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院启思录

作者简介

李蔚超，鲁迅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做文学教育与当代文学史研究，及文学现象研究、作家作品评论等，文章见于各类学术期刊、文学报刊。有评论集《批评的左岸》。

内容简介

***文学教育的试验与试错 ——记*创阶段的中央文学研究所 鲁迅文学院从哪里来？ 口述史、文学史以及鲁迅文学院相关文件都会提到，作为鲁院的前身中央文学研究所，是效仿前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而建，并明确丁玲作为倡导者、创立者的身份。因未有史料面世，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大多筑基在所涉人物的口述史或回忆文章上。丁玲和所内老教师、老作家、老学员的回忆层层叠叠压在过往历史的残骸之上，人们在不同境遇下的追忆叙述随时事变迁而闪烁游弋，“*讦”他人或“抗辩”自我时势必浓墨重彩、侧重取舍，反过来做“翻案文章”，难免偶有言辞闪烁，尘埃落定后，以纪念为名的回忆亦不自觉地温情修饰，往事如烟。 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学界的关注集中在丁玲的个人遭际及其与文学体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文学体制初创时期，丁玲是***内*耀眼的作家“明星”，她是延安“内”“外”文艺相遇后的一种命运，这种命运自延安延续至北京，再颠沛流离至北大荒，又罹患牢狱之灾，新时期后方才再度“归来”，几十年中，这种命运包含着新中国对“五四”文艺传统和国统区文艺的改造或批判、继承及容纳的程度，显影着新中国*和**、*高***对于文艺界***的取舍倾向——谁才能代表、领导、建设***新文艺？*重要的是，在1950至1970年中，胡风、丁玲、陈企霞、周扬和所谓“周扬派”先后陨落于文艺界的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是左翼知识分子，都是*内重要的文艺干部，每个人的遭厄都代表着新的革命进程对他们提倡、代表的文艺方向的否定，这一过程似乎全部表现为一次又一次“试错”而后求索“答案”的过程。人事因素确与1950年代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命运息息相关，可以说，丁玲的个性及文艺观，她在建国初期对新政权所设想和需要的文学体制的理解和设计，她对苏联文艺和文学体制的崇尚，以及她的工作方法，显影在丁玲筹备、建立、管理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四年时间里。丁玲与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命运互为表里。 1936年从国统区来到保安的丁玲，以极大热情拥抱革命、改造自我。但在1950年代丁玲被“打倒”的过程中，虽其志不改，犹自招罪愆。1955年，中国作协*组为丁玲开列的罪失中，“拒**的领导和监督，违抗*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一条的主要依据，就是批判丁玲、陈企霞把《文艺报》、中央文学研究所“看作他们个人的资本和地盘”①。“制造个人崇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一条，说的是丁玲在《文艺报》和中央文学研究所“狂妄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②。文研所的学员也屡遭训问，是否“只知丁玲，不知有*”。丁玲的自我辩正和新时期以后的丁玲研究，则不断为丁玲辩解，证明她在文研所工作时期的清白与无辜，她从未提倡骄傲、一本书主义，*无向*闹独立的意思，她是一位对*忠诚的*员作家。中央文学研究所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后身鲁迅文学院的院史档案（下简称院存档案）中，保留了自1950年代创办起的部分教学与教务资料。在鲁迅文学院建院六十周年活动期间，曾展出部分历史文献，也被研究者视为重要的史料依据，然而，大多数自1950年筹备建院起便留存下来的历史材料，仍静默无言地躺在壁橱中。笔者试图将六十多年前的公文、教务资料、课堂记录、作家笔记，与现有的文学史及文学体制研究、作家口述史、人物传记互相印证，努力拼贴出历史的“原貌”。作为**鲁迅文学院的一员，钩沉史海的过程中，笔者不免携带了现时的切身之感和以史鉴今的问题意识。按照文学史的叙事成规，中国当代文学中，存在一条“断裂”的鸿沟，而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与鲁迅文学院，恰好居于鸿沟**，**的鲁迅文学院，哪些是沿袭历史传统的？在我看来，文学体制的建立是组织行为，它势必有着**个人因素的复杂过程及内涵，体制建立后，又有其稳固的内生性和延续性。丁玲被“打倒”，文学讲习所停办，是否意味着在文学院内“肃清”了丁玲文学教育理念的影响？1953年，中央文学研究所换牌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由雏形阶段的文学院缩小为短期文学培训班，文讲所的教学人员依然是在总结文研所前两期研究班的教学经验、按照高尔基文研院的教学计划制定教学方案，其模式仍然保留了部分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模式，这种影响*蛇灰线延伸至新时期以后恢复工作的文学讲习所甚至鲁迅文学院，当然，现实的“果”可能远大于历史中的“因”，修复与复建的“文物”“古建”可能与原件貌合神离、南辕北辙。