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根性比较

作者简介

潘岳，历史学博士。曾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环境保护部副部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

内容简介

◎内文节选1 今天，中国和西方又一次站在了解彼此的十字路口。 在科技层面，我们已经了解西方；在制度层面，我们能部分了解西方。在这两方面，我们了解西方多于西方了解我们；但在文明层面上，中西方对彼此的了解都远远不够。 现代文明蕴含着古典文明的精神基因：欧美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文明，伊朗与波斯文明，土耳其和奥斯曼文明，俄罗斯和东正教文明，以色列和犹太文明……种种关系连着种种基因演化成种种道路。 中华文明和其他古典文明，既有相通又有不同。中西文明比较，是个浩如烟海的学术领域，写全了不可能，只能针对问题做个简要的历史讨论。 塞缪尔·亨廷顿说，我们需要通过定义敌人，才能认识自己。这是西方的习惯。中国人是通过定义朋友来认识自己。希腊古典文明是朋友。 现代欧美文明认为自己的政治秩序，是融合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精髓为一体。事实上，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中之源。古希腊不光为罗马提供了艺术和科学，其政治实践更为罗马提供了经验教训。古希腊宗教神话和哲学是基督教基础教义的重要来源。古希腊思想家对世界客观本原的追问，对实验和逻辑的偏好，为欧洲近代科学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古希腊在政治上贡献了自由、民主、人文主义，成为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主要精神源头。读懂希腊古典文明，才能读懂欧美现代文明的内心世界。 希腊古典文明与中华古典文明，同时存在，同样伟大，各成体系。 政治制度方面，古希腊城邦多元自治，既有雅典的民主制，又有斯巴达的双王制。中国先秦时期，则是由周代分封制，转为战国末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 政治观念方面，古希腊视城邦的独立自由为最高价值，中国先秦时期视大一统为最高价值。 共同体构建方面，古希腊没有一个超越各邦之上的共有核心，也从未建立超越各城邦的国家。而先秦时代则建立起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的统一秩序，后又建立起了统一国家。 政治认同方面，古希腊城邦始终存在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先秦时期，华夏人和异族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夷夏转化交融，为中国后世多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在所有的不同中，最重要的就是统与分的不同。正是这个不同带出了其他许多不同。 古希腊文明以分散的城邦形态而著称，但它内部也曾产生过统一的冲动。它曾以城邦联盟的形式诞生过强大的地中海霸权；它曾建立过横跨亚非欧的亚历山大帝国。亚里士多德说，希腊人像欧洲大陆人一样尚武，又像亚洲人一样尚文；既保持了自由的生活又孕育出了最优良的政体；只要能形成“一个政体”，它就具有统治一切民族的能力。然而，希腊最终未能做到真正统一，各城邦被后起的罗马逐一吞并。 与古希腊同时期，中国正逢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 5 世纪到公元前 3 世纪，战国和古希腊面临相似的历史境地。 第一，都陷入了内部极度战乱。春秋列国制度崩盘后，经历了长达 200 多年的兼并战争，这一时期被称为战国时代。古希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进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城邦危机”时期。 第二，战乱中都出现了统一运动。战国出现了七个强国争相统一天下的战争。希腊出现了呼吁城邦停止内斗，团结一体对外扩张的“泛希腊主义运动”。 第三，统一运动的积极力量都不是核心圈国家，而是军事强大的边缘国家。对战国而言是秦国，对希腊来说是马其顿。 第四，大批知识分子为统一运动上下奔走。在希腊，是哲学家、雄辩家、戏剧家；在中国，是儒家、法家、道家、纵横家。他们都感受到了时代的危机，都提出了大量哲学、政治、道德命题。 而统一运动的结果不同。 希腊统一运动形成的，是亚历山大帝国，很快即分裂，其后的三大继承者王国内斗经年，终被罗马逐一兼并。罗马留下了希腊的文化艺术，却抛弃了它的政治制度。 战国统一运动形成的，是大一统秦王朝，仅历 14 年即崩溃，但很快就再次兴起了大一统汉王朝。秦制被后来的中国历代王朝所继承，延续两千余年。 相似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结果，我们通过同时期几个思想家的命运来探索答案。? ◎内文节选2 文明的重拾 当今时代，最大的矛盾是“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这恰是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 希腊人对自由的热爱，让“希腊人”从种族的名字变成了“智慧”的代名词。说谁是“希腊人”，就是说他是个智者，不管他出自何方。中国人对秩序的热爱，则让中华文明成为了唯一同根同文并以国家形态持续至今的文明。 很多时候，文明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拿科技为例，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就没能产生出近代科学。从制度上说，当对秩序的追求到了极致的时候，便会阻碍效率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失去创新技术的动力。从价值观上说，极端实用主义与经验主义忽视了对客观世界的逻辑推理，造成理论、实验和科技互相隔离，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希腊文明的科技成就虽受亚非古老文明已经积累的数学、天文、工程学知识影响，但毕竟是希腊，而不是亚非古老文明，将这些文明成果做了集中转化，奠定了后世欧洲科学的基础。这是中华文明要向希腊文明学习的地方。 中国，不是唯一的大一统文明。但所有的大一统文明，首要的价值基础都在于长久和平。