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增订本）

作者简介

王本朝，现为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文学思想史研究。出版著作《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回到语言：重读经典》等10余种。

内容简介

沈从文虽自称是乡下人，但作为作家的沈从文也与文学制度生产密切相关。没有现代文学制度也就没有沈从文。当然，沈从文也超越了现代文学制度，他既在文学制度之中，又在文学制度之外，他比许多人要清醒得多。沈从文与现代文学制度的关系，是承受与反思、参与和批判的关系。有关沈从文如何在文学制度中成为新文学名家，创造出不少新文学经典，在此不作过多讨论。我想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已经在文学制度中得到认同和成功了的沈从文，如何看待文学制度，特别是对新文学运动、文学社团和刊物、文学作家和读者关系所提出的重造和重建性反思，因为它关系到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的合理性与有限性。 一、新文学运动的重造 当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如火如荼开展之时，沈从文还在湘西的山山水水间奔走，在文学运动退潮之后，他即进入由文学运动所建构起来的文学场域，拿起笔来尝试着写作，在新文学刊物上纷纷发表作品，并逐渐得到文学界的认同。后来，他又进入新文化的另一场域——在大学教书，于是，写作、编刊、教书成了沈从文参与的主要文学活动。就他个人而言，他并不是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他只是独立的文学个体，可谓文坛边缘人，但他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了如指掌，有着执着的思考和呼吁，体现出过来人和旁观者的清醒判断。他曾经这样描述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变化，说“有两件事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是民国十五年后，这个运动同上海商业结了缘，作品成为大老板商品之一种。第二是民国十八年后，这个运动又与国内政治不可分，成为在朝在野政策工具之一部。因此一来，若从表面观察，必以为活泼热闹，实在值得乐观。可是细加分析，也就看出一点堕落倾向，远不如‘五四’初期勇敢天真，令人敬重。原因是作者的创造力一面既得迎合商人，一面又得傅会政策，目的既集中在商业作用与政治效果两件事情上，它的堕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作品成为商品之一种，用同一意义分布，投资者当然即不免从生意经上着眼，趣味日益低下，影响再坏也不以为意”。他对新文学运动转向政治和商业，都持否定态度。后来，他也发表了不少类似的意见，且将新文学转向商品和政治看作文学“堕落”的体现，说它在写作态度上，“从无报偿的玩票身份，转而为职业和事业，自然也不能再保持那点原来的诚实。几个业有成就的作者，在新的环境中，不习惯于‘商业竞买’‘政治争宠’方式的，不能不搁笔”。文学转向商业化和政治化，被沈从文作为新文学运动转向的标志。 在沈从文看来，“文运与上海商场和各地官场有了因缘，作家忽然多起来了，书店多起来了，社团多起来了，争夺也多起来了。一切都好像在发展，在膨胀，只是那点五四运动，却在慢慢的萎缩，从作者与读者两方面萎缩，末后只剩余一个零”。构成文学制度的相关作家、书店、社团、论战虽然多起来了，但文学作品却变得萎缩、凋零得很，因为“文学运动也就在商人、作家、票友、贩子、革命者、投机者以及打哈哈者共同支撑下，发展成像如今情形”。文学与商场和官场走在一起，商场的主人是商人，追逐的是金钱利益，文学被利益化和商品化，文学出版与发行所考虑的都是经济利益，是为了满足商场的需求，满足社会大众的趣味，而不完全是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本身。 实际上，这种情形自晚清以来早已存在，还非常普遍，而沈从文自己也是依靠文学市场而成长起来的，依靠卖文为生而得以在城市里生存下来。他迫于生计，或为了养活家人，甚至以自残方式写作，损坏了身体，而出现吐血的情形。他在完成《柏子》后写道：“在北平汉园公寓作成，时年民国十六年。写成后同《雨后》先后寄交上海《小说月报》，编者叶绍钧，即为用甲辰署名发表。