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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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昕，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吉首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湖南工商大学校长，现任湖南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兼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湖南省委宣讲团成员、湖南省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基地负责人、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美丽乡村》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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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学生民族文化教育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任务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加强文化认同，这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高校立德树人，必须大力推进民族文化教育。 第一节中华民族大家庭在中华文明中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工作面临着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工作念兹在兹。高校要加强民族文化教育，培根铸魂，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就没有前途。 2018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 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谈不上传承，割断血脉、凭空虚造不能算创新。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 二、血浓于水促使各民族亲如石榴籽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青海考察以及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多次讲道：“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③习近平总书记用“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比喻各民族团结，形象贴切，寓意深刻。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国家兴旺，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团结稳定是民族工作的基本前提。只有团结各族人民，凝聚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保障其当家作主的权利，才能同心同德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石榴籽粒相抱，百子同一。我国各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各有特点，且相互关联、补充、依存，有共同的民族利益，形成多元融合的统一体。“百子同一”就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象表述。各民族历史有长短，地域有宽狭，但没有优劣、高低、贵贱之分，都处于同等地位。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 石榴籽粒相抱，百房同膜。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和基本趋势。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的疆域，创造灿烂的文化，形成共同发展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局面。祖国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各民族努力奋斗的结果。56个民族56枝花，每个民族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石榴籽粒百房环抱，包于同膜，恰似我国众多民族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①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休戚与共，团结御侮，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作出巨大贡献。我们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各族人民走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并取得辉煌成就。新时代，国外敌对势力加紧渗透，与境内反动势力相勾结，伺机制造民族矛盾冲突，肆意抹黑中国。各族人民要牢记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犹如空气和阳光，须臾不可分离。 三、守望相助促使各民族情同石榴籽 各民族守望相助，紧密团结。民族团结，重在交心。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②人心看似微妙，实则无处不在，影响深远。 民族团结，需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才能消解猜疑和戒备。各民族只有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才能维护共同的民族利益。赢得了人心，各民族才能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在政治上民主参与，在文化上增强认同。做好民族团结工作，重在基层，重在平时。要建立各民族团结融合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交往交流；切实转变作风，改进工作方法，将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的工作，注重微观、细节、平常，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润物无声，潜移默化。 各民族遵纪守法，有序相抱。敬畏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在法律范围内、法治轨道上处理民族问题，不能将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民事和刑事问题归结为民族问题，不能将发生在民族地区的一般矛盾纠纷简单归结为民族问题。但是，凡涉及民族问题，凡是违法犯罪，都要依法处理。对于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仇恨、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恶性事件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打击。 各民族凝聚共识，同心相抱。各族干部群众只有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奋斗，共同发展，中华民族才能繁荣兴旺。 第二节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文化发展中生成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在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名称出现于近代，但作为一个共同体已存在数千年。 一、历代民族融合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各民族经过数千年融合，已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共同体”。大约100万年以前，远古的人类就已在中国大地上劳作、生息、繁衍。