长久和平带来的稳定，混乱自由带来的创新，哪个更值得追求？这涵盖了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的无穷争论，可以说是不同文明价值观之争，永远不会有定论。即便在希腊罗马文明内部，对很多问题也有不同答案。如有古史学家说，罗马在产生智慧方面远远不如希腊。所有哲学与科学，都是希腊产生的，罗马只不过产生了几个诗人与工匠。但如果没有罗马的政治架构，就不会有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世界性传播。如有政治学家说，只有雅典那样按抽签决定治理权的直接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但如果没有罗马的混合政制，雅典精神将永远只限于一个几万人的小城邦，而不会发展成世界性文明。 不同的答案，正是不同的路径。保留这些不同本身恰好是为文明日后的升华留下可能。多元与矛盾并存，会为人类文明基因库留下更多种子。 因此，对自由优先与秩序优先的分歧，不应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碍，反而应成为中西文明互鉴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发展进入爆炸式创新的前夜，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自由带来的创造力；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危机频繁爆发，则让我们重新认识到秩序的宝贵。对于自由来说，要探讨如何加强秩序，以防止瓦解；对于秩序来说，要探讨如何加强自由，以激发创新。问题不是在自由和秩序中二选一，而是在哪个环节加强自由，在哪个环节加强秩序。 过去，验证一个理念，甚至需要数百年时间，数代人反复试错。而今天，在技术革命下，几年之间就能看清来龙去脉。唯有懂得反省反思、不断包容、和谐共生、互鉴互融的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为此，中国与西方真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心。 ◎内文节选3 秦汉基层之治 2002 年，在武陵山脉湘西龙山里耶镇，考古学家们挖出了一座秦朝小城。在一口废井里，发现了数万枚行政文书竹简 ( 里耶秦简 )。这是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第二个重大发现，使人们能近距离观看秦代基层政权。 里耶古城，是秦征服楚后设立的迁陵县。发掘出来的城很小，只有一个大学操场那么大。全县人口不过三四千。秦朝在这里居然设立了完整的一县三乡机构，在编官吏多达 103 人。这些秦吏组织人民开垦荒地，但毕竟高山深谷田地少，一个县每年新增的税收只相当于 6.5户人家一年的口粮。从经济角度讲，为这样一块土地设置这么多官吏很不值。 但秦吏要的不是税收。考古学家清理出一支竹简，记录了当地深山里发现的一种并非丰产的植物“枝枸”（俗称“拐枣”），但秦吏仍认真描命而论，南北相比，高下立判。 王猛拒绝桓温的第二个原因，是东晋为政之道与王猛的理想不一样。东晋太讲究门阀政治，王猛的理想是儒法并行的汉制。一方面要法家的“明法峻刑”“禁勒强豪”；一方面要儒家的“拔幽滞，显贤才……劝课农桑，教以廉耻”。 东晋按门第任官，而苻坚却从下层选拔精英，号称“多士”。东晋“天下户口半数入门阀”，而苻坚直通基层，亲自或遣使巡查汉人百姓和“戎夷种落”。东晋搞玄学，为政讲风雅。而苻坚禁老庄、图谶之学，找的是“学为通儒、才堪干事”之人。 氐人的前秦，比起汉人的东晋更符合王猛对于“汉制”的理解。“汉”在王猛这类真士子心中，不是血统种族，而是制度理想。中华世界里的族群，无论胡汉，都不像罗马世界中那样以“血统”或“宗教”作为划分族群的依据。狄奥多里克若生于中国，会有无数胡汉豪杰辅佐他争正统。 再说第二对。拓跋焘是鲜卑雄主，崔浩是北方汉人世族子弟，在北魏历仕三朝，博览经史百家，精通玄象阴阳，又长于计谋，自比张良。一方面，崔浩为拓跋焘出谋划策，驱逐柔然，荡平大夏，消灭北燕，完成了北中国的大统一。另一方面，崔浩推动拓跋焘进行“文治”改革。废止军事贵族的六部大人主政制度，恢复文官制度的尚书省，并置秘书省；整顿基层政权，考课地方吏治；三次更订律令，大量吸收中原律令条文。崔浩还力主鲜卑精英与汉人精英大融合，拓跋焘言听计从，大规模征召汉人名士数百人进入中央和地方。 拓跋焘无比宠信崔浩，亲临他的府第问计军国大事，命乐工为他谱曲颂功。鲜卑贵族对太武帝“偏听”崔浩极其不满，甚至发生过匈奴贵族与鲜卑贵族共谋的未遂政变。 与波爱修斯一样，崔浩也因牵扯到族群意识而不得善终。他在主修北魏史时，书录了鲜卑人部落时代的“收继婚”等旧俗，刻上石碑立在都城要道旁。此时鲜卑人已接受了中原的伦理观，且自称炎黄后裔，对于这种“揭丑”非常愤怒。又正赶上南朝宋文帝北伐，鲜卑贵族纷纷状告崔浩侮辱先人，还传闻崔浩密谋投宋——因为崔浩家族太庞大，其本族和姻亲都有别支在南朝。拓跋焘盛怒下将崔浩所属清河崔氏灭族。此时，崔浩已是七旬老人，备受戮辱。 汉人与鲜卑的融合会因为崔浩之狱而骤然中止吗？鲜卑和汉人的故事，偏与哥特和罗马不同。 与罗马贵族屡次背叛哥特不同，清河崔氏灭门后各个支系旁系依然留在北魏。当孝文帝即位后，清河崔氏复居四姓之首，崔光、崔亮等人复为北魏朝臣，重修北魏史。尤其崔鸿，收罗各种残余史料，撰成了《十六国春秋》100 卷，记录了五胡各政权史实。 与哥特因罗马人背叛而急速去罗马化不同，崔浩案没有使拓跋焘“因人废事”，他依然命令鲜卑贵族子弟学习儒学。崔浩虽死，其政犹在。之后的孝文帝更是把汉化改革推向顶峰。汉人与鲜卑人都没以个人荣辱来构建政治，他们对历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内文节选11 自治与郡县 不同史观来自于不同文明。中国五胡弘扬了中华文明“合的逻辑”，欧洲蛮族则放大了罗马文明“分的逻辑”。 罗马帝国虽有上层文官体系，但其本质仍是基层自治。之后的欧洲不管采纳何种政体，其国家治理框架都天然孕育着城市自治、族群自治、领主自治形态。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政治，到罗马帝国的自治城市；从中世纪早期城堡林立的封建王国，到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如威尼斯、热那亚）；从按照“小共和国”方案建立的北美各州共和国，到欧洲按照“一族一国”模式建立的民族国家。 不管什么时代，欧洲人的制度史观与价值认同中，基层自治都是核心密码。