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偶寄（上下）（精）

作者简介

李渔(1611-1680)，初名仙侣，后改名渔，字谪凡，号笠翁。浙江金华兰溪夏李村人。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和美学家。他自幼聪颖，素有才子之誉，世称“李十郎”，曾家设戏班，至各地演出，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戏曲创作。他一生著述丰富，著有启蒙读物《笠翁对韵》。

内容简介

卷一词曲部上 结构第一 填词一事，向来被文人们看作末技。然而若能放下身段去做这件事，还是胜过跑马比剑，酗酒赌博。孔子曾经说过：“不是有掷彩博弈的游戏吗？玩玩这个也比闲着好。”博弈虽然是游戏，但也好过整天吃饱了饭，什么事都不用心；填词虽然是小道，可还是比博弈好吧？我觉得技艺不论大小，贵在能够精湛；才能不论高低，利在善于运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既能精湛又善运用，就可以扬长避短，成名成家。不然的话，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而作文只会堆砌典故，著书空发无用之论，写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填词这件事，不仅文人干好了足以成名，即使是前朝帝王，也有因为擅长本朝词曲而使国事彪炳千古的。请让我一一道来：高则诚和王实甫都是元代名士，除了填词，没有其他成就；假如这两人没有创作《琵琶记》和《西厢记》，那么今天谁会知道他们的名字呢？所以，高则诚和王实甫是因为《琵琶记》和《西厢记》才得以名垂青史。汤显祖是明代的才子，所作诗歌、文章和书札都值得一读，而他脍炙人口的作品并不是诗歌、文章和书札，而是戏剧《牡丹亭》。假如没有创作《牡丹亭》，那么汤显祖在当时就已经是有其人而无其名，更不用说以后的影响了。所以，汤显祖是因为《牡丹亭》才得以名垂青史。这是文人因填词而成名的实例。 历朝历代的文学创作，都有其代表性的成就，“汉史”“唐诗”“宋文”“元曲”，人人都能脱口而出。《汉书》《史记》千古流传，不可磨灭，很久远了。唐代诗人辈出，宋代文士众多，在文坛，汉唐宋三代称得上鼎足而立，是夏商周这“三代”之后的又一个“三代”。元代统治的天下，不仅是政刑礼乐没什么值得效法的，就连语言文学，图书文章这些微末小事，也未见有什么成就；倘若不是元人崇尚词曲，有《琵琶记》《西厢记》以及《元人百种》这些书流传后世，那么当时的元代，也就会像五代、金、辽一样湮没在历史中，哪里还沾得上汉唐宋三代的光，被学士文人挂在嘴上呢？这是帝王国事因填词而成名的实例。由此看来，填词并不是末技，而是与史传诗文同源的另一支脉。近来倾慕填词，努力想要追步元人，比肩汤显祖的人很多，然而实际上作者还是寥寥无几，没听说什么绝世佳作出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词曲创作只能通过阅读前世书籍来学习，并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以遵循。在没有灯光的暗室里，明眼人和盲人一样什么都看不见，找不到路径，所以没有人指点迷津不足为怪。而且半途而废的人居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人也为数不少。 我曾经奇怪：天地之间每一种文字都可以在书本上找到与之相应的法脉准绳，这和耳提面命没什么区别；只有词曲创作一事，不仅仅是简略至极，甚至搁置一边，只字不提。揣摩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三点： 第一，填词的道理艰涩深奥，不可言传，只可意会。词曲作者，每当思绪奔涌，冲入云霄之际，就会魂魄飞越，如入梦境，不到篇章创作的终结，他的精神不会恢复常态。讲述真实的东西很容易，描绘梦幻般的东西则很难，所以不是不想传授，而是无法传授。果真如此，那可确实是真奇怪真困难，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了。我认为这种最精深的道理，讲的都是最上乘的学问，填词的学问并不都是这样，难道因为精深的道理难以形诸语言，而粗浅的道理也搁置不论吗？ 第二，填词的道理变幻无常，说它应该是这样的，又有不应该是这样的。比如为生旦填词，贵在端庄文雅；为净丑作曲，定要幽默诙谐，这是常理。可是如果遇到风流倜傥、放浪形骸的生旦，端庄文雅反而不合适；对于性情迂腐、不知变通的净丑，幽默诙谐则是忌讳。像这样的事情，不能死板地局限于陈规。因为怕以陈规旧习误导拘泥于古训的作者，所以宁肯付之阙如，也不画蛇添足，言无益之事。