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形态学

作者简介

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 著 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Vladimir Propp，1895—1970）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民俗家，是苏联民间创作问题研究的杰出代表。虽然不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中的一员，但他于1928年出版的《故事形态学》一书在研究方法上与形式主义有相通之处，所以也被看作是2 0世纪形式主义思潮的一个推波助澜者。在民间创作研究领域开辟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享有世界性的声誉。 贾放 译 贾放，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教授。曾任教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1997—1999）、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2012—2014）、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孔子学院（2014—2015）、日本金泽大学国际学部（2018—2010）、德国特里尔大学孔子学院（2017—2019），讲授汉语、中国文化及教师培训课程。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学、民俗学与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与翻译成果主要有：论著《普罗普的故事诗学》（2019），论文十余篇；译著普罗普《故事形态学》（2006）及《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2006），散文及诗歌译文若干。

内容简介

序言 弗·雅·普罗普与《故事形态学》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涅赫留多夫 有一个概念叫作“世纪人”。人们有时这样称呼那些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活或社会生活中留下鲜明印迹者。现在已然是开始对即将过去的世纪进行总结的时候了，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人文学者—如罗曼·雅各布森或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名单上，将要写上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的名字。 有一些书成为了事件，成为了发现：它们彻底改变了学界观察对象的眼光，引领学界走出研究方法的停滞状态，在数十年间给予后起的研究以前进的动力。毫无疑问，《故事形态学》属于此类书籍之列，弗·雅·普罗普首先因为是这本书的作者而成为“世纪人”。 在弗·雅·普罗普的学术创作中，故事学问题占据着中心地位。他的第一本著作就是《故事形态学》（1928），他的文章中相当可观的部分以及六本专著中的三本是专门研究故事的。在其学术活动的最初二十年间，即直至《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问世（1946），他几乎是专攻故事，此后又不止一次地回到这个题目上来：筹备出版亚·尼·阿法纳西耶夫的故事集（1957—1958），分析连环故事，在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开设专题课—他去世后出版的著作《俄罗斯故事论》（1984）就是根据该专题课整理而成的。 不过，关键并不在于故事学著作在这位学者的学术遗产中占有数量优势，而在于二十世纪语文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发现之一恰恰是由他在故事学领域提出的。弗·雅·普罗普这些研究中对情节的透视，是以研究起源为目的（“……在阐述故事是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回答它‘是什么’这个问题”[　弗·雅·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莫斯科，1969，第10—11页。 ]）的对现象结构的描写（《形态学》）。