从塔西佗发现“蛮族人的自由”，到孟德斯鸠盛赞蛮族独立分居的性格，从基佐发现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地方自治传统的代议制精神 2，再到托克维尔考察的支撑美国民主的乡镇自治，均如钱穆所言：“翻看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虽面对大敌，危机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 与之相比，中国无论建立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其国家治理的基础都是县乡两级基层政权。正如芬纳所言，“中国是现代形式的官僚机构‘发明者’”。 3 从秦汉缔造大一统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以来，基层政权建设就被纳入中央派遣与管理的文官体系之中。虽然历史上也曾有极短暂的封建割据，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一直是主流。尽管中国留有一点封建制变体，如没有政治实权的食邑制度，如基层的官绅合作制度，但这些都是有限自治，国家权力早已嵌入社会结构各个细胞之中，不存在欧洲式基层自治。 基层自治与基层政权，两套文明逻辑。 从罗马的眼光看秦汉，会认为中央集权的弱点在于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方性叛乱容易蔓延成全国性暴乱。相比罗马历史上发生的叛乱都是地方性的（除了巴考底起义），这是基层自治的好处。芬纳就认为“威胁汉帝国生存的中国式农民起义，在罗马却从未发生过”。 从秦汉的眼光看罗马，会奇怪罗马之后的欧洲因种族和宗教引起的文明冲突竟能绵延千年。5 至 7 世纪，打了 6 次拜占庭与波斯战争；7 到 11 世纪，打了 400 年阿拉伯与拜占庭战争；8 到 15 世纪，打了800 年西班牙基督教与穆斯林的战争；11 到 13 世纪，为侵占东地中海地区进行了 8 次十字军东征；13 到 15 世纪，打了拜占庭抗击奥斯曼战争、苏格兰抗英战争；1618 年到 1648 年，爆发了全欧洲都卷入的 30 年宗教战争，几乎没有一个世纪是民族与宗教真正和解的。可以说，在“文治”方面，中华文明领先于整个古代世界。即便认为“罗马自治”更优越的芬纳，也不得不承认“汉帝国不同于它前后的其他国家与帝国，特别是罗马，它蔑视军事荣耀。它是一个衷心地反对军国主义的帝国。它的特点在于‘教化’，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文’。这种宗教上的宽容（也许只是漠不关心）以及对文明教化的倡导构成了帝国的光荣理想”。 西方社会喜欢生存于“小共同体”里，从城邦政治到封建自治到小共和国再到美国乡村自治，最终演化成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至上。中国社会也有各种“小共同体”，例如家族、三老（古时掌管教化的乡官）、乡绅和各种民间社团，但总还去追求一个“大共同体”，即“家国天下”。 西方诸多学者，如唐宁、查尔斯·蒂利、麦克尼尔和迈克尔·曼等都自信满满地认为，西方中世纪的分与乱，反而带来了进步。因为发生在前现代欧洲的一系列战争打出了欧洲的常备军，打出了欧洲的理性化官僚制，打出了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与工业资本主义。这种低烈度的、持续数百年的、很难把彼此一次性消灭的局部战争，使得战败的一方可以不断总结经验，推动了技术的积累性发展。封建社会的分裂性与阶级性有利于商业资本的产生，出现商业控制的独立城市，会更容易走向资本主义。这种封建制、弱国家、多国竞争体系，是近代欧洲超越所有古老文明的原因。 言外之意，中国太统一，没有千年的局部战争与多元竞争体系；中国太集权，没有世袭贵族和商人控制的自治城市，因而无法产生工业资本主义。因此，“大一统”反成为历史进步的障碍。但若要问中国人，愿不愿忍受一千年的“战国丛林”和“族教冲突”，去换原始资本主义的诞生？主流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中国春秋时期就是多国竞争和分封制度。秦之所以能逆流而上统一六国，汉之所以在“暴秦”舆论下还坚持“承秦制”，正是因为战国 300 年的超大规模战争让民间达成了“天下共苦战斗不息，以有侯王”的共识。中国不是没经历这个阶段，而是经历过抛弃了这个阶段。所谓的“常备军”与“理性官僚体制”，中国秦汉时就有了，比欧洲早 1800 年。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真正考验，是在维系大一统的基础上，如何能同时实现秩序与自由，如何能同时兼具“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制度之美，这是比西方多元自由主义更高的标准。 ◎内文节选12 夷夏之辨与中华无外 夷夏之辨，千载不休，至今仍引发“何为中国”的讨论。很多辩论者只搬出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来争吵，没有顾及历史的完整。 最初的“夷夏之辨”来自《春秋公羊传》“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北狄”是指导致齐桓公第一次尊王攘夷的“白狄”，“南夷”是指楚国。可到了战国，特别是到了秦汉，曾经的“华”与“夷”都变成了“编户齐民”，天下皆行王法，没有族群之别。 第二次“华夷之辨”的高峰是南北朝，互称夷狄就是为争一个正统。到了唐朝，“华夷之辨”弱化了。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朝廷内外全是各族精英。之后的“安史之乱”是藩镇坐大而非民族问题。 第三次高峰是宋朝。宋朝的经济文化达到巅峰，却无力统一。面对辽金和西夏的军事强势，宋朝只好自我固化来区分高低，真宗自导自演了天书封禅，士大夫也高扬“华夷之辨”。实则辽夏金全都吸收了汉文明，南北全都说同一种话。到了元朝，“华夷之辨”又淡了下来。所谓的“四等人制”至今仍存争议。 第四次高峰是明朝中期。明初，朱元璋以反元复汉为号召，而一旦立国便立即承认元朝入主中原是“天命”，宣扬天下一统，“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将忽必烈列入历代帝王庙与三皇五帝、两汉唐宋开国之君一同祭祀。只是在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后，明朝自尊心大受挫伤，才将忽必烈撤出庙外。 第五次高峰是“明清易代”。自从康熙拜孔子后，历代清帝都彻底推行了汉文明。“华夷之辨”再度消解。夷夏之别以文化制度论。只要接受中华道统、法统、政统就可以得到天命，因为天下无外。“华夷之辨”的强弱，取决于国家的统与分。凡是分裂之世，各个族群都在“互称夷狄”；凡是统一王朝，当政者都致力于消融“华夷之辨”。 罗马也曾如此。 罗马帝国鼎盛时的哲学是“世界主义”。4 世纪之前，罗马史家们对“蛮族”不乏称赞之辞，如塔西佗就称赞日耳曼人民主、尚武、天性纯朴等“优良的风俗习惯”。罗马帝国中期以后的多位皇帝，都拥有“蛮族血统”，如马克西米努斯、克劳狄二世。