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理念与因果故事——丝路河西宝卷研究

作者简介

程国君，1964，男，汉族，甘肃武威市人，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现代新诗美学、台港澳暨世界华文文学和西北文学文化研究。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世界文学评论》编委，《华文文学》编委，《红杉林》（美国）编委。出版著作有《新月诗派研究》，《从乡愁言说到性别抗争——台湾女性散文创作论》《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全球化与新移民叙事》和《中国现代诗歌选读》等。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开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江汉论坛》《人文杂志》《西北师大学报》《甘肃社会科学》《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等相关报刊发表论文8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美华文学》与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子项目“陕甘宁文学作品的整理与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多项，获得陕西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多次，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1次。

内容简介

绪 论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宝卷热”兴起。其标识就是1999年濮文起的《宝卷学发凡》的发表、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的出版以及近年各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研究。这种文化取向促进了中国宝卷研究的调查、收集、校对、整理进程，也促进了宝卷研究由原初基本的版本考察、版本收藏向宝卷故事本体、宝卷文化价值以及传播的深入研究。河西宝卷是中国宝卷的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的研究也由调查、收集、校对、整理等初步研究走向深入，像方步和的《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河西文化——“敦煌学”的摇篮》和《宝卷——河西人民的佛教心态》等就引起了学界，包括宝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 近年来的宝卷研究也表明，在中国诸大区域的宝卷库存中，丝绸之路上的河西宝卷不仅独具特色，而且还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质和内在叙事构成，反映出中国宝卷的基本面相以及一些很内在具体的特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丝路河西宝卷是中国宝卷里仍然活着的宝卷，它在具有悠久历史的敦煌、武威、永昌、酒泉、张掖等河西走廊的古代丝绸之路的名城、名镇大都有保留，至今仍还有人说唱。第二，它的诞生与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的敦煌、张掖（甘州，下同）、武威（凉州，下同）这些佛教文化的中转站密切相关，其地域特色和佛教文化色彩相当浓厚。第三，河西宝卷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与其他宝卷一样，反映了中国文化形态存在的基本形态，但主宰河西宝卷基本思想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形态更为独特。其包含了由地域文化精神影响的西部道家影响及其长安文化的独特因素。第四，河西宝卷中鲜有晚清民初其他各地宝卷的民间秘密结社性质及其反抗色彩的宝卷，它以传播儒家贤孝思想为主，具有极强的教化功能，其实用功能主义特征非常明显。同时，以贤孝为标识的伦理思想及其意识、男权主义思想，反映出其诞生时代的思想伦理认识水准与局限，更值得关注。第五，河西宝卷这种民间讲唱艺术文体形式具有鲜明的叙事性、叙事的程式化和文本构成形式的综合性等诸多特征，尤其是丝路河西的民间宝卷，这些特征极其明显。第六，丝路河西宝卷还包含存留了不少现代宝卷，尤其是像反映近现代社会生活的《救劫宝卷》《姊妹花宝卷》《沪城奇案宝卷》等现代宝卷的出现，为我们了解民间讲故事传统的演变提供了现代转型性启示。 从文体演变的角度来说，河西宝卷是在佛教的变文、俗讲、因缘以及说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民间吟唱的俗文学文体形式。它受到话本、小说、韵文叙事传统、诸宫调及戏曲等文体的影响极深，是佛教文化、中国文学的多样形式共同造就的一种独特的民间俗文学形式。其思想主题内容复杂，包含儒释道“三教”合一以及传统中国各种复杂的民间思想；其故事多样，除了佛教因果故事的宝卷外，有大量非宗教的历史人物、神话、民间传说、戏曲故事以及惩恶扬善、忠孝仁爱故事等多种类型。宝卷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独特的内在特质。作为讲唱文学的脚本，河西宝卷不仅文本形式构成复杂，而且还融合了古典话本叙事、韵文叙事、诗、词、曲、令、诸宫调和“哭五更”等演唱调式，是多样的文人创作艺术形式的综合性通俗文学文本。所以，中文的这种文学类型，或者民间文学类型，对于我们了解古代讲故事传统和故事演变及其编制有深刻的启发。换句话说，以河西宝卷为例来看中国宝卷，不仅能够看清中国宝卷思想文化形态的一些基本特质，而且还能够发现宝卷的独特文本构成机制，因而，这一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文学史意义和艺术品类学的特殊价值。事实是，中国宝卷藏本遍及世界各地，俄罗斯、法国和美国等欧美各国都有收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等也有收藏，甘肃陇南、河西民间收藏家和民间艺人也有一些收藏。而且，对于河西走廊诸地的宝卷加以整理，其意义价值甚至比去研究中国图书馆馆藏、东南吴地宝卷和海外传播宝卷还重要，因为其根在中国民间，其根在佛教盛行之地的丝绸之路原乡—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实乃中国宝卷的原乡之一。 