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潮落--我笔下的浙江文人/蠹鱼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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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来他是如何走过人生历程的，我没有做系 统了解，只是从报刊的零星介绍中，知道他在被打成 “右派”后，埋头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享有盛誉的《 唐诗百话》便是他在逆境中磨练出来的学术成果。自 然，我宁愿把它看作他的智慧、精神与毅力的结晶。 这样的经历，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我相信他 对生活和现实，包括历史，一定有了更深的体会。一 个老人的思想，也就因此变得敏锐起来。 我在旧书店里，曾发现过一本他五十年代翻译出 版的长篇小说《轭下》（保加利亚），便买了下来， 写信问他手头是否还有此版本。他在回信中，提到了 这样一个细节：“你如果看这本《轭下》，请注意其 中的一句译文，大意是说‘革命必须由知识分子领导 ’（非原文）。这一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印本上 没有用上。后来，保加利亚出版的英译本中也没有这 一句。此事大可作为译文掌故，你注意一下。如找到 这样一句，请告我在第几章内。”（一九九一年四月 ） 他写信提及这样一个“译文掌故”的时间，距当 年翻译出版差不多已有四十个年头，可他对一个如此 之短的句子的记忆，却依然这样清晰。可以理解，这 样一个句子的删除，当年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多么深 刻的印象。岁月的磨砺丝毫没有把这印象消减，相反 ，历史风云的沧桑，从某种程度上更加深了他的思考 。我相信，当他向我提及这个掌故的时候，简短的文 字背后，一定闪动着历史老人深邃的目光。 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他写来这样一封信：“近 日常见你的文字，想笔下甚勤，精锐可喜。我希望你 编一本《二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从一九五 二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到十年浩劫，其间不少知识分子 被整得残酷万状。应该有一本总的纪实文学。有些人 已有现成资料，可以采用编入，例如你的《胡风集团 》，可以另外节录编用。最近看到一本《宗岱与我》 记梁宗岱事甚详。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吃 了两年官司。有些人的情况，我还未见记录，如李长 之、穆木天、吴哈，这些人当时被迫害的情况如何？ 如果约几个人合作，串编串写，印一大本，也可以成 为一种重要文献。”几年过去了，我忙于杂事，一直 未能将他的建议付诸实施，但在我的创作生活中，他 的这份沧桑感，常常让我感到自己手中的笔也沉甸甸 的。 我同施先生开始通信是在一九九〇年初，当时我 开始准备撰写《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 想到在三十年代，他曾同沈从文和丁玲有过交往，便 写信向他求教一些问题。他很快就回了信，我们也就 这样开始了联系。 在我的感觉中，他和沈从文是有某种相似的。大 约一年前，我在谈沈从文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他 似乎仍然保存着湘西人的倔劲，自由地随意地挥洒他 的思想，对所有他所不习惯的文坛现象发表议论，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