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导读 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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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也叫《春秋左氏传》，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左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这部书与流传于世的《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一样，都是解释孔子《春秋》的，合称为《春秋》三传。 一、孔子作《春秋》及《春秋》笔法 《春秋》本来是鲁国的宫廷史书，后来经过孔子的删改、修订，同时也吸收春秋各国历史，编成了新的史书《春秋》。由于这部书融入了孔子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编纂思想，所以后世把《春秋》看成是儒家经典之一，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经典依据。 《春秋》这部书非常有特色，那就是“简而有法”，即非常简洁，但是有自己的叙事规则，史称“《春秋》笔法”，或曰“《春秋》书法”。《春秋》笔法对中国古代的史学编纂及史学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孔子作《春秋》 孔子为什么要编撰《春秋》呢？传说鲁哀公十四年，鲁国有个猎户捕捉到了一只独角兽，不知道是什么，就把它给杀了。孔子知道后，就去看，认出了这个独角兽就是传说中的麒麟。麒麟在上古时期一直被视为祥瑞（吉祥之物），只有在盛世才出现。而麒麟出现在春秋乱世，这并不说明当时就是盛世，反而表明盛世很难出现了。 孔子由此非常感慨，认为自己所向往的周代礼乐文明很难实现了。于是他就以鲁国的宫廷史书为基础，吸收各国历史，编撰了《春秋》这部书，融入了自己所信仰的周代仁义礼乐之精神。所以这部书后来也被称为“麟经”，或“麟史”。 《春秋》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７２２）到鲁哀公十四年（前４８１）“获麟为止”，一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使用的是鲁国的纪年，主要记载了鲁国的历史，同时也有当时春秋各国的历史，所以《春秋》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中国通史。由于孔子《春秋》所记载的时间跨度与当时社会政治发展基本吻合，所以历史学家用“春秋”来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名称。后来为了历史叙事方便，春秋时期的起止时间开始于周平王东迁那一年（前７７０），截止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前４７６）。 孔子编撰《春秋》的目的，就是以周代礼乐制度为价值判断依据，通过历史叙述的形式（即采用蕴含“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以一字褒贬的形式，对春秋人物与事件进行评价，看人物的言语、行为是否合乎周礼，如果是合礼的，就是对的、善的；不合礼的，就是错的、恶的），让人们从《春秋》记载中，看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以此来规范各个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君臣的行为规范，从而最终实现王道政治秩序的重建。 （二）《春秋》笔法 孔子《春秋》一书，虽然记载了与鲁国十二位国君相关的、长达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但全文最初只有一万八千多个字（现在的版本是一万六千多个字），行文非常简洁。如《春秋》记载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公子益师卒”，等等。有的甚至只有一个字，如《春秋》隐公八年载“螟”，以至于我们都无法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螟虫灾害，更不知道螟虫灾害的规模有多大，朝廷是怎么处理的，最后结果怎么样，等等。 其实，孔子《春秋》正是通过这些简洁的词语来表达自己政治思想的，即我们常说的“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它是指孔子叙述历史、解释历史的方法。当然，它不是孔子首创，而是孔子对以往历史叙事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春秋笔法”，简单一点讲，就是一字定褒贬。比如描述一个人去世，其等级不同就用不同的词语，天子称崩，诸侯称薨，大夫称卒，士称不禄，庶人称死。