帝国多位名将也出生于“蛮族”，如盖依纳斯、索尔、巴库里乌斯、埃提乌斯与奥维达，甚至连抵抗西哥特入侵的罗马名将斯提里科还是汪达尔人。4 世纪以后，帝国分裂，罗马人充满怨恨。6 世纪有史家骂君士坦丁大帝是帝国衰亡的祸首，原因就是引进大量蛮族。而蛮族人也开始论证“英雄自有来处”。如狄奥多里克在晚年被波爱修斯背叛后，便授意宫廷史家写作《哥特人史》，强调自己的家族连续 17 代的辉煌历史。 每个文明的内部，都有共同性和差异性。当共同体分裂时，各个政治中心为了划定边界、巩固自我，都势必夸大差异，贬低共同，直至变成永久的分裂。即便有相同的祖先、语言、记忆、信仰，只要存在政治多中心的竞争，必然产生这一悲剧。教派分裂，族群瓦解，莫不如此。 政治统一乃是文化多元存在的基础。政治一体越巩固，多元文化反可以尽情伸张个性；政治一体越脆弱，多元文化越会彼此互搏而最终消亡。一体与多元，并非此消彼长而是同弱同强。不理解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关系，就会既分割了世界也搞乱了自己。了它的性状、位置、产果情况，录入了官方档案（“下广一亩，格广半亩，高丈二尺。去乡七里。丗四年不实”）。这体现了一种不遗余力探明山川物产的使命感。秦吏们一步步开发国土、编户人民、画出地图从县里交给上级行政机关“郡”。“郡”再将下属各县的地图合并成“舆地图”，上报到朝廷归档阅存。秦吏们除了促进生产，还要处理纷繁复杂的民政司法事务。秦法非常完备，不光有法条，还有判例，还有上诉制度。小吏们必须严格依法工作。如每份文书都要同时抄送多部门留底查验；如轻事重判和重事轻判，都属于“不直”之罪，法条互相抵牾时，还要层层上报等仲裁。在两千年前，就把基层行政搞到如此精细化世所仅见。 县乡小吏还常轮岗。在里耶秦简的伤亡名册上，记载着多名小吏累死病死于任上。103 人的编制，长期缺额 49 人。秦把百姓驱使得很苦，把官吏也驱使得同样苦。但也只有这种玩命苦干的“苛政”，才能在短短 14 年里实现车同轨、书同文，整治山川，修建路网。这些使后面几十代人受益的基础设施，成本却由这一代人背负。人民牺牲之惨烈，心灵之痛苦，连天下一统的成就都不能抚平。历史评价，从来不只是道理，还有感情。秦灭亡时，天下没有人爱它。 项羽灭了秦后希望恢复分封制。他不想管理如此大的天下，只想回到熟悉的水土做封建王侯。而打败项羽的刘邦却拒绝退回分封，反而沿袭了秦制大一统。他与项羽最大的不同在于，项羽是贵族，他是小吏，当过沛县的一个亭长。他的骨干集团大多也是小吏，萧何是主吏，曹参是牢头。他们最清楚帝国的基层与上层如何结合；他们最熟悉郡县制的运作；他们最明了庶民的需求；他们最洞悉维系大一统的奥秘。所以在攻入咸阳时，萧何不要金银财宝，只抢夺秦廷收藏的律令、地图和编户册。汉朝正是依靠这些资料才重建了中央集权郡县制。 基层政权出天下。这是秦汉之所以能建成世界最早现代国家的原因。 ◎内文节选4 大一统：一体多元 中国西汉王朝与罗马共和国处于同一时间段。 西汉初期继承了秦制又修改了秦制——继承了直达县乡的基层官吏制度，但给宗族乡绅留下自治空间；继承了秦法的大部分条文，但去掉了肉刑；继承了中央集权的框架，却推行“无为而治”而让民间休养生息。 “文景之治”短短四十年，汉朝从天子凑不齐四匹同色马，到粮食多得吃不完——“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为什么会突然变富？儒家经师们都解释为“以俭治天下”，似乎皇帝省着花钱就能让民间富有。还是司马迁有眼光，他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消除割据的广袤土地上，用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货币、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度量衡创造出一个巨大市场，用商业将几大经济区域联系起来。分工产生的交易价值让社会财富整体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飞速提升。造就这个统一基础的是秦朝。只是秦朝拿它来搞政治，汉朝拿它来搞经济。 “文景之治”以黄老之道统摄“法家之术”。道家思想最善于将水火不容的各方打通脉络。儒法之间，儒墨之间，得时而起，过时则退，不留名相。这种抛却“名实之争”的气度，成为中华文明善于自我整合的智慧。不过，道家解决了一些问题，又产生了另一些矛盾。巨商大贾周流天下，小农却大量破产；民间有周急赈穷的侠义之士，也多了武断乡 曲 的“ 兼 并 豪 党 之徒”；诸侯王们孕育了《 淮 南 子》 这 样 的人 文 经 典， 也 引 爆 了分封割据的“吴楚七王之乱”。 汉朝体制最终定型于汉武帝刘彻。他为中国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以推恩令“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重新完成基层“郡县化”，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大一统”的儒家政治；二是初步奠定了国家疆域。 儒家政治的主要根基，不是《论语》，而是《春秋》。《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修订而成，讥刺诸侯，彰显王道。在多个传本中，董仲舒所推崇的《春秋公羊传》是最有影响力的一派。 春秋公羊学的核心是大一统。从哲学上说，是天人感应；从政治上说，是中央集权；从制度上说，是文官治国；从伦理上来说，是三纲五常。这套制度解决了“起于布衣”的汉王朝为什么能“君权天授”的合法性问题。最难得之处，在于既塑造了权力，又约束了权力。中国的“奉天承运”和西方的“君权神授”不同。罗马的“皇帝神格化”是为了论证其统治的神圣性，但“神意”和“民意”无关。在古代中国，天意要通过民心来体现。天子对人民好，“天”才认其为“子”，对人民不好，天就收回成命，另付其他贤德能人。“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为了确保皇权对天的敬畏之心，董仲舒还加上了“灾异”说。但凡有天灾，皇帝就要反躬自省，看自己有没有做错的地方。于是，天子、天命和民心构成了一个三方制衡体系，天子管天下，天命管天子，民心即天命。它强调“权力”的最终来源是“责任”。有多大权就要尽多大责，不尽责就会失去权力合法性。父母不尽责，子女绝亲不为不孝；君主不尽责，民众改朝换代不为不忠?。“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 大一统思想不光包含政治道德，也包含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例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仁道；例如“反躬自厚、薄责于外”的恕道；例如“父子兄弟之亲，君臣上下之谊，耆老长幼之施”的亲亲尊尊之道。但任何思想体系都不能过度。