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时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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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笈西行 蒋梦麟 蒋梦麟(1886—1964)，现代教育家，1908年至1917 年留学美国，在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 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我拿出一部分钱，买了衣帽杂物和一张往旧金山的头等船 票，其余的钱就以两块墨西哥鹰洋对一元美金的比例兑取美钞。 上船前，找了一家理发店剪去辫子。理发匠举起利剪，抓住我的 辫子时，我简直有上断头台的感觉，全身汗毛直竖。咔嚓两声， 辫子剪断了，我的脑袋也像是随着剪声落了地。理发匠用纸把辫 子包好还给我。上船后，我把这包辫子丢人大海，让它随波逐浪 而去。 我拿到医生证明书和护照之后，到上海的美国总领事馆请求 签证，按照移民条例第六节规定，申请以学生身份赴美。签证后 买好船票，搭乘美国邮船公司的轮船往旧金山。那时是1908年8 月底。同船有十来位中国同学。邮船起碇，慢慢驶离祖国海岸， 我的早年生活也就此告一段落。在上船前，我曾经练了好几个星 期的秋千，所以在二十四天的航程中，一直没有晕船。 这只邮船比我前一年赴神户时所搭的那艘日本轮船远为宽大 豪华。船上最使我惊奇的事是跳舞。我生长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社 会里，初次看到男女相偎相依，婆娑起舞的情形，觉得非常不顺 眼。旁观了几次之后，我才慢慢开始欣赏跳舞的优美。 船到旧金山，一位港口医生上船来检查健康，对中国学生的眼 睛检查得特别仔细，唯恐有人患沙眼。 我上岸时第一个印象是移民局官员和警察所反映的国家权 力。美国这个共和政体的国家，她的人民似乎比君主专制的中国 人民更少个人自由，这简直弄得我莫名其妙。我们在中国时，天 高皇帝远，一向很少感受国家权力的拘束。 我们在旧金山逗留了几个钟头，还到唐人街转了一趟。我和 另一位也预备进加州大学的同学，由加大中国同学会主席领路到 了卜技利。晚饭在夏德克路的天光餐馆吃，每人付两角五分钱， 吃的有汤、红烧牛肉、一块苹果饼和一杯咖啡。我租了班克洛夫路 的柯尔太太的一间房子。柯尔太太已有相当年纪，但是很健谈， 对中国学生很关切。她吩咐我出门以前必定要关灯；洗东西以后 必定要关好自来水龙头；花生壳绝不能丢到抽水马桶里；银钱绝不 能随便丢在桌子上；出门时不必锁门；如果我愿意锁门，就把钥匙 留下藏在地毯下面。她说：“如果你需要什么，你只管告诉我就 是了。我很了解客居异国的心情。你就拿我的家当自己的家好 了，不必客气。”随后她向我道了晚安才走。 到卜技利时，加大秋季班已经开学，因此我只好等到春季再 说。我请了加大的一位女同学给我补习英文，学费每小时五毛 钱。这段时间内，我把全部精力花在英文上。每天早晨必读《旧 金山纪事报》，另外还订了一份《展望》(砌e仇砌础)周刊，作 为精读的资料。《韦氏大学字典》一直不离手，碰到稍有疑问的 字就打开字典来查，四个月下来，居然字汇大增，读报纸、杂志也 不觉得吃力了。 初到美国时，就英文而论，我简直是半盲、半聋、半哑。如果 我希望能在学校里跟得上功课，这些障碍必须先行克服。头一重 障碍，经过四个月的不断努力，总算大致克服了，完全克服它也不 过是时间问题而已。第二重障碍要靠多听人家谈话和教授讲课才 能慢慢克服。教授讲课还算比较容易懂，因为教授们的演讲，思 想有系统，语调比较慢，发音也清晰。普通谈话的范围比较广 泛，而且包括一连串互不衔接而且五花八门的观念，要抓住谈话的 线索颇不容易。到剧院去听话剧对白，其难易则介于演讲与谈话 之间． 最困难的是克服开不得口的难关。一主要的原因是我在中国 时一开始就走错了路。错误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必须花很长的 时间才能矫正过来。其次是我根本不懂语音学的方法，单凭模 仿，不一定能得到准确的发音。因为口中发出的声音与耳朵听到 的声音之间，以及耳朵与口舌之间，究竟还有很大的差别。耳朵 不一定能够抓住正确的音调，口舌也不一定能够遵照耳朵的指示 发出正确的声音。此外，加利福尼亚这个地方对中国人并不太亲 热，难得使人不生身处异地、万事小心的感觉。我更特别敏感， 不敢贸然与美国人厮混，别人想接近我时，我也很怕羞。许多可 贵的社会关系都因此断绝了。语言只有多与人接触才能进步，我 既然这样故步自封，这方面的进步自然慢之又慢。后来我进了加 大，这种口语上的缺陷，严重地影响了我在课内课外参加讨论的机 会。有人问我问题时，我常常是脸一红，头一低，不知如何回 答。教授们总算特别客气，从来不勉强我回答任何问题。也许他 们了解我处境的窘困，也许是他们知道我是外国人，所以特别加以 原谅。无论如何，他们知道，我虽然噤若寒蝉，对功课仍旧很用 心，因为我的考试成绩多半列在乙等以上。P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