出乎意料的是，第一阶段，即分析的“铺垫”阶段结果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主干”阶段的结果。弗·雅·普罗普的其他著作无法与《故事形态学》相提并论，无论那些著作多么突出、多么才华横溢和富于独创。 “普罗普公式”理念的深刻和广博使它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它并不受创始者本人的束缚，普罗普不止一次地抗议对其发现做泛化的解释。后来弗·雅·普罗普甚至倾向于放弃“形态学”这个术语，而用术语“组合”来代替它；[　弗·雅·普罗普，论文集《民间文学与现实》，莫斯科，1976，第141页。 ]至少在《俄罗斯故事论》一书中就没有使用“故事形态学”这一说法。这恰好令人想起最初的书名是“神奇故事形态学”，[　同上，第136页。 ]而初次预告该研究成果时的命名还要更贴切些：“俄罗斯神奇故事形态学”。[　《故事委员会1926年工作通报》，列宁格勒，1927，第48—49页。 ]不过，大概有一点那时已经明确，就是研究结果将远远超过起初的构想，因而就有了最终的定名“故事形态学”，言简意赅。 书中所包含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可能性以及建构的可能性如此巨大，以至于才过了三十年的时间，在人文学科就形成了足以理解它的语境。该书对当代描述性科学整个领域（即构建叙事文本理论，而且不仅仅是民间文学叙事文本理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弗·雅·普罗普的其他一些研究并无类似命运。这些研究一般来说自身就有很高的绝对价值，还与《故事形态学》交相辉映。对于普罗普的故事学研究来说，此说绝对是公允之论，因为它们确实构成了一个研究系列—从《故事形态学》和《神奇故事的衍化》对单个故事情节、主题以及母题的分析，到《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 如同所有的发现一样，《故事形态学》的思想是不期然产生的。作者对其缘起的解释颇具启发性：它萌生于十分偶然的“用新眼光”观察。弗·雅·普罗普从圣彼得堡大学毕业之后，为了弥补教育的不足，开始阅读阿法纳西耶夫的故事集。[　弗·雅·普罗普，论文集《民间文学与现实》，莫斯科，1976，第141页。 ]《故事形态学》的第一章将他所做的研究与世界民间文艺学更为广阔的语境结合起来，而对以往故事学传统做了批判性检视—这很可能是后写的。但他自然有其所本的语文学概念系统，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著作在这方面具有优先意义。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论》也有着明显的影响，尽管“形态学”这一思想本身与形式主义学派将文学作品看作创作手法系统的观点（用于民间文学研究未必有效）并无直接联系。它另有其他哲学及方法论根基。[　这令人想起弗·雅·普罗普在大学时代曾拜访过青年圣彼得堡语文学家与诗人小组（当时以德国浪漫主义领导小组的是还处于“前诗语研究会”时期的B. M. 日尔蒙斯基和Б. M. 艾亨鲍乌姆，Ю. A. 尼科尔斯基，E. P. 玛尔金娜，B. A.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他们以对艺术创作哲学、对浪漫主义诗学与美学的兴趣而结合在一起；向我指出这一事实的是P. Д. 季缅契克。 ] 弗·雅·普罗普曾专门强调过，“形态学”这一术语与语法学无关—它借自歌德，歌德将其运用于植物学和骨学，其中包含着较为广泛的本体论内涵。[　弗·雅·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莫斯科，1969，第7页；弗·雅·普罗普，论文集《民间文学与现实》，莫斯科，1976，第134页。 ]研究者们由于《故事形态学》第一个英译本删除歌德题辞而生的困扰正可以由此释然，那些题辞绝不是点缀，而是表达了该书的基本思想，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已经做了“笼统的勾勒”：“自然领域与人类创作领域是分不开的。有某种东西将它们联结在一起，它们有某些共同的规律，这些规律可以用相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在与《故事形态学》几乎同时发表的《神奇故事的衍化》一文中，关于这一点，作者写道：“故事研究在许多方面可以与自然界有机物的研究进行比较……无论在此或在彼，都可能会有两种观点：或者认为两种表面没有关联也不会有关联的现象的内部相似并没有共同的遗传根源—这是物种独立产生论；或者认为这种形态相似是某种遗传联系的结果—这是源于或此或彼原因而发生变形和衍化的起源论。”[　弗·雅·普罗普，论文集《民间文学与现实》，莫斯科，1976，第155页。 ] 正是在这些想法的支配下，他对H. Я. 马尔及其追随者用于民间文学材料的“古生物学”方法加以赞评。