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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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购买: 农民的鼎革(修订版)(精)
ISBN: 9787100162470
赵树凯,1959年11月生,山东莱西人。文学学士(山东大学),法学硕士(中央党校),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员,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82年8月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任办公室秘书、助理研究员。1990年8月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农村部组织研究室主任、河北省涿鹿县委副书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第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主讲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1996-1997);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访问学者(2000-2001);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合作研究员(2001-2002);德国图宾根大学客座教授(2012);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合作研究员(2010-2011,2016-2017)。
辨宋祁《汉书》校语 宋庆元本《汉书》 有宋祁校语, 明监本引之寥寥, 清殿本又据以补入, 读者颇尊信之, 其实乃不学者所依托, 非出宋祁也。 考校语十之七八, 为以意增删虚字, 强班、 颜简质之文以就顺习。 子京修《唐书》, 言艰思苦, 当时或笑为摹古太过, 何独于校书之顷, 反疑古人之文必语语顺习乎? 其矛盾不应如此。 然虚字增删,虽属多事, 未至不通。 若《礼乐志》“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气得接焉”(《史记?乐书》:“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 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礼?乐记》 同。 荀子《乐论》:“足以感动人之善心, 使 之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 祁云,“善心而当作善心也”;《食货志》“治田勤谨, 则畮益三升”, 祁云,“治田勤谨, 当作劝谨”;“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 祁云,“自天子当作自天下”;《地理志》“痛乎道民之道, 可不慎哉!” 祁云,“慎疑作愤”;《张良传》“良少未宦事韩”(《史记》 同), 祁云,“宦疑是尝字”;《主父偃传》,“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史记》“公等皆安在”) 祁云,“皆字疑作比”;《杨恽传》,“默而息乎, 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 祁云,“息乎疑作自守(此据李善《文选》, 五臣本亦作‘息乎’), 之义疑作之善”;《丙吉传》,“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 吾窃陋焉”, 祁云,“陋疑作狭”;《夏侯胜传》,“光让安世以为泄语, 安世实不言”, 祁云,“言字疑作泄”;《李寻传》,“夫以喜怒赏罚”, 祁云,“罚疑作诛”;《韩延寿传》,“令丞啬夫三老, 亦皆自系待罪”, 祁云,“自字疑作同字”; 《东平思王宇传》,“流言纷纷”, 祁云,“下纷字当作然”;《王莽传》,“聘诸贤良以为掾史”, 祁云,“聘诸当作聘请” 之类, 或不必改而改,或改而文义转不可晓, 是诚咄咄怪事, 岂子京除增删虚字外, 竟不能有一语之刊正邪? 其鄙陋又不应如此。 盖造此校语者, 读书甚少, 廑一村儒伎俩, 如以勃海郡之千童为平童; 不知渐江为浙江; 以出右北平俊靡县灅水为出雁门阴馆之?水(并见《地理志》), 则是未读《水经注》 并未读《说文》 也。《地理志》 师古注, 引《诗?秦风?四臷》(《诗》 今本作“驷铁”) 曰:“ 车鸾 , 载猃猲 。”“猲 ”,《诗》 今本作“歇骄”。(《释文》,“歇, 文又作猲。 骄, 本又作 ”) 毛《传》:“猃、 歇骄, 田犬也。 长喙曰猃, 短喙曰歇骄。”《释文》:“猃, 长喙田小犬也。” 张衡《西京赋》 亦作“载猃猲 ”。 猃与猲 , 并田犬之名, 解诗者未有异义,而校云“载猃当作载敛”, 则是未读《诗传》 与《西京赋》 也。《杨胡朱梅云传赞》:“昔仲称不得中行, 则思狂狷 ”, 师古《注》:“《论语》 载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行而与之, 必也狂狷乎! 狂者进取, 狷者有所不为。’” 此皆《论语》 文, 下始为师古自解, 而校云“进取下应添於道二字”。 接《孟子》(《尽心》) 引此, 但改“行” 为“道”,亦无“於道” 二字, 校者殆误认进取语乃师古文, 故辄加二字以为辞足义显, 是则虽《论语》、《孟子》 亦未熟读矣。