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信国学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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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著宝典，影响时代；而哲思与伟人，也都是时 代的产物。所以，论世然后知人，知其人、知其书， 然后知其短长得失。《论语》的研习，也是如此。 一、释“论”“语” 论语，两个“言”旁的字，一本记录言语、反映 时代的儒学圣经，活现了孔子“言教”与“身教”， 代表中国人贡献给世界文化的伦理宝典。 读了《论语》所记录的孔子以及门徒高足言行， 有志之士，便知道如徐复观先生在《学术与政治之间 》(甲集)所谓：“程文之外，另有学问；科第之外， 另有人生；朝廷之外，另有立脚地。”有史以来，没 有人能成功否认：孔子是东亚文明的典范，中华文化 之光；让人见到这光的书，便是《论语》。 直言曰“论”，答难曰“语”——这是《周礼· 春官·大司乐》贾逵《疏》引《说文》的讲法。“论 ”是直接陈述，“语”是答复询问。《论语》邢《疏 》，以“经纶世务”释“论”，又等于“圆转无穷” 的“轮”。依此，有人主张据《说文》二徐本惟载“ 卢昆”切而读平声。不过，段玉裁说古无平去之别， 赵翼《陔余丛考》卷四说：“语者圣人之遗言，论者 诸儒之讨论也”，常时读了去声，也未为不通了。其 实，研习《论语》，主要是在通义理、学为人，所以 ，语音与字义既都通转，在此也不必多费笔墨了。 总之，这本把孔子自说和答问的话，连同附带资 料，编纂流传的记录，就称为《论语》。 二、《论语》的时代 《论语》的时代，是周代文制动摇而价值重估的 时代，是孔子出而百家随之并兴的时代。 《论语》表现孔子。孔子自觉的社会使命，是复 礼兴仁、拨乱反正，以处理“王纲解纽”的时代问题 。继起的那批思想家也有同样的使命感，如后来《文 心雕龙》所描述，他们“身与时舛，志共道申”，于 是开创了诸子百家时代，形成了以后二千多年的中华 文化。 中华文化有史可据的第一个灿烂时期，就是春秋 战国那几百年，政治上列邦竞存，思想上百家争鸣的 世代。《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承刘歆《七略》而 论“诸子出于王官”，今人虽不尽从，其实也并非凭 空设想。由于人性与时代条件，以管理知识为专利， 以学术资料为禁脔，自然是当时世袭掌权者(即所谓 “贵人”、“君子”、“世族”)的必然做法。到争 夺战乱而使贵族地位不保，特权崩坏，《庄子·天下 篇》所谓“旧法世传之史”的垄断局面无可维持，学 术就流入民间，才俊就纷纷兴起了。沦落而有才有德 的贵族，传授学术以营生和栽培后继者；不甘贫寒愚 昧的平民，奋斗学习以攀升社会阶梯，为了荣身、为 了华国、为了救世，他们纷纷努力，薪火相传，于是 推进了文化。由于社群处境与个人才性的不同，自然 有诸子百家的分别。到秦汉一变自古以来列邦并存而 为帝国一统，政治上或强势之合，而文化随而定于一 尊；或弱势之分，而思想得以异葩耀采。二千多年来 ，由“先秦诸子”而“两汉经学”、“魏晋玄学”、 “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乾嘉朴学”而现代 的中西交流，相荡相激。这样，溯始探源，自然不能 离开作为首要重镇的孔子与《论语》。 诸子百家兴于春秋，盛于战国，合起来便是周朝 的下半场——东周。自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年)到 六国尽灭(前二二一年)这几百年间，夏、商、西周二 千多年来的贵族世袭封建政治逐渐动摇衰废，代之以 秦、汉以迄明、清又二千多年的君主世袭专制、郡县 中央集权，然后进入民主共和的现代。生于春秋后期 的孔子(前五五一年至前四七九年)，所耳闻目睹的大 动乱、大转型，就是“王纲解纽”。 所谓“王纲”，就是王朝的纲纪：西周建政，行 封建、立宗法、社会藉以维持、人心因而安顿的礼乐 文化。所谓“解纽”，就是这种种的纽带组织，崩坏 松弛，于是社会动乱不息，人心普遍难安——怎么办 ？ 作为开启诸子时代的第一人，孔子主张：正名辨 分，安定秩序，恢复与振扬西周建政的礼乐文化。 政治礼文的设计者、示范者，是孔子梦寐敬佩的 姬旦——周公。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 之叔、孔子所属鲁国的始祖。