弗·雅·普罗普在此发现了阶段性历史分析的另一面，他认为这是苏联民间文艺学的主要成就之一。[　弗·雅·普罗普，《俄罗斯故事》，莫斯科，1976，第153页。 ]如果回忆起以上所说的所有这些话，这一阶段性发展的原则便与生物进化规律完全类似：“达尔文所提出的‘物种起源’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领域提出来。”[　弗·雅·普罗普，论文集《民间文学与现实》，列宁格勒，1984，第161—170页。 ] 这个“阶段形态”原则在三十年代的若干民间文艺学著作中有过研究。例如，蒙古学学者Γ. Д. 山热耶夫就不仅积极地使用弗·雅·普罗普的术语体系（叙事“回合”、“加害者”），而且完全“用普罗普的精神”来分析自己的材料，得出史诗“分层构成”的概念，在相当程度上与考古文献接近。[　Γ. Д. 山热耶夫，《北方布利亚特人的史诗》。载阿拉木依·梅尔艮编《布利亚特史诗》，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 ]对作者来说，诸多史诗作品是一部民族史诗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变体；这怎不让我们想起弗·雅·普罗普不变的结构公式以及他在《故事形态学》题辞中借歌德“原型植物”（Urpflanze）对它所做的解释！[　弗·雅·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莫斯科，1969，第83页。 ] 关于退化论和对“阶段进化”公式过分沉迷的指责在此未必正确。必须牢记弗·雅·普罗普进行研究时的观念基础形成于另一个时代和另一种精神氛围之中，当时传统的历史存在是其研究的必然对象，而他对历史过程本身具有本质上不同的理解。此外，用现代语言来说，处于分析范围之内的是结构确定的作品及传统，而不是原则上“开放的”文本及文本间的关系。居于科学认识核心的，更多的是整体的、完整的、自给自足的文化形式，对模糊不清的“中间”地带的关注远远不及前者，对后者的兴趣到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时代才高涨起来。 在那个时代追求的是明晰性而且有所发现。我认为，弗·雅·普罗普是这类明晰性思维的理想的表达者。他所使用的整套分析手段丝丝入扣，而分析的结果在简洁明了和有序性方面极其令人信服。正是这一点，与其巨大的天才相结合，使得他在学界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 弗·雅·普罗普是举世公认的结构主义民间文艺学的奠基人，在人文科学中提炼和运用结构方法的初步尝试之一要归功于他，但是，我要再重复一遍：所有这些只是与作为《故事形态学》作者的他相关。如上所说，它对弗·雅·普罗普本人来说全然是进入了另一个科学命题，这个命题在六十年代业已完成，这本书这时在结构—符号学研究的新语境中获得了重生。这多少可以理解为什么类似的研究，包括对著名的“普罗普公式”的众多阐释，曾经受到了冷落。 他饱经时代所能给予他的一切：既有粗暴的意识形态攻击的狂风骤雨，也有对他那“超前”的处女作深刻内涵的长期不理解，还有一个语文学学者所可能获得的真正的世界声誉。 第一章 问题的历史 从我们的立足点看待科学的历史永远是非常重要的；是的，我们高度评价我们的前驱者并颇为感谢他们所做的贡献。但是谁都不喜欢把他们看成是被不可遏止的癖好引入危险的、有时是走投无路境地的受难者；不过，为我们的存在奠定了基础的前辈们，往往比消耗这笔遗产的后人有更多的严肃性。 —歌德 在本世纪（指二十世纪）的前三十年，关于故事的学术研究文献不能说很丰富。除了少有著作出版以外，图书综合报告还展示出以下图景：文本出版得最多，谈论局部问题的文章亦很可观，整体性的著述则相对比较少。这类著述如果说有的话，那大多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性质，只是玄想式的空泛之论而已。它们令人想起上个世纪那些博学的自然哲学家的著作，然而我们需要的却是精确的观察、分析和结论。M. 斯佩兰斯基（M. Сперанский）教授曾对这种状态进行过描述：“科学的民族学要继续探究，不应停留在已有的结论上，由于它已经收集到的材料还不足以建立一个一般性的体系，因而，学界还要着手材料的收集以及为了后代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至于能做出什么样的概括、我们什么时候能做出来—无人知晓。” 这种无奈原因何在？二十年代的故事研究为什么会钻进这条死胡同呢？ 斯佩兰斯基将其归咎于材料不足。但从上面那些话问世至今，又过去了许多年。在此期间，鲍里特和波利夫卡（Bolte，Polivka）那部名之以《格林兄弟故事集注》的鸿篇巨制业已完成。这个集子里的每个故事都列出了全世界的异文。最后部分是索引，那里编入了作者所知道的所有故事集以及其他含有故事的资料。这份目录包括了近1200个故事名称。材料中确实有一些偶然性的、无足轻重的东西，但还有像《一千零一夜》或阿法纳西耶夫的有400个文本的大型故事集。