灾异学说一过度就成了东汉谶纬迷信；三纲五常一过度就成了束缚社会活力的教条；亲亲尊尊一过度就没有了法律意识。但在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秦汉时代，建设一个超大规模政治体的过程，只能是边建设边批判，边创造边完善。 刘彻接受了董仲舒天人之策。 第一件事就是举孝廉。在此之前，都是世家子做官，商人之家也偶尔可以“赀选”（花钱捐官）。这与罗马开端相似，都是“贵 + 富”政治。但从他开始，官府从民间寻找既懂得“当世之务”又能够尽孝守廉的寒门之儒。推荐的责任在地方官。如果不推荐，就要治“大不敬之罪”。这是件非常辛苦的事，一道诏书传到边疆要 40 天，再组织基层的寒士依靠驿站系统前往京城开始“问策”，则要 7?个月之久。但这个折腾很值。刘彻一朝有不少布衣名臣都是靠读透一本《春秋》而成为公卿。日后，凡想做官的权贵之后，都得争先恐后学好儒家伦理。 文官政治的察举制由此开启。刘彻明白，治理如此广阔的天下，不能仅靠门阀富豪，而要把权力分配给基层中那些最识大体、最有道德、最有知识、最有责任心的人，才能凝聚民心扩大执政基础。秦朝基层都是法吏，会用严刑峻法，但不懂教化人心。刘彻让儒生与基层法吏并行，实现了“治理与教化”合二为一。从此，地方的郡守、县令，不仅要负责治理，还要负责建学校化风气。不过，察举制亦有很多弊端。比如师生门户之攀援，比如儒生与举荐人之勾结，到东汉还发展出了“四世三公”经学门阀。真正的公平，要等到几百年后的隋唐科举制诞生。但汉的察举制毕竟先迈出了一大步。 刘彻还创造了“刺史制度”以约束文官。即设立一批县处级小刺史，不定期巡查郡县“六条问事”。一是针对地方豪强的土地兼并；二是针对地方文官的职业操守。这是历代中央监察制度的开端。 说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误解。他用董仲舒的同时，还用了法家张汤、商人桑弘羊、牧业主卜式，乃至匈奴王子金日。这些人，虽读《春秋》，但并非全然的儒生文士。国家设立的太学有儒家经学的学官，民间则是法、墨、刑名、阴阳四处开花。西汉政治从思想到实践都是多元的。既然多元，为何又要用儒家思想来做底？因为没有一体，只靠多元互搏平衡最终还会分裂。而只有“大一统”才能将多元的思想汇聚在一个共同体内。文化上便是如此。齐国早不存在，但齐国的“月令”成为汉的“政治时间”，中国两大神话系统之一“蓬莱”，正是出自齐地；楚国早不存在，但屈原歌颂过的楚神“太一”成为汉的至高神，伏羲、女娲、神农、颛顼、祝融，成为汉人共同的祖先神；汉皇室是楚人血脉，刘邦的大风歌，刘彻的秋风辞，都是楚歌，可定音协律的却是赵人，汉乐府之祖李延年出身于赵国中山。考古学家们在北方长城，发现了楚风的铜器与漆器；在长江以南，发现了匈奴草原风格的动物牌饰；在从河北到广西的汉代铜镜上，发现蜀地首创的款式和铭文。大一统并没有造成地方文化的消亡。地方文化反而越过原生的界限，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只要永远保持开放，统一之上也能多元。汉文化之所以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华文化，是因为汉将多元乃至矛盾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人群，最终融为一体。 一体多元，是汉的精神。 ? ◎内文节选5 占有与治理的差异 和伊索克拉底死后一样，亚里士多德死后的局势发展，也走向了他理想的反面。 亚历山大帝国内部分裂，三大继承者王国相互征伐，不断分裂独立。这不是因为亚历山大死得早，而是在他没死时，除了推动了一部分欧亚上层通婚外，没有对所征占的庞大帝国进行过内部政治整合，更没有进行过基层政权建构。 马其顿帝国的扩张方式，是在所到之处创建希腊式的自治城市。这种“自治”是对留居该城市的希腊殖民者而言，不包括被征服的土著社会。在每个新征服的亚洲城市，亚历山大都把自己的“王友”派驻到该城市当总督，只管军事和税收，城市的民政依靠希腊移民组成的“自治委员会”管理。为了提前得到税收和降低行政成本，马其顿的总督们甚至向商人们拍卖转让了收税权。 中国战国时代的基层政权组织方式则完全不同。出土秦简显示，秦国每扩张一处，都要建立从县到乡的基层政权组织。其县乡官吏要负责收税、组织垦荒、统计户口、记录物产，再把这些信息输送到秦都咸阳编册保存。秦吏也不在一地久留，而是数年一轮换。这是一竿子插到底的郡县制组织方式。放弃民政，只要税收与金钱，不服就派军队镇压，可一时以最小的行政成本获取最大的财富，但也放弃了对当地社会的长远整合规划。在这样的体制下，中央强大的时候尚可，一旦中央权力衰弱，离心力就产生了，城市纷纷脱离控制。亚历山大帝国的分崩离析是必然的。 这不能怪亚历山大。因为即便是他的导师亚里士多德，也从未设想过大规模政治体的理论。他的“绝对王权”概念，只是从一个城邦的角度进行的演绎。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没有超大规模的政治体可供研究，如埃及和波斯。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们都是“非政治”的，是不先进的，只有希腊城邦政治才能叫作“政治”。虽然亚历山大帝国是在他的精神指导下成为政治现实，但他依然没有设计出一个比埃及和波斯更“先进”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制度。 后人辩解说，虽然作为政治实体的希腊统一国家消失了，但作为文化精神的希腊，在罗马的躯体上得以永存，成为欧洲精神的母体。国家灭亡无所谓，文化永存已足够。 这要听听当时的希腊人民怎么说。希腊邦国灭亡过程中，一大批希腊高级知识分子以人质身份被送入罗马贵族家庭当老师。其中就有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他在名著《历史》中问道：“为什么希腊不断瓦解，罗马却能一直强大？”他那时心中想要的，恐怕不是仅存精神的希腊，而是一个实体与精神共存的希腊。 ◎内文节选6 上层与基层 西汉王朝灭亡时（公元 8 年），罗马帝国刚刚开始。创建罗马帝国的屋大维，和刘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是天才少年。刘彻 17 岁即位，23 岁开始立儒学、打匈奴，49 岁前两件事都完成了。屋大维 19 岁起兵，32 岁时结束分裂，47 岁前完成了罗马帝国的制度建设。 他们又都是复杂的人。刘彻的历史评价在穷兵黩武和雄才大略之间摆动了两千年。说他是儒家，他行事却像法家；说他是法家，他又没有退回秦制；说他爱道家神仙，他又偏偏用儒家立国。屋大维也充满矛盾。他与巨头合作，架空了元老院；又与元老残党合作，消灭了巨头。他保留共和国的形式，却变更其内在逻辑，虽称元首，实为皇帝。他身兼多个文职，从执政官到保民官到祭司长，但 18 万罗马军队才是他的真正力量。他没有建立明确的继承制度，但王朝最终还是在家族内传承。 屋大维和刘彻之复杂，在于罗马与秦汉都是超大规模政治体。