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依附于社会地位更高的人，他们和教士阶层一样，在乡村的暴力活动中成为饱受侵害的对象。 在10 到11 世纪发生的变化中，上述暴力行为促使大批教会人士与世俗贵族树立一套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公正观念，这个体系强调了正当与非正当战争之间的区别，也着重区分了暴力与复仇的合法与非法对象。一些地区领导者发起了“上帝的和平”（Peace of God）或“和平运动”（Peace Movement），号召地方显贵与大批弱小者和贫民出席集会，取当地教堂的圣物为见证，试图约束暴力行为。他们宣布了一系列规定，确立了冲突期间的行为准则。 26 在989 年召开的沙鲁（Charroux）会议上，“主教、教士和修士皆有列席，更不用说还有大批平信徒在场”，面对这些人，波尔多大主教领衔的高层神职人员严肃谴责了破坏教堂、劫掠乡村贫民、攻击神父渎神的恶徒，将他们逐出教会。“许多圣徒的遗体”也在会上得到了展示，“这些圣徒在世时常行神迹”。994 年，在利摩日（Limoges）召开了另一场会议，同样带着奇迹的光环。与会者也发布了一份地区性的“和平与正义公约”。11 世纪早期，在普瓦捷（Poitiers）与鲁埃格（Rouergue）召开的历次会议延续了这项工作，其原因正如普瓦捷会议所指出的：“和平之名如此美妙，合一信念如此美好，和平与合一都是基督升天时留赠给门徒的。”（引文均出自Head and Landes，1992 年，第327—342 页） 1027 年，在鲁西永（Roussillon）的埃尔讷（Elne）召开了会议，会议在图卢日（Toulouges）的大草场上举行，以容纳大群教士、贵族，以及“大批虔诚信徒（其中不仅有男人，还有女人）”。主持会议者制定了许多关乎“上帝的和平”的教规，也规定了休战条例，限制了打斗可以合法进行的时间段。“ 前述伯爵领地和（鲁西永）主教区的居民，不可在礼拜六的第九个小时到礼拜一的第一个小时之间，向任何敌人发起攻击，这是为了让人人都尊崇我主的日子。”就像上帝的和平一样，上帝的休战也迅速传播开来，而且条例禁止打斗的时间往往得到延长，将原本允许合法打斗的时段也包括在内。到了1041 年，似乎整个朗格多克省都已经处在了开战禁令的影响之下，该禁令禁止人们在“从礼拜三晚上到下个礼拜一的黎明 ”之间进行暴力活动，不过并非所有人都遵循这样的约束。 礼拜仪式上的诅咒是修士们为了推进和平而进行的一项传统活动，也被用于推行“上帝的和平”：以上帝之名、借由圣灵之力，并从主教们那里，获取了使徒之首、受祝的圣彼得所赋予的神圣权威之后，我们将这些人（作恶者）从圣母的教会的怀抱中赶出，并降下永久的绝罚，使得这样的人无法从任何基督徒那里获得帮助或与之取得联系。愿他们饱受诅咒，在城市中如此，在乡村亦然。愿他们的谷仓被诅咒，愿他们的骨头被诅咒。愿他们在家园中身陷诅咒的折磨，愿他们离家成为居无定所的流民。愿这样的人像那无信而不幸的（古代异端）阿里乌斯（Arius）* 一样，流尽内脏而死。愿上帝借摩西之手施加于那些违背神圣戒律者的惩罚，都加在他们的头上。（Little，1993 年，第36 页） 对作恶者的另一项惩罚是让圣物在他们面前受亵渎，圣物被从祭坛上拿下并放到地上，直到作恶者为其行径忏悔为止。不过，根据上述引文，处以绝罚乃至下禁令（interdiction）这样的终极手段，可能依然是教会最强大的武器。逐出教会，意味着把人终身隔绝于教会那赐生命的圣礼之外，他们的朋友若和他们接触，也是有罪的。而禁令则禁止人参与当地所有教会活动，为的是在破坏和平者、他们的支持者和无辜的旁观者心中埋下深深的恐惧。使用这样的武器确实能够给社群施加巨大压力，使作恶者意识到自己做错了，需要忏悔。在朗格多克和其他地方，上帝的休战与和平也许并没有遍及所有角落，但这依然体现了天主教教士阶层与许多世俗贵族对保持稳定、主持公正的关切，这样的举动最终会重新催生出教会监督之下的强力世俗政府。 1. 企鹅出版集团力邀欧美史学大家，十余年打造的多卷本欧洲通史 作为大众图书出版的一大标杆，八十多年来，企鹅出版集团以高品质的图书为数代人的智识生活奠定了根基。自2004年起陆续出版的皇皇九卷“企鹅欧洲史”，是企鹅出版集团打磨了十余年的雄心之作，被誉为“绝妙结合广度与深度”的“当代出版界巨制”。 “企鹅欧洲史”系列由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坎纳丁主编，集九大学者之力，以其完整、可靠、亲切成为多卷本欧洲通史的典范之作。其完整，在于呈现从古典欧洲的诞生到当今欧盟的动荡，从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2017年这近4000年的欧洲历史；其可靠，是基于九位史学界支柱性学者的真确认知，他们对各段历史的认知经过反复的打磨和历练，呈现的不仅是可靠的史实，更有对历史趋势的精辟把握；其亲切，在于用平易的语言、抓人的叙事，将历史的大势与细节呈于纸面。 