两篇似乎皆为一下午写成，写时非常顺利。写成后拿到另一个房间里去，对到正吐过一口血，想把血用什么东西去遮掩的母亲行为，十分难受，就装着快乐的神气说:‘今天不坏，我做了一篇文章，他们至少应送我十块钱!’到后当真就得了十块钱。”如《某夫妇》：“在上海萨坡赛路写成，发表于《中央日报》之《红与黑》周刊，得七块钱稿费。”他因赶着写作而常流鼻血，也多次向友人报告病情，还想到了死，“我流鼻血太多，身体不成样子，对于生活，总觉得勉强在支持。我常常总想就是那样死了也好，实在说我并不发现我活的意义”。“几天来一连流了两次鼻血，心中惨得很，心想若是方便，就死了也好。事情也不愿意作了，但仍然每天作事情。” “打针失效，吃药不灵，昨天来流了三回，非常吓人，正像喷出。”他自己解释原因，“为什么缘故血又流了？是因为做文章，两天写了些小说，不歇息，疲倦到无法支持，所以倒了。在上海的几年时间里，沈从文像现代机器一样疯狂地创作，成了名副其实的“多产”作家。 沈从文深受文学商业化之苦，但又不得不如此，因为他要依靠文学创作来生活。这也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制度背景下，文学创作不同于古代的地方，《晨报副镌》曾有文章比较古今读书人写作的区别，“古人著书为传世，今人著书为卖钱”。当然，文学市场化，自然会影响到新文学的发展。对此，沈从文深有体会，“年来的商人，对于新诗的不尊敬处，反映出读者对于新诗的缺少兴味，略举小例：《梦家的诗》，是由自己花钱印行才可出版的。邵冠华的诗也是自己花钱印行。《君山》作者想把《君山》版权卖去，一时就无一个商人愿意承受。我为许多朋友，把诗集送到各处书店去问过，告他这诗白给书店印行也可以，书店主人似乎很聪明的打算了一下，结果还是奉还”。为什么书店不印行诗集？主要是读者太少，不挣钱，因为“经营出版事业的，全是在赚钱上巧于打算的人。一本书影响大小估价好坏，商人看来全在销行的意义上”。“并且还有这样的一种事实，便是从十三年后，中国新文学的势力，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的竞卖。一切趣味的俯就，使中国新的文学，与为时稍前低级趣味的海派文学，有了许多混淆的机会。因此，影响创作方向与创作态度非常之大。从这混淆的结果上来看，创作的精神，是完全堕落了的。”反过来，符合大众趣味的，就成了流行文学，“现在说礼拜六派，大家所得的概念是暧昧的，不会比属于政治趣味的改组派，以及其他什么派为容易明白。或者说这是盘踞在上海各报纸附张上作文的一般作品而言，或者说像现在小报的趣味，或者……其实，礼拜六派所造成的趣味，是并不比某一种新文化运动者所造成的趣味为两样的。当年的礼拜六派，是大众的趣味所在的制造者。”文学的制度化生产，自有其利和弊。 并且，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生产与五四文学生产也有分别，沈从文将分界线划在了北伐时期，包括文学报刊的衰落、职业作家的出现：“北伐成功却使副刊衰落，结束了它的全盛时代。原因是新的‘马上治天下’意识抬头，思想运动中缺少对于这个不祥之物的否定性，欲补救已来不及。商业资本复起始看中了文学，在一个不健全制度下形成一个新出版业。作家与商业结合，产生了一批职业作家。作家与政治结合，产生了个政治文学。经营文学运动，为办杂志和死丧庆吊的集会，两者所作成的新的变化，即共同结束了副刊的生命。表面上即存在，也失去了本来的重要作用。何况事实上副刊由不足重视已慢慢消失。”北伐战争是一场国民革命，它制造了另一种革命文学，却被沈从文看作新文学生产方式的临界点。 这个时候的沈从文在上海，成了职业作家。他以每册100元价格将小说出售给上海街头小书店。仅在1928—1929年间，他的作品就遍布了上海所有的杂志和书店。现代、新月、光华、北新、人间、春潮、中、华光、神州国光等书店都出版了他的作品集。1930年，沈从文以自己九妹的口吻所写《我的二哥》一文提到，到1929年底，沈从文创作了单独印行的作品“约计有三十七种，其中有十六种尚未出版”。对27岁的沈从文来说，这么大的创作量，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收到了“天才”“名家”等称号，却自称“文丐”。 ………… （注释略） 1. 以翔实的一手史料，客观分析、理性对待现代文学独特的制度与现象，充分挖掘其价值和意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扛鼎之作。 2．对原著全面增删修改，增订10多万字，体系完备，材料充分，分析丝丝入扣，结论鞭辟入里，读来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