若果真如此，那么这种变幻之理，不但适用于填词制曲，连科举帖括，赋诗作文也都适用，难道还有以一成不变的章法写文章，却会得到人们的赏识，世代流传吗？ 第三，历来名士十有八九都以诗赋得人垂青，以词曲传名后世的不到十分之一，大概千百人中也只有一个吧。而凡是能以词曲传名的人，都将其中的法门像宝贝似的珍藏着，秘不示人，因为他们认为这法门不是其他任何人传授给我的，为什么单单要我传授给其他人。假如家家户户都填词制曲，那么无论世间有多少《阳春》《白雪》一样的高雅作品，深谙鉴赏之道的人未必不会从晚出的作品中挑选出佳作，使才能平庸的前辈相形见绌；而且如果像周瑜那样精通音律鉴赏的人越来越多，频频指出词曲中的瑕疵，使前人的缺点和不足暴露无遗，这就好比一个善射的后羿调教出无数个善射的逢蒙，最终使自己吃亏受害一样，不如还是仿效前人，三缄其口，默不作声为好。 虽然词曲创作之道不传于世，上述三个原因是并列的，但据我个人揣摩，最后这个原因应该是最主要的。在我看来，文章乃是天下公器，不是我个人所能私有的；其中的是非，古来自有定评，难道是我个人可以颠倒的吗？不如倾尽我个人之所有，将它们公之于众，把天下后世所有名士贤人全部视为同道，胜过我的我把他当作老师，但同时也不妨碍他成为给予我启示的得意门生；与我相近的我把他当作朋友，这也是一条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良好途径。怀有这样的心态，就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平生所知所学和盘托出，对于前人流传至今的书籍，也会自然而然地取其优长，弃其缺陷，辨其精华，识其糟粕，让世人知道什么是应该学习的，什么是应该避免的，以免在读书时被误导。理解我，怪罪我，怜悯我，甚至杀害我，全由世人，我不会顾及以后的事情。唯一担心的是，上面我所说的，自认为正确而不一定正确；世人所赞同的，我认为错误而不一定错误。我所说的完全是出于公心，如若不公，甘愿接受千秋万代的惩罚。哎，元代的先贤们如果复生，一定会原谅我的。 通常填词最重要的是音律，而只有我以结构为先，这是因为音律有书籍可以参考，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自周德清《中原音韵》一书问世以来，阴阳平仄之间的界限已经清晰可见，就像水里划船，岸上推车一样，稍微懂得一点遵循章法的人，想要犯错误也不太可能了。程明善《啸余谱》和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问世之后，填词者更是可以依葫芦画瓢，创作有了明确的样本。前人把制曲叫作“填词”，填是“分布”的意思，就像在棋盘上按规定画着格子，见一格子，布一棋子，只有黑白之分，从来不会把棋子下到格外。需要用韵，我就押韵，不需要用韵，我就随意发挥。至于音律的和谐，音质的优美，虽然神妙而难以言喻，也可以由勉强为之发展到挥洒自如，由墨守成规而渐趋化境。至于结构，则应当在捻笔挥毫，创制音律之前就加以谋划。这就好像自然界为人体塑形，应当在精血刚刚凝结，胚胎尚未发育完善之际，就制定出完备的形态，让微小的精血具备五官和骨骼的雏形。如果事先没有完备的形态，而是从头顶到脚跟，一段一段地生长，那么人的躯体恐怕会有无数断断续续的痕迹，血气也会因此而阻滞其中。 工匠建造房屋也是这样。在地基刚刚平整，房屋间架尚未确立之际，应当先筹划好哪里建厅堂，哪里开窗户，造房梁需要什么木材，一定要等布局成熟，才能开工建造。如果建成一部分再去筹划一部分，顾前不顾后，必然会导致改建一部分以适应另一部分，房子还没建好就已经毁了。就像古人说“筑舍道傍，三年不成”，本来能够用来建造几座房子的资金，还不够建造一厅一堂了。所以创作戏曲的人，不能急于动笔，只有成熟的前期筹划，才换得来之后的奋笔疾书。有奇妙的素材，才写得出奇妙的文章，失败的命题是不可能使作者文思泉涌文采飞扬的。我曾经阅读过一些时下流行的戏曲作品，为作者惨淡经营、用心良苦而作品却无法配乐演出感到惋惜。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审音配乐非常困难，而是因为整部作品的结构缺乏妥善的安排。 词曲的文采似乎不必急于讨论，而我讨论文采也在音律之前，因为才华和技能是有区别的。稍有文采的人就可以称作才人，深通音律的人终究只是艺士。师旷只会鉴赏音乐而不会作曲，李龟年只会评判词的好坏而不会填词；假如让他们与词曲作家同处一堂，我肯定他们会坐在末席。有些事情虽然细微，却必须严格对待，这就是一个例子。 1.兼具实用性与趣味性的生活艺术指南！玩转生活的方方面面。全书机趣新颖，言词浅明隽永，堪称中国古代生活美学之典范。 2.全文精心翻译，注释详尽，生僻字注音、释义，无需古文基础，全书阅读无障碍。 3.32开精装，轻便易携带，装帧时尚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