在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山西苗城、贵州黔西观音洞、河南三门峡和湖北大冶等地发现古人类遗骸、遗物和遗址，揭开了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序幕。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的人群呈现出区域特点，华夏先祖开始为多民族国家奠定基础。 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文物证实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史记》记述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代族群众多，东方有夷族部落，南方有蛮族部落，西方和北方有戎、狄、羌族部落，黄帝、炎帝、蚩尤等部落居住于中原地区。部落间为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冲突兼并，最后黄帝部落成为中原最大的部落联盟。舜帝摄政，“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炎黄子孙外迁，与周边氏族部落相互融合。 舜禅位于禹，禹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华夏部落联盟向外拓展，融合部分三苗和东夷，构成华夏族主体。禹来自西部族群，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领袖。夏启死后，五子争立，夷人后羿、寒浞“因夏民以代夏政”，统治中原数十年。夏朝灭亡之后，王室后裔淳维逃往北方草原，成为匈奴人始祖。 商朝王族是东夷的一支，灭夏之后，迁入中原，与夏部落融合。商朝四周分布许多族群部落方国，西方有羌方，西北方有土方、鬼方，东南方有人方、虎方。商王武丁同各方国接触频繁，在战争中兼并融合。 周族起源于渭水流域的戎、狄料。以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文献、碑铭、文物也是中国民族史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开始全面研究民族史，发表大量论著，搜集资料，开展专题调查，为各少数民族编写民族简史，阐明各兄弟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还摄制一批少数民族影像资料，整理、出版突厥文、回纥文、西夏文、藏文、蒙文、满文、彝文、东巴文等古代文献，发掘一大批少数民族的遗址、墓葬、碑铭和铜鼓等文物。1981年出版《中国少数民族》，陆续编印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 （二）少数民族史料尤其珍贵 少数民族古籍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各民族的发展历程，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团结进步史料，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实证。做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是新时代推进古籍工作的重点。与汉文古籍相比，少数民族古籍具有鲜明特色：一是散藏在民间和边疆民族地区；二是既有文献资料，也有口传资料；三是涉及民族多，分布不均衡；四是在整理和研究上，尚未建立系统的古典文献学。 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开始起步。1981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起步。全国各地古籍工作者抢救上百万种散落于民间的少数民族古老简牍、活页函本、线装典籍，从文史哲到天文、地理、医药、宗教、工艺、美术，从纳西东巴文、西夏文到现行各民族文字古籍，包罗万象，不乏孤本、珍本和善本。 2007年，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国务院公布《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33部，约占总数的9%。广西首创“以高品质复制件换原件”模式，抢救保护少数民族古籍1.2万多册（件），形成“广西经验”。云南抢救性征集彝、傣、瑶、纳西、傈僳等少数民族文献古籍3500余册（卷），建成西南地区收藏种类最多、原件最多的少数民族古籍资料库。新疆派专人赴南疆地区搜集578部古籍，完成1169部20万页的察合台文、蒙古文、锡伯文等古籍的数字化扫描。 “十三五”时期，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扎实推进，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成效显著。《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纂古籍条目近10万条，被誉为“少数民族的四库全书总目”。《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被誉为少数民族“三大史诗”。这些古籍穿越历史时空，告诉世人，中国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伟大的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大量民间契约和官方文书也充分体现了各民族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互动。2021年，国家民委古籍室组织实施“国家民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籍整理出版书系”“古籍里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等重点出版项目。知古鉴今，汲古润今，加快少数民族古籍资源的创新转化利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文化滋养。 （三）少数民族史料开发利用 纸书虽可长久保存，但如果古籍长期被束之高阁，不去传承和利用，则不可能充分发挥其价值。新时代，为更好地保护少数民族古籍原件，将其数字化已成为共识。古籍数字化是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古籍数字化不仅能记录文献内容，还能记录说唱艺人的语言、动作、表情以及各种现场信息，使后续研究者能身临其境，让古籍得到活态化传承。目前，部分省、区和民间团体已经在珍稀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数字化、濒危讲唱类古籍采集等工作上取得显著成果，一些小型专题数据库已经问世，并开发了少数民族文字输入法和字库。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保护和创新开发，前景广阔。 二、考古文物见证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考古文物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征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创新。1977年，夏鼐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分为七大文化板块，为中华民族多元发展理论奠定基础。1981年，苏秉琦、殷玮璋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中提出中国史前文化可分为六大区系，均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1987年，严文明发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明确提出“中国史前文化是多元的”，每个地区为一“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周边地区环绕中原，形成“重瓣花朵”格局，中原是地理上的“花心”，也是文化发展的引领者。这种向心结构“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1986年，张光直在《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各地区多元发展，并通过密切交流，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多元一体”成为对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标准叙述，被学界广泛使用。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源于多元复杂的地理环境。旧石器时代，南北方石器差异明显，北方以片石器为主，南方以砾石器为主，中国早期农业呈现南稻北粟的差异。约7000年前，各地逐渐形成多元文化传统，以炊器为例，长江流域多釜器，淮河流域和黄土高原多三足器，燕山南北地区多筒形罐。文化圈内不同区域也有差异。钱塘江以南的上山遗址出土的陶器非常精致，白陶内涵丰富。