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记忆中的历史

作者简介

阿莱达？阿斯曼，《s经？新约》学者巩特尔？鲍恩康的女儿。1966—1972年，在海德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分别学习英语和埃及学。1977年，她以“虚构的合理性”为主题，撰写了博士论文。1992年，阿斯曼获得了海德堡大学的特许任教资格。1993年，任康斯坦茨大学的英语和文学研究教授。阿斯曼早期的著作主要讨论英语文学和文字交流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后，她的研究重心转变为文化人类学，特别是文化记忆与交流记忆——这是她和扬？阿斯曼联合创造的新术语。她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1945年以来的德国历史、代际在文学和社会中的角色，以及记忆理论问题。 译者简介 袁斯乔，南京大学德语语言文学学士、南京大学-哥廷根大学中德跨文化日耳曼学硕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发展硕士。长期从事中欧政府间交流工作，先后任职于德国驻华大使馆、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歌德学院（中国）和政府外事机构。

内容简介

中译版序 不可回避的过去——阿莱达?阿斯曼及其《记忆中的历史》 孙江 2011年3月初，耶路撒冷，阴冷寒湿。 我应邀参加希伯来大学举办的“记忆研究与日常实践”国际研讨会。飞机迟至深夜抵达，次日一早来不及倒时差，匆匆赶往会场。穿过由荷枪实弹士兵把守的希伯来大学正门旁的小门，刚进入校园，便被告知立刻上车。原来，天气预报说沙尘暴将临，主办方决定将会后参观改在会前。小面包车载着一行人颠簸到一处被黄沙包围的旷野——马萨达（Masada）。公元66年，犹太人发动反抗罗马军队起义，奋锐党人夺回由希律王建造的马萨达要塞。公元70年，罗马军队攻占耶路撒冷，奋锐党残余逃到马萨达，凭险继续抵抗。3年后，罗马军队终于攻破要塞，看到的是一座尸横遍地的死城。不愿为奴的犹太人尽皆自杀。马萨达要塞遗址高出地面至少30米，登高望远，黄尘无际，沧海桑田，令人有一种悲凉感。盘桓中，转眼到了午饭时间，一行人三三两两，边聊边吞咽汉堡。这时一位女士亲切地向笔者搭话，就此聊起了记忆与历史，两天后方知该女士竟是大名鼎鼎的文化记忆理论的发明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 一 阿莱达?阿斯曼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巩特尔?鲍恩康（Günther Bornkamm）是著名的《新约》学者。1966—1972年，阿斯曼先后就读于海德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研究英国文学与埃及学。1977年，她以“虚构的合理性”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1992年，阿斯曼在海德堡大学获得特许任教资格。一年后，成为康斯坦茨大学英语和文学教授。阿斯曼早期研究英语文学和文字交流史，20世纪90年代后转为研究文化人类学，尤其着眼于“文化记忆”与“交流记忆”——这是她和丈夫海德堡大学著名埃及学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共同创造的术语。 所谓文化记忆（kulturelles Ged chtnis），是一种文本的、仪式的和意象的系统，阿斯曼夫妇将其分为“功能记忆”（Funktionsged chtnis）和“储存记忆”（Speichergedchtnis），分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阐幽发微。 “功能记忆”亦称“定居记忆”（bewohnte Gedchtnis），在《回忆空间》（Erinnerungsr ume）一书中，阿莱达?阿斯曼指出，功能记忆与集体、个人等载体相关联，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选择性，把个人的记忆和经验勾连成一个整体，作为“生”的自我的形象，给予行为以方向性。因此，主体可以通过功能记忆取舍过去，在时间性中再构事件，赋予人生以价值标准。