又比如周代统治阶层一般分为四个等级：公、侯、伯、子男（子男为一个等级）。在孔子时代，这些称谓开始变得比较混乱。但孔子在《春秋》一书中却对它们作了明确的区分，即宋一定称为公，齐一定称为侯，郑一定称为伯，楚称为子，许称为男，等等。又比如春秋时别的史书，一般不分上下等级，只要是杀人都用“杀”，《国语·周语上》“鲁人杀懿公”，《国语·晋语》“武公伐翼，杀哀侯”，“晋人杀怀公”；《竹书纪年》“（周）携王为晋文公所杀”，“郑杀其君某”，“（越王）不寿立十年见杀”；《左传》“自其厩射而杀之”，“郑人杀立髡顽”，等等。以上这几个例子都是臣子杀掉君主，在用词上都用的是“杀”。在孔子看来，臣子杀君主，儿子杀父亲，这是违背礼制、伦理的事情，非常大逆不道，于是他在《春秋》一书中，记载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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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也叫《春秋左氏传》，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左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这部书与流传于世的《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一样，都是解释孔子《春秋》的，合称为《春秋》三传。 一、孔子作《春秋》及《春秋》笔法 《春秋》本来是鲁国的宫廷史书，后来经过孔子的删改、修订，同时也吸收春秋各国历史，编成了新的史书《春秋》。由于这部书融入了孔子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编纂思想，所以后世把《春秋》看成是儒家经典之一，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经典依据。 《春秋》这部书非常有特色，那就是“简而有法”，即非常简洁，但是有自己的叙事规则，史称“《春秋》笔法”，或曰“《春秋》书法”。《春秋》笔法对中国古代的史学编纂及史学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孔子作《春秋》 孔子为什么要编撰《春秋》呢？传说鲁哀公十四年，鲁国有个猎户捕捉到了一只独角兽，不知道是什么，就把它给杀了。孔子知道后，就去看，认出了这个独角兽就是传说中的麒麟。麒麟在上古时期一直被视为祥瑞（吉祥之物），只有在盛世才出现。而麒麟出现在春秋乱世，这并不说明当时就是盛世，反而表明盛世很难出现了。 孔子由此非常感慨，认为自己所向往的周代礼乐文明很难实现了。于是他就以鲁国的宫廷史书为基础，吸收各国历史，编撰了《春秋》这部书，融入了自己所信仰的周代仁义礼乐之精神。所以这部书后来也被称为“麟经”，或“麟史”。 《春秋》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７２２）到鲁哀公十四年（前４８１）“获麟为止”，一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使用的是鲁国的纪年，主要记载了鲁国的历史，同时也有当时春秋各国的历史，所以《春秋》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中国通史。由于孔子《春秋》所记载的时间跨度与当时社会政治发展基本吻合，所以历史学家用“春秋”来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名称。后来为了历史叙事方便，春秋时期的起止时间开始于周平王东迁那一年（前７７０），截止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前４７６）。 孔子编撰《春秋》的目的，就是以周代礼乐制度为价值判断依据，通过历史叙述的形式（即采用蕴含“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以一字褒贬的形式，对春秋人物与事件进行评价，看人物的言语、行为是否合乎周礼，如果是合礼的，就是对的、善的；不合礼的，就是错的、恶的），让人们从《春秋》记载中，看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以此来规范各个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君臣的行为规范，从而最终实现王道政治秩序的重建。 （二）《春秋》笔法 孔子《春秋》一书，虽然记载了与鲁国十二位国君相关的、长达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但全文最初只有一万八千多个字（现在的版本是一万六千多个字），行文非常简洁。如《春秋》记载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公子益师卒”，等等。有的甚至只有一个字，如《春秋》隐公八年载“螟”，以至于我们都无法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螟虫灾害，更不知道螟虫灾害的规模有多大，朝廷是怎么处理的，最后结果怎么样，等等。 