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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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购买: 中国四十年社会变迁(1978-2018)
ISBN: 9787302491651
"毕竞悦,法学与管理学交叉学科博士。主要学术兴趣为公共政策。有多年智库工作经历。曾任《改革内参》执行主编、图书策划人。现为神华研究院战略所研究员,**经济师。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宪法与**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行为法学会企业治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互联网协会青年专家,腾讯文化频道专栏作者。 出版专著《法治美国》《世界煤炭行业公共关系战略实证研究》,出版《罗斯福宪法》《联邦*人与反联邦*人文集》《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等学术译著十余本,在报刊、新媒体发表论文、评论百余篇。 "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和主体,政企不分问题 严重。改革开放后,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得以体现,中国的市场主体*益多 元化,这是一场微观经济基础的变革。市场主体也可以说是就业组织,就业 组织的状况决定了人们的工作状况,而工作状况又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 生活状态。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 改革开放前,困扰中国企业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政企不分,企业缺乏独立 的市场主体地位。 ***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较早提出了“公司制”的概念。 19**年,***设想用联合公司或托拉斯的组织形式来改组中国的工业企 业。他认为,当时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厅、局都在干预经济,这是超经济的 做法。组织企业性质的公司比行政机构管得好。他考虑把各部的管理局改成 公司,不再是行政机关,而是经济组织,这样就可以*接近生产,*接近企业。 19**年8月,***代表中央批转了**经委《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 意见》。不久,全国烟*、盐业、汽车、橡胶、医药等12个行业组织了托拉斯, 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尝试结束了。 第三章 市场主体的多元化 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些改革也是遵循***的这种思路,如许多省 市的煤炭企业就是由原来的矿务局改组而来的。 1979年,在**主持的***财经委领导下,由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 究领导小组提交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以下简 称《初步意见》)。《初步意见》强调: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 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按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专业公司和 联合公司。1 我国在1992年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转换国有企业经 营机制,规范主要市场竞争主体的组织和行为,1993年12月29*第八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这部法律取消了对非公有制企业设立公司的限制,起到了指导我国经济体制 转轨初期的国企改革、按资本运作形式划分企业性质以及规范民营企业及混 合所有制企业的组织架构等作用,初步培育起现代公司治理文化。 近年来我国大力改革商事制度。200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正式实施。该法允许设立一人公司,一般有限责任公司的*低注册资 本是3万元。这进一步降低了成立公司的门槛,放松了管制。 2013年2月28*,*的第十八届二中全会决定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放 宽工商登记条件,加强对市场主体、市场活动监督管理。10月25*,李克 强**主持召开***常务会议,部署“注册资本认缴制”“取消企业年检制 度”等内容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实行“先照后证”,减少企业注册登记 的前置程序,同时对企业理性投资、诚信经营提出了*高的要求。11月12 *,*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改革市场监管体 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12月28*,第十二届***六次会议审议修 改了《公司法》,明确将公司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取消公司 注册资本*低限额制度,为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提供了法治保障。2014年3月 1*,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启动,正式拉开了改革的序幕。从2014 年3月到2017年8月,**工商总局先后**了注册资本改革、企业住所 1 参见安志文. 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背景.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与改革同行—— 体改战线亲历者回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改革、企业名称改革、全程电子化和电子营业执照改革,有效降低了创业创 新的制度性成本。