《企鹅欧洲史?中世纪盛期的欧洲》由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威廉?乔丹撰写，按时间顺序，将中世纪盛期王权和教权的缠斗、政治势力的消长、文学及建筑的复兴与扩张一一铺开，从11世纪讲到14世纪，一切的希望、变革、成就，以及突如其来的饥荒、瘟疫与战祸，都孕育着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欧洲。 2.为历史研究与写作设立新基准的史诗巨制，结合学术品质与大众阅读的惊喜之作 为“企鹅欧洲史”系列执笔的九位享誉世界的欧洲史学者，分别任教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谢菲尔德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学府，其中多位具有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的身份。他们以在各自领域深耕数十年的积累与见地，在历史学界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独特的谋篇布局、明晰的主线，传达出对各段历史的体认，描画出欧洲近四千年演进历程背后的动力。 史家的责任与学养使他们书写的历史可靠、可信，而他们合力撰写的“企鹅欧洲史”系列，又是面向大众的写作。摒弃学术体例和学界行话，用闪烁着洞见的叙述，将历史的洪流与涓流、大小人物的境遇和事件的发端及余波编织到一起，连缀成各个历史时期的全景图。通过主线把握发展大势，用细节与时人共情，带出有兴味、有乐趣、有冲击、有所得的阅读体验。如此写作，让读者不需要学术背景，也能从学术共同体多年来研究、思辨的成果中获益；不需要复杂的知识储备，就能直接进入历史，看欧洲如何改变世界，又被世界改变。 3．访昨日欧洲，知今日世界。反思欧洲历史，将成为我们应对动荡世界的根基、想象未来的起点 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世界曾被欧洲创造、为欧洲所主宰。对于以现代缔结者之姿强力闯入世界各个角落的欧洲，它行动的理由、强大的基础，衰落的缘由，都能在历史中找到线索。从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2017年，欧洲历史步步展开，改变、撼动整个世界，也被世界改变和塑造。它曾是文明的标尺，以古代希腊罗马立下文化之根，用信仰和理性塑造人类的精神世界；它也被视为罪恶的渊薮，酝酿搅动世界的战争与冲突。依靠工业文明、帝国扩张，欧洲曾雄踞世界之巅，也在权力的竞逐中，将世界一度拖入黑暗的深渊。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如今这般格局的动摇、世界的动荡，在欧洲与世界交互演变的历史中，都有线索可循。完整、可靠、亲切的“企鹅欧洲史”系列，是建立整全认知坐标系的开始，对历史的审视与再思，可以成为应对动荡世界的根基、想象未来的起点。 4. 欧美主流媒体力荐：透过这套书，才能真正读懂欧洲！ 2004年，“企鹅欧洲史”系列的开篇作、普林斯顿大学威廉?乔丹教授的《中世纪盛期的欧洲》问世，被誉为这一出版界巨制的恢宏开篇。自那以来的十几年中，“企鹅欧洲史”系列备受期待，每有新作推出，无不大受赞赏，不仅在学界广受推崇，还深得大众认可，获得《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年度好书、《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历史书等多项赞誉，被视为“代表学术精神的典范”，“仿佛站在奥林匹斯山上俯瞰近代欧洲的历史”，“一百年后还会有人读”，“几十年未见的历史佳作”。透过这套书，才能真正读懂欧洲。 5. 翻译、编校、审读层层打磨，遵循高品质标准将这套恢宏巨制译介中文世界。 “企鹅欧洲史”系列皇皇九卷的汉译工程，借力包括两名联合国翻译在内的译者，经两年翻译，两年编校，学者审读，以高品质的译文和高标准的译校，去除语言的隔阂，以求呈现翻译品质经得起考验的欧洲通史，将历史的丰盈、名家的洞见、学界的真知带入中文世界。北京大学彭小瑜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林海教授、南京大学陈晓律教授、复旦大学李宏图教授、浙江大学吕一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