其实，孔子《春秋》正是通过这些简洁的词语来表达自己政治思想的，即我们常说的“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它是指孔子叙述历史、解释历史的方法。当然，它不是孔子首创，而是孔子对以往历史叙事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春秋笔法”，简单一点讲，就是一字定褒贬。比如描述一个人去世，其等级不同就用不同的词语，天子称崩，诸侯称薨，大夫称卒，士称不禄，庶人称死。又比如周代统治阶层一般分为四个等级：公、侯、伯、子男（子男为一个等级）。在孔子时代，这些称谓开始变得比较混乱。但孔子在《春秋》一书中却对它们作了明确的区分，即宋一定称为公，齐一定称为侯，郑一定称为伯，楚称为子，许称为男，等等。又比如春秋时别的史书，一般不分上下等级，只要是杀人都用“杀”，《国语·周语上》“鲁人杀懿公”，《国语·晋语》“武公伐翼，杀哀侯”，“晋人杀怀公”；《竹书纪年》“（周）携王为晋文公所杀”，“郑杀其君某”，“（越王）不寿立十年见杀”；《左传》“自其厩射而杀之”，“郑人杀立髡顽”，等等。以上这几个例子都是臣子杀掉君主，在用词上都用的是“杀”。在孔子看来，臣子杀君主，儿子杀父亲，这是违背礼制、伦理的事情，非常大逆不道，于是他在《春秋》一书中，记载臣子杀君主、儿子杀父亲的时候都用“弑”，这无疑有了强烈的情感色彩与礼教内涵。在今天流传的《春秋》文本中，记载臣子杀死君主的情况一共是二十六次①，这二十六次都无一例外地用“弑”而不用“杀”。孔子这样做无非想要表明，臣子杀君主、儿子杀父亲，以下犯上，是违背等级礼制与人伦道德的卑鄙行为。尽管《春秋》叙事非常简洁，但是它对当时各国的政治、外交、战争、会盟、祭祀、仪礼、灾异、王权争夺等等都有记载，所记载的史实经过后人研究认为基本可信。所以，它是研究先秦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经典依据。 二、《左传》的成书及其对《春秋》的解释由于《春秋》文字过于简洁，所以从孔子时代开始，便有很多学者为它作传，其中在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榖梁传》。《春秋》三传作为注解孔子《春秋》的著作，它们虽然都是传承孔子《春秋》大义，但是彼此侧重点有所不同。《左传》侧重《春秋》中的史实，其方法就是后人常说的“以事（史）解经”；而《公羊传》《穀梁传》侧重《春秋》中的微言大义、春秋笔法，其方法就是后人常说的“以义解经”。 （一）《左传》的编撰成书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左传》在中国古代一般都被认为是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所作，是用来解释孔子《春秋》的。最早记载左丘明作《左传》的是司马迁《史记》：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司马迁《史记》认为，孔子作完《春秋》之后，由于这部书对孔子时代以及之前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多有褒贬，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争端，于是这部书一直没有书写在简帛上，而是由孔子弟子们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承。左丘明担心孔子弟子们每个人的观点、见解不同，从而造成对孔子《春秋》大义的误解，于是作《左传》① 关于左丘明的身世问题，学者一直都有争论。根据西汉孔安国注《论语》、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左丘明是鲁国太史，和孔子是同时代人，但他不是孔子弟子，因为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没有提到他。左丘明是一位博学多识、性格耿直、品德高尚的鲁国宫廷史官，孔子对他的人品很欣赏，曾经表扬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意思是说，左丘明鄙视巧言令色、阿谀奉承、卑躬屈膝之徒，我孔丘也非常鄙视这样的人。 正因为如此，孔子将他引为同道中人，两个人应当是经常论学切磋，互有启发。根据汉宣 帝时期的博士严彭祖在其《严氏春秋》中引用古本《孔子家语·观周篇》的说法：“孔子 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此 古本《孔子家语》是先秦书籍，并非王肃伪造的今本《孔子家语》）意思是说，孔子打算 作《春秋》，左丘明就曾与他一起坐车到了东周宫廷藏书处看书，回来后孔子作《春秋》、 左丘明为之作传，即《左传》。后来，孔子先作完了《春秋》，并且去世。左丘明继续为 《春秋》作传，作完《左传》之后，他在晚年将这部书传给了孔子弟子曾子的次子曾申。 