在草创之初，要整合这样广阔复杂的疆域，任何单一的理论、制度、安排都难以奏效。 屋大维和刘彻的治国思路，也是英雄所见略同。 屋大维很重视制度建设。除官僚、军队、税吏制度外，也很重视国家意识形态，希望以罗马早期的传统道德来凝聚人心，即对家庭、对国家、对本土神灵的忠诚与责任。就像刘彻找到了董仲舒，屋大维也感召了一批文化巨匠。维吉尔仿照希腊的荷马史诗，创作了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构建了“罗马民族”的认同；李维写了《罗马自建城以来史》，总结罗马建城 700年来的兴衰成败，批判分裂的派系主义；贺拉斯的《讽喻诗》，批判当下的腐败风气，号召社会回归对家国的责任感。 而两人的路径与结果大不一样。 屋大维建立了文官系统。为了克服财阀对政治的破坏性，他大胆吸纳财阀进入文官体系。骑士阶层可以从实习军官做起，进入税吏系统，最终出任行省的财务官，顶尖的可以进元老院。真正实现了西塞罗的“贵族与财阀共天下”。与之相比，汉朝的文官路线则是求取基层寒士。钱穆说，汉代是第一个“平民精神”王朝。 罗马帝国的文官，都集中在行省首府，更没有建立一杆子插到底的基层政权。行省之下无官僚，下面是一堆拥有自治权的王国、城市、部落，各自按照原有的制度运行。罗马派遣一个总督和若干财务官，掌管税收、军事与司法，对于行省下的公共服务和文化教育则一概不管。中央委派的财务官也只在行省而不下基层，更懒得设垂直管理的基层税吏，征税就摊派给地方领袖。地方领袖对当地事务很有发言权，总督经常按照地方实力派的愿望做决断。如罗马总督彼拉多并不想处死耶稣，然而在犹太领袖们的强烈坚持下，还是不情愿地将耶稣钉上了十字架。总督不管事，也不承担公共经费。地方的城市建设和文化活动由本土富商自愿掏钱。在中央政权衰落之后，这些地方实力派就此转化为蛮族王国之下的封建地主，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独立的，谁收税都一样。英国学者芬纳将罗马帝国称为“由众多城邦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控股公司”。 归根结底，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罗马帝国，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基层群众从来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谈不上融合相通。如西方学者所言，罗马帝国文明有着无比丰富和复杂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却是粗陋和简朴的“奴隶制大庄园”。文化基础也如此。罗马的行省中，只有贵族、官僚能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上不会，因为罗马从未想教他们。高卢和西班牙并入罗马 300 年后，农民们还在说自己的凯尔特语。也因此，屋大维苦心建构的“罗马民族认同”，随着拉丁语仅停留在贵族圈里，从未抵达基层人民心里。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而秦汉则是打通了上层与基层，创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文官体系。由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经过严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税收、民政、司法和文教。在居延汉简中，连一个在西域屯田的小吏，都被严格要求“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吏还要专门读史书、写文件、练礼仪。两汉的基层官吏不光管理社会，还要负责公共文化生活。郡守设学，县官设校，配备经师，教授典籍，慢慢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是要书写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道德、拥有同样的文化。唯有这样的人民基础，大一统王朝才能多次浴火重生。 ◎内文节选7 政权与军权 罗马与秦汉第二个不同在于军队与政权的关系。 屋大维起于军队，他解决政权与军队的关系，仍然是军阀式的。他先将最富有的埃及财政收归为“元首私库”，再用私库之钱给军团发酬劳。士兵虽不再是各将领的私军，但依然是皇帝的私军。这导致了一个双向规则：一方面，军队属于能发出最多军饷的那个人；另一方面，一旦皇帝发不出军饷，就得换一个能发饷的人当皇帝。果然这种规则下的和平，在屋大维之后只维持了 50 年。公元 68—69 年的内战中，地方军阀都从行省赶到首都参与帝位纷争，各军团将领多次举兵夺取中央政权。专家统计，从屋大维到君士坦丁的 364 年中，平均 6 年发生一次帝位更替。其中有 39 位皇帝死于近卫军和军队之手，占总数 70%；只有 12 位皇帝属于自然死亡，不足 20%。 先是意大利本土兵为主的中央禁卫军操控皇帝。近水楼台先得月。合法继承人要贿赂禁卫军才能登基。一旦禁卫军不满意报酬便杀了再换新人。最后发展到在军营前“拍卖”皇位，财阀和元老竞相出价。公元 193 年，尤利安努斯胜选后当了 66 天皇帝就被杀。 压制中央禁卫军的，是边疆军阀。发家于边疆行省总督的塞维鲁王朝，解散了意大利本土兵，带领外省军队占领了罗马。他们屠杀罗马的贵族和财阀，把没收的资产拿来发军饷。军队的赏饷虽增加了一倍，但欲壑难填，塞维鲁王朝也灭亡于自己军队的暗杀（公元 235 年）。之后的罗马，50 年内出现了 23?个皇帝，统治不到一年都死于兵变。 罗马帝国晚期经济崩溃，出不起丰厚的赏金，罗马人都不想当兵，只能雇日耳曼蛮族看家护院。此后，帝国的命运就掌握在蛮族雇佣军首领手里。最后攻陷罗马的阿拉里克、奥多亚克、狄奥多里克，都是蛮族雇佣军首领。罗马兴也军队，亡也军队。塔西佗说：“罗马帝国的秘密，就在于皇帝的命运实际上掌握在军队手中。” 罗马为什么无法控制军人干政？第一个重要原因是，罗马没有基层政权，军队代行着许多政权职能。行省总督们要仰仗军队的威势来维持治安与收税，收上来的税又变成了军饷。行省军队和税赋激增成为恶性循环。如此，本应代表中央的总督，变成了代表地方的军阀。 秦汉的军队不能收税，也不能管理民政。在完善的文官制度保障下，军队都是小农，战时征召为兵，战后复耕为农。边疆部队也是屯田为生，兵农一体，没有变成罗马军队那样固化的利益群体。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罗马军人的“国家意识”有问题。孟德斯鸠认为，因为军团距离罗马太遥远，便忘记了罗马。“当军团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和大海的时候，战士们在许多战役中就不得不留驻在他们所征服的地方，这样他们就逐渐地丧失了公民们应有的精神，而在手中掌握着军队和王国的将领们感到自己的力量很大，就不想再听命于别人了。