但这还不是全部。还有大量的故事材料未曾出版，一部分甚至未列入目录。这些材料保存在各个机构的档案馆以及个人手里。这些收集中有一些对专家是开放的。托福于此，鲍里特和波利夫卡的材料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会增加。但若如此，那么究竟一共有多大数量的故事供我们支配呢？还有，那种连一条已发表材料都不知道的研究者还多吗？ 在这种条件下说“已收集的材料还嫌不足”，颇不恰当。 总之，问题不在于材料的数量。问题在别的方面：在于研究的方法。 当数理科学已经拥有严整的分类法、为学界认可的统一术语系统、薪火相传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时，我们还没有这一切。故事材料的五光十色和五花八门，使得清晰严谨地提出问题并做出解答显得十分困难。现在这篇概述并非旨在追求对故事研究史的连贯叙述。在一篇简短的引言里这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这段历史已经被不止一次地讲述过。我们将只是尽力对解答故事研究若干基本问题的尝试做一个批判性的阐述，并且顺便也把读者引入这些问题的范围。 毋庸置疑，我们周围的现象和对象可以或者从其构成与结构方面，或者从其起源方面，或者从其所经历的变化和过程方面进行研究。无论什么现象，只有在对其进行描述之后才能去谈论它的起源，这也是无须任何证明就十分清楚的事。 然而，已有的故事研究主要还只是起源学方面的，大部分没有试着去做一个初步的系统描述。关于故事的历史研究我们暂且不谈，我们将只谈对它们的描述—因为若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未对描述问题做一番专门的阐述便去谈起源学问题，是徒劳无益的。显然，在阐述故事是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回答它是什么这个问题。 由于故事极其丰富多样，显然不可能一下子展开全方位的研究，那么应该把材料分成不同的部分，即对它进行分类。正确的分类是科学描述的初阶之一。下一步研究的正确性有赖于分类的正确性。不过，即使分类是所有研究的基础，它本身也应该是一定的初步研究的结果。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恰恰是相反的情况：大部分研究者始于从外部引入材料的分类，而不是根据实质从材料中得出来。就像我们接下去会看到的，分类者们除此之外常常在破坏最简单的划分规则。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斯佩兰斯基所说的钻进死胡同的原因之一。 让我们来着重研究几个例子。 最常见的对故事的划分，就是把它们分成有神奇内容的故事、日常生活故事、动物故事。[　这是B. Ф. 米勒提出的。这个分类法实质上与神话学派的分类法（神话故事、动物故事、日常生活故事）相吻合。 ]初看起来一切都没错。但有一个问题却会不由自主地冒出来：难道动物故事不包含神奇的因素，有时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相反，不正是动物们在神奇故事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吗？可以认为这个标志是足够准确的吗？例如，阿法纳西耶夫将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归入了动物故事。他对不对呢？如果不对，那是为什么？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故事极容易将同样的行动归在不同的人、物件、动物的名下。这条规则主要适合于那些所谓神奇故事，但在一般的故事里也能碰到。这方面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分收成的故事（“米沙，枝梢给我，根儿给你”）。在俄罗斯被骗的是熊，在西方则是鬼。所以，收入了西方异文的这个故事突然就退出了动物故事类。它又进入了哪一类呢？显然，这不是日常生活故事，因为日常生活中哪里能见到用类似方法分收成的？但这也不算有神奇内容的故事。在该分类法中它无处容身。 但是，我们将会证明，人们所引用的分类法按照其原理是对的。研究者们在这里是被本能所左右，他们所言与实际所感不相一致。谁若将火鸟和灰狼的故事归入动物故事，大概不能算错。在我们看来，阿法纳西耶夫在金鱼的故事上就是错了，这也是十分清楚的。但我们看到这一点，不是因为故事里出现或不出现动物，而是因为神奇故事具有十分特殊的结构，它立刻可以被感觉到，并以此确定了故事所属的类别—虽说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说起来，每个研究者在根据以上所引用的模式进行分类时，事实上是按其他方式进行的。可是，矛盾的是，他这么做恰恰就对了。