长江中游的高庙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画图像繁缛复杂，表现出天极宇宙观的主题。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出土乐器，出现龟灵崇拜。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器温润，出现昆虫羽化的崇拜。距今7000—6000年间，出现多区系并立发展态势。距今6000—5000年间，各地发生跨越式发展，形成众多“古国”政体，如满天星斗，多元特色明显。西辽河流域牛河梁遗址和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大量玉器，宗教气息浓郁。海岱地区大汶口遗址出土高等级墓葬随葬品，精美陶器体现墓主的地位和富有。距今约5000年前，太湖地区良渚文化蓬勃发展。距今约4300年，良渚文化衰落，龙山文化兴起。各地仍保持多元发展之势。距今约3800年，多元文化因素在环嵩山地区风云际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由此进入核心引领的新阶段。新兴的社会上层为获取远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努力开展远距离贸易交流，使各地区成为共享文化精粹的共同体，即“最初的中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逐步形成。 （二）少数民族考古文物内涵丰富 吴泽霖是我国民族学博物馆事业的开创者。他对少数民族文物的搜集保护有深入研究。少数民族文物是指能反映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基本情况的实物。如有些民族用牛角尖镶的木锄耕地，有些民族不用汉族那样的桌椅，而用矮几、矮凳。这些牛角锄、矮几、矮凳就是民族文物。有些民族文物很精美，有些则极其平凡。少数民族地区有许多红色标语，不仅是革命文物，也是反映民族关系的历史文物。中国各民族发展虽然有共同规律，但也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民族文物既是反映生产生活情况的实物，也必然带有某种民族风格的烙印。 收集少数民族文物意义非凡。西方国家热衷于收集我国少数民族文物，以便更好地侵略掠夺，加强其种族主义宣传，为其殖民活动寻找理论根据。我国收集、整理、展览少数民族文物，是为了直观教育，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增进相互了解，加强民族团结。民族文物工作既有人民性，为政治服务，也有实践性，为科研服务。 四川凉山的彝族擅长制作杯、碗、匙、碟、壶等木质餐具，刷上油漆，精美适用。根据社会发展规律，人类早在新石器时期即已发明陶器，大小凉山彝族已进入奴隶社会，却不知道制陶工艺。这说明彝族人不是本地人，从外地迁入过程中遗失了制陶技术，被迫以木代陶。贵州的仡佬族历史悠久，是早期的土著，他们在丧礼中吹奏以泡桐木制作的箫。贵州盛产竹，各民族普遍使用竹制乐器。仡佬在一般场合也用竹制乐器，却在古礼中保留桐箫，由此可推断仡佬族祖先来自不产竹的北方黄河流域。俗话说：“礼失而求诸野。”有些风俗习惯或工艺技术在中心地区早已遗失殆尽，在边区或落后地区仍有原型。许多古代汉族的习俗或工艺流传到少数民族，融入其中，保留下来。西南地区的苗族和布依族流行的蜡染，原本是隋唐时代汉族盛行却早已失传的蜡缬工艺。藏族的艺术、服装、建筑、日常用具也有唐代汉族的影响。实物可以丰富理论，理论需要实物佐证。少数民族文物的收集整理，既为政治服务，也为科研服务，并为充实祖国的文化、丰富各族人民的生活提供资料。 随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生产力显著提高，生活不断改善。历史不会重复，在今天看似极其普遍的用品在将来或许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所以文物亟须抢救。到民族地区收集文物，可分为全面、专题两种类型。全面收集必须体现这一地区或这一民族的生产方式、阶级结构、生活情况、文化成就。专题性收集必须深入细致地通过文物来解决问题。无论哪种收集，都必须事前明确目标，确定范围，拟订工作提纲，在实施中有条不紊。收集民族文物必须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文物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许多知识领域。文物的鉴别和记载需要扎实的历史学和考古学功底，也需要自然科学和艺术学方面的修养。在收集和整理民族文物时应虚怀若谷，多多请教内行。 一切文物都是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是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也体现了社会关系。每件文物都有其历史。收集文物时，应了解其生产过程和社会作用，再经过系统整理，才可对教学、科研或宣传工作有积极贡献。民族文物收集者必须在民族地区居住较长时间，了解基本情况，体验生活，这样才能准确选择富有代表性的文物，准确记录每件文物的活态状况。倘若违背这个原则，胡乱收集，潦草记录，看似给博物馆提供了许多实物，但因残缺不全，无法被系统利用，甚至产生误导，引发民族矛盾。在民族地区收集文物，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意愿，维护民族团结，不得妨碍其生产，触犯其风俗习惯。民族文物收集后，要进行科学编号，整理初步记录，进行鉴定分类，提出问题，写成总结报告，展出文物，请专家审核修正。 （三）开展民族学田野调查注意事项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人类学特有的研究方法，也是民族学者安身立命之本。吴泽霖是我国民族学的奠基者之一，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与田野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经验。他在1982年发表《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系统论述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田野调查就是研究者深入实践，开展系统调研，获得第一手资料，其基本模式是：明确调查目的，确定调查地域，查阅前人有关资料，拟订调查提纲，培训工作人员，确定调查关键环节，核实新资料，撰写专题或综合的调查报告。 第一，民族学田野调查需要密切配合。因历史、文化和经济条件的差异，人们头脑中仍有大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残余。在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调查者要多从对方立场考虑，被调查者要积极配合。双方认识一致，齐心协力。每个民族都有些落后的文化残余。调查和总结这些落后面，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为了诬蔑当地民族，而是为了记录它们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有助于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双方应长期生活在一起，深入了解，“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参与观察法”都是长期田野调查实践的经验总结，行之有效。 第二，民族学田野调查需要语言相通。语言隔阂会妨碍彼此交流，影响调查效果。语言是区别民族的标志之一。研究民族语言，也是民族文化研究的新路径。田野调查者不能忽略用民族语言书写的文献资料，而且最好懂这种民族语言。如果需要翻译，田野调查者必须真正谙悉这两种语言。 第三，民族学田野调查需要广泛接触。田野调查主持者不能仅靠个人观察和点滴资料，而应选择合适的访谈对象，综合考虑其年龄、知识水平、社会关系、翻译能力、工作态度等因素。妇女在家庭工艺上有独特的创造和贡献，值得关注。通过与她们密切接触，可全面、立体地了解当地社会面貌。 第四，民族学田野调查需要坚持一年。田野调查可以有一个或数个专题，可以在一个地区或多个地区，调查对象也可以是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参加调查的人员可根据需要或多或少，但调查的周期最好是一年。欢度节令、庆祝丰收、纪念古人、祭祀鬼神等社会活动大都一年一次，在特定时间举行。在这些场合，通过服饰、舞蹈、仪式、乐曲、歌词等，将人们带入一个独特的文化场景。调查者参与这种活态化的历史检阅，有助于领会该民族的文化渊源和精神风貌。如果田野调查时间太短，就有可能了解不深，以偏概全。 第五，民族学田野调查要选好样本。中国少数民族众多，都值得调查。如广东、湖南、江西、广西四省之间的五岭地区是民族聚居区，就是很好的调查样本。瑶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体现在族源、体质、语言三方面。瑶族源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古代的九黎和山苗，汉人融入瑶族，壮侗语族群同化成瑶族，形成盘瑶、布努瑶、茶山瑶三大支系。瑶族族源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征。