2015年10月1*,全国范围实施了企业工商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2016 年10月1*,在“三证合一”的基础上,又实施了企业“五证合一、一照 一码”改革。12月1*,实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的“两证整合”。 2017年3月1*,全国范围实施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推动市场准入和退 出全程便利化。10月1*,全国范围内实施“多证合一”改革。 改革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新登记企业数量大增,促进了就业。经过 一系列的商事制度改革,我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持续 提升。 中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近年排名 年份 名次 2014 96 2015 90 2016 84 2017 78 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农业产权的问题,那么企业作为市场 主体地位的确立则解决了工商业产权问题。 国企改革与单位制的解体 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从边缘地带发生,在维持原有主体经济不做根本性 变动的条件下,在国有经济之外推动增量改革。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国 企改革也提上了议事*程。国企改革的大致历程是:1993年之前,注重“搞 好搞活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1993年之后,注重“国有企业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1993—1997年,县级以下的国有企业基本实现改制,包括 明晰一些乡镇企业的产权;1998—2002年,县级以上的一些中型国有企业 通过减员增效和企业重组进行了改革;2003年之后,一些特大型的国有企业 陆续上市。**,留下来的国企基本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治理结构较为完善, 处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虽然数量不多,但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国企改革的重要社会后果之一就是导致单位制的解体。“单位”是颇具中 国特色的一个名词,中国人特别是城镇居民总是会觉得特别的熟悉,因为在 改革开放之前,几乎所有的城镇居民都被包括在“单位”之中,是其中的一 分子。即便是**,人们依旧会习惯性地问:“请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单位不仅是进行生产性工作的场所,而且是**建立并实施有效控制的 具有特殊功能的科层化组织,是**为实现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实现对城 镇有效地政治控制与社会动员的一个系统。在**掌握几乎所有资源的大前 提下,单位是为**将资源分配到个人的工具,同时单位又是**控制个人 的工具,单位成员都有严格的身份——这种身份往往伴随人的一生。当单位 普及中国城市的各种组织之中、成为一种成型的制度时,中国城市的基本统 治形式——“单位制”便形成了。单位制与国有企业密切结合,形成了一种“单 位办社会”的局面。国有企业包办职工的就业、医疗、子女上学、娱乐等各 种事务。在为职工提供社会服务的同时,单位帮助**实现了严格的人生控 制,形成了“强**—弱社会”的社会模式。 随着改革开放、国企改革,“单位”的意义越来越模糊。首先,国企职工 下岗把个人推向社会,为私有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其次,国有企业的 社会职能逐渐剥离,**、企业和社会的界限*益明显。 概括而言,世界上的国企改制有五种模式: **种,一次性公开拍卖。 第二种,先把国企改组成国有独资股份公司,然后在股市出售股票。通 过股票出售,**得到收入,普通公民也可以购买股票成为股东。这个过程 较为公平。 第三种,以选定的私人企业为对象,通过一对一谈判实现整体转让。 第四种,把企业的全部资产出售给本企业就业人员。这种做法有利于保 证企业员工的利益。 第五种,破产清理,主要针对那些亏损严重而无人愿意购买的不景气企 业。**通过一定程序宣布撤销该企业,对其实物资产进行破产清理。 相比较而言,第四种模式综合考虑了效率与公平的因素,兼顾了**、 企业、员工多方利益。在我国国企改制中,诸城就采用了这种模式,取得了 较好效果。 国企改革的诸城实践 诸城是山东省一个县级市。1992年,诸城率先对国有企业进行了一 场“股份合作制改革”。 1992年,按照***通知要求,诸城对市属150家独立核算的公有 制企业进行了资产清理,结果清理出一片“大窟窿”:103家明亏或暗亏, 占企业总数的68.7%;亏损额高达1.47亿元。一些表面看来红红火火的 企业,实际上却已资不抵债,成为名存实亡的“空壳”。企业的呆账、死 账上千万,占应收款的10%。企业债台高筑,全市企业资产负债率80% 以上,每年光支付利息就达1.5亿元。 诸城的情况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不过诸城在改革上走在了前面。诸城 市委市**清醒地认识到,改革的深处是产权问题,不触动这个“禁区”, 只能原地踏步。以前的公有制企业改革仅仅在放权让利、调整政策上兜圈 子,产权关系依然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企业负盈不负亏,工人当家 不作主,厂长有权难落实,**手大捂不过天。 先出售、后改制、内部职工持股,是诸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基本做法。 具体来说,就是将企业国有或集体资产评估后出售给企业内部全体职工, 把原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造成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分配形 式为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领导体制为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 制,公司职工既是雇员又是股东。 开元电机厂是市委市**选中的**家试点企业。诸城先搞了两套方 案:一是个人股不得超过20%,****控股;二是将企业存量资产出 售给职工,**以土地作价入股。但这两个方案均遭到职工的反对。