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中国尴尬

作者简介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民间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有着非常具体的政治背景和利益指向。自《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市场开始向外部世界开放，新兴市场的价格洼地 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低廉的成本，都在吸引着外国投资者。国际巨资不 需要中国提供怎样的实质性担保，它们争先恐后涌入中国，攫取巨额利润 。 外国资本潮水般地涌入，促动了中国经济超常规发展，促动了中国经 济结构大幅度调整，中国经济获得了空前增长。然而，超常规的经济增长 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心城市开始成型，经济网络开始布局。与此相伴的 是，失业人口，特别是随着经济大发展而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大幅度增加 ，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人口也都有所增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田园生活成为历史的记忆，动荡不安，朝不保夕，成为转型期中国民众必 须承受的心理压力。 下层民众并没有上层社会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他们 是最实际的自然人。他们不知道中国向西方学习究竟意味着什么，更不知 道中国为什么要走向世界，与世界同步，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出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他们知道几十年前五口通商了，给他们带来了许多洋货 和生活上的便利，洋火总比打火石来得方便和实用，洋布总比土布光鲜和 耐用，洋油总比松脂光亮和持久。这些变化使他们并不觉得洋人可恶。相 反，那些传教士不辞辛苦深入中国内地和边远乡村，为缺医少药愚昧落后 的村民带来了外部信息和近代文明，他们对洋人反而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亲 近感。 然而，甲午战后随着生活状况日趋恶化，下层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开 始滋生蔓延。特别是随着洋货无节制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自沿江沿海 向内地无止境崛起，民间生存状况较之战前进一步恶化。下层民众在将这 种责任归罪于政府无能的同时，也感受到可能与那些洋人有关。洋人来之 前，他们处在均贫状态，我穷，你也富不到哪里。现在不一样了，最先紧 随洋人捞到第一桶金的那些假洋鬼子富裕了，而更多的人则因为跟不上时 代步伐而日趋贫困。他们的不满和愤怒于慢慢对准了传教士和那些所谓“ 教民”。 就传教士本身来说，他们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甲午战前，大 多数传教士做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但到了甲午战后，相 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工作，开始直接或间接地为其国家利益服 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比如被罗马教廷批准归德 国保护的圣言会的中国主教安治泰，就是具有浓厚的政治偏见和文化偏见 的宗教徒。在他的领导下，圣言会不惜与中国传统文化正面冲突，竭力向 孔孟故里曲阜、邹城等地扩张，导致山东境内频繁的教案冲突。 面对这些教案冲突，清政府按照传教章程，大都采取保护传教士稍微 亏待自己人的策略予以化解，下层民众虽然略有怨言，但也没有办法。在 这种情况下，一个本分的传教士应该知足，应该以为上帝服务的精神对待 中国所有民众。可是安治泰并不这么想。他认为，中国民众之所以对圣言 会抱有某种程度的偏见，是因为圣言会在中国享有的优待不够，于是他通 过德国政府向清政府索要官阶，1893年获得了三品顶戴，翌年又获二品顶 戴，以此提升自己和圣言会的政治地位。 安治泰如果仅是为了传播宗教而获取政治地位，人们或许还能理解。 然而，当中德利益冲突时，安治泰不顾主教的尊严及保持中立的基本原则 ，这就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了。1897年底，巨野教案发生后，正在欧 洲的安治泰闻讯后立即赶到柏林，急切建议德皇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占 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 彩的行为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 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 。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 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当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发 生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屈从于更现实的 政治，都曾向他们自己的国家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 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借地 、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 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 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 的阴谋紧密结合起来。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