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学讲演录

作者简介

郭宏安、学者，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专著及文学评论集《重建阅读空间》《从蒙田到加缪》《论〈恶之花〉》《从阅读到批评》《论波德莱尔》《阳光与阴影的交织》《第十位缪斯》等，文学随笔集《同剖诗心》《雪泥鸿爪》《完整的碎片》《斑驳的碎片》《塞纳河·莱蒙湖》等，译有《红与黑》《墓中回忆录》《大西岛》《波德莱尔作品集》《加缪文集》《批评意识》《反现代派》等，遵循“不苟作”的原则，研究、翻译和写作三驾马车永远在路上。

内容简介

\"略说文学随笔 我今天准备谈一谈文学随笔的问题，我所谓文学随笔，指的是关于文学问题的随笔。在进入我的论题之前，我必须声明两点。首先，我之所以认为应该讲一讲有关文学随笔的问题，不是我认为我有这种资格，仿佛我已经是一个文学随笔大家，可以聚众收徒了，而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而迄今为止还没有获得足够重视的问题，我可以抛砖引玉，使讨论得以进一步深入。当然，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拿起笔来投入实践，因为理论问题早已解决了，我不过是在这里这时重新提出来罢了。其次，我在讲的过程中难免要举些例子，而这些例子又都是我的文章，这并不意味着我写得好，只不过因为是自己写的，查找、使用起来方便，有些真实和真切的体会。我并没有作一篇《论文学随笔》的文章的打算，所以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积累，一些好的文学随笔读过了，却也找不到了，因此没有别人的随笔做例子，并不意味着我否定别人的随笔。 两点声明做过了，我可以进入论题了。我今天要讲三个问题： 一、什么是文学随笔？二、什么是好的文学随笔？三、如何写好文学随笔？ 一、什么是文学随笔？ 什么是文学随笔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看看什么是随笔，文学随笔不过是随笔之一种罢了。假如我们拿到一篇文章，根据直觉，我们就可判断这是一篇论文或散文。假使我们认定这是一篇散文，我们根据其以说理为主还是以抒情为主，还可判断其为随笔还是小品。倘若我们判定一篇文章为随笔，我们一眼即可认出它是科学随笔、历史随笔、哲学随笔、社会随笔或文学随笔。当然更为有效的是，我们进行反面的判断，即判定某篇文章不是散文、随笔或小品。为了给我们的谈论一种公认的基础，我们不妨查一查《辞海》。《辞海》上说，随笔是“散文的一种。随手写来，不拘一格，故名。中国宋代以后，杂记见闻也用此名。‘五四’以来十分流行，吸收了包括英国随笔在内的外国文学的影响，形式多样、短小活泼。优秀的随笔以借事抒情、夹叙夹议、语言洗练、意味隽永为特色”。这个定义看来颇适合中国宋代以来的“杂记见闻”之类，因为宋代洪迈写过一本《容斋随笔》，他说：“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随笔”一词，大概是首次出现在中国的文献里。前人评价此书“考证精审，议论高简”，可见作者说“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纪录”不过是一种谦辞罢了。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前人所谓“随笔”，是和“读书”有联系的，“读书”然后才“意之所之”，才“随即纪录”。这个定义还有“借事抒情”一节，与“五四”以来最为流行者相较，有些距离；与当今最为流行者相较，距离就更远了。因为今日所谓“随笔”，以说理为主，抒情尚在其次。当然，所谓“随笔”，并不排斥抒情，但是情在理中与直接抒情究竟不一样。除非我们把随笔归入小品文，否则我们是不能说随笔“借事抒情”的，倒是可以说，随笔是借事说理。“借事”很重要，没有“借事”，不成其为随笔。所借之事，往往从读书中得来。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小品”“随笔”往往并称，似乎没有区别。所以有人说，“随笔中论理之成分是非常少的”，这与现代随笔的情况大相径庭。不过，随笔与小品的区别，已有前人说起过，在此不必细谈。