于是士兵们这时就开始只承认自己的将领了，他们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将领的身上，而且和罗马的关系也越发疏远了。” 中国大不同。汉朝与西域近万里之遥，中间隔着世界第二大流沙沙漠。但汉将班超赤手空拳仅靠千把散兵，凭着纵横捭阖的外交军事智慧，在西域诸国数十万军队围裹中，为东汉重建了西域都护府，打通了丝绸之路。西域各国与相邻的月氏贵霜等国都只敬服他一人。他完全可以割据自重。但他为汉朝苦心经管西域 30 年后，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归葬故土，不带走一兵一卒一草一木。他的成就，是在政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他的胞兄班固是与司马迁齐名的史学大家，追随外戚窦宪驱逐北匈奴，起草了《燕然山铭》，之后卷入窦宪宫廷案，61 岁时身死囹圄。此时的班超孤悬西域，前有未克之敌后有不可测之政治风险。他不仅没为兄长之事抱怨，反而集中精力打下最艰难一仗，西域 50 国全部归附汉朝。战后，班超病入膏肓，屡屡上书乞求回归汉土而不见应答。他妹妹班昭上书求情，这才在死前一个月万里回朝，总算“生入玉门关”。两汉像班超这样的将军还有很多，如卫青、霍去病、马援、窦融等。 有意思的是，班超放权乞归的时间，差不多与罗马边疆军阀首次干预中央政权同时。有人说，罗马军人能够干政，是因为罗马皇权是“相对专制”，而汉朝皇权是“绝对专制”。似乎军人不造反的唯一理由是受到强力管制。而东汉皇甫嵩出师剿灭黄巾军后，有人劝皇甫嵩拥兵自重，否则功高震主会性命不保。皇甫嵩却说：“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他回到长安，放下兵权。 中国历史上，在皇权没有强制力时，军人为什么还要遵守规则？这并非畏惧皇权专制，而是主动服从国家秩序。中国虽然也出现过藩镇割据与军阀混战，但从来没成为主流。中华文明大一统精神产生了“儒将”传统。在法家体制与儒家意识双向发力下，中国古代最终实现了由文官控制军队，保证了长久稳定。虽时有反复，但总算渐成体制。海外汉学家们公认，“文官控制军队”是中华文明又一重要特征。西塞罗的“让刀剑听命于长袍”的梦想，在中国实现了。 ◎内文节选8 “东方专制”与一体多元 吕思勉说：“秦汉之世，实古今转变之大关键也。”对此转变，誉者赞为“从封建到郡县的进步”，毁者谤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开始”。 “东方专制主义”这一概念最初由亚里士多德定义，指君主对人民就像主人对奴隶，拥有随意处置的无限权力，不需遵循任何法律。但那时希腊罗马眼里的东方，仅限于埃及波斯；中世纪欧洲眼里的东方，仅限于印度蒙古，对“东方之东”的中国，几乎毫无认知。尽管早在亚里士多德定义“专制”20 多年前（公元前 350 年），中国的商鞅变法就已实现了“编户齐民”“一统于法”的郡县制度。 欧洲最初了解中国，是通过明清来华传教士们带回的信息，形成了短暂的“中国热”。凡尔赛宫的舞会上法王穿着中国服装；塞纳河边民众争看皮影戏；淑女养金鱼，命妇乘轿子。由此激起了两派大师的争论。一派是以伏尔泰为首的“崇华派”。他想“托华改制”，把自己的书房称为“孔庙”，给自己取笔名叫“孔庙大主持”；莱布尼茨认为中国的“科举取士”类似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魁奈认为“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也要审慎遵守”。另一派是孟德斯鸠为首的“贬华派”，为了指桑骂槐反对法王的“绝对王权”，而把中国塑造成东方专制的典型。同样是君主统治，西方人可以叫“君主制”（monarchy），而中国人只能叫“专制”（despotism）。因为欧洲君主制有贵族和教会制约，而中国没有。他不了解对中国君主加以制约的是规模庞大的文官体系（“皇权与士大夫共天下”），不了解相权分治、行封驳事、史官监督、言官谏议等制度设计。文官制度与基层政权，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性不同。孟德斯鸠还把中国和鞑靼帝国同归一类“东方专制”进行批判。他说，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也要远胜于“东方专制”。再后来，黑格尔发明了历史从东方开始到西方结束的历史观，东方天然是落后、停滞、奴役；西方天然是进步、自由、文明。这些评论中国的“大师”们，除了从传教士那儿道听途说，没有一人到过中国，没有一人看得懂中文，没有一人用中文研究过中国历史，甚至没分清有多少种“东方文明”。他们对中国政制的一知半解，被不少中国人自己当真了。 除了“东方专制”这条脉络，大师们对中国的误判还有很多。比如马克斯·韦伯。他说中国是“家产官僚制”，说官僚们都是君主家臣，说中国没有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说读书人科考做官是对“官职俸禄”的投资，期待成为“包税人”，上交完正税配额后的钱全归私人腰包。这不符合基本史实。从汉代开始，财政就分为国家财政（大司农）和皇家财政（少府），皇帝从不用私钱支付俸禄，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从秦朝开始，征税都是由县乡两级的基层税吏完成，“包税人”从不曾在大一统王朝时代存在过。韦伯描述的场景倒完全是罗马皇帝与家臣、与军队、与包税人的关系。对这类误判，中国史学家们想讲也没处讲，因为西方很少认真倾听过中国。几百年来的现代化始终以西方为中心，中国一直处于被改造被教育的边缘。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国，只是由于中国工业化成功的事实使他们回头看看而已。 我们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义后面认识自身。中国近代以来，许多改革者也在“自由”与“专制”间挣扎。如梁启超，戊戍变法失败后，他先后写了《拟讨专制体檄》与《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边说“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号召人民“破坏而齑粉之”；一边又承认，中国的科举制和郡县制有着皇帝与平民联手从门阀世家、诸侯藩镇手里夺取治权的积极一面，与欧洲贵族封建历史完全不同。之后，他访问美国，当听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扩充海军的两次演讲中谈到 “彼中国者老朽垂死，欧洲列强当共尽势力于东亚大陆，而美国亦可同时扩其版图”时，彻夜不眠“怵怵焉累日，三复之而不能去”（《新大陆游记》，1903 年）。