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中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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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购买: 明代妇女生活
ISBN: 9787500880851
陈宝良,1963年生,浙江绍兴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著有《《中国的社与会”、“明代社会生活史))等多部专著,并在海内外报刊发表明清史论文百余篇。所著多被海内外知名大学列为学生指定参考书。其中“中国流氓史"、“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两书,已被翻译成韩文、英文出版;“明代社会生活史))一书,则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04年度十大社科图书”,并入围“首届华语传媒图书大奖”。
自明代中期以后,当时的思想界堪称最具“活力” (vitality)与“多样性”(diversity)的时代。从 这种角度来说,明朝人思想之活跃,兴趣之广泛,视野 之开阔,均是前无古人的。 社会之转向,乃至思想之 活跃,无不导致晚明妇女的生活更具“活力”与“多样 性”。 妇女生活的活力乃至多样性,显然导源于传统礼教 的松懈。妇女解放是衡鉴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妇 女解放思想的萌芽,则有待于“礼”教这根绳索的松动 ,而这种松动在理论上是由李贽完成的。 王阳明面对传统道德的日趋衰微,其最大的目的无 非是将已经松动的“礼”教之索更加拧紧。但事与愿违 ,王阳明“致良知”之说势必造成他对“礼”有超乎常 人的理解,而这种新的解释恰好为礼教松动奠定了理论 基础。王阳明当然也将“礼”解释为“天理”,决不允 许有半点的偏离。然而他在论“礼”与“情”的关系时 ,充分注意到了人情对制礼的制约作用。他深信,“先 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 因之,后世制礼就 不应该“拘泥于古”,而应以人情为基础,以自己之“ 心”为准绳,如果“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完全可 以“以义起礼”。就此而言,王阳明开启了明代将“礼 ”内在化的先河,亦即将外在的属于客观规范乃至自然 准则的“礼”,转化为内在的主观的“礼”,进而增添 许多自我的因子。换言之,王阳明通过自己的“良知” 说,证明了“以义起礼”的可能性,并以“简切明白” 之“礼”作为终极目标。这样,王阳明一方面承认传统 礼教的永恒性,另一方面又允许自我作古,重新制作礼 制。这一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使王氏后学得以找到冲 击“礼教”的突破口。李贽从理论上完成了对传统礼教 的异化,使“礼”这一概念包含了近代人文主义的内涵 。他是这样解释“礼”与“非礼”的:“盖由中出者谓 之礼,从外而入者谓之非礼;从天而降者谓之礼,从人 而得者谓之非礼;由不学不虑、不思不勉、不识不知而 至者谓之礼,由耳目闻见、心思测度、前言往行、仿佛 比拟而至者谓之非礼。” 可见,李贽从王阳明“心学 ”的哲学前提出发,将“礼”解释为出自内心,与生俱 来,不学而知的本能,而不是外力强加于人的道德规范 。这就将“礼”这种传统道德准则异化为一种人类的本 能,从而为“私欲”说提供了足够的理论依据。“礼” 既然是一种本能,那么“哀至则哭”,这不过是“作而 致其情”,是生者对死者表示哀痛的一种感情流露,绝 不是那种矫揉造作的“道学礼教之哀”。 至明末,黄宗羲上承王阳明“心学”,并重拾李贽 “礼”观的遗绪,对“礼”与“非礼之礼”进行了辨析 。他说:“吾心之化裁,其曲折处谓之礼,其妥帖处谓 之义,原无成迹。今以为理在事物,依仿成迹而为之, 便是非礼之礼,非义之义。盖前言往行,皆圣贤所融结 ,吾不得其心,则皆糟粕也。曾是礼义而在糟粕乎?” 黄宗羲虽然从主观上并无否定传统礼教之意,然客观上 为当时的人们冲击“前言往行”“成迹”之类的传统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