现在能够传承宝卷，娴熟表演和说唱的人很罕见了，一些宝卷的曲调，因为没有乐谱文字记载，只有口头传唱，绝大多数已经失传，或者已经变调、走调。而且，随着宣卷人的逝去和宣卷活动的渐行渐远，丝路河西宝卷也面临消亡的危机，因而，对这一文化遗产的研究和整理，显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河西宝卷：丝路文化的重要分支 濮文起认为，宝卷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宝卷是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的专用经典，是从事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材料；宝卷又是流传在中国下层社会的一种通俗文学，亦是从事中国民间俗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对于宝卷的渊源，学界也已经有比较明确的结论：它诞生于佛教的变文、俗讲和讲经文等，大体产生于宋元时期。按照该领域一些学者的研究，这一民间艺术演唱形式在我国已经延续800多年了。据考证，河西宝卷流传至今也有400多年的历史。河西宝卷在河西走廊遍布各地，流传甚广。近十多年来，一些民间文艺爱好者深入河西农村调查挖掘研究，河西走廊各地政府（地级、市县政协）、文化部门和高校出版社也都十分重视，初步理清了河西宝卷的分布、保存及宣卷情况，并收集、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宝卷版本。目前已经编印出版了《酒泉宝卷》（上中下册）、《张掖宝卷》（上中下册）、《永昌宝卷》（上下册）、《山丹宝卷》（上下册）、《临泽宝卷》、《凉州宝卷》、《民乐宝卷》、《河西宝卷精选》与《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等240部左右宝卷（除去重复外，约有90—110部宝卷）。这是宝卷研究史上十分独特的重要景观。 从目前看，河西宝卷在丝绸之路的张掖地区保存颇多，收集也颇多。有据可查的河西宝卷有一百多种。这些宝卷内涵丰富，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反映社会生活的，如《烙碗计宝卷》《丁郎寻母宝卷》《继母狠宝卷》《刘全进瓜宝卷》等。这类宝卷数量很多，质量也好，是流传的河西宝卷中最基本的一类。第二类，来自民间神话传说故事的，有《天仙配宝卷》《劈山救母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何仙姑宝卷》等。这类宝卷基本上是民间传说故事的改编，神话色彩很浓，故事听起来委婉有趣，感染力很强。第三类，来自历史人物传奇的，如《昭君和北番宝卷》《康熙私访山东宝卷》《包公宝卷》等。这类宝卷数量也很多，传奇色彩浓厚。第四类，寓言和童话故事也不少，有《老鼠宝卷》《鹦哥宝卷》《义犬救主宝卷》等多种。这类宝卷和第一类宝卷，以宣扬儒家贤孝思想为主，教化色彩浓厚。第五类，记叙佛教活动的佛教宝卷，有《观音宝卷》《达摩宝卷》《唐王游地狱宝卷》《目连救母宝卷》等。这类宝卷展现了佛和神的神秘世界，却也包含浓厚的世俗日常生活，它们可能是宝卷的原初形态。 在河西宝卷中，还有一些现代创作的宝卷。内容上有与传统宝卷相同的，也有与传统宝卷内容毫不相关的。但总体倾向是它们都反映了近现代以来的社会生活，极有社会学、史料学和文体学价值与意义。像《救劫宝卷》，就反映1927年甘肃古浪、武威特大地震的灾难；《姊妹花宝卷》，则反映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下北方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沪城奇案宝卷》，则反映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公安破获国民党特务破坏的神奇惊险历程。它们用古代艺术文体形式—宝卷艺术形式，反映现代生活以及现实，尽管仅仅在民间流传，但却是比较有文学艺术创新的一例。同时，这些宝卷反映的民国故事尽管也没有能够得到重视，但它们很可能是宝卷中像那些孤本一样有价值的版本，因为从中我们会发现宝卷形式被现代民间发展运用的清晰轨迹，以及这种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在现代的特殊演变轨迹。 河西宝卷（凉州宝卷）于 2006 年被批准为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批文化遗产在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分布面很广，涉及二十多个县市。如今，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广大农村，宝卷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每年春节前后及农闲时节，许多农村举行隆重的宣卷活动。这样的文化建设活动，现在还被一些基层地方政府有组织地在乡村展开。比如，河西金昌的永昌文化局还有计划地组织念卷等文化活动，宝卷的一些文化建构功能被充分地发挥了出来，并把宝卷作为基层乡野教化的有效工具。这是丝绸之路上的艺术奇葩，也是当今中国民间文化的一个独特景观。 丝路河西宝卷是仍活着的文化遗产。而且，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种，丝路河西宝卷的叙事（念卷）尽管在如今有被影视和网络的各种叙事方式取代的倾向，但是它却仍然在中老年人中有深深的情结。 河西走廊的文化繁荣灿烂。与河西走廊上产生的敦煌学、佛教文化、文学艺术中的大漠孤烟、戈壁边塞、阳关古道等独特的文学意象库、《八声甘州》《凉州词》《霓裳羽衣曲》《凉州曲》等古典精英文一。换句话说，尽管现代文化的伦理观的基本基础是经济及其个人独立与修养，但以拿来主义、古为今用和去粗取精的态度看，宝卷的儒家贤孝里，道家的个性、人生姿态中，佛教的众生平等观念里还是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其对于现代文化建设是具有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思想内涵的。同时，河西宝卷及其姊妹艺术凉州贤孝里宣扬的贤孝，又是儒家伦理的基本构建方式，它反映出来的伦理观念及其实现途径，对于现代福利社会的人际交流、养老福利等人类终极性问题的解决也具有深刻启示。因此，挖掘河西宝卷里这些思想资源，对于现代基层社会的教化、基层文化与社会伦理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文学史及其文体学意义。