他伐商、东征，制礼作 乐，建立和稳定西周王朝，不过，最值得想慕钦崇， 还在于克制政治人物必然强烈的权力欲望，而遵守自 己所参与制定、于是也应当制约于其中的那套秩序规 矩。 胜利则骄狂，专权则纵滥，人情大都如此。不过 ，人性也有高贵难得之处，就是：理智清明以自警自 制，宅心仁惠以爱众安民。孔子之敬慕周公在此，《 论语》之垂教后世也在此。周公所言所行，见于《尚 书》中最可信的《周书》各篇。不论对周国臣民、友 邦之君，抑或殷商遗族，周公都反复叮咛，谆谆告诫 ，总不外申说小周之能代大殷，都是天命与天意之归 于有德；如果承命者也失德，照样会重蹈殷亡之鉴。 所以有国者必须勤政爱民、修身立德。这种省勉训诫 ，代表一种新的时代共识，就是：要保持忧患意识， 要知道“天命靡常、有德居之”，别让胜利冲昏了头 脑。于是，在周公领导之下，他们就努力以表现人本 人文的礼乐制度，代替前朝所特别看重的——甚至可 以说“偏重”的——几乎无日不做的宗教献祭。殷商 敬祀，周人尚文，时代精神是不同的。 殷商即使在盘庚迁都之后，游牧渔猎仍然是重要 的生产方式，西方的周，国虽未大，土地农耕已较先 进。灭商之后，就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 进一步以具体严密的政治策略封土建国，来安养同姓 亲族，酬庸异姓而立大功的臣属，和为数较少的前代 帝王之后，以及原先存在而不得不封的盟友部族。同 姓异姓各国间杂而居，以利通婚与制约。爵位军力都 有规定。仅次于王的公爵尊而极少，以下侯伯子男四 等以侯为尚，所以称为“诸侯”。周王称为天子，有 事则诸侯勤王，丧德败政，则天王号召各国共讨。国 君之下，卿、大夫立家，各有采邑，提供财赋与武力 。贵族最基层的士，则承上级之命以临民为治，若有 失职，可遭废黜。广大的庶民，就耕织制作以至简单 商业以事贵族，命亦系之。此之谓“封建”。 农耕安土定居，宗族乡里家庭组织亦远较游牧稳 固。各国之间以至君臣上下，皆异姓为婚以繁衍后代 。君长继承，亦不再兼行“兄终弟及”而一律“父死 子继”——而且尽量是嫡长子，以安天命而减纷争。 嫡庶长幼，因此必须严格分别。嫡长子是“百世不迁 ”的“大宗”，其余则是“小宗”，五世亲尽而迁， 另开支派，自为大宗，以后再开若干小宗，这样一路 广远地繁衍下去。此后三千多年，自天子以至庶民， 都是如此。此之谓“宗法”。 “宗法”与“封建”两种制度交织，用亲情、血 缘、亲疏、利害为基础，制定辈分、等级种种关系， 就构成西周建政推行的礼文。一切从个人生命最先的 依靠——父母兄弟开始。《论语》首篇次章记有所谓 “孝悌”是“仁之本”，次篇孔子引《尚书》记“孝 友”即所以“为政”。这样，由家而国而天下，以天 子为永远的、最高的地主、最大的族长，领导王朝万 邦，人人各安其位，一切井然有序，加上农业生产发 展，于是有周初的“成康之治”和稍后的和平安定之 世。所以，孔子虽是殷人之后，也称赞说：“周监于 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就 是说：周以夏商二代为鉴戒，修正、改善、建立了种 种文化礼制，于是一切都上了轨道，一切都美好！ 可能不美的是世事与人性。世事常变，而人性不 改。人性有“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 ·里仁》)——道德自觉的一面，更有“见富贵而争 先、见掠夺而恐后”——动物的一面。以“宗法”而 论：亲情有厚薄，关系有亲疏，为长上者资以服众的 才德势位有高下；以“封建”而论：土地有肥瘠、疆 域有大小、人民有众寡，基础本来就已难平。天时不 定、地利不均、人力的欲望与智愚勤惰不齐，列国以 至卿大夫(其实可说是所有人)之间随着生产的发展， 贫富强弱的差距必然越来越大。大到礼法制约不来， 既定的秩序便不能维持，大侵小、强凌弱、众暴寡、 智欺愚，种种乱象就越来越多了！《礼记·礼运》篇 视为比乱世好得多的“小康”之治，也是“各亲其亲 ，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 义以为纪”，本来也是出于自然而保障于法律、视之 为当然的“私”；那个时代，又远远未想到由长期血 的教训而培育成功的“民主宪政”这个迄今为止最好 的想法和办法，又怎能防范、制裁、消弭由另一部分 人性而来的、更强烈、更原始的贪求与争夺呢？P14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