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记载（“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左丘明晚年双眼失明， 成了一名瞽史，但依旧撰写了《国语》一书，传于后世。 为《春秋》作注解，以免孔子《春秋》“微言大义”被人错解。之后班固《汉书·艺文志》也继承了《史记》的说法：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徴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徴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徴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 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班固在《史记》的基础上，对左丘明编纂《左传》做了更加系统的说明，并认为左丘明与孔子为同时代的人，并一起观看周代史书，孔子作了《春秋》，左丘明则在孔子《春秋》的基础上编纂了《左传》，以此来解释《春秋》。另外，像贾逵、郑玄、何休、桓谭、王充、许慎、范宁、杜预等大儒也都认为左丘明作《左传》，这在中国古代是最基本的观点。当然，从古代开始也有很多学者怀疑这个观点，并提出了新的说法，比如中唐啖助就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左氏，是战国时人，而不是春秋的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和康有为等人认为，《左传》是刘歆伪造的；钱穆则认为，《左传》 是吴起所作，等等。 关于《左传》的成书过程，以前一般都采用司马迁《史记》的“一次成书说”，即认为《左传》是左丘明一次性完成的。但后来学者研究发现，《左传》并不是左丘明一次性完成，而是经过很多学者多次传播、多次修订、完善后，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如清代姚鼐就说： 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 余考其书，于魏氏事，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在姚鼐看来，《左传》并不是左丘明一人所作。左丘明只是完成了《左传》最初的原本，之后便将此书传给了曾子的儿子曾申，曾申又传给了吴起，吴起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吴期，吴期传给了铎椒，铎椒传给了虞卿，虞卿传给了荀子。后来，秦博士张苍又从荀子那里继续传承了《左传》，并成为汉代《左传》学的宗师。姚鼐认为，在《左传》的历史传承过程中，它不断地被修订、完善（其中增删、修订以吴起为最多），经过多人、多次的增删、修补，最终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左传》文本。 不只是姚鼐否定司马迁“一次成书说”，清代今文经学家刘逢禄也持类似的观点，即“二次成书说”。他在《左氏春秋考证》一书中认为，《左传》成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左丘明根据春秋时期各国流传的史书编撰而成了《左氏春秋》，这部书还不是完全用来解释孔子《春秋》的；第二阶段，刘歆根据《春秋》的编年体例和所记载的历史事实，对《左传》进行改造和丰富，从而使得《左传》内容与《春秋》经文彼此对应，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左传》文本。这种观点对后来很多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康有为、胡念贻①、顾颉刚②、赵光贤③等人，他们都认为《左传》本是与《春秋》无关的史书，经过刘歆等人的增删、改造，最终成为解释《春秋》的著作。 以上几家的说法，都表明今本《左传》不是一次性成书，这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刘逢禄、康有为等人认为刘歆伪造、篡改《左传》，有些言过其实，这可能与今、古文经学门户之见有直接的关系。相比较而言，姚鼐的说法比较公允，也更符合《左传》传承、成书的实情。其实，不只是《左传》在流传过程中有增删、修订，其他很多经典比如《周易》《老子》《诗经》《周礼》《仪礼》《论语》《孝经》等，也都被不断地编辑、整理过，我们今天将出土的简帛古文与今本相对比，就会发现的确有增删、修改的部分。比如，先秦《周易》卦爻辞的内容与今本就有很大差别。老子《道德经》以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而我们今天看到的顺序正好相反，这就表明它经过了后代的修订。今天《左传》文本，也的确是经过增 删、修订后成书的。姚鼐之所以认为吴起增删最多，这和《左传》记载的历史史实以晋国为最多有直接的关系（《左传》全书共十九万多字，其中晋国最多，占四万多字）。我们即使从《左传》文本本身出发，也能找到一些增删、修订的例子。比如《左传》中鲁哀公十五年、十六年的历史，不成体系，也不完整，就应当是后人所增加。 