宝卷是一种民间通俗艺术形式，其脚本也是一种民间文学文体形式。从《金瓶梅》中吴月娘等人请人在家中演唱宝卷以消遣的细节中，从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文学史编著中可以得到的消息。这种文体形式具有非常独特的思想和文体特征，是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俗文学史上不可忽视文体。它的发现，仅仅就艺术形式的角度，就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民间讲故事传统演变的一些消息以及现代叙事演变发展的轨迹，因此，从叙事学、文体和文本学角度揭示出这种民间通俗艺术形式的一些构成法则和形态特征，既可以充分了解宝卷这一中国敦煌俗文学艺术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艺术形式特征，又可以对目前的文学史书写和现代文体分类学做出某种反拨。而且，由于宝卷这种因果故事大多从佛教、敦煌经变文演变而来，丝路河西走廊本身就是河西宝卷的重要原乡，研究它可以解决中国宝卷研究中的许多问题，诸如宝卷的渊源问题、文化功能问题、思想文化形态问题、中西文化融合发展问题、宝卷与西部其他艺术品类的关系问题等。因此，研究河西宝卷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文体学价值。艺术序列相比，宝卷这种边地俗文化艺术形式及其文本也无疑是丝绸之路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形式。它与佛教文化、汉以来儒释道合一的“三教”文化、西北藏蒙回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河西历史、神话传说、边塞文学及其敦煌壁画艺术、曲艺等各个文化形式一样，构成丝绸之路文化的丰富面相。 二、河西文化、佛教东传与河西宝卷 丝绸之路上的河西宝卷（河西走廊有一部分宝卷则由全国不同地域传来），尽管国内一些学者否认其是古代河西人的创造，认为其是西北干旱自然条件容易保留的结果，但是，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为代表的河西文化和佛教思想结合，从而诞生宝卷，也可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正如我们不能说敦煌不能诞生敦煌学一样，尽管敦煌学本质上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 河西宝卷著名研究专家方步和认为：“河西文化是产生‘敦煌学’的基础，或者说‘敦煌学’产生于河西文化，是在河西文化这个摇篮中诞生、成长和壮大的。河西文化与‘敦煌学’是母子关系。”尽管学术界还没有充分认可这一结论，但笔者认为他从地域文化及其发生学的角度揭示敦煌学的产生，还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论断。因为既然敦煌学是世界性的显学，世界性的宗教与艺术的奇葩，它的内涵博大精深，河西文化能够把它孕育出来，这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奇迹与文化事实。那么，丝绸之路上的河西文化孕育出河西宝卷和凉州贤孝这类民间通俗文学艺术形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敦煌学的原乡是河西文化，河西宝卷的原乡是河西走廊。我们也许可以肯定地讲，是河西文化孕育出了丝绸之路上的河西宝卷，尽管宝卷源头、地域等诸多因素还有待考察。 首先，河西走廊对于佛教传播到中国来，是起过决定性作用的。我们在方步和、李伦良《河西文化—“敦煌学”的摇篮》里大体看得更清楚。该著中五分之四的篇目以“河西佛教文化概述”“河西佛教人物篇”为题，相当集中地论述了河西在佛教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一步说，抛开这些深奥的研究，我们单单从鸠摩罗什（在武威有为其建造的罗什寺塔）、玄奘（在西安有与其相关的大雁塔）、昙无谶等佛教圣人在丝绸之路上的遗迹就可以确认。换句话说，凉州城那个高高矗立的罗什寺塔、张掖的那个闻名世界巨大涅槃卧佛、敦煌莫高窟那个高达三十多米的佛像就很能说明一切。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曾经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转站。“故自汉以降，交通不绝，而佛教自西向东，以大月氏、罽宾为转输之中心。”佛教从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东传是历史事实，魏晋南北朝时期，甚至更长时间意义上，河西走廊上的月氏人、吐蕃、党项羌、西夏人、蒙古人，大多信奉佛教，河西走廊成为北方佛教的中心达数百年。因而，如果说佛教思想是宝卷的灵魂，那么，河西走廊就是宝卷的原乡。 其次，古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各地的各族人民—凉州人、张掖人、酒泉人、敦煌人，他们处于地理优势，优先接受佛教俗讲，倾听河西东来西往的佛学大师讲经，支持佛学大师西行、东进，甚至跟随一些佛学大师、比丘僧尼修行学佛，抄写佛教经卷，并长久地念卷和听卷，佛教对于他们就浸染颇深。同时，河西有中国最早的佛教译经之地，有佛家讲法道场，佛教的般若学、涅槃学、密宗、禅学、观音崇拜、弥陀崇拜等，就自然被河西人接受膜拜。一千多公里的河西走廊，佛教石窟、佛教塔寺遍布各地。这样一来，河西人把阐述世界、宇宙、人生之理的佛教思想大力张扬了，他们抄卷、念卷以积德行善，做善男信女，笃信佛教，这也使得以佛教思想作为灵魂的宝卷这一民间通俗文学及其说唱艺术形式在这里深深根植、发展与繁荣了。 当然，河西文化并非单单就是佛教文化。河西文化漫长、丰富、复杂而独特。首先，在汉时，河西走廊设立河西四郡。汉代，孔孟儒家文化是其主流，河西走廊当然盛行儒家文化。河西文化中儒家文化同样是其主流。其次，传统庄老道术也在河西流传。而且，佛教思想、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及其道家思想在河西是融合发展的，它们赋予了河西文化独特的思想内涵，正是这种复杂独特的文化形态成就了河西文化，河西文化又孕育了敦煌学，孕育了与此相关的河西宝卷。从这个意义上说，河西文化孕育了佛道儒“三教”融合思想的《仙姑宝卷》《香山宝卷》和《救劫宝卷》等河西宝卷。可以说，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神话、传说、历史及其乡民的农耕、放牧生活等河西文化的诸多元素孕育了河西宝卷。 进一步说，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商贸之路、玉石之路、军事之路，最主要的，它还是一条文化之路。