但如果是这样，即尚未经过研究甚至尚未确定的故事结构被下意识地作为划分的基础，那么就应该将整个故事分类法置于新的轨道。必须将它转向形式的、结构的标志。为了做到这一点，应该来研究一下这些标志。 不过，我们太超前了。以上所描绘的状况迄今仍不明确。实际上后来的尝试并未带来改善。例如，文特（Wundt）在他那本有名的著作《民众心理》中提出了以下划分： （1） 神话寓言故事。 （2） 纯粹的神奇故事。 （3） 生物的故事和寓言。 （4） 纯粹的动物寓言。 （5） 起源故事。 （6） 滑稽的故事和寓言。 （7） 道德寓言。 这个分类法比以前的那些丰富了许多，但它也招致了不少反对意见。寓言（这个术语在7类中出现了5次）是一个形式范畴。文特用它来指什么并不清楚。“滑稽故事”这个术语让人完全弄不懂，因为这样的故事可以被视为英雄式的，也可以被视为喜剧式的。接下去还要问的是：“纯粹的动物寓言”与“道德寓言”之间有什么区别？为什么“纯粹的”寓言不是“道德的”寓言？反之亦然。 上面分析的分类法涉及将故事按类别进行分类，与按类别对故事进行分类并列的还有按情节分类。 如果说按类别进行分类整理的情况并不如人意的话，那么按情节划分则是一片混乱。我们不去谈论“情节”这类复杂而又不确定的概念，它要么根本未被说明，要么大家各执一词。我们不妨断言在先：按情节来划分神奇故事，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如同按类别划分一样，它也应该被置于新的轨道。故事有一个特点：一个故事的组成部分可以原封不动地搬入另一个故事。这条转移律暂且仅限于指出下文将详加阐述，比如说，以老妖婆为例，她会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故事、各种各样的情节中。这一特征是故事所专有的。然而，不顾及这个特点，情节一般是这样定义的：取故事的某一个部分（常常是偶然的，看到什么算什么），加上一个介词“关于”，定义就出来了。比如说故事中有与蛇妖的战斗，这就是“关于与蛇妖作战的故事”，故事中有科谢依，那就是“关于科谢依的故事”，诸如此类，并且在决定性要素的选择上并无一个统一的原则。如果这时想到转移律的话，那么逻辑上就不可避免会出现混乱，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会出现交叉划分，而这样的分类法总是会歪曲所研究材料的实质，而且分类整理的基本原则首尾不一—破坏了最起码的逻辑规则之一。此种状况沿袭至今。 我们不妨举出两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状况。1924年敖德萨出版了P. M. 沃尔科夫（P. M. Волков）教授一本论故事的书。沃尔科夫在其著作的一开头便断言，幻想故事有15个情节。这些情节如下： （1） 关于无辜的被逐者。 （2） 关于傻子主人公。 （3） 关于三兄弟。 （4） 关于斗蛇妖勇士。 （5） 关于获得未婚妻。 （6） 关于聪明的姑娘。 （7） 关于中魔咒者和中魔法者。 （8） 关于拥有护身符者。 （9） 关于拥有神奇物件者。 （10） 关于不忠实的妻子。 ………… 这15个情节是如何确定的没有加以说明。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划分的原则，那就会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类是按照开场定义的（我们下面将会看到，这里的确是开场），第二类则是按照主人公的性格，第三类呢，是按照主人公的数目，第四类又按照情节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了，如此等等。这样一来，划分全然无章可循，结果就是乱作一团。难道没有三个兄弟（第三类）给自己找到了未婚妻（第五类）的故事吗？难道没有拥有护身符者借助这个护身符惩罚不忠实的妻子？这样说来，该分类法不能算是准确意义上的科学的分类法，它充其量是个用途有限的索引，其价值大可怀疑。类似的分类法，难道能跟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对材料进行精确和长时间研究的植物或动物分类法同日而语吗？ 我们既然言及情节分类问题，就无法对安吉·阿尔奈（Aarne，1911）的故事索引保持缄默。阿尔奈是所谓芬兰学派的奠基人之一。这个学派的研究成果是当代故事研究的巅峰。本书无意对这个流派做什么评价。我们将仅仅指出一点：在该流派的学术文献中有数量繁多的关于单个情节异文的文章和札记，这些异文的来路有时令人意想不到。它们日渐积累，数量可观，但系统的研究却付诸阙如。新流派的力主要投向于此：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按照单个情节的异文在世界的传播来进行采集和比较。材料按照事先编定的系统根据地理民族志分组，然后得出关于情节的产生、传播和基本结构的结论。不过这个方法招致了一连串的诘难。