还有，《左传》与《春秋》经文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有很多无传之经与无经之传。另外，还有一些“以义解经”的部分，如“君子曰”“五十凡”之类内容，并不是传文的有机的构成，更像是后人加入。所以，就今本《左传》而言，姚鼐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左传》最初的原本应是一次性成书，对此我们认为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纵观全文，全书在写作风格、用词规范、叙述内容等方面基本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不是后人篡改而成（即使有一些增删，但并不影响全书的整体性），这就说明《左传》原本肯定是左丘明最初一次性完成的，司马迁的说法没错。何况，作为史官的司马迁，能够接触到比后人更丰富的、更原始的史料，而且他离左丘明的时代更近，所以他对史实的把握应该比姚鼐、刘逢禄、康有为等人更加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加上《史记》作为一部信史，它的记载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它的真实性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基本认可。总之，就原本而言，《左传》是一次性成书，司马迁的说法可靠无误。但就最终的定本即今本而言，《左传》的确是多次修订、完善后成书，这种传承、完善本身也是一种研究与创造。当然，《左传》在传承中所出现的增删、修订、丰富等情况，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是很常见的，况且这种修订并没有对《左传》所要表达的本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二）以事（史）解《春秋》 《左传》主要是以历史叙述的形式，对《春秋》经文作最为详细的分析，它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历史最重要的经典。这部书基本以《春秋》鲁国十二公为次序，内容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战争胜败、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等等均有记述和评论。《左传》之所以记载这么丰富，和左丘明是鲁国史官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作为太史，他掌握着比别人更丰富、更珍贵的资料。 左丘明为什么这样详细地编撰《左传》？这和他的创作目的有直接的关系，即他担心孔子弟子误解孔子《春秋》中的“微言大义”，所以为《春秋》这部书撰写更加丰富、翔实的历史事实来为孔子思想作佐证。比如《春秋》隐公元年经文“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只有九个字，但是《左传》却花了将近一千字进行解释：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春秋左传正义·隐公元年》） 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左传》从郑庄公的出生说起，交代了母亲厌恶郑庄公，而偏爱他的弟弟公叔段，然后又分析了郑庄公如何听从母亲的要求分封了公叔段，而母亲却与公叔段合伙叛乱，想篡夺君位，另外又记载了郑庄公如何解决这次危机，以及他如何听取颍考叔的建议，最终实现母子和好如初，等等。 又如《春秋》宣公二年记载“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对此《左传》作了详细的解释。春秋时期，晋灵公很小就做了国君，不仅荒于政事，而且非常任性、残忍。他经常在朝廷上拿弹弓打行人、大臣，以此取乐。有一次，因为他的厨子做的熊掌不合他的口味，一怒之下他就把厨子给杀了。面对晋灵公的荒唐行为，宰相赵盾曾多次劝谏，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要杀掉赵盾。没有办法，赵盾只好选择逃避，到处躲避晋灵公的追杀。有一次晋灵公派一个叫麑的 大力士去暗杀赵盾。麑发现赵盾天还没亮，就已经穿好了朝服准备上朝，他被赵盾勤于政事、为民请命的行为感动，认为杀了赵盾属于不义。但是他又认为，自己若不执行君主的刺杀命令，就是对君主不忠。麑认为这是两难选择，于是就选择了自杀，一头撞在槐树上死了。晋灵公多次追杀赵盾，以至于赵盾同族的赵穿终于看不下去了，就派兵杀死了晋灵公，同时把赵盾召回到了朝廷，让他继续担任宰相，主持国家政务。对于这件事，晋国的史官董狐认为， 杀死晋灵公的真正凶手不是赵穿，而是赵盾，于是在史书上写下“赵盾弑其君”。赵盾看了以后，非常吃惊，说自己并没有杀害晋灵公，这样写是错误的。但董狐解释说：“你身为宰相，逃避晋灵公的追杀，但没有离开晋国，赵穿杀晋灵公的时候，你却袖手旁观。现在晋灵公被杀，你继续当宰相，却也没有惩办凶手赵穿，这弑君的罪名，不归于你归于谁呢？”