“先生” 之称, 或称“先”, 或称“生”, 不必二字并称。《史记?晁错传》,“学申、 商刑名于张恢先”,《汉书》 作“张恢生”。《史记?晁错传》,“上招贤良, 公卿言邓公”,《汉书》 作“邓先”。《汉书?叔孙通传》,“叔孙生圣人”,《梅福传》,“叔孙先非不忠也”, 皆谓叔孙先生。《高帝纪》,“以魏地万户封生”,《陆贾传》,“至生来, 令我日闻所不闻”,“生揣我何念”,《蒯通传》,“生且休矣”,《贡禹传》,“朕以生有伯夷之廉”, 亦皆先生之简称也。 而校者于《公孙刘车等传赞》,“闻汝南朱生言”, 云“朱” 下当添“先” 字, 似不知生为先生之简称, 岂其于前后称生称先之文, 概忽焉未加之意邪?(《蒯通传》 称东郭先生,《邹阳传》 称枚先生、 王先生,《宣和六王传》 称驷先生等, 皆与称生或先者同, 非有轩轾于其间) 是则虽于所校之书亦未能熟读矣。 此类历历可指, 要之无非笑柄, 妄人借名射利, 无以掩其不学, 而读者懵焉勿察以为真宋祁, 使祁而不学如此, 则其所修《唐书》, 乃廑一酱瓿上物, 又何劳吴缜之纠弹邪! 或谓《张良传》,“忠言逆耳利于行, 毒药苦口利于病”, 校云,“逆耳苦口, 疑作逆于耳, 苦于口”, 此据《史记?淮南王安传》 及刘向《说苑?正谏篇》, 则其所校非尽苟焉者, 未可谳其必伪。 按《史记?留侯世家》 亦无两于字, 惟《淮南王安传》 有四于字,《汉书》皆删之。 援用古语, 但求不失原义, 裁剪固可由我,《史记》 两传异辞,《汉书》 或承或否, 皆不烦更为损益。 若以《说苑》 亦有四于字,则伪《家语?六本篇》 又有两而字, 校者亦将据以补入乎? 故此两语之校, 使尝检《史记》、《说苑》 而云然, 则未知古语之无妨裁剪, 可谓不善读书, 而拟议其辞, 挟诈示慎, 转觉可恶; 使无所据而云然,则此为校者以意增删虚字之一例, 谓其虽属多事, 未至不通, 犹之可也, 必欲以证所校之善而非出依托, 相去殊远。 抑此校语之伪, 全祖望亦尝设五可疑以辨之矣: 谓景文身预《史记》、 前后《汉书》 三史刊误之役, 不应引景祐刊误本俨如易代前辈之书。 阳夏公者, 谢希深也。 景文为欧公前辈, 希深、 欧公之友, 景文即引其语, 何至尊称若此; 景文卒于嘉祐六年, 于刘原父亦为前辈, 不应频引三刘《汉隶》 而驳之; 司马公身后始赠温公, 以景文引其语何以亦称温公? 朱子文, 南渡以后人, 景文又安得引其论《汉书》 之语?(节《鲒埼亭集外编》 卷四十八《辨宋祁〈汉书〉 校本》)盖皆从子京之辈行前后, 以勘定依托者称引之乖舛, 且因以断其所引“南本”、“浙本”、“越本”、“邵本”, 无非伪造, 可谓确凿不移。 然吾甚怪子京长司马光二十岁, 先光死二十余年, 不特如谢山云不应称光为温公, 并不应引光之语, 即引其语, 亦不应引及光于子京死后二十余年始成之《通鉴》 或其《考异》, 此固荒谬之尤显然者。 而主校殿本《汉书》 之齐召南, 渊博不亚谢山, 何以竟无所睹, 居然奉一白腹村儒, 以与师古抗席, 则知官书鹘突, 古今一辙, 可叹哉! 挽近流布旧籍, 蔚为风气, 殿本二十四史之重印, 坊问屡见不一见。 窃以为谢山之文, 尚在殿本校刻之前, 当时既未注意及之; 后之读《汉书》 者, 因以殿本采入宋本校语, 乃经几许翰苑耆宿之审阅,不容更致疑于真伪, 其尝见谢山文者, 又以谢山所辨, 或出后人搀杂。 夫物之眯目, 则嫫姆倭傀, 戴皎日而有遁丑, 伪校语之颇为读者尊信殆以此。 故吾更从依托者之不学, 摘其尤可发噱之处, 以取验于读者, 俾读者知其鄙陋不通, 虽稍读书者亦不至此, 不特辈行称引之乖舛已也。 抱流布古籍之愿者, 倘以吾文庶几谢山之后劲, 于重印殿本《汉书》 时, 能毅然削此伪校语而勿留只字, 雪古人之污, 绝方来之惑, 则谢山与吾为不徒辨矣。 (一九三六年《大公报?图书副刊》第一二九期及《国学论衡》第七期) 中国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农民的改革,中国的农民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改革的农民 1.中国农民为主张自己的权利而不懈斗争,成为改革既有制度体制的有生力量,这应该成为观察思考农民问题的重要角度。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的“农民保守论”需要做出理论的检讨批判。在过往的改革经验总结和农民研究中,这种检讨批判还非常不够。中国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农民的改革,中国的农民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改革的农民。这便是作者对本书主题的基本概括。 2.在本书中,作者主要结合对现实农村生活的具体观察,提出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特别是联系以往的一些政策思想、政治理论中的问题提出看法。作者认为,关于农民与国家关系的研究,重要的不是观点本身或者结论,而是问题的充分提出和讨论的自由展开。 3. 农民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是举足轻重的角色。新的社会政治变迁需要学术跟进,不论是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的调整,还是学术视野的拓展,都要与时俱进。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学者自己的需要。作者将这些文字汇集到一起,希望为农民研究和基层政治研究起到启发思考、推动探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