南岭呈东西走向，包括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既是一道天然屏障，成为南北交通要道，也是文化界限，成为民族聚居区。除汉族外，南岭走廊主要分布瑶族、苗族、畲族、侗族、仡佬族、壮族、彝族、毛南族、布依族、土家族、水族等民族。不同的族群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南岭，大庾岭有畲族，骑田岭有苗族，萌渚岭和都庞岭有瑶族，越城岭有侗族、苗族和瑶族。瑶族主要分布在山区，侗族也居住在山上，位置却低于瑶族。瑶族传说的千家峒类似陶渊明所描述的桃花源：四面皆山，从洞口入，土地平旷，与世隔绝，是瑶族人理想的家园。瑶族承认同源共祖，保存《评皇券牒》（或《盘王券牒》，俗称《过山榜》），记载其祖先与汉皇帝女儿通婚的故事。南岭走廊的族群特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微缩表现。瑶民的迁徙历史体现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瑶族与其他中华民族成员的血缘和地缘联系以及文化和经济互动，自然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共生共融。 三、文化传统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传承神话传说增强民族凝聚力 德国哲学家谢林曾说：“一个民族，只有当他们认同了共同的神话时，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如果将民族理解为具有共同文化的统一体，其言不虚。民族因神话而形成，神话解体也将导致民族解体。神话是民族凝聚的精神纽带。一个民族中的不同集团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可以选择不同的制度；当他们信奉共同的神话时，这个民族尚未真正分裂。共同的神话和信仰可以使一个民族走到一起。海内外华人是世界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但如果民族内部不团结，就会影响中华民族的崛起。传统神话如同精神纽带，可以将居住在不同地域、有着不同政治主张、奉行着不同制度的全球华人团结起来。 神话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最重要的文化记忆之一，出现于文字产生之前，只能通过口述方式传承下来。少数民族神话史诗非常丰富，苗族有《古歌》《亚鲁王》，壮族有《布洛陀》，瑶族有《密洛陀》，阿昌族有《遮帕麻和遮米麻》，彝族有《梅葛》《查姆》，纳西族有《创世纪》，佤族有《司岗里》，拉祜族有《牡帕密帕》。这类神话如同史诗，以鸿篇巨制描述出宏大的历史画卷，呈现出先民开天辟地、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表达各民族之间同根同源、团结一心、共同奋斗、开创未来的家国情怀。 今天看来，神话所叙述的内容也许荒诞不经，但如果将其置入当时语境，很多看似怪诞的情节就会变得真实自然。例如神话中经常出现的“龙”，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动物，进而采用历史虚无主义，主观臆断，否认“龙的传人”的合法性。闻一多提出：“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作‘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Klan）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这种解释并不是简单的形式化索隐，而是基于《尚书》《周礼》《吕氏春秋》《后汉书》等大量古文献的全面考察，结合中华民族史前文明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从一个合理的视角关注“龙”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历史演变与文化构成，解释神话作为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表达的本质。 神话大都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含义，在解读神话时不能望文生义，也不能怀疑一切。《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这一情节属于将口头神话转化为历史的史家笔法，如果单从文字解释，就可能认为黄帝曾率领熊、罴、貔、貅、?、虎等几种驯化的动物与炎帝作战，看似有一定道理，但完全遮蔽了历史真相。黄帝称“轩辕氏”“有熊氏”，“熊”作为特定名称，既是部落图腾，也是地名或其他代称。黄帝率领“熊、罴、貔、貅、?、虎”，可能是以这些动物为图腾的部落联盟，黄帝则是其部落联盟的首领。只有科学解读神话，才能探究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神话的创作者是“人”而不是“神”。神话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场观察世界，包含特定的思想倾向，表达特定的创作目的。许多神话虽不是写历史事件，却包含历史上的重要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②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文明进程中真实的主题。盘古开天讲的是先人创造世界、化生万物的开创和献身精神；伏羲画卦讲的是人们对文明的探索和对自然规律的把握；神农尝草讲的是神农胸怀民众、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则反映出中华民族在困难面前威武不屈、矢志不移的斗争精神。这些神话虽然不是刻画客观历史，却体现了中华民族坚守的价值观和文化自信。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无数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忘我奉献的人都是这一主题的真实写照。这些神话主题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符合历史真实。 许多少数民族神话为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会将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的历史融入多个民族同源共祖的主题框架下。从解释多民族同源的角度，这些神话可以划分为造人、育人、感化生人、变化生人、联姻关系、灾难后重生等多民族同源情形。汉族地区普遍流传女娲用黄泥造人形成各个民族的神话，少数民族神话也有极其丰富的神话叙述。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充满想象与幻想又具有无可置辩的理性与神圣，这正是神话数千年流传不息的生命力与价值所在，也成为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重要文化力量，是客观存在的民族观，也是真实的历史。这类神话主题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本质，是从大量历史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 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神话，避免强制阐释和过度解读，应将神话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之中具体分析，才能找到正确答案，在神话研究中有意回避特定的历史语境是不对的。毋庸讳言，戴着历史虚无主义的有色眼镜研究神话，只能得到歪曲的结论。站在客观的立场科学建构和全面分析中国神话体系，才会避免身在神话宝藏中的“灯下黑”与妄自菲薄，改变“言必称希腊”的自卑，进而真正看到中国神话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在抵制神话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时，也要防止另一个极端，即对神话“过度解读”，将神话等同于历史，将神话人物看作历史人物。盘古、三皇五帝等文化始祖，既是历史上人民英雄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精神的象征，是历史客观存在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这种现象很好地解释了神话的创作规律，印证神话的“虚构”绝非历史的“虚无”。 （二）研读诗词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 文学作品是塑造和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重要手段，承载着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价值认同。