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修订本)

作者简介

让·爱尔斯坦（Jean Bethke Elshtain, 1941—2013），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著名的评论家、政治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在宗教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均享有盛名。一生所获荣誉无数，其中包括“古根海姆学者”，美国政治学会的“古德诺奖”。曾任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社会与政治伦理学洛克菲勒讲席教授，同时也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任教。著有Women and War；Just War Theory；Democracy on Trial等作品，而《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女性》是她的成名之作。

内容简介

为什么女人不能更像男人？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政治的探索 （节选自本书第五章“女性主义对政治的探索”） 与很多激进女性主义者不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总是至少将一只脚安全地踏入政治领地，多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常常进行特殊的多元行动，比如游说议员支持一项法律、提起诉讼、推动平权修正案运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在实际行动中的行为举止，与一心想着“效果最大化”的其他利益集团如出一辙。这类群体的最终目标是利用与之关联的福利和奖赏计划，把群体成员整合进现行的政治结构，也即政治领域。比如，当代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学派的创始人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最近让女性主义者在相互肯定中加入她，她把这种肯定称为“新的赞成”。她声称，门已经打开，女性必须一往无前。 我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或改良女性主义的考察，将从分析19世纪女性争取选举权斗争的力量和弱点开始，这场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中产阶级运动，并由于融合了马基雅维利式的准则而专注于围绕公私分野所产生的那些主题。 19世纪主张女性选举权者大多参加过为女性争取正式法律平等权的长期而艰苦的斗争，许多人满怀希望，认为那些在占有财产、提起民事诉讼和行使公民权领域歧视女性现状的改良，会马上带来其他领域的变革。争取女性选举权者在引发结构变革上的失败，首先可以追溯到他们对自身困境的分析方式，其次可以追溯到他们基于最初理解所提议的救济方案。 争取女性选举权者将她们争取正式法律平等的斗争设定在什么条件之上？他们又在什么范畴内分析她们的共同困境并提出救济方案？几乎毫无例外的是，争取女性选举权者至少含蓄地接受了下述既定的主流假定：在权力与行动的公共政治世界与情感和感觉的私人非政治领域之间，存在特定的分歧；他们只是对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特征的相关价值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争取女性选举权者从其反对者的假设出发，无意中使许多曲解和那些操纵制度以反对他们的未加检验的假设无限期地存在下去。下面例举反争取女性选举权者的一个典型论点： 男人主导政府和战争，女人主导国内和家庭事务并照料和培养孩子……这种状况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因为它符合自然和自然法，并有六千年的经验和理性支撑与确证……家庭的圣坛是一把圣火，女性是主祭的高级女祭司……为了保持她的纯洁，有必要使之远离选举，远离所有苛刻的、受到污染的和令人气馁的职责，这些职责只能委托给更强硬的性别——男性。 这一陈述凸显了下述观念：男人和女人本质不同，因此必须拥有各自不同的活动领域。人们把政治界定为男人的领域，更不必说女性与政治毫无关系了。只有男人属于那些“苛刻的……受到污染的……令人气馁的”职责。那些走出私人领域的女人是“半个女人，在精神上是阴阳人”。女人与男人的领域隔离但平等。 女人是纯洁的、私人的和非政治的；男人是不道德的、公共的和政治的（因为他属于政治领域），争取女性选举权者对此有何反应？他们没有拒斥必然产生二元对立的概念体系，而把反选举权者的论点颠倒过来，作为支持选举权之辩的基础。是的，男人邪恶、恶劣，还使政治产物变得肮脏。