在这条文化之路上，佛教等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互动融合的情致，赋予河西文化独特的区域特质。河西地区流传的宝卷，有与宗教内容有关的，有反映社会生活的，有来自民间传说、历史、人物传奇的，也有寓言和童话故事的，还有现代故事版的宝卷。这些宝卷蕴藏着包括文学、哲学、历史、宗教、民俗、社会学、语言学、音韵学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丝绸之路乃至西北文化的活化石。我们知道，在政治、军事、经济等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中，文化的发展具有优先性。丝路河西宝卷的产生与发展，可以用这个原理来揭示：不是西部贫穷，就没有文化，就产生不出宝卷这样的复杂说唱艺术；文化和文学可能产生自原始区域、边缘地带。这是文化乃至文学史发生的一个基本现象，甚至是规律性的基本常识。 三、“三教”融合的文化形态及其伦理悖论 河西文化包括河西原始文化、经史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河西文化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内蕴深厚。丝路河西宝卷当然是其一个主要的品种之一。从地域文化特征和思想特征来讲，河西宝卷是一种独特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尽管它有自身的特点，但它也由此呈现了中国文化形态存在的基本面相。同时，河西宝卷又以传播儒家贤孝思想为主，它的文本也包含传统文化的男权主义意识及其思想。这给现代文化发展诸多启示。 就是说，宝卷的思想其实很复杂，各个宝卷的主题也不尽一致，需要我们用现代文化意识来对待。就其具体内容来说，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讨论：（1）“三教”融合及其文化品格；（2）教化功能及其悖论性启示；（3）宝卷的“善男信女”形象——贤良女性、状元郎与男权意识。 首先，河西宝卷的思想灵魂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形态的“三教”（佛道儒）思想，而在这些宝卷里，“三教”思想又是被作为“真经”、“经典”来看待的。例如《达摩宝卷》卷末道：“愚阅宝卷，仰体佛意，捐资镌版，刷印发送。用广佛之慈悲，启后圣之智慧，而后得书善信，敬之慎之，体之参之……如是，是圣佛仙之体用，然则三教之道，以一贯之，而三教之德，浑然一理。诗曰：德犹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息，期望后贤详解。”在所有宝卷中，“三教之道，以一贯之，而三教之德，浑然一理”。而且，大凡佛教宝卷，“佛意”是其主脑，因果故事是常见模式，佛理、道规和儒家文化又交相融合。这构成宝卷的基本主题及其文化形态。 “紫竹黄根班笋芽，道冠儒履十袈裟。红莲白藕绿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达摩宝卷》）“姊妹宝卷初展开，诸佛菩萨降临来，善男信女虔诚听，增福延寿并消灾。三教经文在世间，存心普度话长篇；人生行善无冤孽，死后能入九泉宵，可惜凡人看不破，千般刁诈像风颠；望君超出红尘外，免得后来受苦煎。”（《姊妹花宝卷》）各类宝卷中这些最常见的导语及其惯用语就充分印证了宝卷思想主题的这一趋向。所以，“三教”思想为河西宝卷的灵魂（古代及其前期宝卷大体如此，后来宣扬儒家忠孝观念成了核心母题）。宝卷的重要思想特点是“三教”思想融合。 大量产生于明清时代的河西宝卷，情形大体如此。因为我们只要选择已经收集到的任何一部丝路河西宝卷集，从其卷目就可以清晰看出其思想主题—佛道儒“三教”思想融合的大体端倪。如丝路河西宝卷中的永昌宝卷（上—14）（下—18）的总目有32部，它们是《香山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天仙配宝卷》《仙姑宝卷》《劈山救母宝卷》《康熙唐王游地狱宝卷》《刘全进瓜宝卷》《昭君和番宝卷》《二度梅宝卷》《包爷三下阴曹宝卷》《吴彦能摆灯宝卷》《朱春登征西宝卷》《蜜蜂计宝卷》《金凤宝卷》《双玉杯宝卷》《烙碗计宝卷》《双喜宝卷》《丁郎寻父宝卷》《侯美英反朝宝卷》《紫荆宝卷》《鲁和平骂灶宝卷》《方四姐宝卷》《女中孝宝卷》《继母狠宝卷》《乌鸦宝卷》《救劫宝卷》《小老鼠告状宝卷》《红灯记宝卷》《闫小娃拉金笆宝卷》《鹦哥盗梨宝卷》《六月雪宝卷》等。在这些宝卷的前6部中，佛教、道教思想是其灵魂，后26部，儒家忠孝节义思想是其灵魂。 我们知道，在“三教”中，佛教以劝善为主，道教以重玄之道为核心，儒家思想则以贤孝为道德核心，但“三教”各自的重心每每互相渗透，佛道儒“三教”思想很融洽、融合。这一特点与趋向，在最早的宝卷《香山宝卷》中体现得也较为充分。在《香山宝卷》中，黄龙真人与太白金星奉劝观音妙善，妙善回答他们的一段对白，就表现了妙善公主修行信佛修炼意志的坚定以及她对佛法的深刻参悟与理解（引文见第二章第一节，为避免引文重复，此处略去）。这段文字也明确地表明，观音菩萨本人是个通透道家、儒家之理的菩萨，作为菩萨，她张口就四书五经，仁义道德。“三教”思想已经集于她一身。这就相当生动逼真地显示出“三教”思想融合的情景。宝卷与佛教思想、道教思想和儒教文化已经三位一体。就是说，该宝卷奉劝信佛修炼、坚守道体、奉行儒家伦理道德的思想相当明确。而这种情致，在河西宝卷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除了《救劫宝卷》《沪城奇案宝卷》和改编自明清小说的《武松杀嫂宝卷》等外，100余种河西宝卷无一例外都表达这种思想，无一例外以这样的文化形态存在着。 众所知悉，多种文化交融发展，是文化发展的最佳形态，因为它为各自的发展预留了空间。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是文化、文明充分发展的前提。而独尊一种文化，保守单一，只能使一种文化逐渐僵化，失去它发展的活水源头。当我们以此现代文化观确立的这些准则来推断宝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宝卷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艺术形式很符合这种存在形态。上面几部宝卷提供给我们生动的例证。因为它们中的一些经典宝卷，如《仙姑宝卷》《香山宝卷》《救劫宝卷》《昭君和番宝卷》《朱春登征西宝卷》《蜜蜂计宝卷》《金凤宝卷》《双玉杯宝卷》《烙碗计宝卷》《丁郎寻父宝卷》《侯美英反朝宝卷》《方四姐宝卷》《女中孝宝卷》《继母狠宝卷》《乌鸦宝卷》等，就充分地展示了中国文化的这种生动的存在形态特征—佛道儒“三教”融合发展的鲜明文化特征，而正是这种思想文化存在的形态，才使宝卷这种民间讲唱艺术形式活力无穷，被乡民接受。 