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的文学作品往往代表当时的国家意志。在中国古代，帝王作诗也是一种传统。汉高祖刘邦唱《大风歌》，汉武帝刘彻作《秋风辞》，魏武帝曹操作《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成为千古绝唱，隋炀帝杨广的《春江花月夜》是张若虚同名诗歌的先导。唐代帝王好诗者众多，289年间共二十余位帝王，除唐宪宗、唐敬宗、唐武宗、唐僖宗、唐哀帝外，其余人有诗作近三百首存世。其诗歌内容涉及帝王的思想情感、文艺活动、政治主张等，其中不乏有关唐代中原汉族与边疆民族关系的诗歌。这类诗歌从帝王的特殊视角展现了唐王朝与边疆各民族由矛盾、冲突走向统一、融合的过程，是唐代吸收异民族和异文化、创造新文明、形成多民族国家和“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的见证，是研究中华民族变迁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历史的基本文献。 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的变迁融合历史，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是树立正确的民族历史观、维持民族连续性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民族问题深刻影响唐代内政与社会生活，进而及于文化和诗歌。民族的变迁融合往往迅速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帝王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其创作的诗歌是文学与政治交融的产物，以政治目的为最终旨归。唐代帝王作为唐代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创作不少诗史性质的诗歌，有民族史实的记录，也有民族共同体构建意识的表达。探讨唐代帝王诗歌反映的民族问题，有助于从更深层次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从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三）传统节日纪念先贤增强民族凝聚力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主要有春节、元宵、龙头节、社日、上巳、寒食、清明、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下元、冬至、小年、除夕等，不仅清晰地记录着华夏先民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内容，也积淀着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传统节日纪念先贤，既是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方式，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手段。中国人慎终追远，在清明节祭祀先人，其俗由来已久，至少有两千多年历史，2008年清明节成为法定节假日。 2014年，华东师范大学在清明节祭祀首任校长孟宪承，组织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撰写祭文，举行行礼、戴柳、读文、献花等仪式。以后又增加了献青团、清酒、燃香等环节，参祭者的服饰及祭祀礼仪日趋完备。2015年，华中师范大学、江苏大学、山西大学等八所高校倡议清明节“纪念大学大师，继承传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祭祀恽代英，江苏大学祭祀张之洞，山西大学祭祀创校前辈，形成高校祭祀先贤的热潮。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加入，中山大学祭祀孙中山，赣南师范大学祭祀革命先烈。2017年，南京农业大学举办清明文化论坛，上海高校也积极参与，体现出浓厚的海派文化特色。高校在清明节举行系列礼仪活动，祭祀先圣、先贤、先烈，强化学生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一种方式。部落，与羌族姜姓部落通婚，周朝始祖弃为有邰氏之女姜嫄所生。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方国在牧野大战，灭商朝，建立西周。周人由西向东迁入商故地，周公将亲属、功臣分封各地，又将商人作为奴隶分配给各地周人贵族，周人与商人逐渐融合。周朝对周边民族影响巨大。戎、狄、巴、蜀等部族模仿周人制作铜器。 东周王室衰微，历史进入春秋时代，华夏及周边的戎、狄、蛮、夷建立了100多个小国，连年战争，不断兼并。春秋晚期，出现齐、楚、秦、晋、吴、越6个强国。周文王伯父太伯、仲雍南来，与当地民族结合，逐渐形成新的地方文化。吴国之南为越国。吴、越对东南地区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长江中游，周成王封熊绎为子爵。熊绎子孙立国号“楚”，逐渐强大。 战国时代，秦灭蜀、巴，对川西和川东部族实行宽厚政策。这一时期，楚为南方大国，楚威王取越国西部，遣庄蹻率军远征云贵，扩地数千里。后庄蹻建国，自称滇王。楚国疆土辽阔，华夏族、苗族相互交流，南方诸族文化和华夏文化融合，产生绚丽多彩的楚文化。楚统一南方，为秦汉统一全国准备条件。在北方，各国驱逐戎狄远离中原。匈奴逐渐成为北方强大游牧民族。赵武灵王向北方少数民族学习“胡服骑射”，建立骑兵，推进军事改革。战国七雄有齐、楚、燕、赵、韩、魏、秦。秦本西方小国，秦穆公得戎人由余辅佐，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戎人本无君长，夏末及商周之际，一部分戎人从征有功，商、周天子授予爵位，以为藩服。西戎中的羌族原以射猎为生。公元前5世纪羌人爰剑从秦学得农业知识，教本族人耕种牧畜，群众敬服，推为首领。羌族兴起，成为西方强族。秦人和西戎诸族共同开发祖国西北，功不可没。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融合期。 秦朝（前221—前206年）。秦灭六国，从分散逐步走向统一，许多戎狄蛮夷接受华夏文化，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国开始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增设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在北方，派蒙恬攻匈奴，取阴山以南地区，设置三十四县。淮河流域的东夷，长江流域的南蛮，闽浙粤桂的越人，西方诸戎，云贵一带的笮、僰等族，都归秦王朝直接统辖。国家统一，郡县设置，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空前的有利条件。 汉朝（前206—公元220年）。汉朝继承秦代统一大业。西汉初年，匈奴控制着北方广大地区，汉王室与匈奴和亲，缓和民族矛盾，避免战争，有利于各族人民休养生息。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攻打匈奴，匈奴战败北撤，又遭丁令、乌桓、乌孙部族围攻，内部五单于争权夺利，势力衰落。公元前52年，呼韩邪单于向汉朝称臣。东汉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于汉朝，南迁西河美稷县。北匈奴一部分降汉，一部分西迁，剩下的10余万部众并入已迁至匈奴故地的鲜卑。鲜卑族首领檀石槐死后，族内各部互相攻击。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当地少数民族，西征大宛，汉置使者校尉领护西域各国。公元前60年改设西域都护府，直接管辖“三十六国”。汉族先进的冶炼钢铁、耕作灌溉、建筑技术、音乐文化以及丝绸、漆器等特产传往西域；西域的音乐、舞蹈等文化艺术以及良马、苜蓿、胡桃、葡萄和石榴等特产输入内地。汉朝在西北地区设立河西四郡、护羌校尉和金城属国，以保护羌族，在南越故地设南海等九郡。西南夷各族纷纷归附汉朝，汉朝在云、贵、川一带置牂牁等八郡。东北的乌桓属于东胡族。汉武帝迁乌桓人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等塞外郡地居住，设护乌桓校尉。又置玄菟等郡管辖东北各族。东汉名将班超在西域30年，官至都护，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深得各族人民拥戴。东汉末年，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与汉族杂处，形成“关中之人，戎狄居半”的局面。秦汉时期，中国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在融合周边各民族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汉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年）。汉族和少数民族纷纷建立王朝，鼎立并峙，群雄割据，民族在迁徙中融合同化。 三国时期，孙吴和蜀汉努力发展当地经济。