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探究。 一、自历史深处的回音：何以创办文学院？ 为何要创办一所培养作家的文学院？ 事关中央文学研究所，各类研究与回忆大多率先回应这个问题。关于创办原因的说法大致是两个方向，建国初期新的文学体制的建立，向***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看齐，以解决培养文学新人的切实需求。关于这一问题，徐光耀的回忆文章成为重要的引证来源。《昨夜西风凋碧树》一文中提到，1956年12月12*，徐光耀收到中国作协*组寄来的调查信，向他调查“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类似说法是否在学员中流传，徐光耀向组织“交代”了他听来的文研所创立缘由：“有过这样一个事实，1960年①?9月30*我出游天津，来北京遇到陈淼同志，他告诉我文研所创办缘由，大意说：解放不久，***找了丁玲去谈话，问她是否愿意做官呢？还是愿意继续当一个作家？丁回答说‘愿意为培养新的文艺青年尽些力量’。***听了连说‘很好，很好’，很鼓励了她一番，所以丁玲对这次文研所的创办是有很大的决心和热情的。二、文研所的创办，与苏联友人的重视也有关系，苏联的一位青年作家（可能即龚察尔，记不大清了），一到北京便找文学学校，听说没有表示很失望；三、少奇同志去苏联，斯大林曾问过他，中国有没有培养诗人的学校，以上两项也对文研所的创办起了促进作用。”②?这番“交代”重在强调文研所创办的外界因素，特别是丁玲*命于高层***的背景。徐光耀敏锐的政治直觉，加上他并不认可文研所是丁玲“独立王国”的立场，他的话包含了为丁玲撇清以个人意志独立行动的意思。毛宪文又有所补充：“据一期一班学员胡昭回忆说，丁玲在一次谈话中说，建国后有一次她跟少奇同志谈话，少奇同志说我们应该有一所培养自己作家的学校。她深表赞佩。少奇同志说，那你就张罗起来吧。”③?此外，马烽《京华七载》的回忆也常常被引用：“文协为什么不可以办个文学院呢？我把我的想法和田间、康濯同志谈了，他们也有同感。后来我们又向主持文协工作的丁玲同志讲了。她说她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她经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大都是战争时期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青年作者都要求能有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这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她已经在**团会议上提出来了，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但仅靠文协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她打算向中宣部领导正式汇报，争取能够早*实现。”种种说法汇至一个方向：向***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看齐，以及解决新中国培养文学新人的切实需求，出于这两种原因，*和**的***希望丁玲来办。 翻看各类1950年代中期的文章以及后来的研究时，笔者不断产生一种困惑，何以有“何以创办文研所”之问？为何一再拉大旗扯虎皮呢？各种修辞与言说中，都在弱化丁玲对文研所的**之功和辛劳付出。须知不唯中央文学研究所，新中国的文学体制本就师范苏联。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作家对苏联那所作家学校大多十分熟悉而心向往之。根据邢小群的研究：1949年筹备“**届文代会”期间，《文艺报》主办了几次题为“新文协的任务、组织、纲领及其它”的座谈会，都是由茅盾主持。在**次座谈会上，茅盾就谈道：“苏联作家协会有文艺研究院，凡青年作家有较好成绩，研究院如认为应该帮助他深造，可征求他的同意，请到研究院去学习，在理论和创作方法方面得到深造。培养青年作家是**重要的事。学生们经常提出问题来，有时个人解答觉得很难中肯，文协应该对青年尽量帮助和提高。”郑振铎也在这次会上说：“发现一个青年作家有写作的天才，就介绍到文艺研究院去，训练他怎样写作。使他在各方面有所深造，如西蒙诺夫，就是那里毕业的。”①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第十天，苏联作家协会***法捷耶夫为团长，西蒙诺夫、格拉西莫夫等为团员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来华参加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并与全国文协的作家代表进行座谈会，这无疑是中国***领导下的文艺界**次经历规格如此隆重的外事活动。文艺界的主要***和作家悉数列席欢迎，纷纷讲话、撰文，1949年**卷第2期的《文艺报》便刊登了会谈的相关文章，其中，萧三《略谈苏联苏维埃作家联盟近况》一文中，条分缕析地介绍了苏联文学体制的各方面情形，包括苏联作协***和组织架构、官办报纸杂志、出版机关、保护作者权利局、文学基金会、作家俱乐部、稿费制度甚至作家“创作假”都逐一加以介绍，其中自不会少了对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介绍：“文学研究院——这是作家联盟办的，招收各地被发现的青年作家入院学习。从这个文学研究院出来的有不少现在很**的作家、诗人——西蒙诺夫、阿利格兰（女诗人）、格里巴车夫（诗人，现为作家联盟*委**）、阿热也夫……都是”①。