赵盾听了，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任董狐记载。孔子听到这个事后，极力称赞董狐，说他：“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即认为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史官，能够秉笔直书，不畏强权。不仅如此，孔子作《春秋》也继承了董狐的做法，他也写下“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而且他直书晋灵公之名“夷皋”，这表明晋灵公该杀，这样就比董狐更加公正、客观了。由此可见，孔子“春秋笔法”可以说是对“董狐之笔”的继承和发展。 又如关于晋文公重耳的事迹，《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只有经文“晋侯夷吾卒”五个字，但《左传》中就对晋文公重耳出逃、周游列国、与各国君臣周旋、历经千辛万苦回到晋国、登上君位等等，写得非常详细。 当然，《左传》并非对每一条经文都作非常细致的解释，绝大部分都是比较简洁的介绍，比如对《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左传》解释为：“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又如《春秋》僖公十九年，记载有“梁亡”两个字，《左传》对此作了简明的解释： 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 《左传》这段话翻译过来便是说，梁国灭亡了，《春秋》没有记载是谁灭了它，说明它是自取灭亡。起初，梁伯喜欢大兴土木工程，到处建筑城池，但是却不去居住，老百姓被折腾得非常疲惫，以至于难以承受，就谣传说：“某国就要入侵梁国了。”于是就有人乘机在国君的宫殿外面挖沟，说：“秦国将要攻打我们了。”老百姓都非常害怕，就逃跑了。秦国由此乘机占领了梁国。《左传》对“梁亡”的解释很简洁，但却非常形象，把老百姓的怨恨与统治者的无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左传》对《春秋》简洁的经文作了细致的解释，使得很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原原本本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这样一来，我们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认识就会更加完整、全面，对它们的评价也会更加客观、公正。否则，根据《春秋》经文的片言只语，我们很难了解历史的真相，更难以下结论，甚至会做出错误的评判。比如《春秋》宣公二年记载的“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如果单凭这句话我们就会断定赵盾是乱臣贼子，杀了自己的国君。但借助《左传》详细的记载，我们就会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赵盾不是凶手，晋灵公也是该杀。 总之，《左传》对《春秋》中的军政大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做了细致的解说，成为我们了解《春秋》的经典之作。《左传》虽然只记载了上起隐公元年（前７２２），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４６８），前后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但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先秦历史文化，所以《左传》也是我们了解中华民族上古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经典。对此如明人黄洪宪所言：“（《左传》）上自三代制度名物，下至列国讣告策书，与夫公卿大夫氏族谱传；大而天文地理，微而梦卜谣谶。凡史狐、史克、史苏、史黯之所识，《梼杌》《纪年》《郑书》《晋乘》之所载，靡不网罗摭拾，总为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① 就是说，《左传》从不同的角度，对当时的政治、军事、人文、社会、经济、礼仪习俗等各方面都做了记载，成为我们了解上古三代尤其是春秋时期最重的经典依据。清人崔述也说道：“无此传，则三代之遗制，东周之时事，与圣贤之事迹年月先后，皆无可考，则此书实孔子以后一大功臣也。”② 离开了《左传》，我们对先秦很多历史史实都无从了解。不能不说，《左传》是我们了解中华民族历史起源、先秦历史最重要的经典依据。 《左传》，也叫《春秋左氏传》，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左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这部书与流传于世的《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一样，都是解释孔子《春秋》的，合称为《春秋》三传。 