诸葛亮七擒孟获，使少数民族甘愿臣服，置建宁、云南、兴古、永昌四郡，任命土官；命凉州牧安抚氐羌，改善民族关系。魏晋统治者为补充内地劳动力，招诱或强制边民内迁。西晋时，北方幽、并、雍、梁、秦、凉等州地民族错居杂处。西晋末年“八王之乱”造成严重的战祸、饥荒和瘟疫，少数民族首领乘机起兵，建立政权，连年征战，形成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当时，北方和西南等地出现“五胡十六国”。五胡指入居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和羌族。十六国为成汉、二赵（前、后）、三秦（前、后、西）、四燕（前、后、南、北）、五凉（前、后、南、北、西）和夏。这些政权大多是少数民族政权，只有小部分是汉族政权。前秦皇帝是氐族的苻坚，他重用汉士王猛，统一北方。苻坚企图进而消灭东晋，在淝水交战，溃败瓦解，北方再度分裂。十六国后期出现许多割据政权，更迭频繁。鲜卑族拓跋部崛起于代北，建立北魏。北魏统治者依靠汉族坞堡主势力建立基层统治网，吸收大批汉族官僚士族入朝为官，太武帝统一北方。此后，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和南方的宋、齐、梁、陈相继对峙，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加强中央集权，实行汉化改革，颁布均田令，推动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 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北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大规模南迁中原，与当地汉族融合。大量汉人南下长江及珠江流域，促进中原汉人与南方各民族的往来、同化和融合，并形成客家人。南北朝时期，北方周边的室韦、契丹、柔然、高车、突厥、吐谷浑和西域各族，同北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保持密切交流。南方的蛮、僚、俚等族主要从属于南朝，有时依附北朝。民族大迁徙造就民族大融合，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族学习汉人文化，汉人吸收少数民族的思想，在体制和文化上更具活力和创造力。 隋唐时期（581—907年）。隋文帝杨坚的祖辈世代在北魏为官，深受鲜卑文化影响，其父是鲜卑族宇文泰府兵十二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氏。杨坚从北周取得政权，进而吞并南方陈朝。在经历300年分裂动乱之后，全国再次统一。不久隋亡，唐立。唐代疆域广大，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更加密切。隋唐两朝王室成员以及大量功臣、官员具有北方胡人血统，隋唐王朝实质是各民族共同参与管理的政权。唐代周边有靺鞨、突厥、回纥、薛延陀、吐谷浑、吐蕃、瑶、俚、僚、蛮等族。唐王朝采取与少数民族和亲、允许少数民族内迁定居等政策，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与吐蕃王松赞干布，加强内地与西藏的经济、文化联系。文成公主对于发展汉藏友谊和藏地经济文化作出巨大贡献，藏族人民对她深怀敬意。据《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唐太宗重用的少数民族将领屡建功勋，授突厥贵族官职“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许多部落、部族相率内附。 唐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羁縻府州，由中央王朝册封各地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等，世袭官职。在全国共设立羁縻府、羁縻州856个，加强了中央王朝同各民族地区的联系。唐朝统一北方和西北的东、西突厥。唐太宗设燕然都护府，统辖大漠南北各部，在回纥部设瀚海都督府。各部要求从回纥往南开一条驿路，称参天可汗道，密切内地同北方各族的联系。唐在东北的契丹族地区设松漠都督府，在靺鞨粟末部设渤海都督府，在靺鞨黑水部一带设黑水都督府，在室韦地区设室韦都督府，在辽东半岛设安东都督府。在西域南北分设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在西南边疆，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居住在中南和西南地区的俚、僚、五溪蛮、西原蛮、莫徭等族分属于内地各道、府、州。唐代诗人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云：“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体现了长安城流行少数民族文化的盛况。 五代十国至辽宋夏金（907—1234年）。唐朝灭亡后，国家再次陷入分裂割据状态。“五代”指黄河流域相继建立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十国”指南方长江和珠江流域建立的吴、南唐、吴越、前蜀、后蜀、闽、南汉、楚、荆南和山西的北汉。十国之中，吴与南唐、前蜀与后蜀前后相继。五代之中，后唐、后晋和后汉以及十国中的北汉，为突厥之别部沙陀所建立。契丹族建立契丹国，后称辽。白族在西南地区建立大理国。 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结束以后，宋朝同契丹族的辽朝、女真族的金朝长期对峙。 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在西北建立西夏。宋和辽、金、西夏曾和平相处，也曾多次发生战争。党项等族和汉族人民一起开发我国北部广大地区，发展生产，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金代文化是宋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为元代文化的兴盛奠定基础。 元、明、清时期（1206—1911年）。蒙古族建立元朝，结束宋、金、夏以及吐蕃、大理、回纥等政权长期并立的局面，规模空前地重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疆域的基础。元朝在全国设立行中书省，并设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设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台湾。元朝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土司制度，任用各族上层人物充当各级官吏，称为“土官”。 明朝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各民族的地理分布趋于稳定，为近现代民族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明朝在云、贵、川、康等地少数民族聚居区推广土司制度，授各族首领以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等职，在各族聚居的府、州、县设立土官。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官隶属于兵部，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官隶属于吏部，皆世袭其职，给予符印，确立承袭、等级、考核、贡赋、征发等制度。土司制度比羁縻府州制度更进一步密切了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明朝在东北女真族聚居区设立奴儿干都司，下设卫和千户所，万历年间曾达到384卫、24所。在东北蒙古族分布区设兀良哈三卫；在西藏设乌思藏都司；在新疆东部、甘肃西部和青海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设哈密等八卫；明朝先后封鞑靼的阿鲁台为和宁王，封俺答汗为顺义王。达延汗曾以漠南、漠北地区为六个“万户”，分封子弟。后来各部分裂，相继恢复对明朝的臣属关系。明朝封西蒙古瓦剌首领为顺宁王、贤义王和安乐王。这些边疆民族都与中央王朝保持密切联系。东北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的先世为明朝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各部后，被明朝封为都督佥事、龙虎将军，1616年建立政权后金，割据辽东。皇太极继位后，改女真为满洲，改国号后金为清。 清代是中国疆域、民族分布格局定型时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作出重要贡献。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大批满人入关，形成满汉杂居的局面，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清雍正皇帝在云贵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过渡，加强了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扩大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北方和西北先后统一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在西域设伊犁将军，1884年在新疆设立行省。