其时，法捷耶夫既是苏联作协的**，同时兼任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院长，在他与中国会谈中，谈及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中苏关系友好的年代里，仿苏的中国作家，大多对高尔基文学研究院进行了访问，《文艺报》1950年12月出版的第3卷第4期，便登有一篇刘白羽访问高尔基文研院的文章②。站在**的角度回望1949年的中国文艺界，既然可以仿效苏联官办报刊出版、发展作家“会员”资格，那么，开办一所为新中国培养文学新人的学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筹备建立新中国的文学院，为什么选择丁玲来牵头？首先当然取决于建国初期丁玲在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彼时，丁玲集诸多要职于一身，“可以称得上文学界*红的人，是极少有人可以相比的**别***”①，“延安时期，论创作的艺术质地，论作为作家在文艺界的影响和分量，她恐怕都是实际上的**人，而且不仅仅是作为‘女’作家。到1949年后，共和国文学*初的五六年，她的声望倘不用‘如*中天’，则不足形容。当时全中国的作家，老一代的‘郭、茅、曹、老、巴’等，声望当然很高，但因时代改变的缘故，其实是走下坡路了的，而在经历、背景、资格相近的人中间，无一人声望可跟丁玲比。”②?筹备并管理一所培养新中国文学新人的学校，丁玲具备足够的能力、威望与政治资本。 其次，在我看来，这件事归丁玲来办，当然与丁玲的主观愿望有关。1949年到1951年，***阵营中的**声望*隆的丁玲对于苏联的文艺界组织情况是很熟悉的。丁玲曾五次访问苏联，建国前两次，建国后三次，“是访问苏联*早、访问次数*多的中解放区作家”③。1948年，丁玲到巴黎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归国途中在莫斯科见到了苏联作协***、高尔基文学研究院院长法捷耶夫，会见时的丁玲是双重身份，既*中央委托代表中国文艺界，又是以一位中国作家身份与法捷耶夫对谈。她介绍了中方文艺组织工作的情况，又从法捷耶夫处“取经”，了解苏联文艺界的组织形式，为方兴未艾的新中国文艺体制搜集信息④ ——大概在这次会谈或访苏过程中，丁玲便已经形成了建立一所中国作家文学院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10月，刚刚送走法捷耶夫一行，建国后**个代表团访苏，丁玲作为团长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三十二***典，此行，她还专程参观了高尔基文学研究院①。为什么要去参观高尔基文研院？极有可能就是为了筹备中国的作家学校做准备。1949年的整个10月份，先后发表《西蒙诺夫给我的印象》《苏联人》，与苏联人和国度亲身接触、密切交流的丁玲，不断酝酿中国的“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建设计划——也就是徐光耀所说的“决心和热情”。院存档案中，*早一份筹备公文《创办文学院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的时间是1949年10月24*，恰好居于法捷耶夫离开中国与丁玲赴苏之间，可以推断丁玲参观高尔基文学研究院，应该就是为筹建文学院做准备。 关于文研所来历的文章里，论者经常引用马烽回忆录《京华七载》中的记载：“文协为什么不可以办个文学院呢？我把我的想法和田间、康濯同志谈了，他们也有同感。后来我们又向主持文协工作的丁玲同志讲了。她说她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她经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大都是战争时期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青年作者都要求能有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这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她已经在**团会议上提出来了，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但仅靠文协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她打算向中宣部领导正式汇报，争取能够早*实现。”② 马烽回忆的是1950年的事情，此时，《文艺报》已于1949年年底刊登了周扬在全国文联第四届扩大**会议上的报告的要点，周扬讲到，翌年全国文联将要完成的工作任务中，就包括“筹办文学研究所，征调一定数量的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相当写作能力的文艺青年，加以训练，提高其写作水平”。丁玲同马烽说的“经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大都是战争时期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青年作者都要求能有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指的便是《文艺报》刊载即将办文学院之后的社会反馈。丁玲建立文学院的意愿，时间上一定早于马烽提供的这次“交流”发生的1950年。 1956年，当面对文研所是自己“独立王国”的指责时，丁玲承认自己曾向组织提出了建议：“文研所虽由我建议，但是经过*组多次讨论，领导上决定建立的。