如下文所见，诸情节（尤其是神奇故事的情节）彼此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只有在进行故事情节间的研究和准确规定情节与异文的筛选原则之后，才能确定此情节及其异文止于何处而彼情节始于何处。但这些都还没有。诸元素的转移特性在此尚未受到注意。这个学派的研究出于一个他们没有意识到的前提，即每个情节都是某种有机整体，它可以从其他一系列的情节中抽取出来独立地加以研究。 而完全客观地将情节划分开来并对异文加以择取—此举殊非易事。故事诸情节之间的关联密切到彼此交织的地步，在分离出不同的情节之前，对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专门的前期研究。研究者不进行这样的研究就按个人趣味行事，要做出客观的划分恐怕根本不可能。让我们来举一个例子。鲍尔特和波利夫卡将阿法纳西耶夫集子里的故事《亚加老妖婆》（阿法纳西耶夫，102）归入故事“霍勒大妈”（Frau Holle）的异文之列，列举了一系列极为不同的属于此情节的故事，但他们都没有引《严寒老人》。试问，这是为什么呢？在此我们明明看到了同样的继女被逐以及她带着礼物归来，同样的打发亲女儿前往以及她受到惩罚。而且，虽然霍勒大妈和严寒老人都是冬天的化身，但在德国故事中化身为女性，而在俄国故事中是个男性。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由于其艺术上的鲜明性，《严寒老人》被主观地判定为一个固定的故事类型，一个固定的独立的情节，它本身就有自己的异文。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的就是：划分此情节与彼情节完全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一位研究者看到新情节的地方，另一位看到的是异文，反之亦然。我们引的例子十分简单，随着材料的扩展和增加，难度也会随之增多增大。 但无论如何，这一流派的方法首先需要一份情节目录。 阿尔奈着手编制了这样一份目录。 这个目录成了国际通用的，并对故事研究事业功绩赫赫：多亏阿尔奈编写的索引，才有可能对故事进行破译。阿尔奈将情节称为类型，每一个类型都编上了号。简要的故事梗概（在这种情况下可直接指出索引编号）用起来十分便利。 但在具有这些长处的同时，该索引也存在着一系列致命缺陷：作为一种分类法，它未能幸免沃尔科夫犯过的错误。其基本类别如下：一、动物故事；二、本格故事；三、笑话。我们轻而易举地就能辨认出经过改头换面的以前的方法（有点奇怪的是，动物故事似乎不算本格故事）。接下去不由要问：要做到泰然地使用笑话这个概念，我们是否对笑话这一概念有过足够准确的研究（如文特所说的寓言）？我们不打算进入这种分类法的细节，只限于谈论被其划为一个亚类的神奇故事。顺便要提一下的是：引入亚类—这是阿尔奈的一大功劳，因为划分出类（роды）、型（виды）和变体（разновидности），在他之前还不曾有人做过。照阿尔奈看来，神奇故事包括以下范畴：1. 神奇的对手；2. 神奇的丈夫（妻子）；3. 神奇的难题；4. 神奇的相助者；5. 神奇的物件；6. 神奇的力量或技能；7. 其他神奇的母题。对于这个分类法，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重复对沃尔科夫分类法的诘难。例如，如何处置其中有神奇的相助者解决神奇的难题的故事？这种情形颇为常见。还有，如何处置其中神奇的妻子就是神奇的相助者的故事？ 其实，阿尔奈并未着意于创制一部科学的分类法本身：他编写的索引重在作为一个实用指南，它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意义。但阿尔奈的索引还有另一个危险：他引申出一些本质上错误的概念。事实上不存在精确的类型划分，那常常只是一个虚构的东西。如果说有类型的话，那它们也并不存在于阿尔奈所说的那个平面上，而是存在于相似故事结构特点的平面上，关于这一点后面将会谈到。情节间的亲近关系以及不可能将它们完全客观地割裂开的特性，导致在将一个文本归入这个或那个类型时，不知该选择哪个编号。类型与某个文本之间的一致常常完全只是大约相近而已。A. И. 尼基福罗夫集子里指出的125个故事，有25个（即1/5）可以大致地、有条件地归入A. И. 尼基福罗夫用括号标出的类型（尼基福罗夫，1927）。但如果不同的研究者将同一个故事归入不同的类型，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呢？另一方面，因为类型是根据故事中所有的这种或那种突出因素确定的，而不是根据故事的结构，一个故事可以包含若干这样的因素，那么一个故事有时就不得不同时被归入几个类型（一个故事就可多达5个类型编号），这丝毫不意味着该文本由5个情节构成。这类判定方法实质上是根据组成成分来定义的。阿尔奈对某一组故事甚至会背离自己的原则，完全出乎意料并且有点前后不一地以母题划分代替情节划分。其亚类之一即他命名为“笨鬼”的一组故事，就是用这种方法区分的。但这种前后不一依然是下意识地走了正途。