实际上，宝卷的这种“三教”思想融合的特征，也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包容开放的特征。对此，文化学家钱穆的分析也许最有代表性。在他看来，佛法与孝道融合，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保持其活力的根源。他说：“佛教出家思想，多半侧重个人方面立论。中国传统家庭精神，早已是超个人的。所以佛教出世思想，摇撼不动中国家庭的根本精神，而且父子相传，生命永久绵延，亦与佛家个体轮回的说法各走一边，不相融洽。这让我们正可想像到当时中国人的内心境界，一面对于外来佛法新教义虽属饥渴追寻，诚心探究，一面对于前代儒家旧礼教还是同样的恳挚爱护，笃信不渝。……因此在中国史上，我们可以说，他既没有不可泯灭的民族界线，同时亦没有不相容忍的宗教战争。魏晋南北朝时代民族新分子之孱杂，只引起了中国社会秩序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疆界。在中国文化史里，只见有‘吸收、融合、扩大’，不见有‘分裂、斗争与消灭’。”实际上，中国文化存在的这种特征，在长期存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以及民间人格个性的形成。人格可分成外儒内佛，外佛内道，道儒并存，从知识分子到民间个体，中国文化人格的这种形态已经相当普遍化了。宝卷的这种文化存在形态特征及其功能性结果给我们深刻的现实启示：文化发展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了这种包容开放，中国文化才能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宝卷这种民间艺术形式把“三教”经典作为真经、经卷，用“三教”的基本教义劝化世人，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形态的活化石，很值得我们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说，宝卷这种民间俗文学文体是了解中国文化形态存在方式的一种最佳民间文化艺术形式。尽管唐代王维、宋代苏轼以及大量的禅诗也反映出这种情形，但与宝卷比较，他们的诗词表现这种文化人格是以比较隐晦的文学文体（如诗的象征）、文学语言形式存在着的，而河西宝卷却相当直接，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形式相当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其次，宣示“三教”教义，禳灾祈福是宝卷最主要的内容及其价值功能倾向，但后来，尤其是明清以来，忠孝叙事以及儒家教化叙事却是其最主要的内容了。儒家的仁义、贤孝思想在宝卷中被充分地宣扬、传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被尊奉为经典；第二，宝卷里有许多“谒语”、“谒曰”、格言和谶语诗，它们宣讲儒家人生哲学、道德伦理，内涵很丰富；第三，除了恶人外，宝卷里的正面人物—善男信女、贤德圣人和忠孝节妇；等等，都是儒家道德楷模。所以，从根本上讲，宝卷这种民间通俗艺术形式并非只是乡民们求神拜佛、信神信鬼的描述与反映，实际上，它们以比较原生态的形式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精髓的：以简单的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因果故事形式阐释佛儒道“三教”之理，利用佛神思想宣扬了道教神理以及仁义、贤孝为主的儒家思想，并由此极充分地发挥了它的社会文化的现实教化功能。 丝路河西宝卷的这种倾向还被另一种河西民间通俗艺术形式凉州贤孝所继承与发展。凉州贤孝与河西宝卷是姊妹艺术。这种民间艺术形式专门以“贤孝”命名，宣扬了极其具体的贤、孝、忠、恕、敬、爱等内涵，并在民间大量流传，极受欢迎。凉州贤孝中的一些曲目，如《丁郎刻母》等，也以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为基础，相当深刻而生动地宣扬了儒家的忠孝观念，使儒家思想深入人心。 反过来说，河西宝卷是用来教化民众的，然而，河西宝卷的这种思想文化特点及其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却也需要我们理性对待。因为作为丝路河西走廊乡间长期存在的一种文化活动，一方面宝卷、凉州贤孝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对于乡村个体人生和乡村社会生活组织运行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在封建专制意识形态下，宝卷宣扬的佛教孝道观念、儒家文化，尤其是它的迂腐贤孝思想以及狭隘的社会理想愿望（天堂、彼岸、来世思想），长期以来却也阻碍了思想文化的进步，束缚甚至制约了文化社会发展的蓬勃生机，逻辑上存在悖论。 比如，像《苦节图宝卷》中儿媳妇亲自割自己大腿肉以侍奉公爹、公婆的孝举，郭巨埋儿的孝道，终究经不起人性和人文的现代推敲。因为人人关心的亘古存在的养老送终等终极性人类福利和道德问题仅仅靠子女这种毁灭自己、伤害个体生命的孝心，终究空泛，也违背文化人类学与个体生命价值高于道德的基本原则。因为这些孝举，以牺牲一个人生命换取一个人生存的所谓高尚行为，常人难以想象，既缺乏制度和物质的支撑，又不符合人性内质，还容易被虚假的专制文化利用。因此，如何以现代理性来审慎地对待佛道神话想象，对待儒家文化的这种贤孝思想，依旧是一个重大的思想文化问题，而且还涉及我们对于传统文化遗产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宝卷里的贤孝意识及其文化，也唯其如此，方能够对于河西宝卷的思想内涵有更深刻的把握，对其思想文化价值意义有更明确的认识，也更有望我们充分地保护这一值得肯定的文化遗产。 就是说，宝卷主要宣扬有神论思想，宣扬儒家文化，也充分地宣扬了这些文化的社会伦理，但其思想倾向却很复杂。这至少需要做两个方面的理性辨析：一方面，这种形态中，后来明显存在“抑佛扬儒”倾向，如大量由明清时代产生的河西宝卷，思想内涵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三教”文化中的佛教思想逐渐淡化，道教、儒教文化占据上风，并构成其主要思想，而且好多宝卷的思想已经跃出单一的佛教经典，有些以道教文化为主，如《仙姑宝卷》；有些以儒家文化为主，如《鹦鹉宝卷》《苦节图宝卷》等。这种倾向很明显，是河西宝卷思想演变的一种重要趋势—从神灵话语向世俗日常话语内容的重大转换。事实上，当“抑佛扬儒”成了宝卷的主要思想特征的时候，宝卷是极为充分地张扬了儒家贤孝文化及其社会伦理的，但是，另一方面，尽管我们当代社会依旧弘扬儒学、国学，但对于宝卷里大量存在的儒家贤孝思想及其社会伦理的荒谬基础逻辑，却需要科学对待。