因此，《辞海》上的定义不能说是一个好的定义。 《辞海》上说“中国宋代以后，杂记见闻也用此名”。“也用此名”这四个字，说得很含混，言下之意是，仿佛宋代以后的随笔不同于“五四”以来的随笔似的。其实，两种随笔都不脱“随手纪录”的实质。不过，自“五四”以来，三言两语式的“随即纪录”少了，有一定篇幅的多了，说理的或寓情于理的多了。这多与外国理论的输入有关。朱自清先生说：“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他所说的“散文”，包括随笔。不过，这种外国的理论一旦输入，就多少有些偏差。例如，周作人1921年发表一篇题作《美文》的文章，谈的是外国文学中的“论文”，尤其谈的是其中的一种，即“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周作人说的“论文”显然是法文中的“essai”，或英文中的“essay”，所谓“美文”是论文中之较短者。他没有说，所谓“美文”，也是以说理为主，我认为偏差由此而来。接着又有人谈“絮语散文”，英文所谓“familiar essay”，直接把法国的蒙田当作“絮语散文”的开山祖。接着又有人谈小品文，于是“絮语散文”和小品文合而为一，成为一个东西。对中国散文创作影响最大的是日本人厨川白村论英国essay的一段话：“和小说戏曲诗歌一起，也算是文艺作品之一体的这essay，并不是议论呀论说呀似的麻烦类的东西。……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在essay，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于是，轻灵飘逸，幽默诙谐，一粒沙子上谈世界，半片花瓣上说人情，就成了人人追求的境界，就成了随笔的主流。偏差越来越大了，终于闹到把随笔中说理的成分赶尽杀绝的程度。国家的大事，家庭的琐事，个人的私事，统统在“废话”和“闲话”中化作“冷嘲”或“警句”，纵使有“滑稽”和“感愤”，也总是“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这就是说，随笔的要义，在于闲适。厨川白村是反对将“essay”译作随笔的，他的反对有些道理，因为法文中的“essai”来自动词“essayer”，有尝试的意思。但是，相沿成习，我们只好接受这种译法。补救的办法，就是发掘出“essay”的原有的含义，赋予随笔一种全新的意义。这样随笔可以容纳更多的内容，也不至于和小品文混为一谈了，因为随笔完全可以写上十万字，蒙田的随笔就有长达十二万字的。 所谓随笔的“原有的含义”，其中之一就是它不总是“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这“头痛”，不知是说的写的人，还是读的人，总之是和“暖炉”“安乐椅”“浴衣”“苦茗”之类不相称的东西吧。英国人的随笔，我读得不多，已觉得不尽是“即兴之笔”。培根的简洁紧凑中往往藏着“诛心之论”，这是王佐良先生的话。要让人看出这种“诛心之论”，写的人要用心，读的人也要用心，用心则难免头痛。所以，让人头痛，并不是英国随笔的缺点。法国随笔，我读得稍多，敢肯定少有“即兴之笔”。蒙田的率意铺陈中常常伴有伤时之语，写的人要有意，读的人也要有意，有意则必然头痛。因此，让人头痛，更不是法国随笔的缺点。这两家的文字嘛，都是看上去“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实则举重若轻，功夫下在“店铺后间”（蒙田谓人人皆须为自己辟一“店铺后间”）。“店铺后间”是腹笥极厚的意思，非博览群书、融会贯通、有得于心不办。随笔给人带来思想的快乐，思想着的头焉能不痛？思想的快乐中有头痛存焉。谓予不信，看看罗丹的《思想者》就知道了。 “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随笔当然是有的。洪迈的“老去习懒”之作大概是的，本·琼森说的“不过是随笔家罢了，几句支离破碎的词句而已”大概是的，戈蒂耶说的“肤浅之作”大概也是的。随笔，essai，essay，在中国，在域外，都曾被小看过，都曾带过贬义，蒙田也曾自嘲“只掐掉花朵”（言下之意是不及其根也）。肤浅，率意，“不至于头痛”，的确是随笔的胎记，不过也仅仅是胎记而已，倘若一叶障目，看不到随笔的全貌，势必将我们引入歧途。我所说的“外国的理论一旦输入，就多少有些偏差”，其意在此。