梁启超便又写了一篇《开明专制论》（1906年），说中国古代儒、法、墨三家都是“开明专制主义”，儒墨重民本，类似于沃尔夫与霍布斯；法家重国本，类似于博丹与马基雅维利。梁启超的矛盾与变化，反映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一方面又对西方丛林法则无法认同的痛苦心路。 回到本篇主题，秦汉与罗马，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中国历史远非完美无缺，否则就不会在近代遭遇惨败；中华文明仍需转型提升，才能真正体现与时俱进的能力。 罗马之独特价值，在于相信有限的冲突能创造活力。罗马史家林托特说：“这个社会允许其最能干的公民以广阔空间实现自我、成就伟大。这个社会所接受的是：界限之内，有活力的冲突可能富有创造性。”罗马之失不在于冲突，而在于冲突失去了界限，又没有“一体”来予以调节，最终导致大分裂。“冲突政治”最要命的就是团结需要外敌。西方史学家们认为，罗马政制一旦排除了外敌，达到一种无人能及的优势和统治地位时，一切平衡的因素都开始越过应有的“界限”而开始崩裂。罗马之衰落，从击败迦太基成为霸主之后就开始了。 秦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一体保证凝聚，多元保证活力。难在同时保持一体与多元。当一体完全压倒了多元，就开始僵化。当多元完全压倒了一体，就开始分裂。秦亡于“法家压倒一切”，西汉亡于“儒家压倒一切”，东汉亡于上下层同时分裂。如何同时驾驭“一体”与“多元”，是中国政治的永恒课题。 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发挥好坏，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因此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又能弥补其缺陷的人。今天，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拥抱世界多元，又能坚持自身一体的青年一代。 中国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其他古老文明也挣扎在“现代化”和“重新审视自己”的痛苦中，他们必将完成现代化，也必将开始讲述被现代化一时遮蔽的古老价值。中国如能与西方完成文明对话，就会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 东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历史遗产上，谁都不可能推重来。但我们依然可以商量着来。 ◎内文节选9 罗马抛弃罗马 中华选择中华 重回东罗马怀抱的西罗马人，如愿以偿了吗？答案出乎意料。 当贝利撒留攻打东哥特时，西罗马的贵族与百姓纷纷里应外合。贝利撒留正是通过罗马的贵族主教西尔维里乌斯的暗地接应，才兵不血刃地进入罗马城。 而西罗马人对“王师”的热情却没维持多久。由于长期的攻防战，西罗马人吃不惯苦，先是为不能洗澡、不能睡眠，后是为缺少粮食而咒骂东罗马军队?。贝利撒留给查士丁尼皇帝写信说：“虽然目前罗马人对我们是友好的，但如果他们的困苦处境持续下去，也许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条更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道路。” 西罗马人的抱怨，使曾经帮助东罗马开城门的西尔维里乌斯主教，竟然计划再次趁夜开锁，虚掩城门，帮助哥特人潜回城内袭击贝利撒留以结束围城。但阴谋泄露，西尔维里乌斯被立即流放。贝利撒留从此不再信任西罗马人，每月两次更换罗马城墙 15 座城门的门锁，经常换防守城门的罗马人自卫队。 这“一迎一拒”的转变，前后仅四个月。 抛弃拜占庭的，不光是贵族，还有平民。许多西罗马农民和奴隶重新加入了旧主哥特人的部队；许多没有拿到薪水的蛮族雇佣军也加入了哥特人军队，一齐向“解放者”进攻。 西罗马人既不忠诚于东哥特，也不忠诚于东罗马。他们只看重自身利益，最好谁也别来管。正如学者赫尔穆特·海米茨指出的，“对西部行省的很多罗马人来说，‘罗马的灭亡’并不是一场灾难。事实上，地方精英与蛮族、罗马军阀和藩王（client?kings）之间，在更小的权力单元上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 西罗马人反对东罗马人也有理由，因为拜占庭毫不考虑当地的民生，只想着收税。战后意大利北部已化为一片废墟，经济退化，人口锐减；接替贝利撒留的将军纳尔西斯却建立了军政府，实行了 15 年的掠夺性税收。拜占庭税吏号称“亚历山大剪刀”，因为每笔税款中的十二分之一都可以合法据为己有，这激起了税吏们搜刮殆尽的狂热动力。私人从国家税收中抽取提成的“包税制”，是从马其顿帝国到罗马的一贯恶政，拜占庭又将其变成国家行为。同时，拜占庭没有恢复罗马治理体系，延续千年的罗马元老院就此终结。 身为蛮族的狄奥多里克还苦心维系罗马体制，身为罗马人的拜占庭却将其一扫而光。欧洲史家认为，如果没有哥特战争，罗马古典文明不会这么快消失而进入中世纪。这就要怪骄傲的罗马贵族内心深处永远不会接受“蛮族”人做皇帝，不管他有多仁厚多罗马。 东哥特之后的蛮族，从此再不刻意“罗马化”。他们干脆抛弃了罗马的政治制度，彻底走自己的路。罗马的生活习俗仅顺着惯性在欧洲局部地区延续了一个多世纪。 与狄奥多里克、波爱修斯君臣关系非常相似的，中国有两对人物。一对是前秦的苻坚与王猛，一对是北魏的拓跋焘与崔浩。 先说第一对。苻坚是五胡中最仁德的君主，王猛则是“北方沦陷区”首屈一指的名士。当时东晋也一度北伐，大将军桓温打进了关中，天下名士对他期许甚高。王猛见了他，双方互摸了下底。桓温用高官厚爵力邀王猛南下。王猛拒绝了。拒绝的第一个原因是桓温并不真正想搞“大一统”。王猛对他说，你和长安近在咫尺，却不渡过灞水，大家已知道你并没有统一天下之真心。 王猛选择了苻坚。因为苻坚立志大一统。他一个氐族人，一生不论顺逆，心心念念就是“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他还未消化好长安的鲜卑贵族，便要冒险南伐东晋，他说：“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只有“统一”才能使他够得到“天命”。苻坚身为百战豪杰，并非不知风险，只是“大一统”的最终志向是不计较个人成败的。这和诸葛亮的“王业不偏安”是一个道理。东晋明明有能力，却从未全心全意地北伐。苻坚虽大败于淝水而被史家嘲笑，然以初心使 ★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等西方政要学者倾情推荐。 ★同时收录多位专家学者对本书的解读和评论。 ★70余幅精美图片，再现文明遗迹，见证文化交流。 ★设计庄重，排版舒朗，印制精美，用纸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