具体而言，功能记忆的作用体现在“合法化”（Legitimation）、“非合法化”（Delegitimation）以及“区分”（Distinktion）等方面。“合法化”是将公共的或政治的记忆作为优先关心的事项，统治者独占过去，也攫取未来；“非合法”指官方记忆所生产的非正式的、批判性的和颠覆性的记忆，历史由胜者所写，也被胜者忘却；“区分”则是通过诸如纪念等活动赋予集体以自我认同的轮廓。与功能记忆相对应的是“储存记忆”，储存记忆亦被称为“未定居记忆”（unbewohnte Gedchtnis），它与特定的载体切断联系，割裂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联，价值没有高下之分，因为追求真实，储存记忆保存了价值和规范。这种记忆是一种“没有定型的汇聚”。储存记忆的功用在于更新文化知识的基本资源。在储存记忆与功能记忆之间，必须有高度的穿透性，但是，如何使之成为可能并得以保证，需要检验。在象征化和选择等所谓言语化过程中，不断修正其历史理性。在深化这一考察后，还必须回到证言者的话语中：没有利害关系的证言者的记忆故事能否经得起检验，需要反复省察，最后交由伦理裁断。储存记忆与功能记忆并非二元对立关系，有些储存记忆作为功能记忆的背景停留在无意识的状态，这是人类的“记忆”，准确地说是“记录”。 阿斯曼夫妇创造的另一个概念是“交流记忆”（kommunikatives Gedchtnis）。在《文化记忆》（Das kulturelle Gedchtnis）一书中，扬?阿斯曼指出，交流记忆以个人记忆为基础，是通过日常生活中交流而自然形成的，为同时代具有同样生活经验的人所共有。因此，随着记忆主体的变化，其内容也会发生变化，如世代记忆。文化记忆依托外在的媒介装置和文化实践，交流记忆是“短时段的记忆”，伴随共同体的变化而变化；文化记忆是基于不动的绝对的过去而来的“长时段的记忆”。 一般认为，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有两个源头：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和德国艺术史学家阿拜?瓦尔堡（Aby Warburg）。二人将心理学和生物学领域中的“记忆”导入社会学、文化学研究中。如果说，瓦尔堡对扬?阿斯曼的古代研究有启发意义的话，就阿莱达?阿斯曼的研究而言，笔者更倾向于在哈布瓦赫的名字之后加上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奠定了今日记忆研究的框架。哈布瓦赫将记忆从历史中剥离出来，二者径庭有别，记忆是“活着的记忆”（mémorie vécue），而历史—记录、传统—传承是使记忆固定化的两种形式。哈布瓦赫用集体记忆概念讨论人群如何整合为一个集体，认为集体记忆保证了集体的特性和连续性，而历史学的记忆不具有确保认同的效用；集体记忆与其所属的集体一样，总是以复数的形式存在，而整合不同历史框架的历史学的记忆则以单数形式存在。集体记忆隐瞒大变化，而历史学的记忆则专门探讨变化。阿斯曼夫妇认为，集体中无疑有记忆，但记忆不可能从集体中创造出，因为集体记忆中不存在有机的地盘。集体记忆背后存在的不是集体精神或客观精神，而是社会所使用的符号和象征等。因此，如果简单类比的话，哈布瓦赫“活着的记忆”相当于“交流记忆”，“传统”则近乎“文化记忆”。 “我生，故我思”（Vivo, ergo cogito）。尼采一反笛卡尔的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强调思考应以“生”（das Leben）为起点和中心，在其唯一一部以历史为题材的著作《历史学对于生的利与弊》（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1874）中，尼采讨论了历史与“生”的关系，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为此花费半年时间在大学讨论课上学习，其奥妙在何处呢？简言之，尼采揭示了历史与“生”的辩证关系，其正面意义是历史对生的掣肘，反面意义为生对历史的滥用。尼采在此书开篇谈到一个隐喻：牲口。牲口没有昨天与今日，它们吃草和反刍，或走或停，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忙于眼前的小小的爱憎和恩惠，既没有忧郁，也不感到厌烦，让目睹此景的人不无羡慕。因为现代人在自己身体内装进了一大堆无法消化的嘎嘎作响的知识石块，由于过量的历史，生活残损而退化，历史也紧随其后退化。应该选择记忆（现在/生），还是选择历史（过去/死），这是尼采提出的强制性的二者择一。