下面我们将尽力指出，根据细分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是研究的正确方法。 如此说来，我们看到的是：故事分类的情形并不尽如人意。而分类又是研究的最重要的初阶之一。我们不妨想一想，林奈最初的科学分类对植物学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我们的学科还处于前林奈时期。 我们来转向故事研究的另一个最重要的领域吧：根据本质对故事进行描述。此处可以观察到以下情景：一些涉及描述问题的研究者往往不去从事分类工作（维谢洛夫斯基，A. H. Веселовский）。从另一方面来说，分类学家也并不总是细致地描述故事，而只是研究故事的某几个方面（文特）。如果有一个研究者二者皆做，那么不是分类在描述之后，就是描述在先入为主的分类框架中进行。 A. H. 维谢洛夫斯基对故事描述问题言之寥寥，但他所言却有着重大的意义。维谢洛夫斯基将情节理解为母题的综合。一个母题可以归属于不同的情节。（“一组母题就是情节。母题扩大为情节。”“情节产生出多个变体：若干母题侵入诸个情节，或者诸个情节彼此组合。”“我所说的情节，指的是不同的情形-母题在其中交织的主题。”—维谢洛夫斯基，1913）对维谢洛夫斯基来说，母题是原生的，情节则是派生的。情节对于维谢洛夫斯基来说已经是一个创作和组合行为。由此，对我们来说，便产生了不仅要进行情节方面的研究，更要首先进行母题方面的研究的必要性。 假如故事学界能更好地领会维谢洛夫斯基的遗训：“划清母题问题与情节问题的界限”（重点号是维谢洛夫斯基加的），那么许多含混不明之处早就廓清了。[　沃尔科夫的致命错误在于认为：“故事情节是一个稳定的单位，由此出发是进行故事研究的唯一可能的途径。”（沃尔克夫，5）我们的回答是：情节不是一个单位，而是一个综合体，它非但不稳定，而且变化无常，不可从它出发去研究故事。 ] 不过维谢洛夫斯基关于母题和情节的学说只是一般性原则。维谢洛夫斯基对母题这个术语的具体解释在当代已经不会被采用了。在维谢洛夫斯基看来，母题是个不能再分解的叙事单位（“我所说的母题指的是最原初的叙事单位。”“母题的标志是它的形象的、单一成分的模式论；这就是最初级的神话和故事不能再分解的元素。”—维谢洛夫斯基，1913，11，3）。然而，他作为例子援引的那些母题，都可以再分解。如果母题是个逻辑整体，那么故事的每个句子都提供了一个母题（“一个父亲有三个儿子”是一个母题；“继女离开了家”是一个母题；“伊万与蛇妖作战”是一个母题，诸如此类）。如果母题真的不能再分解，这倒也很不错，这或许能为编制母题索引提供可能。但让我们来看看“蛇妖劫持国王之女”的母题吧（不是维谢洛夫斯基举的例子）。这个母题可以分解出四个元素，其中的每一个又可以单独衍生出变体。蛇妖可以被科谢依、旋风、鬼怪、老鹰、魔法师所代替；劫持可以被吸血和各种在故事里能造成失踪的行为所代替；女儿可以被妹妹、未婚妻、妻子、母亲所代替；国王可以被国王之子、农民、神甫所代替。如此说来，与维谢洛夫斯基相违，我们应该肯定地说：母题的成分不单一，并非不能分解。这种分解到最后的单位不是逻辑整体。如果赞同维谢洛夫斯基，描述部分比描述一个整体更为初级（而在维谢洛夫斯基看来，就起源而言，母题比情节更初级）；我们嗣后解答划分某些原初元素的题目时，应该不同于维谢洛夫斯基所为。 维谢洛夫斯基未能获得成功的地方，其他研究者亦未能幸免。在方法论上具有重大价值的方法的例证，可以举出J. 贝迪耶（Bedier）的方法。贝迪耶方法的价值在于他首次意识到了：故事中的稳定因素与可变因素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他尝试着用公式将其表现出来。他将稳定的、实质性的因素称为要素并以希腊字母欧米茄（ω）表示，其余可变因素则用拉丁字母表示。这样一来，一个故事的公式是ω+a+b+c，另一个则是ω+a+b+c+n，接下去是ω+m+n+1，等等。但本质上正确的思想却被无法准确捕捉这个ω所粉碎。贝迪耶所说的要素就本质而言客观上是什么东西，如何将它们划分出来，这些都未加以说明（可比较奥尔登堡1903年的论述，那里对贝迪耶的方法有较为详尽的评价）。 俄罗斯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弗？雅？普罗普经典名著 整个叙事学领域里的一部里程牌式的著作 在当今文艺创作领域和书评领域依旧享有盛誉 在写作课越来越大众化的当下，是众多写作爱好者呼唤的经典参考书。 1.俄罗斯民间故事集大成者普罗普，一个20世纪形式主义思潮的推波助澜者，因在民间创作研究领域开辟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而享誉世界。 2.从100篇俄罗斯民间故事中，提炼出神奇故事的结构要素——7种角色，31个叙事功能，它们的组合规律，它们的相互关系，远远超越了民间故事研究领域，成为诸多人文学科领域的经典。 3.在写作课越来越大众化的当下，是众多写作爱好者呼唤的经典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