如它的贤孝思想依从的逻辑依据、法理思想和人性基础，它的性别文化观念的极端狭隘性，都需要我们用新的文化理念、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的科学理性来对待，以免我们质疑家文化里令人心仪的贤孝理念和现代社会实践中对于孝文化的大力弘扬。这也是我们充分理解现代贤孝及其贤能意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文科学基础。 第三，从现代社会性别理论来看，宝卷思想的基本灵魂是佛道思想和儒家文化（或先佛后儒），但这些文化本质上讲又是一种男权中心主义思想。极端腐朽的男权意识及其文化思想充斥宝卷，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思想文化倾向呢？实际上，这也是研究河西宝卷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男权文化是女性主义运动及其女性主义思想理论兴起以后被凸显的一个新范畴。男权主义文化指的是男尊女卑，以男性为社会、男性为家庭的核心，男性拥有无上的权力，对于女性，尤其是对于婚姻里的女性，男性具有绝对的生杀予夺的权力。丝路河西宝卷作为这种文化形态下的产物，大力宣扬了这种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在我们已经见到的宝卷中，除了现代新编宝卷《沪城奇案宝卷》具有些许的现代男女平等意识外，其他宝卷几乎都是在宣扬这种男权中心文化及其思想。 仔细推敲，河西宝卷宣扬男性中心文化及其思想，主要是通过塑造“善男信女”形象—贤良女性形象和状元郎形象来实现的，或者是通过灌输“善男信女”理想来实现的。因而它便具有了极大的文化隐蔽性。从整体来说，在河西宝卷中，它的正面人物形象大体上有五种：善男、信女、贤良女性、圣贤、读书人，其中，贤良女性形象和读书人—状元郎形象为最突出的人物形象。她（他）们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和道德楷模，因而在传播“三教”思想及其树立人生境界追求方面，在劝善和张扬淳朴民风方面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问题恰恰在这里，宝卷的正面价值与极其落后的封建意识思想早已浑然融合。宝卷里塑造的人物形象，无论是观音菩萨、仙姑道徒，还是秀才和贤良女性，这种思想已经像无形的绳索捆绑了他们的灵魂。宝卷故事中关于妇女修行的故事很多，这些修行女性没有一个能够逃过男权意识形态的洗礼。宝卷里的劝孝，也多为劝戒女孝。状元郎更是如此，因为宝卷弘扬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是通过读书人—状元郎形象来完成的。中状元、做驸马，夸官三日，官至极品，然后是三宫六院，妻妾成群。这是宝卷中所有男性成功者的典型，也是宝卷里基本的男性形象。尤其是状元郎形象，这个宝卷里塑造的极为具有寓言性质的男性，充分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偏颇的男权主义思想，也反映出中国文化极其浓厚的官本位思想及其隐秘的潜意识心理。这是其对传统女性控制的主要手段，也是男权文化控制女性的一个相当独特的中国式悖论性现象。 阅读丝路河西宝卷，我们必然会面对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是像宝卷这种民间文化传统的“五味”—比如它的佛道儒“三教”融合的情状，它的贤孝伦理，它的种种落后的性别意识及其文化。进一步说，对于宝卷的流行区域及其受众者—偏远的地域、文化普及率低及其未经现代文化洗礼的农民及其市民来说，这种甄别相当重要。因为在这里，男权主义思想及其文化，早已成为现代文化及其文明建构的重要障碍了，所以，如何对待河西宝卷里这种文化及其儒家文化里大量保留的男权主义思想意识，对于现代文化建构及其性别伦理建构，是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意义的。 “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名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伟大，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了解人类一往直前的进步，了解人类对个人的非理性的一贯有把握的进步，了解人类战胜一切似乎是超人的事物，了解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残酷而又顺利的斗争，直到具备自由的人的自觉，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地独立地创造建立在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基础上的新世界。为了了解这一切，我们没有必要首先求助于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它（神）的名下。”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待宗教及其文化的思想正是我们研究宝卷必须持有的思想及价值观。 四、“因果故事”及其叙事文体特征 在明清世俗小说《金瓶梅》中，有吴月娘请僧尼王姑子在家中演唱宝卷以消遣的细节，即《金瓶梅》提及宝卷共计有五回（第三十九回、第五十一回、第七十二回、第七十四回和第八十二回），一共描述了12次宣卷的情致。小说里的宣卷和西门家的佛教斋醮、道家法事、佛事等谈狐说禅情节密切关联。说明宝卷这种艺术形式和佛教、道家法事和家庭娱乐活动相关，也说明宝卷及其宣卷在《金瓶梅》成书的明清时代早就存在。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胡适《白话文学史》等文学史著作里，也把宝卷列入文体和文类的范畴进行了讨论。进一步说，宝卷由佛教讲经说法、佛教因缘、佛教变文等演变而来。对此，尽管学界有争议，但只要我们通晓这两种文体—佛教变文（押座文、因缘、讲经文等）和河西宝卷，将其讲经文《盂兰盆经讲经文》《丑女缘起》、变文的《伍子胥变》《秋胡变文》与宝卷的《仙姑宝卷》《苦节图宝卷》的内容与形式作一比对，对此结论便不会怀疑。 宝卷是一种民间通俗艺术形式，也是丝路河西走廊的一种俗文学——敦煌俗文学及其通俗艺术文体形式。综合考察，宝卷这种文体至少有两个重要形式特征，一是文本结构形式的综合性。这由其作为民间讲唱艺术脚本所决定。流传较早的河西古宝卷《仙姑宝卷》《达摩宝卷》《苦节图宝卷》和反映近现代生活的现代宝卷《救劫宝卷》《姊妹花宝卷（上下部）》《沪城奇案宝卷》这六部具有代表性的河西宝卷和一部凉州贤孝曲的文本构成，就充分地显示了这个特征。二是叙事性。