1885年在台湾建行省。 清代晚期，西方列强疯狂侵华，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悲惨境况激励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一致对敌。各族人民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中，表现出不甘屈服于内外压迫的坚强斗志。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资本主义的斗争。新中国成立以后，根除民族压迫制度，实现民族平等，各民族之间建立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关系，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现在，56个兄弟民族正在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由此可见，我们伟大的祖国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祖国的统一大业是由各民族共同完成的，少数民族为开发广大边疆地区建立了不朽功业。 二、司马迁《史记》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 著史是在特定历史观指导下，对先民古事进行甄别、择取、剪裁、建构的复杂文化行为。特定历史观背后必有特定的宇宙观、世界观、人文观、政治观、生命观、财富观作为支撑。杰出的史学家必定是优秀的思想家。司马迁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著作者，既是华夏文化体系的描述者、阐释者，也是自炎黄时代迄西汉华夏文明成就的集大成者、总结者与建构者，提炼先民大道，铸造华夏道统，建构民族认同，塑造民族性格，堪称划时代的大思想家。 （一）建构民族起源和国家认同 战国时期学者对华夏民族起源有多种提法，或源于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女娲、伏羲、盘古，或源于夸父、黄帝、炎帝、蚩尤，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司马迁精研众说，去芜存菁，系统编排，确认华夏民族起源于黄帝。 《史记》首篇就是《五帝本纪》，这是第一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经。黄帝之后是颛顼、帝喾、尧、舜，后世天子都是黄帝后裔。司马迁将夏、商、周三代的开创者列成世系表，他们都是黄帝后裔，虽然夷夏杂陈，族群万千，但天下一家，都是亲人，应和睦相处，相互关照。司马迁为神州万族建构共同的民族起源，是为建构共同的国家认同，寻求万世太平。大家认同一个政治共同体，就能共建、共享、共守这个政治共同体的规矩和秩序。为促进民族融合，建设和平世界，司马迁将当时国家权力所能延伸到的人群，包括匈奴、西南少数民族、东南百越、越南、朝鲜等，都定义为黄帝后裔，鼓励人们团结在黄帝旗帜下，成为黄帝事业的继承者。司马迁提出民族共同体的构想，成为后世努力的目标。 东汉以后中国政权一分为三，但魏、蜀、吴三个政权都不主张关门独立，都想重整河山统一全国。五代十国、南北朝以及近代的军阀混战都不能破坏华夏的大一统。我们都是炎黄后裔，必须像一家人那样聚集在一起过日子。这是中国历史与其他各洲各国的差异。司马迁的种族血缘建构，克服国家内部不同族群间的离心力，增强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千年之前的建构影响了今天，今天的建构必将影响千年之后。这不是巧合，而是文化建构对于历史进程的巨大作用。司马迁是从根本上规范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文化巨人。 （二）建构华夏道统 司马迁以《五帝本纪》开篇，接着是世家等，都是在苦心建构华夏大族的血缘统系。族统既立，需要道统贯穿，才能建立起华夏大族的整体性，才能维系中央政府奉天承运的合法性。没有建构族统，就无法建构道统。没有建构道统，就无法巩固族统，无法保证千秋稳定，万世绵延。 三皇五帝、大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的业绩都是华夏大族的辉煌实践，需要一个品学兼优的大圣人来阐发、宣教。春秋末世，纲纪崩坏，诸侯争霸，战事频繁，生灵涂炭。孔子修订《春秋》，以彰显先王道统，他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文化的集大成者，自觉建构文明道统，以此约束霸欲、治理乱局，重建文武周公时代的天下一统和太平。孔子奔走于列国，行教于杏坛，都以此宏愿为动力和旨归。华夏道统需要一个集大成者、阐发者和承载者。司马迁为平民身份的孔子写“世家”，将他提高到王侯的尊贵地位，尊他为至圣、法宪和标准，就是因为他有利于构建华夏道统，并利用其影响力，使后人有所崇仰与遵循，从而在至圣先师的激励感染下，积极进行持续性的道统建构和强化。后人如果懂得至圣先师的价值，沿着他指引的方向前进，华夏文明将可绵延不绝，永续万世。 （三）建构华夏民族性格 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圣王贤哲深谋远虑的选择和引导中铸就的。黄帝率军跨越万里，协和万国，抚佑兆民，秦孝公、商鞅削弱贵族世袭特权，始皇嬴政、李斯消灭封国，设郡县治理天下，都是对历史道路的自觉选择，对政治制度的自觉建构。《论语》推仁崇义，有子倡导孝悌，曾子三省吾身，都是自觉地引导社会价值，塑造民族性格。 世间百族各有文化差异和性格特征，受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历史道路、圣贤教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圣贤教化可以规范、塑造民族的道德风尚和性格。作为总结华夏三千年文明史的史书，司马迁必须有所取舍，或屏蔽，或光大，进而提炼出治国之道、为人之德。这是一个艰难复杂的文化活动，必须着眼于民族的未来。司马迁博古通今，洞穿黑暗，始终能以阳刚、澄明的心态揭示民族性格中的美丑、善恶、明暗，引导民族性格朝着刚勇、奔放的理想方向发展，而不是偏执地以黑暗与丑恶来定义民族性格。如何解读民族历史，塑造民族精神，这不仅是知识问题，还是信念和理想问题。司马迁坚信华夏是有理想的民族。《史记》开卷人物就是境界高远、胸怀阔大的伟岸英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等，都是从容自信地站在历史源头，引导民族向着灿烂光荣的目标前进。 人懂得给自己的生命赋予特殊意义，从而摆脱饥则觅食、欲则寻偶、生则趋附、死则避逃的动物逻辑。仁人志士认为肉身只是工具，担当道义才是生命价值所在。《史记》追述史事，始终以道义为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管仲、商鞅、屈原、贾谊、陈胜、吴广，皆顶天立地，纵横捭阖，血火开拓，成为华夏民族性格的骨架，万世不移。这是《史记》的主线。此外，《史记》还有一条伏线，于点滴之间凸显隐性道义，对民族性格的形成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正人君子为了担当道义，随时可以捐弃生命。华夏大族不仅需要担当道义的仁人志士，还需将此勇力内化为民族性格，标榜为价值原则，才能永葆文明昌盛，种族繁荣。司马迁终其一生，致力于叙史传经，追寻华夏道统，塑造民族性格。他为了完成《史记》，要求将死刑改为宫刑，忍辱余生，就是要将华夏民族的精神发扬至千秋万代。 （四）建构华夏民人一体历史观 古代世界，人们相信神灵造物，并相信神灵决定人类的政治命运和历史前途。司马迁摆脱神灵创造并主宰人类历史的观念，明确提出人类自身就是历史主体。他摆脱帝王英雄创造历史的观念，叙述大量底层小民的情感、行为、功勋及精神世界，建构人民创造历史、主导人类命运的历史观。司马迁没有将《史记》写成帝王将相专史，而是大胆突破，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观念渗入《史记》的各个细节。身份卑微而德才昭彰的人物得到司马迁的关注。来自底层的人物因功勋卓著成为显赫人物，对历史产生影响，受到司马迁颂扬，可见他非常看重草根贱民。 华夏文明成熟于三代。先民将治国之道、为人之道凝聚为典册，《诗》《书》《礼》《易》成为大经。承载并践行治国之道、为人之道的标志性代表人物被尊为大圣，尧、舜、禹、汤、文王、周公、伯益、伊尹、管仲、孔丘者是也。及至秦汉，天下归一，江山齐整，需要一个大圣将六经之道予以系统、完整地综合表述。司马迁大笔如椽，追述先民履迹，刻画圣贤形象，《史记》横空出世。中国经统建基于先秦，成熟于秦汉，发展于宋明，溃散于清末，华夏文化沦入末路。两百年来，无数华夏儿女奋勇拼搏，上下求索，开天辟地，从黑暗中杀出一条血路，经历无数牺牲，付出惨重代价，终于再次幸运地站在民族复兴的临界点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自觉发展华夏道统，让《史记》和《诗》《书》《礼》《易》的教重返殿堂。皇皇《史记》，道继《尚书》，光照千年。