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自私的终结

作者简介

王瑞武，西北工业大学生态环境学院首席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科院优秀青年生命科学家基金获得者。中国生态学会学理事，中国生态学理论生态学专业委会主任。英国皇家学会的旗舰期刊《英国皇家学会会刊B》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英国自然出版集团杂志Scientific Reports、美国公共图书馆杂志PLOS ONE学术编辑（Academic Editor）。主要从事理论生物学与社会合作行为演化研究。提出了合作系统的非对称性与不确定选择理论，发表的论文多次被国际二次文献评价 Faculty of 1000 Biology推荐和点评为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发现。《科技日报》《中国科学报》《中国日报》《云南日报》等报刊媒体曾报道其研究成果。

内容简介

自私与利他—— 一个永恒的矛盾 但我的真理是可怕的：因为人们一直把谎言当做真理。 ——尼采 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2 写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道出了人们忙忙碌碌的社会本质：人生皆为利！ 千年之后，被后来誉为现代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异曲同工地道出人们的行为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人性的自私性， 总是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人性的自私性，或者我们用一个更优雅的词—理性，这只看不见的手解释了我们几乎所有的经济、社会行为。我们可以用自私性解释学生为什么会努力学习，想尽办法进入名牌大学，这是因为这样的回报更高。同样，自私性解释了企业或个人为什么会投入大量的资金或精力从事高风险的科学研究或者创新， 因为这类成果可以获得更高的额外利润。自私性或者理性成就了古典经济学，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并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科学，也演化为我们理解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之一。 这一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进化生物学家。达尔文在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得到启发，提出了“适者生存”的概念。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实际上就是假定生物个体是自私的，“适者”就是能够更多获得利益的生物个体，只不过这里的利益对生物个体而言就是自己的后代数以及自己的生存时间长短，进化生物学中把这两方面总和称为适合度，适合度就是生物个体的总收益。新达尔文主义将适合度的概念转换了一下，该理论认为生物遗传的本质单元是基因，所以生物个体的利益就是自己基因被遗传到下一代的概率。因而，新达尔文主义认为能够被遗传给下一代的基因频率才是生物的收益。 自私性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几乎影响到我们所有关于人类活动行为动机的理解，也几乎是我们理解生物所有现象的第一出发点。部分斯密和达尔文的追随者甚至极端地认为人类任何社会活动和所有的生物现象都可以用自私性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解释。然而，现实世界中， 确实存在着用自私性难以解释的社会或者生物学现象。我们很难用自私性来解释白求恩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日，最后牺牲在中国的行为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同样，我们很难用自私性解释“9·11 恐怖袭击事件”中，那些劫持飞机的恐怖分子为什么选择与其没有任何个人仇恨的乘客同归于尽。在生物世界中，同样存在大量的我们难以用自私性解释的现象和行为：有些社会性昆虫的兵蚁或工蚁在遇到危险或者外敌入侵时，会选择自杀性的方式来保卫自己的蚁群；同样，在非洲大草原，经常观察到有些水牛会奋不顾身地去抵御狮子的进攻而保护牛群中那些幼小的个体；在环境极度恶劣的南极，有些企鹅竟然会去偷盗别的企鹅所产的蛋而自己承受剧烈严寒的危险去孵化和抚养别人的子女；而人类社会中，同样存在大量的类似收养行为，甚至偷盗别人的孩子当亲生孩子一样抚养。 亚当·斯密和达尔文在提出自己的理论之初，就已经意识到其自私性的理性人概念或者适者生存的概念存在的理论困境。亚当·斯密和达尔文在他们的时代都已经注意到了一些与自私、理性相悖的利他行为，例如人类对素不相识者的捐助行为，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帮助别人的行为。这类利他行为在人类的任何时代以及各个民族都普遍存在，只是可能会被冠以不同色彩的称谓。被我们深恶痛绝的恐怖主义， 本质上说也是一种利他行为。这些“极端勇敢”的人通常都是采取自杀性的手段来袭击别人，他们用完全放弃自己的生命及剥夺别人生命的方式，期望世界对他们类群或族群诉求的重视。这类自杀式袭击无辜者的行为在“9·11 恐怖袭击事件”后在全球蔓延，这是我们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后面多个章节中我们将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亚当·斯密当时就已经认识到自私的理性人难以解释的利他性社会合作现象。他在另一本自认为更重要的专著《道德情操论》中，却认为人是高级生物，是有道德的，可以无私。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本专著中做了相互矛盾的前提假设，在《道德情操论》中，人是无私的，而在《国富论》中，人是自私的。在科学史上，有学者把自私的个体如何演化出无私利他性合作行为称为“斯密之谜”。 达尔文同样也意识到了自己“适者生存”理论所面临的困境。自然界中，像蚂蚁、蜜蜂、白蚁等高度社会性昆虫，工蚁（蜂）完全不繁殖，而去帮助蚁后或者蜂王繁殖；而且兵蚁或工蜂在遇到天敌或者外敌入侵时，经常用自杀性的方式去保护蚁群或者蜂群。显然，“适者生存”难以解释社会性昆虫很多个体放弃自己的繁殖利益甚至生命去帮助其他个体的行为。毫无疑问，繁殖和生存应该是生物个体在演化过程中最大的利益。达尔文意识到了适者生存不能解释这些生物现象， 但他在其专著《物种起源》中回避了这个问题，仅提到这类利他性合作行为就是一种适应现象。 时光进入19 世纪的时候，这一“科学”悖论导致了西方社会精英的集体性焦虑。西方社会精英的集体性焦虑源于马克思主义兴起的社会背景。马克思主义将集体主义视为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就是这种价值观的直接体现。“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这一基本理念和信仰与西方主流的价值观完全相悖。西方主流的价值观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个体在自私地追求自身的利益时，集体或社会的利益才能实现。所以西方社会的整个政治、经济、法律是按照人性自私这一基本前提而构建。群体选择理论的兴起又从生物本性上给西方这一基本价值观与理论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 社会合作研究的科普佳作 多学科知识的融合。自私还是合作，我们如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抉择？ 现实世界是一个非对称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选择自私还是合作，将会影响到每个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作者通过大量的生物学、经济学和历史资料，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自私与合作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需要根据不确定性的环境变化适时调整。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单一的一元论和二元论并不能适合当下的发展，而多元论的哲学思想可能会让人类整体有着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