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柱中流周恩来1966-1976（新版）

作者简介

南山（陈扬勇），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长期从事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思想生平研究和著作编辑工作。参加《江泽民文选》、江泽民《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科学发展》、《周恩来经济文选》、《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李鹏论科教兴国》、《李鹏论可持续发展》、《李鹏论宏观经济》、《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等著作的编辑，参加《江泽民思想年编（1989－200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大事记》等著作的编撰；参加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使命》、《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思想历程》等的撰稿与拍摄，参加中国道路课题组研究工作，共同撰写了《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文献回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市场经济篇）》等著作。专著《建设新中国的蓝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研究》入选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著有《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走出西花厅——周恩来视察全国纪实》、《周恩来外交风云》。 南哲（杨明伟），南开大学哲学硕士，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宣传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生平研究工作，以及现实文献的编研工作。先后参加过《周恩来年谱》、《邓小平年谱》、《陈云传》和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等的撰稿。著有《周恩来》（中华名人丛书）、《世纪伟人周恩来》、《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至1965》、《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中外领袖之间》、《陈云晚年岁月》、《周恩来外交风云》（合著）、《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合著）等。主编或参与主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三十年》、《周恩来生平》、《走向新中国——中共五大书记》、《关键在党——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记事》、《科学家论语》、《中国共产党90年评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等。