我听到许多同志的反映，觉得过去在战争时期读书太少，我也觉得他们需要读书，就像我这样的人也需要读书，所以才议的。那时文学创作部部长是赵树理，赵树理正筹备曲艺研究会，工作重点不放在创作，副部长是田间，部内有康濯、马烽、胡丹佛、陈淼四人专门从事创作，拟议中的文研所初期计划只是创作部的扩大，*员就是这些人，又搞创作，又学习，不是一般的学习班，经过*组几次讨论，才成为研究所的，在我的思想，一直是不愿意这样扩大的，因为我那时觉得文联的力量是不够的。”① 从延安走出来的丁玲深知宗派主义、向*闹独立等罪名的严重性，在那事关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谨慎地回避自己的努力和影响力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至此，笔者终于明白，事实上，“何以创立文研所”、为什么是丁玲之问，连同关于两个问题的种种回忆、言说和讨论，正是自1950年代“丁陈**集团”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响。1955至1957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作协*组对丁玲展开调查和批判的导火线，便是文研所康濯的一封检举信，追诘与讯问延宕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之中，后人一次次站在丁玲的立场，去寻找丁玲不敢擅专的答案，以证丁玲之清白和那段历史逻辑的错谬。“自保”的思路在丁玲是别无选择的立场，可是，当文学史研究仍然采用这样的思路，则难免错过丁玲的文艺观、文学教育思想中的许多丰富内涵，*会与作为文学体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历史可能性失之交臂。笔者将尽可能避免这种思路的影响，从丁玲以极大的“决心和热情”投入建立一所中国作家学院的角度展开讨论。 另外，笔者注意到，尽管在“何以创办文研所”的动机讨论中论者将中央高层***与文研所的创办建立联系，但是他们大多只能以口述和间接材料为证，于是，这便有了50年代丁玲在遭批判时是否曾向***等***直接申诉的问题。以情理推断，无论丁玲牵头创办中央文学研究所是否*命于中央***，以她在延安的资历，和她与***、周恩来等人的友谊，建国后丁玲的工作情况和中央文学研究所的进展，甚至个人感*、想法，理应可以找机会向***直接沟通的。院存档案中，笔者发现了一封丁玲的亲笔信，这封信比较随意地写在一份油印刻字材料《中央文学研究所给中宣部和文协*组的报告》的前几页，信的抬头是“副**”，内容 如下： 副**： 我把文学研究所向***及文联的一个报告寄给你看看。很多次我都想找你谈一次，向你汇报工作，并且告诉你工作人员和研究员对你帮助我们的感谢。都因为知道你忙，怕你没有时间，没有去找你。开学的时候本来也想请你来讲话，也因为没有礼堂，只有一个能挤六七十人的小课堂。所以，只请了郭老、茅盾、周扬同志，但我心底一直是记挂着。我总觉得，我应该，而且我情感上也有这种要求，要告诉你才好，但为时间关系，把这一份报告寄给你，不另作报告了。不过我还想补充几句，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工作中*感到我们的年轻的是有才能的作者，的确是**可爱的，他们都经过一般干部的培养，都没有得到特殊的文艺方面的辅导。他们聪明，努力，却基础太差，如果不去注意他们，他们也许还可继续下去，也有人能有*大的发展，但一般的都不易提高，现在我们这个研究所虽然还有很多缺点，但却做了一点急需要做的事，我个人是感到担子沉重的，却也感到这是很有意义的。虽然他会妨害我的一些创作。 副**是谁？从丁玲的语气中看得出，她十分尊敬他，他的地位又高于郭沫若、茅盾，并在文研所工作中为丁玲提供了帮助，随后丁玲介绍了几位文研所第三期的**作家，如陈登科、赵坚等，也反映了所务繁杂、人手不足的问题。从信的内容看，此时丁玲对文研所的工作依然怀有热情和成就感，对她的学员们也很有感情。“不过在现有阶段我们总的勉励工作下去，到实在需要帮助，而***、文联都不能解决的时候，我是会找你的。我对你有十分的信心。不过我一定不经常麻烦你，我爱惜你的时间和精力。许久没有见到你了，深深致以我对你，和小超大姐的眷念和尊敬！”直到信的*后一句话，我才明白，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周恩来。信的落款的时间为“4月29*”，根据院存档案记录，这封信写于1953年。仅从这封信的内容来判断，丁玲是可以向周恩来汇报自己的思想状况和工作情况的，也就意味着，建国后丁玲在文艺界的工作情况，哪怕小到文研所学员的创作情况、秘书长的工作量，中央***是直接掌握来自丁玲方面的信息和说法的。这也佐证了时任中宣部机关*委**李之琏所说的：“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曾有过指示，他说：‘由于周扬和丁玲之间的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① 中央***显然是掌握丁玲的想法的。 “这本书就这么组合起来，前后几篇，论文、访谈、问卷，提纲挈领地将鲁院的历史以断面的深究、散点的折射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使我们看到了鲜活的鲁院记忆。作家们的五光十色的问答和回忆，*终构成了李蔚超本人调色盘里的颜料，就像她*到了印象派画家的影响画的油画那样，这本打捞作家记忆里的鲁院的五光十色的问答，这本集合了研究论文、访谈、调查问卷、作家档案的《鲁院启思录》，就成了一本关于鲁院历史研究的相册式的独特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