随后 市委市**广泛征求意见,并请来北京的一些专家做论证,*后形成了第 三套方案:由全体职工以企业内部股权证形式集资270万元,将企业资 产全部买下,成立诸城市开元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把这个国有企业变成由 277名股东共同拥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1996年2月,中央联合调查组赴山东诸城处理“卖光国企”事件,* 后的结论是:诸城的改革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群众满意。 一个月后,3月22*至24*,当时的***副**朱基一行34人来到 诸城,进行了为期3天的考察,对诸城市采取多种形式探索搞活小企业的 做法表示肯定。 这场改革明晰了企业产权,救活了一大批企业,形成了良好的机制, 转变了职工的观念,锻造了一个成熟的企业家队伍。此后,国企改制在国 内全面展开。 诸城改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然而我国的国企改制并非都遵循这种模式, 有的地方未能处理好各方利益,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 私人企业的合法化1 1956年中国实行工商业改造以后,此后的二十几年里,私营经济几乎从 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消失,“宁要***的*,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成为中国 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固有认识。 “**”结束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长期被压抑的生产力获得了“松 绑”,私营经济又悄然兴起。 剩余劳动力催生个体经济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农村出 现了剩余劳动力。1978年3月,***在批复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全国工 商局长会议的报告时指出,为了方便群众生活,并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城镇恢复和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1978年12月,*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 贸市场得到认可。中央政策给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三条出路:一条是进入 1 本部分的写作参考了徐庆全的《“私营经济”是怎样获得一张“准生证”的?》,来自其微信公众 号“八十年代”。 正在迅速发展的社队集体所有制工业;一条是给承包大户当雇佣劳动力;一 条是进城“拾遗补缺”——到城里贩运、出售来自农村的农副产品以及开设 饮食服务摊点。 给承包大户当雇工催生了农村的个体经济。进城“拾遗补缺”则催生了 城镇的个体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农业不太发达的地区反而走在了前面。比如, 人均占有土地不到半亩的温州人是全国较早地自发进城贩卖家庭手工业产品 的。贩卖*鸭等农产品的农民不但催生了以长途贩运为主的个体经济,而且 催生了被城里人称为“二道贩子”的个体户。 但是,这些为城镇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那时却获得了一个“盲流”的身份。 这时,城镇里也呼啦啦地出现了一批不被称为“盲流”的闲人:800万 回城知青和城镇失业大*。**的安置毕竟是有限的,为了让他们能自谋生 路,**为他们打开了个体经营的大门。 1979年2月,***、***批转**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 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 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 1979年6月,北京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供销组长尹盛喜带领20名待业青年, 靠借贷的1.000元在前门摆茶摊,靠“2分钱”大碗茶起家。后来他们越做越大, 在北京、深圳和海南都建立了公司。 1979年11月12*,***批转***等6部门提出的《关于 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肯定了工商业者的劳动 者身份。 1979年11月底,温州19岁的章华妹在父亲的支持下,以150元做本钱, 在自家门前摆出一张小桌子,出售低廉*用品,月收入约100元,在当时相 当不错。1980年8月11*,温州市革命委员会批转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 于个体商业户进行全面整顿、登记、发证工作的报告》。紧接着,“打击投机 倒把办公室”摇身一变成了工商管理所,依据政策,通知章华妹申领营业执照。 1980年12月11*,鼓楼工商所向章华妹颁发了由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盖章的营业执照——工商证字**0101号,对章华妹的合法经营地位进行了 确认。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份个体工商营业执照。 章华妹领取的营业执照 “个体户”是为了解决失业问题的权宜之计。在当时的**看来,在承认 个体经济长期存在的必要性的同时,仍然必须明确限制其活动范围和规模。 1980年8月17*,***在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 中指出,“宪法明确规定,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 人的个体劳动”。1981年7月7*,***在《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 干政策性规定》中又进一步规定,“个体经营户必要时可以请一两个帮手,技 术性强的或有特殊技艺的可以请两三个,*多不能超过5个学徒”。既承认“个 体户”有雇工的必要,但又要防止其扩张。 1987年8月,温州实行《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在宪法保护 缺失的情况下,保护和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 雇工之争 尽管对个体经济有这样那样的限制,但个体经济的生命力却出乎意料地 旺盛。1979年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1981年,统计 数据变为101万户,翻了10倍。