内容简介

1 艰难之中抓生产 周恩来一再努力，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江青指责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批评周恩来“大错特错”。周恩来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迂回抗争。 1966年，国民经济刚从三年“大跃进”的危机中挣脱出来，好日子没过几天，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使国民经济跌入灾难的深渊。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阴谋家、野心家为了实现其通过天下大乱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置人民要吃饭、生产要发展这一基本常识于不顾，挑动群众“停产闹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 共和国的每次经济劫难，最苦最累的都是周恩来。这一次更是空前绝后。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减少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维系最起码的国计民生，周恩来费尽心血，坚持不懈地与林彪、江青一伙及一切破坏经济建设的行为作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做梦也没有想到” 1966年的元旦，中南海西花厅，似乎比往年的几个元旦更具节日的气氛。周恩来也显出难得的轻松，步伐也更具弹性和韵律了。 想想前几年的国民经济局势和当前的国民经济形势，周恩来也该稍稍舒一口气了。到1965年年底，我国已圆满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国民经济终于从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开始走向好转。1966年，国家将正式执行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此时此刻，周恩来的思维触角全都聚集于如何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以实现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1月，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等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周恩来打算以抓华北农业为突破口，扭转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南粮北调，进而把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作用而又一直难以“过关”的农业抓上去，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月底2月初，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研究对策和措施，并当场点将，要李先念负责河南，谭震林负责山西，余秋里负责陕西，林乎加负责山东，李富春、薄一波负责辽宁。他自己则自告奋勇地担任北京、河北组的组长。 正当周恩来全力以赴组织华北抗旱工作之际，3月8日和22日，河北邢台地区两次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两次飞赴灾区视察灾情，先后到了5个县、6个公社，号召农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鼓励大家“家里丢的，地里找回来”。 3月中旬，周恩来赴天津坐镇规划华北经济的华北局会议。行前，他写信给刘少奇、彭真等中央有关负责同志，交代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处理事宜，告知自己准备下到河北、北京各地深入调查一个月。显然，周恩来是下了决心要摆脱日常事务，全力以赴解决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农业问题。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维触角却久久徘徊于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等问题上。他对阶级斗争的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正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他决意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这种危险。 5月4日至26日，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周恩来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之中的。在以后的讲话中，周恩来多次声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尽管他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忍辱负重，审时度势，想方设法尽量减少运动对维持国计民生的工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冲击。 周恩来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 1966年9月4日凌晨，中南海西花厅。秘书把一份刚刚收到的《要事汇报》送到了正在伏案办公的周恩来手中。 《要事汇报》上记录了黑龙江省双城县人民委员会来电反映的一些情况和提出的问题：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垮了，全县21个公社已有11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队、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揪斗，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生产无人负责。目前，秋收临近，怎么办？要求中央尽快给予明确指示。 周恩来的目光在这页《要事汇报》上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一直担心会冲击生产的预感，如今已变成了沉甸甸的现实。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工矿企业和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邪火也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针对这种势态，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两个文件，试图对运动作某些限制，但均遭到中央文革小组康生、江青等人的反对。 8月下旬，当风起云涌的红卫兵串联运动开始危及工农业生产和各级机关的正常业务工作时，周恩来指示陶铸组织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铁路枢纽和重要站段、港务局和码头、尖端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列为“要害部门”，“必须进行坚决保护”，红卫兵不要去冲击这些部门。对不听劝阻者，应依法处理。 通知稿拟出来后，周恩来批示送有关人核阅后立即发下去。不料，通知稿传到江青手中时，江青提出：要中央再讨论一下。结果，这一通知就在江青的“讨论”中被压下了。 9月2日，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强调必须向红卫兵讲清楚政策，红卫兵串联要保证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保证厂矿企业的生产不受影响、生产不致停顿。 9月3日，周恩来对《意见》作了最后修改，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准备讨论通过《意见》，早日下发。 会上，陶铸、陈毅等大多数人对《意见》表示赞同，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对红卫兵讲清楚具体政策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 然而，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却有恃无恐地否定了《意见》。康生说：“这十个问题（注：《意见》一共讲了十个方面的具体政策）需不需要讲？我看不需要讲。这个文件如果发下去，就有‘包办’‘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戚本禹也在一旁帮腔说：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文件又未能走出中南海。 周恩来直了直疲惫的身躯，双眉紧蹙，思绪未断。 如今，不光是红卫兵串联对工农业生产的影响问题，工厂、农村内部自己也点起“火”来了，工人、农民也开始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四处串联。黑龙江省双城县反映的情况不仅仅黑龙江存在，全国好些地方都频频来电告急。如果听任这种势头在工厂、农村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办？ 看来，必须调整斗争的策略。对中央文革，有些问题要先斩后奏。 周恩来拿起电话，要通了陶铸。他与陶铸商量，要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重申工厂、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同时，要陶铸组织起草一篇强调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 周恩来又找到李富春，要他找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商量一下，负责起草有关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强调在搞好文化革命的同时，要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并要求各业务部门成立一个专抓业务生产的领导班子。 与此同时，李富春把起草的关于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两个文件——《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送周恩来审定。 周恩来对文件稍作了修改。这两个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尽可能将“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阻于工厂、农村之外。 文件指出：工厂、农村及工农业生产管理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工人、农民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外出串联，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联，以保证生产建设工作的正常进行。生产任务重的地方和单位，“文化大革命”可以推迟进行。领导班子已瘫痪的公社、生产队、企事业单位，应迅速建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 9月8日，周恩来召集政治局碰头会，讨论《关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中央文革一伙对此又进行刁难，说“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突然下发这样的文件，会给运动泼冷水。 周恩来不予理睬。会后，他直接将两个文件连同黑龙江双城县的情况反映以及江苏、江西等地来电反映生产问题的材料一起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9月14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周恩来的这番举措，招致了中央文革一伙的不满。 次日，即文件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百万红卫兵。周恩来、林彪陪同接见。 接见大会上，周恩来讲话强调红卫兵串联不要干扰工农业生产。他说：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都应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红卫兵和学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串联，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闹革命。 然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会上却发表了另外一种基调的讲话。他非但只字不提生产之事，反而以极富煽动性的口气对红卫兵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显然，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浓厚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来说，林彪的讲话更迎合和挑动了他们追求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的狂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他们也不难听出林彪与周恩来的讲话是如此不和谐。中央文革一伙借机攻击周恩来的讲话是“大毒草”。 对此，周恩来愤然反击。9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指出：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我的这个讲话是经中央研究过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农村“三秋”到了，不抓秋收怎么行呢？不能丰产不丰收。还有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行？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联大大超过了，而货运量却大大减少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国家的建设了。工人、农民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产了吧，否则，我们吃什么、用什么！ 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耐心反复地向广大学生和红卫兵做劝说解释工作，强调生产业务部门与学校不同，不能停产闹革命，要求工人农民坚守生产岗位。 江青又攻击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在一次碰头会上，江青怒气冲冲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 陶铸正色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 江青跳了起来，向周恩来大吵：“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周恩来反问江青：“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江青大怒：“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气得拂袖而去。 本书是完整讲述周恩来一生的权威著作。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山、南哲两位研究员作为周恩来研究的权威专家，精心梳理周恩来生平事迹，用艰苦卓绝、开国总理、砥柱中流三个主题词，精确概括了周恩来的一生。 作品描述的周恩来生平事迹是我们认识周恩来，学习周恩来，纪念周恩来最为重要的文献。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周恩来坚忍不拔、无私奉献、政治智慧、开阔胸怀的伟人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