在阿斯曼看来，历史与记忆犹如磁石的两极，历史是抽象的立足于超越个体的研究过程，执着于主观的记忆是饱含情感的活生生的个体回想，围绕二者的张力关系有待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而文化记忆理论所关注的领域是回忆的缘起，能成为主观经验和科学的客观化的历史的媒介。可以说，本书正是阿斯曼实践其文化记忆理论的众多个案中的一个典型。 二 在本书前言里，阿斯曼开宗明义地发问道：不在的过去还有多少存留于今天？过去多大程度上呈现在意识或无意识之中？业已消失而无法诉诸感觉的东西在哪种形式上还可以用感觉来把握？过去和现在、遥远的事物和近前的事物、隔绝的事物和当下的话题之间是怎样交叉的？为此，她选择了四个角度加以探讨。 第一个角度是“代际”。代际是阿斯曼解读不同时代德国人历史感觉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回忆空间》中她曾专门加以讨论。她认为，代际既是一个自然概念，也是一个社会概念，从人类生物属性划分的“世代”，一如家庭中的一代代人不难区分，但历史的代际演变并不完全依从时间的自然变化，常常受到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个体的出生无法更改，但特定的历史赋予了个体不同的含义，因而具有相似生活经历和社会经历的人形成了“代”。阿斯曼形象地将一代人的存在比喻为“水砖”(Wasserbackstein)，即人的自然出生犹如水砖的形成，嵌入日常生活和社会话语的代际身份构成了水砖的形状，这种形状的具象便是某种想象。 历史体现在不同代际的传承与断裂之中。阿斯曼笔下的“三三年代”“四五年代”与“六八年代”是在德国20世纪留下浓墨重彩的三代人。“四五年代”（生于1926—1929年魏玛共和国时期）青年时期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的教育，“二战”后期走向战场，战争的失败让他们在战后必须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于是一条历史的裂缝得以呈现，成为我们观察这一代人的视角。“四五年代”是“怀疑的一代”，是对上一代“政治青年”形象的逆转和颠覆，“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成为其主要特征。 紧随其后的“六八年代”迥然不同，这是被政治化的一代，自主青年期的经历使他们无法融入成年人的状态。战后国家社会主义虽然从公共场域消失了，但沉淀在个体和家庭之中，原本沉默的交往记忆被触发，转化为“六八年代”的反抗话语。“四五年代”的“宽容”激发了“六八年代”的“愤怒”，后者自小培养出的革命习性使其坚决地与父辈决裂。 “六八年代”自然属性上的父辈其实是“三三年代”，作为战争的一代，“三三年代”承受了“德国式的根源缺陷”，对其生平经历尽可能地保持沉默，但随着记忆主体的离世，一代人的最后告别常常会引起公众的关注。奥地利前总统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与德国巴符州州长费尔秉格(Hans Filbinger)的辞世为人们上了两堂公众历史课，前者通过“迟来的和解”指出在历史—政治的框架下，个体回忆让步于国家利益，对历史的罪行所进行的个体回忆不被允许；后者则因其对纳粹时代行为的辩解，出人意料地得到世人的接受和粉饰，根据当下需求形塑历史的行为被内在化了。 …… …… ☆ 一本关于记忆研究的入门之作，短小精悍，可读性很强。 ☆ 本书为“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中的一本，主要探讨了德国人对自己国家历史尤其是纳粹历史的记忆、情感、态度和认识。 ☆ 讲述了德国各代人、家族和城市形象中的个人历史经验，以及作为记忆承载者的历史建筑，还有当今的各种消费历史记忆的商品（博物馆、媒体等等）。 ☆“这里涉及的不是头脑中可以被测试或者可以被灌输的历史知识，而是不断变化着的历史兴趣、不同形式的历史倾向、历史所提供的各种经历以及对历史的消费。” ☆ “比回忆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那些被回忆的事件的意义。” ☆ “过去是一面镜子……它超越了个人和集体的掌控，它无法被专权操控，无法被最终评价，无法被永久否定，并且最重要的：它绝对不会被完全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