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年纪事

凶年纪事
作者: (南非)J.M.库切|责编:冯娅|译者:文敏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51.50
折扣购买: 凶年纪事
ISBN: 9787020153114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J. M.库切,全名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南非当代著名小说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被评论界认为是当代南非甚至英语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曾两度获得布克奖,并于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40年出生于南非开普敦,现居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译者简介: 译者,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专职记者工作之余翻译有J.M.库切小说《等待野蛮人》《内陆深处》《耶稣的童年》等;保罗·奥斯特小说《纽约三部曲》等;唐·德里罗小说《人体艺术家》等。译有四十种书,共四百余万字。

内容简介

第一编 危言 2005年9月12日— 2006年5月31日 01.论国家起源 每一种关于国家起源的解释都以“我们”为前提——不是我们这些读者,而是某种属性宽泛的我们,以至于它无所不包——本身即本质。但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我们”——我们自身以及我们身边的人们——乃生而即属于国家;而我们的祖先更是早在远古就落生在邦畿之内,这事情我们已无法追溯。在我们之前,国家早已有之。 (我们能追溯多远?对非洲人来说,其共识是上溯七代之后我们就无法区分历史和神话了。) 如果说(姑且不论我们的理性依据),我们接受了我们——或是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国家这个前提,那么我们也必须接受由此而来的附加条件,那就是,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们或是我们的祖先也可能以其他某种形式创造国家;也许,如果我们这个集体足够强大,尚可改变这一选择。但事实上,就算是集体,由于“置于”国家之下,“从属于”国家,人们会发现要改变其形态真的很难;他们——或者说我们——肯定是无力废止它的。 以我们的力量要改变国家的形态或是废止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相对国家而言,我们确实势单力薄。在托马斯·霍布斯笔下关于建立国家的神秘见解中,我们落入无能为力的境地是自愿的:为了规避无休止的两败俱伤的战争暴力(族群间冤冤相报,仇杀不断),我们一个个个体便各自屈服于国家,屈服于国家支配我们人身自由的权力(权力即威权,威权即权力),从而得到法律的保护。那些选择宁愿留在契约之外的人便不受法律保护。 法律保护安分守法的公民,甚至保护那些不否认法律效力,却对其同胞诉诸武力的公民:法律对违法者的惩处乃其罪有应得。甚至对敌军也是如此,即便他代表的是敌对国家,一旦被俘也不应该被处死。但是,法律不能保护置身于法律之外者,一个拿起武器对抗自己国家的人,照实说来,国家还是把他定义为自己的臣民。 霍布斯说,国家(政治实体、国民共同体①)之外的个体,也许会感到自己享有绝对的自由,可是那种自由对他并无好处。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国家范畴内,“每一个公民都享有足以让他安居乐业的自由,[同时]也有充分的自由使之免除对他人的恐惧……总而言之:政治实体之外是仇恨、战争、恐惧、贫困、恶意、孤独、暴行、无知,是荒蛮之地;而政治实体之内,却是理性、和平、富足、体面、友谊、优雅,乃真与善的国度。”〔1〕 在霍布斯的哲学中,这番追根溯源的神话没有提及权力向国家的移交是不可逆转的。这个选项并没有改变我们的想法,选定由国家独揽大权,并将法律典制化,这毕竟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们宁愿回到一个自然的国度。 我们生而就有归属。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臣民。这种从属关系,通常以出生证明作为标识。体制完备的国家握有签发出生证明的垄断权。如果你持有(并随身携带)这种国家证明,你便获得自己生命过程中的一种身份,这样国家就能全程追踪并辨识你的人生经历(直到你死);否则,没有这层身份,你会像动物一样将自己弃身于国家之外(动物不需要身份证)。 不仅如此,也许你还不可能在没有证明的情况下登记入册:对国家来说,你有一张死亡证明才说明你死了;只能由某个他/她(本人持有证明的官员)证实你死了你才可以死去。国家对死亡验证制度实施尤为彻底——事实表明,2004年12月的大海啸之后,大批法医学者和官僚受遣去考察堆积如山的大批尸体,他们对着尸体拍照,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一下,只为了给那些尸体建立个人身份档案。他们不遗余力地要确保国民人口普查的完整准确。 其实,公民的生死并非国家关心之事。国家关注的是公民生存与死亡的记录。 ※ 《七武士》是一部完全受制于创作素材的影片,尚且带有某种天真意味,它以相当简单的手法径直切入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处理国家诞生的情节时,它具有莎士比亚的清澈透明和包罗万象。事实上,《七武士》正是黑泽明关于国家起源理论的阐述。 影片讲述一个村庄在政治混乱时期——那一时期国家的作用不存在了——村民与一伙武装强盗的故事。多年来,强盗们像一阵阵风暴似的扑进村里,奸淫妇女,杀戮抵抗的男人,掠走贮藏的食物,可是后来强盗们突发奇想,将这种袭击变成定期的到访,强迫村民们一年一度向他们进贡(纳税)。也就是说,那些强盗不再像掠食者似的扑向村民,而是摇身一变成为食客了。 不妨假定,那些强盗的铁腕下还有别的实施类似“安抚性政策”的村子,这样一来他们可以轮番造访,这些村庄无疑成了强盗的税收基地。他们很有可能还得打败别的强盗团伙以便控制某些村子,虽说我们在电影里根本没有看到那情景。 那些强盗尚未生活在他们的臣民中间,没有靠村民们来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把村民们变成奴隶。黑泽明只是为我们布设了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 影片进入主要情节时,村民们正商议为自己雇请一帮硬汉——七个有头衔的无业武士——来保护他们不受强盗侵犯。计划成功了,强盗们被打败了(影片充满了冲突与战争),武士们大获全胜。武士那伙人看到这种保护和勒索模式颇为有效,他们便成了新的食利者。他们向村民们提出:他们会有条件地将村子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也就是说,他们会取代强盗的位置。然而,在颇为一厢情愿的结尾中,村民们拒绝了:他们要求武士们离开,武士们只得走人。 我们这个时代,黑泽明关于国家起源的故事仍在非洲上演,在那儿一伙伙武装分子攫取了权力,也就是说,他们吞并了国库和国民税收机构(从他们的对手手中),宣布改朝换代。虽然通常而言,非洲那些武装团伙不如亚洲或东欧的犯罪团伙组织强大,但他们的行动却体面地刊载在媒体上——甚至是西方媒体——不是在犯罪栏,而是刊载在政治栏(国际事务)中。 人们也可以从欧洲国家的诞生和复兴的事实中引述某些例证。1944年至1945年,第三帝国被打败后出现了权力真空时期,另一方的武装团伙趁乱控制了新解放的那些国家;在那些有外国军队做后援并说了算的地方,他们攫取了政权。 在1944年,是否有人对法国平民说过这样的话:想想吧:我们的至高无上的德国统治者的撤出,意味着短时间内没人会统治我们。我们是要终止这种情况,抑或就这样延续下去——成为第一拨缩减政府①的现代人?作为法国人,让我们凭借这突如其来的、全新的自由,无拘无束地辩论这个问题吧。也许某个诗人说过这样的话;但如果他真的这样说过,武装团伙很可能立即闭嘴,在这种情况下,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人都更接近于不同派别的彼此,而不是更接近芸芸众生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