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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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300217444
李北方,黑龙江人,1978年9月出生,《南风窗》主笔,分别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座右铭是“做毛主席的小学生,做一个人民的知识分子”。
新启蒙:衰败、修正与超越 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利益重新分配带来了社会结 构的重新洗牌,也带来了思想界的分化。对中国社会 性质的判断和未来道路的选择,思想界有各种各样的 回应,有人信心满满、言之凿凿,有人慷慨激昂、跃 跃欲试,有人凝眉沉思、上下求索。细审之,这些对 时代挑战的回应之间相差何止千万里,各派之间几乎 难以找到可以被共享的思想资源。本文试图以新启蒙 思想为坐标,对当下的诸种理念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和 剖析。 1949年,胡风诗意地写道:时间开始了。这一表 述的意思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光明的、进步的时 代到来了,与这个新时代相对应的,是此前的没有意 义、黑暗和落后。 为一个时代赋予意义是一种现代的现象,它既是 对崭新的历史阶段的概括,也是主观的意识形态建构 。这种思维方式在1978年之后再次浮现,新启蒙主义 的知识分子将属于他们的时代重新划定为现代的时间 起点,1949年以来的革命和建设的那段历史于是就被 归在这一起点之前了。 启蒙思想指向的是现代性。现代性思想起源于西 欧,是基于其独特的历史经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 义上,它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现代性包含了一种独特 的时间意识,它通过与过去的对立来自我确认,现代 被塑造为一个突破了不断循环的旧时间观念的新时代 ;现代性同时还是一个对某种社会形态的承诺,哈贝 马斯称之为一个“方案”,即一个在经济、政治、文 化等各个方面全面建设新的世界的蓝图。 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是殖民主义的副产品 ,其他地区对现代性的接纳往往是被枪炮征服的结果 ,伴随着屈辱、激愤和急切,故而接受和学习的过程 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性,不加批判地照单全收,在过 程上和结果上呈现出错位感。具体表现首先是“全盘 西化”,不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模仿西方,文 化、习俗等也企图和西方接轨;其次是激进地反传统 倾向,反传统有至少两重意味:既通过制造与传统的 对立确认现代的到来,也是配合文化上与西方接轨的 需求。 这也是20世纪初中国启蒙运动的总体特征。事实 上,中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构成极其复杂,内部包藏着 反启蒙的因素,知识分子群体基本上只是在“全盘西 化”和“反传统”的态度下获得了一致感;另外,在 当时的国内外历史背景下,中国走上了革命建国的道 路,启蒙思潮中断了。这就是后来新启蒙知识分子所 感慨的“救亡压倒了启蒙”。 1980年代初重又兴起的新启蒙思潮在态度和思维 方式上机械地继承了第一次启蒙运动的遗产:以西方 的目标为目标,以西方的道路为道路,《河殇》式的 “全盘西化”论受到追捧,传统再次受到检讨和批判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启蒙主义者在“现代/传统 ”二元对立的思维支配下,无视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历史中的现代性因素,将其视为“传统”而加以了彻 底的否定。 从“救亡压倒了启蒙”的历史概括中可以看出, 新启蒙主义关注启蒙甚于关注国家的独立自主,忽视 了建立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本是现代性必不可少的一 部分。这决定了新启蒙思潮的局限,其提出启蒙方案 仅限于建立在“国家/市场”或“国家/社会”的二 元对立基础上的针对国内议题的安排,漠视中国与全 球性政治、经济因素的互动关系,从而为中国加入全 球资本主义体系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这种不完整的 视野是以当时中国的相对安定和平的外部环境为背景 的,新启蒙主义者们不该忘记的是,这种环境恰是被 他们拒斥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留下的遗产。同 时,因为1949年以后的这一段历史,新启蒙思潮表现 出更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对平等的理念予以拒斥。 有知识分子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归结为中国近代思 想的两个“精神病灶”,即是这种思想倾向的集中表 现。 新启蒙主义者一般被泛泛地称为自由主义者,虽 然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差异甚大,但在现实中形成了某 种程度的相互替代关系。 P3-5 <p>著名思想家汪晖教授作序推荐</p><p> ·辨析自由、民主、人权、市场、改革等媒体塑造的“话语神话”</p><p> ·以敏锐洞察力分析中国社会的变动与重构</p><p> ·富于战斗性的社会批评和理论批评</p><p> ·思辨性强,文笔犀利、优美、流畅</p><p><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