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赞化育——惠栋易学考古中的大道微言(古典与文明)

参赞化育——惠栋易学考古中的大道微言(古典与文明)
作者: 参赞化育——惠栋易学考古中的大道微言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99.00
折扣价: 66.40
折扣购买: 参赞化育——惠栋易学考古中的大道微言(古典与文明)
ISBN: 9787108076458

作者简介

谷继明,山东大学哲学学士,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易学、宋明理学、经学史。著有《周易正义读》、《周易导读》,整理注释有《易汉学新校注》《周易外传校注》《易学启蒙通释?周易本义启蒙翼传》《周易正解》等。

内容简介

在一般的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看来,清代是一个思想黯淡的时代。可我们仍然不得不面对它,近现代的学术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清代学术被认为“整理总结”了整个古典的学术形态——仿佛它本就要为古典学术画上终点,以迎接现代学术到来一般。历史不容许我们假想:如果乾嘉之后,中国没有遭遇西方的船坚炮利,没有被迫地进入近现代,清代的学术思想会发展成何种模样。 因历史不容假设,清代学术史、思想史的建构便呈现出目的论的样态。这目的论自然遮蔽了清代学术思想复杂的面相,可我们又不能说它是凭空捏造。毕竟建立近现代学科的诸大师,从清学那里学了不少的本领。 历史具有连续性。中国并不是在1840年一下子就从古典世界进入现代世界,从此冰火两重天;中国的思想和学术也不是从古典学术忽然跳入现代学术,从此古今相忘于江湖。中国近现代的文科学术,是清代的旧学与西方学科相互激荡的结果。看看现在文史哲学科里的常列书单就很清楚了。即便是哲学系,一旦涉及读中国古代的书,也少不了推荐《清人十三经注疏》和《新编诸子集成》。这两部丛书多是清学的成果,一部分是有清学传统的现代学者的成果。 梁任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可谓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代表作。此书讲完明末清初之后,以“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章来概括乾嘉以来的学术。“整理”二字颇为关键。清末民初大师们,从乾嘉那里学来的,主要就是整理的本领。“整理”一转手,就是“总结批判”了。 如果我们把“考据”约略等于语文学,把“义理”对应于现在的哲学,总会觉得二者充满紧张。现实中,确实也有过文献学家/ 考据学家与哲学家相互揶揄的桥段,哲学系和文史系相互排调的故事。出于这种分判,人们会对戴震感到困惑: 考据学的伟大导师,竟然在私下里对他徒弟说,我最重要的不是考据,而是我的哲学。这种看似分裂的状态,使得余英时不得不借狐狸与刺猬之说来辩护,以为戴震的考据不过是谋生和学术主流的压力,内心则向往义理之学,于是戴震变成了一个“披着狐皮的刺猬”?我们大可不必如此为难戴震或者怀疑他的真诚度。考据与义理的张力,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大。在戴震那里,考据与义理已然分家。就现代学术而言,考据对应于语文学,义理对应于哲学。哲学与语文学的分立,也是现代学术体系建立的重要特色。哲学负责思想,语文学负责“科学”地研究语言、文本,二者看似对立,实则体现了极强的分工精神和专业精神。 此种专业和分工精神,在戴震那里一转手便能对接,无怪乎适之先生对戴震竭力表彰。他认为戴震的考据是“科学”的考据,其哲学是“科学”的哲学。这里的哲学与语文学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而是实证精神造就的双生子。戴震既通考据,又善义理,只能说明他精力充沛同时擅长两个领域,并不能说明他自己在学术精神上有多么冲突或分裂。 可是学术史的叙事习惯了单线程,要对其成就分别勾勒。伟大的东原,因为兼擅这两个领域,在两个“史”的回顾中都具有很高的地位。就语文学史而言,戴震无疑是崇高的。看看他的“弟子”如段玉裁、高邮二王、阮元、焦循便知。考据学的核心技术,古音、天算、礼制,戴学皆有传人。中国现代学术的语言学、古典文献学等受其恩惠颇多。至于哲学史这条线,戴震在清代更是独步。漫长的中国哲学史叙述,到了清代中期以后突然失语,竟然找不到符合标准的大哲学家,只好把东原请出来。按照余英时的叙述,东原生前迫于学术界主流,不得不装成狐狸的样子,怀着“正人心之要”的义理之宝去世。竟未想到一百多年后有许多大师表彰他的哲学思想,使其成为盛清黑暗死寂的思想天空中一颗璀璨之星。近八十年,这颗星被穿成一串,其他几颗是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等。另一种穿法是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于是休宁戴东原,与衡阳王船山一起,成为批判理学、反对专制、提倡启蒙、解放情欲,推动新思潮的代表。 集大成的必须坐在后面,可坐在后面的不一定就能集得成。船山谓之集大成,东原实则是一个开新的人。船山融冶了北宋五子以及朱子阳明,上溯孔孟。于《孟子字义疏证》,我们看到的只是对于宋明理学的批评。 乾嘉之际为清代学术的鼎盛时期,其内容以实学、考据为代表,常被分为吴派和皖派,两派虽然均崇汉学、重古文,但在所治经典和对待汉人经说的态度上,仍有不少差异。惠栋作为吴派的代表学者,是清代《周易》研究第一人。然而,由于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思路的固化,对惠栋的定位局限于严守汉儒家法的考据学家,掩盖了惠氏很多极具个人特色的思想面向。 本书以惠栋研究为个案,但面向和立意其实非常开阔,关涉到整个清代学术史、思想史的大问题。对清代学术史的推进,只有通过积累这样的个案性综合研究,才能找到新的生长点,不然永远也脱离不了陈陈因袭的、套路化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