巍巍迁公，德侔仲尼，流芳后世。南宋史学家郑樵评价道：“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信哉斯言。 三、近代民族自觉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清末民初萌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中华民族整体意识苏醒，从“自在”的民族共同体逐步转向“自觉”的民族共同体。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随着清末民初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展开与高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此萌发。“中华民族”是由“中华”“民族”组合而成的。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首次提出“中国民族”概念。1902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阐述“中华”的内涵，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1905年，他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从历史演变角度重点分析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混合性，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汉、满、蒙、回、藏实为一家。因梁启超的地位和影响，“中华民族”一词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留日学生创办《浙江潮》《江苏》《民报》《国民报》《童子世界》等报刊，对民族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的含义展开热烈讨论。杨度在1907年发表《金铁主义说》，详尽解说中华民族的含义。他超越民族的血统意识，提出中华民族既是一个种族融合体，更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的一体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梁启超对“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进行革命性创造。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五族共和”成为民国政府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政治主张。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总纲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地位。“五族共和”初步确立民族平等的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法律基础。 1913年，蒙古族哲里木盟十旗王公和内蒙古西部二十二部三十四旗王公在归绥城（今呼和浩特）举行西蒙古王公会议，一致决定“联合东盟，反对库伦”，并通电声明：“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西蒙古王公的声明阐述了汉蒙之间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和同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运动日益高涨，“中华民族”一词逐渐普及，有关专门论著不断出现。1917年2月19日，李大钊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中写道：“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②李大钊叙述各民族地域和血缘的差异已经消失，多民族的交融组成中华民族，铸成中华民族精神。1921年，常乃惪在《中华民族小史》中指出历史上以传统朝代或单一民族来指称中国境内的全部民族不妥当，最好以“中华民族”指称中国各民族。1923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全面分析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轨迹及其内部诸种复杂成分。当时，出现了大量以“中华”命名的机构和团体，如中华书局、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革命党、中华民族大同会、中华银行、中华艺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足球联合会、中华工业协会、新中华报、中华日报、中华月报、中华新报、大中华自治公报等，“中华”成为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和中华民族集体的代名词，“中华民族”的称呼深入人心。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931年，日寇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华战争爆发。1934年，曲木藏尧、岭光电、王奋飞在南京发起成立“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提出在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中，作为“大中华民族构成分子之一”的西南“夷族”“自当奋发追踪”。组建促进会就是为了改善、促进“夷族”的生活和文化，为“大中华民族重生”输入新血液。1936年，高玉柱和喻杰才以“西南沿边土司夷苗民众代表”身份向国民政府提交“请愿意见书”，提出在国难紧急之际，应扶助“夷苗民族”与国内各民族齐头并进，以“增大中华民族之力量”。同年，“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印行《新夷族》第1期，在发刊词中提出“实现总理‘求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的伟大遗教，改善其生活，促进其教化，健全中华民族力量，巩固祖国基业，更进而促成和平的世界”。1938年，蒙古族、藏族、回族等民族的进步人士发布《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宣称：“汉满蒙回藏各民族，同为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以历史地理种种原因存亡与共相依为命，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同年，藏族人士青攘呼图克图、贡嘎呼图克图在《康藏民众代表慰劳前线将士书》中写道：“中国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之整个国土，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各民族结合而成之整个大国族。” 1939年，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首次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在学理上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华民族”概念。民族是“营共同生活，有共同利害，具团结情绪的人们而言”，“民族就是一个有着团结情绪的人民团体，只要能共安乐、同患难便是，文化、语言、体质倘能混合无间，固然很好，即便不能，亦无碍其为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一语道出中华民族的本质与精髓。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1943年，彝族精英岭光电在其著作《倮情述论》第四篇《国难期中夷胞应有认识与努力》中写道：“夷胞与其他同胞一样，系出一源；夷胞照造出健全形象字……与古代殷周文物比较研究，则多相契合；夷胞始终是中国一部分，在唐代以前，为中国之一部……而夷胞之为国民，始终如一。” 1935年，日本侵略者制造“华北事变”，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受到严重威胁。“中华民族”一词在1934年和1935年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从“2次”增至“21次”。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强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明确宣布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