女人也的确更纯洁，更有德性，看看她们使私人领域受人尊敬的方式！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把女性带入公共领域，从而为公共领域罩上一层私人领域的道德。女人将会政治化，政治也将突变。 早期争取女性选举权的理论家中最重要的代表，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强烈支持女性至上论。 男性元素是一股具有破坏性的力量，冷酷、自私、夸张，热衷于战争、暴力、征服、获得，在不和谐、无秩序、疾病和死亡般的物质与道德世界中培育生长。……迄今为止，男性元素一直在兴奋地狂欢，从一开始它就相当肆无忌惮，处处压制女性元素，破坏人类本性的神圣品质……现在需要的不是领土、金矿、铁路或者现金支付，而是一种新的女性福音，以颂扬纯洁、美德、道德和真正的信仰，从而把男性提升到更高的思想与行为境界。 随着争取选举权斗争的进展，女性逐渐表明了自己在宗教上的纯洁性，并断言基督本人相信他“和蔼、慈爱和容忍的人性……全部来自女性”。因此，女性“比男性与基督更具共同性”。如果获选公职，女性会“更为有效地维护社会道德和城市清洁”。支持女性选举权者承认女性获得选举权并不能包治社会百病，但他们相信，女性选举权意味着女性负责的政府将更可能保护生命、维护道德。 罗丝玛丽·鲁瑟［Rosemary Radford Ruether］指出，截至19世纪中期以及争取女性选举权运动初期，公共与私人领域、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之间的分歧已经对两个领域造成了破坏性的恶劣影响。道德德性已经变得非常“情感化和私人化，不再具有公共权力”。道德与女性领域融为一体，无秩序的政治世界认为这种道德“不切实际”，政治世界需要“强硬务实的攻击性，没有情绪化，没有说教”。一个男人白天参与这个世界，晚上回到“理想的‘家庭’世界，所有道德和精神价值都在家庭中获得界定”。争取女性选举权者接受源于其无权状态的界定，即坚信她们是纯洁的，是蒙难者，这将强化一系列强烈反对女性参政和社会经济平等的假设。 争取女性选举权者坚持把自己的纯洁以及对道德劝诫的依赖作为改革手段，这意味着，他们会避免对政治权力的下述毫无感情的看法：它是什么？如何获得？它用于或能够用于什么目的？在他们对事态发展的设计中，如果女人获得政治权力，这一权力将会自动转化为一种道德力量。女人因此不再必须面对源于含糊情境的议题，在这些含糊情境中，人们必须在不存在清晰的“好”“坏”界限的情况下做出政治判断。女性将用投票改变社会，但是投票不会改变女人。 女性受压迫的客观条件，女性对女性受压迫现状合理存续的理想化与扭曲化所做出的回应，设定了争取女性选举权者抗议的形式、语言和模式。比如，这导致了把男性政治地位几乎完全归之于他们在法律面前的地位这样的谬误。政治权力被视为法律权力的自然产物。因此，法律变革是通向政治目标之路。争取女性选举权者（除了几个鲜明的例外以外）没能认识到，男人之所以可以这样利用法律，是因为法律本身以外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条件，提供了法律适用的环境。 男人实现其目标的权力具有法律成分，但法律本身并不是权力的唯一来源。争取女性选举权者全神贯注于政治权力的虚饰而非实质，最终结果是争取女性选举权者未能获得原初的政治景象。他们说想要现存结构中的平等，但是根据定义，这种结构正是男性支配的结构之一。因此，他们正在拟定以停滞或稳定为前提的变革。很明显，他们没看出他们所赞颂的“女性”理想，恰恰包括了他们所贬损的“男性”思想，而且这些概念必然相互关联。对“女性”和“男性”形象的控制，与一个更大的矩阵即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这些关系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才有意义。 这本书系统探讨和总结西方社会与政治思想中的女性问题，虽然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作品了，但是所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仍然具有前沿性。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中，生育、性关系、重男轻女、婚姻关系、婆媳关系等社会矛盾，无一不愿意搭上女权和女性主义的“顺风车”。网上充斥了所谓的“女权婊”和“反女权者”，互相之间的扣帽子式的论战更是稀松平常。国内的女性主义、女权意识虽然兴起迅速，但却“饰伪萌生”，那么面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女性主义”，我们需要一番正本清源，有必要问一问到底什么是女性主义？它的原初思想资源源自何处？它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有当如何安放？爱尔斯坦的这本书中最应当引起我们注目的，就是她对所有关于女性主义思想所进行的深切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