一、孔子作《春秋》及《春秋》笔法 《春秋》本来是鲁国的宫廷史书，后来经过孔子的删改、修订，同时也吸收春秋各国历史，编成了新的史书《春秋》。由于这部书融入了孔子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编纂思想，所以后世把《春秋》看成是儒家经典之一，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经典依据。 《春秋》这部书非常有特色，那就是“简而有法”，即非常简洁，但是有自己的叙事规则，史称“《春秋》笔法”，或曰“《春秋》书法”。《春秋》笔法对中国古代的史学编纂及史学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孔子作《春秋》 孔子为什么要编撰《春秋》呢？传说鲁哀公十四年，鲁国有个猎户捕捉到了一只独角兽，不知道是什么，就把它给杀了。孔子知道后，就去看，认出了这个独角兽就是传说中的麒麟。麒麟在上古时期一直被视为祥瑞（吉祥之物），只有在盛世才出现。而麒麟出现在春秋乱世，这并不说明当时就是盛世，反而表明盛世很难出现了。 孔子由此非常感慨，认为自己所向往的周代礼乐文明很难实现了。于是他就以鲁国的宫廷史书为基础，吸收各国历史，编撰了《春秋》这部书，融入了自己所信仰的周代仁义礼乐之精神。所以这部书后来也被称为“麟经”，或“麟史”。 《春秋》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７２２）到鲁哀公十四年（前４８１）“获麟为止”，一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使用的是鲁国的纪年，主要记载了鲁国的历史，同时也有当时春秋各国的历史，所以《春秋》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中国通史。由于孔子《春秋》所记载的时间跨度与当时社会政治发展基本吻合，所以历史学家用“春秋”来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名称。后来为了历史叙事方便，春秋时期的起止时间开始于周平王东迁那一年（前７７０），截止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前４７６）。 孔子编撰《春秋》的目的，就是以周代礼乐制度为价值判断依据，通过历史叙述的形式（即采用蕴含“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以一字褒贬的形式，对春秋人物与事件进行评价，看人物的言语、行为是否合乎周礼，如果是合礼的，就是对的、善的；不合礼的，就是错的、恶的），让人们从《春秋》记载中，看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以此来规范各个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君臣的行为规范，从而最终实现王道政治秩序的重建。 （二）《春秋》笔法 孔子《春秋》一书，虽然记载了与鲁国十二位国君相关的、长达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但全文最初只有一万八千多个字（现在的版本是一万六千多个字），行文非常简洁。如《春秋》记载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公子益师卒”，等等。有的甚至只有一个字，如《春秋》隐公八年载“螟”，以至于我们都无法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螟虫灾害，更不知道螟虫灾害的规模有多大，朝廷是怎么处理的，最后结果怎么样，等等。 其实，孔子《春秋》正是通过这些简洁的词语来表达自己政治思想的，即我们常说的“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它是指孔子叙述历史、解释历史的方法。当然，它不是孔子首创，而是孔子对以往历史叙事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春秋笔法”，简单一点讲，就是一字定褒贬。比如描述一个人去世，其等级不同就用不同的词语，天子称崩，诸侯称薨，大夫称卒，士称不禄，庶人称死。又比如周代统治阶层一般分为四个等级：公、侯、伯、子男（子男为一个等级）。在孔子时代，这些称谓开始变得比较混乱。但孔子在《春秋》一书中却对它们作了明确的区分，即宋一定称为公，齐一定称为侯，郑一定称为伯，楚称为子，许称为男，等等。又比如春秋时别的史书，一般不分上下等级，只要是杀人都用“杀”，《国语·周语上》“鲁人杀懿公”，《国语·晋语》“武公伐翼，杀哀侯”，“晋人杀怀公”；《竹书纪年》“（周）携王为晋文公所杀”，“郑杀其君某”，“（越王）不寿立十年见杀”；《左传》“自其厩射而杀之”，“郑人杀立髡顽”，等等。以上这几个例子都是臣子杀掉君主，在用词上都用的是“杀”。在孔子看来，臣子杀君主，儿子杀父亲，这是违背礼制、伦理的事情，非常大逆不道，于是他在《春秋》一书中，记载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