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典十种(修订本)/葛兆光讲义系列

作者简介

葛兆光，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本科、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学系文科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东亚与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1998，2000）、《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2014）等。

内容简介

近来常有一种风气。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急急忙忙把它转换成“儒家经典”。我总觉得这种观念有些偏狭。其实，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绝不是“单数的”传统，而应当是“复数的”传统一样。我一直建议，今天我们重新回看中国的经典和传统，似乎应当超越单一的儒家学说，也应当关涉古代中国更多的知识、思想和信仰，这样，一部介绍中国经典的书，就应当涵盖和包容古代中国更广泛的重要著作。 简单地说有两点。第一，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以及东方的日、韩，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如宋孝宗、明太祖、清雍正皇帝），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的时候，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仅仅说儒家，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比如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社会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古代中国，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别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第二，也许还不止是儒、道、佛，传统中国有很多思想、知识和信仰，可能记载在其他著述里面，“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更广泛些？比如历史学中的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通鉴》之类，是否可以进入经典？西方人从来就把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算成是必读经典的。重建文化认同和进行传统溯源，也从来少不了历史著作，为什么不可以把它们叫作“经典”来重新阅读？至于古代中国支持经典研读（那算是“大学”）的基础知识（也叫“小学”），就是文字之学，其中的那些重要著作，《尔雅》是早就成“经”了的，而《说文》呢，更是可以毫不愧疚地列入“经典”之林的。道理很简单，古人早说过“通经由识字始”，不识字能读经典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也不妨让它们拥有“经典”的资格，莎士比亚那些曾被称为粗鄙的北方人的剧作，不也列入了西方经典之林了吗？因此，我在这部《中国经典十种》里面，既选有传统儒家的经典，也选了佛教、道教的经典，既有诸子的思想著作，也有史著和字典。 诠释历史之“旧经典”，提供今日之“新经典”。 古人云：经，常也；典，大册也。一般认为，经典乃万世不易之作；甚至不少人将“中国经典”狭隘地解释为儒家圣贤之作。然葛兆光先生指出，中国经典，当不限于儒家治世之作，还应涵括佛教治心之作、道教治身之作，且如历史学之典范，文字学之瑰宝，林林种种，诸子百家，皆属中国之经典。 中国经典，是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也是中国人的文化背景，成就于数千年间，也活络于当今生活世界。相隔千载的经典，只有通过重新解释和引申，方能使当代人体会前贤之思，转化为今天犹有活力的“新经典”。“葛兆光讲义系列”为葛兆光先生从教以来给学生们开授多门课程的讲义结集，均历其十多年之反复修订，其中既有关于古代中国文化的地图、古代中国的经典，征引广博，不同于掇拾浮华；亦有关于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思考，研思深厚，尤其有裨益于后学。此系列可为读者之锁钥，使其在习得传统文化知识时，亦可一窥学术研究之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