写滑了手，率尔操觚，或者忸怩作态，或者假装闲适，或者冒充博雅，或者以堕落为潇洒，或者以媚俗为直面，或者以不平常心说平常心，或者热衷于小悲欢小摆设，或者以放在篮子里的就是菜，甚至以吸一口香烟或玩一圈麻将的轻松为标榜，那就是以为随笔尽是“废话”和“闲话”，那就或深或浅地染上了让·斯塔罗宾斯基所说的“随笔习气”。 让·斯塔罗宾斯基是1984年欧洲随笔奖的得主，对随笔有独到的见解。斯塔罗宾斯基所谓“随笔”，指的是蒙田所创造的“essai”，我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不得已而译为随笔。根据斯塔罗宾斯基的考证和阐发，“essai”一词的含义有称量、考察、验证、要求、试验、尝试等等，甚至还可指蜂群、鸟群之类。总之，“essai即指苛刻的称量、细心的检验，又指展翅飞起的一群语词”。蒙田在他的徽章上铸有一架天平，同时还镌有那句著名的格言：“我知道什么？”斯塔罗宾斯基认为，这种“独特的直觉”表明，“essai的行为本身乃是对于天平的状态的检验”。因此，蒙田的随笔实在是一种追寻和探索，一种对自我和他人（世界）的追寻和探索，并在两者之间建立和保持平衡。经过培根、洛克、伏尔泰、柏格森等人的运用，随笔表明了一种著作，“其中谈论的是新的思想，对所论问题的独特的阐释”。这种著作提请“读者注意，并且在他面前展示角度的变换，至少向他陈述使一种新思想得以产生的基本原则”。随笔既是内向的，注重内心活动的真实的体验；又是外向的，强调对外在世界的具体的感知；更是综合的，始终保持内外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斯塔罗宾斯基说：“写作，对于蒙田来说，就是带着永远年轻的力量、在永远新鲜直接的冲动中，击中读者的痛处，促使他思考和更加强烈地感知。有时也是突然地抓住他，让他恼怒，激励他进行反驳。”蒙田深知，“话有一半是说者的，有一半是听者的”。因此，蒙田的随笔展示了人和世界的三种关系——“被动的依附，独立和再度掌握的意志，认可的相互依存及相互帮助”，这种关系使随笔成为一种“最自由的文学体裁”。这种文学体裁有其“宪章”，那就是蒙田的一句话：“我探询，我无知。”探询而后无知，而不是无知而后探询，这是蒙田的思想的精义。斯塔罗宾斯基指出：“唯有自由的人或者摆脱了束缚的人，才能够探询和无知。……这种制度企图到处都建立起一种无懈可击、确信无疑的话语的统治，这与随笔无缘。”“随笔的条件和赌注是精神的自由。”现代人文科学的广泛而巨大的存在“不应该减弱它的活力，束缚它对精神秩序和协调的兴趣”，而应该使它呈现出“更加自由、更加综合的努力”。总而言之，“从一种选择其对象、创造其语言和方法的自由出发，随笔最好是善于把科学和诗结合起来。它应该同时是对他者语言的理解和它自己的语言的创造，是对传达的意义的倾听和存在于现实深处的意外联系的建立，随笔阅读世界，也让世界阅读，要求同时进行阐释和大胆的创造。它越是认识到话语的影响力，就越有影响……随笔应该不断地注意作品和事件对我们的问题所给予的准确回答。它无论何时都不应该背弃对语言的明晰和美的忠诚。最后，此其时矣，随笔应该解开缆绳，试着自己成为一件作品，获得自己的、谦逊的权威”。毋庸赘言，这是对现代随笔的一种全面、生动而深刻的描述，同时也是对文学批评的一种全面、生动而深刻的描述。可见文学随笔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有效的形式。 文学随笔正是这样的随笔的一种，它以文学的问题为对象，以精神的自由为阐释的动力，要求语言的明晰和对美的忠诚。\" 《法国文学讲演录》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法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名家郭宏安先生的首部文学讲演录。全书共收录10篇讲稿，作者对法国文学的文化蕴涵作了较为充分的阐释，对法国文学的思潮流变作了颇具现实性的论述，并对法国作家的经典意义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本书在通俗性的讲演中渗透着严谨而又深刻的分析，以生动的讲述方式把广大读者带入法国文学繁茂的历史情境之中。总体来说，是一部学术性、通俗性与可读性完美融合的讲演性文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