随着个体经济业务的扩大,“*多不能超过 5个学徒”的规矩立即被打破,“雇工”这个在中国*迹的、在以往被视为带 有剥削色彩的词汇出现了。一些保守的人又开始蠢蠢欲动,于是出现了** 看来比较可笑的“七上八下”的雇工之争。 1979年,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了8亩鱼塘,辛苦一年,略有斩获。 1980年,他扩大再生产,跨越两个大队,承包141亩鱼塘。承包范围扩大, 夫妻俩干不过来,就只好雇人,雇请固定工1人,临时工400个工*。1981 年继续扩大经营,承包面积达497亩,雇请固定工5人,临时工1.000个工*。 在当年,像陈志雄的情况并不少见。广州**批个体户之一的高德良, 1980年4月创办“周生记太爷*”,做了不到半年就雇了6个帮工。安徽著 名的“傻子瓜子”年广久,自挂牌以后生意就很兴旺,也雇请了一些无业青 年当帮手,到1979年年底,雇工达12个。 陈志雄、高德良、年广久等人的举动触动了当时意识形态的敏感神经: 在*****,是否应该有以往被视为带有剥削意味的“雇工”的存在? 当时官方的说法**明确。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明确规定:“不准雇工。” 陈志雄、高德良、年广久等人遭到了强烈的指责,“剥削”“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帽子扣来。陈志雄的事情甚至一下子闹到了《人民*报》。1981年5月29 *,《人民*报》发表《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介绍陈志雄承包集 体鱼塘的情况后说,此事有分歧,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争论的焦点是:“雇 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后来,***亲自过问此事,指出“不 要打棍子”,还决定在《人民*报》上公开讨论。为此,《人民*报》开辟了“怎 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的专栏,展开讨论。讨论历时3个月,至8月 30*结束,共发文二三十篇。讨论中,大多数人认为,陈可以跨队承包,也 可以雇工,雇工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 无可非议的。 讨论中,经济学家林子力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的**论断: “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相对 于不能雇工,或者雇工不能超过5个的规定,能够雇工而且可以雇到7个工, 已经给雇工正名了。此后,在一段时间里,“七上八下”——雇工7个是社 会主义,8个是资本主义,成为正统理解。 不过,陈志雄的风波并未就此平息。1982年1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农 业生产责任制讨论会上,广东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两位与会者提交了一份调 查报告,再次认为,陈志雄的大户承包已经不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经营, 而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经营,其资本主义性质**明显。 新华社记者以这份报告为根据,写成《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 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一文,刊登在1月17*出刊的《**动态清样》上。 广东省委对此有些不以为然,但还是要做出答复。4月22*,广东省委 将《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送到**农委。报告肯定了陈志雄的 承包方法和经营方式,认为“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的集 体经营要好”。报告同时强调:“这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效益。” 广东省委的态度为私营企业的雇工政策撕开了**道很小很小的、却决 定了中国私营企业命运的口子。 1983年1月,***对超出政策规定雇请较多帮工提出“三不”原则: “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终,***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了难题。当时,安徽芜湖个体户年 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 父子已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 上老板,争议从芜湖一直到北京。 杜润生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 ***的案头。1984年10月22*,***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 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 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 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 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吗?”***指示“先 不要动他”。两年到了,***还是说:“再看看。” 这个“看”就是重视实践,而不是从教条出发,体现了“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标准”的精神。“看”了几年之后,发现私营企业并没有什么危险。 1987年中央5号文件中终于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被 **放开。“三不”原则改成了十六字方针:“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 逐步引导。” 为“私营经济”正名 在关于“雇工”吵吵嚷嚷的争论中,个体经济仍然以不可遏止的速度增加。 一些有志之士认为,与其做不合民意的阻拦,何如适应形势的发展而因势利 导之?以任仲夷为首的广东省委,不但对个体经济雇工经营未做出任何“制 止”和“纠正”,而且一直在为其获得合法地位进行努力。 本书既从宏观角度出发,也从热门事件入手,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