宝卷以因果故事为主，或者由这种故事转化而来，叙事特征很明显。因为除了《观音宝卷》《达摩宝卷》《湘子宝卷》等纯宗教宝卷外，民间大多数宝卷都演绎因果故事，因袭因果故事的套路，叙事性是其首要特征。而且，叙事的程式化以及文本构成的程式化，甚至存在千篇一律的格式化特征。换句话说，宝卷故事形式如同普罗普分析的神奇故事，大都有重复单调的故事构成形式。这与中国的讲故事传统及其相关的叙事艺术有十分内在的影响，因而是我们不能小觑和疏漏的。 首先，作为一种讲唱文学及其脚本，宝卷这种民间俗文学文体的形式构成独特而复杂。比如上述《仙姑宝卷》《达摩宝卷》等，就基本上包含了导语、话本式叙事方式、韵文式叙事、古典诗、词、曲、令、诸宫调、五更调唱词、偈语、格言、顺口溜等诸多复杂形式。这些形式的品类很复杂，有些也相当精彩。大体说来，它们包括以下几种形式：（1）如《达摩宝卷》导语：“达摩宝卷初展开，诸佛菩萨下凡来。大众同心齐念佛，现在增福又消灾。”（2）如《仙姑宝卷》的话本式叙事：“却说仙姑宝卷出在汉世年间。仙姑自苦修板桥，越发为善，感动黎山老母，黎山老母说：‘善哉，仙姑娘娘，原是东岳泰山青阳宫内仙女，起名仙姑，前去西方显化，普渡众生。她今在彼岸之处修作，无人与她指点说破，我老母前去走（这）一回’，说罢，就在仙姑的跟前，变成一个白头老婆婆，望仙姑施法。黎山老母渡化，说我今细说，修行有五命。”（3）如《沪城奇案宝卷》的韵文叙事方式：“李金玲骑车子顺路前行，日头爷早落尽西山之中。市郊区没路灯一片漆黑，李金玲见天黑更加心惊。不一会儿来到了坟院当中，金玲女栽下车摔倒尘埃。胳肘子屁股蛋擦掉皮油，灰褂子涤卡裤沾满泥泞。李金玲顾不得身上疼痛，扶起了自行车急忙前行。她思谋骑车子继续赶路，快离开吓人的这些荒坟。岂不知自行车掉了链子，越是吓越出事不能前行。李金玲心里怕身上颤抖，坟场中走来了年轻后生。我也是刚下班寻路回家，来帮你装车链与你同行。我与你同住在一个城镇，要害怕我把你前送一程。那青年和金玲并肩而行，霎时间来到了市区中心。路灯下姑娘把青年细看，人英俊衣整洁气质不同。大眼睛洋鼻梁瓜子脸皮，新理得运动头香气喷喷。红润润嘴唇儿能擦出血，嫩生生肉皮儿比雪还白。穿一套咖啡色毛料衣服，新新的擦油鞋尼龙袜子。这小伙长相好衣服时兴，大姑娘李金玲一见倾心。”（4）如《仙姑宝卷》等的诸宫调、词牌等形式。该宝卷有［炉香赞］、［驻云飞］、［浪淘沙］、［傍妆台］、［清江引］等12个宫调。（5）如民间小曲《五更调》和佛曲等唱调形式。这构成宝卷这种民间俗文学形式的独特文体特征。 这些品类和形式在交代宝卷缘起、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形象和词牌接引方面都很恰当确切，精彩而得体。它们完整而有序地构成了这类宝卷的总体形式特征，有些宝卷的制作是相当精心的。就是说，一部宝卷的构成元素，大体上有以下成分：（1）构成开头的引诗。（2）正文的韵、白故事（叙事，是宝卷主体部分）。（3）过渡的引诗和词牌。（4）正文中的大量唱调（音乐）。（5）品、章一些宝卷的章节分类。（6）佛经偈言、谶诗等。（7）教义及其经典语录等。就宝卷的作者（编者）来看，它们是僧侣和基层读书郎的创造，极有形式感，并且又包含诸多艺术及文体品类，充分地反映了宗艺术和民间通俗艺术的叙事智慧。因此，就形式来看，在中国所有文化、文学及其艺术形式中，宝卷是以其最通俗易懂的方式——以因果故事这样生动的艺术形式最充分地展现了儒释道“三教”融合思想的一种民间俗文学艺术形式。 换句话说，宝卷文体的这一特征，不同于传统的话本、小说，也不同于叙事诗，更不同于音乐、戏剧等过程性叙事艺术。宝卷的特征是把它们进行了综合化处理，高度融合了它们之间的可用因素，从而形成了它的“这一个”的典型性形式特征。就是说，宝卷文体的这种独特性在于，它首先吸收了传统小说、诗歌叙述与音乐、曲艺叙述三种叙述之长，以简单的加深性重复来完成一个因果故事的叙述。这种叙事特征既强调了因果故事的故事性特征，又强化了它的抒情性（诗歌、音乐）成分，二者相得益彰，成为一个极具感染力的民间通俗文学艺术形式。其次，从审美表现的角度讲，采用这种通俗民间艺术形式，既有文学神奇故事的娓娓动听，神奇迷离，又有抒情艺术诗歌、音乐曲艺等的重复性和一唱三叹的叙事效果。其中间穿插的“哭五更”等调的戏曲唱曲，又使这个特征更为突显。所以，当念卷者以这样看似复杂精致的方式来叙述一个关于贤孝的劝善故事时，由于它独特的审美与娱乐效果，听卷者会全身心投入故事的情境之中，与念卷者同唱、同吟，自动发出念卷过程程序的“接佛声”—“阿弥陀佛”以及佛曲来回应，其综合性特征相当明显。 第二，故事性是宝卷文体的第二个特征。从总体而言，一般宝卷大多包含十多个故事，大故事套小故事，故事层出不穷。一部宝卷就是一个故事群。所有这些故事皆由因果链构成。进一步说，宝卷故事是一种通俗文学及其演唱艺术形式，通常，它们的类型很多，有宗教因果故事、历史演义、公案故事、婚姻故事、抗暴故事、寓言童话故事、笑话、幽默故事等多种。宝卷以故事的形态存在。这一特征由宝卷本身的来源及其功能方面可以得到说明。从渊源上看，有些宝卷本身就是来自佛教故事，其本身就是一个因果故事，故事是其本体构成特征；从功能上来说，宝卷是用故事来教化大众，人人生来爱听故事的本性，使那些教化者、宝卷编制者充分利用了这种元素。一部宝卷往往需通宵达旦，甚至需要好几个晚上讲与念多个丰富生动的故事。念卷者着重念唱故事，听卷者就为听故事而来。基层民间及其农民对于这类故事迷恋而神往。 刘俐俐在《人类学大视野中的故事问题》中谈到了三个观点：（1）“‘讲述和倾听（书写与阅读）故事’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如果对超越所有学科之上的人类学意义的故事有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或将开启人文科学研究新的空间。”（2）“‘讲述和倾听故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不是因为需要人阅读，而是人需要故事和小说，才有了故事与小说。”（3）“读者约定俗成地确认小说、故事的虚构特性，由此保持了‘明智的旁观者’身份和姿态，从而具有对事物进行全面审慎的观察、判断乃至裁决的能力。”对于宝卷讲述的这种因果故事，我们完全可以用这个思路来理解。因为这种民间通俗艺术形式的叙事及其形式转化，乡民渴望倾听。想想现代电视剧、微电影出现及现代网络故事普及的时代，不管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乡民，甚至老年消遣者对它们的痴迷态度，我们就理解“人需要故事”基点上的河西宝卷故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宝卷因为其故事而有了迷人的魅力。 第三，宝卷叙事的程式化特征也极其明显。宝卷多为因果故事，它是佛教僧侣、一些民间道人及民间艺人为传播“三教”思想和禳灾求福等多样化的功能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民间文化普及形式。以普罗普“故事形态学”、“叙事美学”和利奥塔“民间叙事的语用学”原理作比照，宝卷这一古老民间艺术及其文学文体的叙事性、叙事的程式化特征极其明显。普罗普认为，所有神奇故事按其构成都是同一类型，其结构功能性特征很明显。在此认识基础上，他把神奇故事的功能项分成了外出、禁止、破禁、刺探、获悉、设圈套、协同、加害、缺失、调停、惩罚、举行婚礼等31项。这些功能项按规律排列构成了一个个童话与神奇故事。普罗普研究了《天鹅》等100个神奇故事，从而为故事研究开拓了新途径。宝卷的因果故事实际上颇类普罗普研究过的俄罗斯神奇故事，它的结构形态与相当程式化的童话等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且，由其因果报应的佛教内在思想作依据，由因而果，因果故事的形态结构特征更为明显。例如《忠孝宝卷》（又名《苗郎宝卷》等），写小姐柳迎春因为丈夫赴京赶考状元，家境败落而卖儿、割肉奉亲、身背公公逃难、寻夫以孝敬公婆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程式化编写的规程就相当明显。按普罗普的理论，此故事的结构形态应该是在初始情景（宝卷的初始情景一般是：员外之家，生活幸福，金银财广，骡马成群，主仆和谐）后，接着涉及主人公遇难、经受了考验、神助、获救、举行婚礼（夫妻会面，封为一品夫人），最后以大团圆的喜剧化情景结束。这与普罗普研究的民间神奇故事《天鹅》完全一致。 通常，由于宝卷故事都是悲情故事，所以许多宝卷大多从主人公受难写起，中间几经波折，孝心感动神灵，主人得到神助，然后女性的丈夫或子女中状元夸官三日，享受荣华富贵。这里的内在原因是佛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及其轮回思想。所以，程式化特征及其结构特征就更为明显。河西宝卷中的《仙姑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侯美英宝卷》《牡丹宝卷》《葵花宝卷》等莫不如此。又如，神奇故事的结尾是举行婚礼等，而宝卷故事则几乎是清一色的得到神助→中状元→做官而结束。这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在本质，而这个特点在宝卷叙事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宝卷故事在这个意义上讲，也就是一个普罗普所说的神奇故事，尽管它的神奇主要还体现在神佛魔道的“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一根猴毛变万千猴娃以及神灵的神奇道术和魔幻超现实力量上。 五、民间教化：宝卷的文化及文体学价值 古代文化及其遗产，是人类祖先丰富经验的转化。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弗洛伊德曾经问道：“一代人为了将其心理状态传递给下一代，他们使用的方式和手段是什么呢？”“原始人非常需要一个上帝来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作为部族的首领，也作为个人的保护者。这个上帝是那些部族死去的父亲的后盾。”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不是神创造的，而是人和自然的结果。“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伟大，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了解人类一往直前的进步，了解人类对个人非理性的一贯有把握的胜利，了解人类战胜一切似乎超人的事物，了解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残酷而又顺利的斗争，直到具备自由的人的自觉，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地独立地建立在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基础上的新世界，为了了解这一切，我们没有必要首先求助于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它的名下。为了了解这一切的伟大，我们没有必要采取这种迂回的办法，为了相信人的事物的重要和伟大，没有必要给真正的人的事物打上‘神的’烙印。相反地，任何一种事物，越是‘神的’即非人的，我们就越不能称赞它。”弗洛伊德关于宗教诞生和作用的这种追问和回答，马克思主义者基于无神论思想的关于宗教的论述，实际上为我们认识宝卷这类文化遗产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资源、理论基础和科学态度。比如对于宝卷与佛教的关系，宝卷中的“三教”思想及其主题，宝卷的忠孝节义的儒家思想，以及宝卷形式特点及其模式化特点的研究，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和文学研究的历史的、美学的标准和原则来认真分析研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丝路河西宝卷这一文化遗产的研究，我们除了以现代无神论思想以科学理性的学术态度对待外，还需要从主题学、宗教学、文化学、文体学、文本及其叙事学的角度多方面审视，不能二者偏废，而仅仅从后者来看，我们的研究则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河西宝卷是丝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机组成部分。河西宝卷文化中儒释道三教文化思想的融合现象，实际上提供了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样板。丝路文化这种全球化文化融合发展的事实，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文化依据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文化学、文体、文本及其叙事学的角度来看河西宝卷及其文化，就具有了重要的现实启示价值，因为至少这使我们能够看到现代国家社会历史实践的深远历史文化依据。反过来讲，我们深入挖掘“一带一路”的历史文化遗产，至少能够使我们深入理解“一带一路”的现实意义。实际上，文化研究的宗旨大概也在这里。 第二，教化、基层文化与社会伦理建构的意义。长期以来，河西宝卷是河西走廊民间及其基层教化的主要工具之一。因为河西宝卷极其充分地宣扬了儒家的贤孝文化、道教的修身养性、佛教众生平等多种理念。河西宝卷宣扬的这种贤孝伦理、众生平等观念，是现代社会伦理建构的重要内容之 河西宝卷——绽放在河西大地上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