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期望：克服家庭和校园中的骄纵文化》

作者简介

威廉·戴蒙（William Damon），当今世界研究人类发展最杰出的学者之一，被誉为“影响世界的50位心理学家之一”，儿童心理学权威巨著《儿童心理学手册》（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四卷本）总主编，斯坦福大学教育系教授，斯坦福大学青少年中心主任，美国国家教育科学院院士。

内容简介

第5章 现代错误概念之二：错误的对立 观念的两极分化 在今天关于青少年的公开讨论中，最扭曲、最令人不安的是教育和育儿观念不必要的两极分化。对立思维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教育中，我们争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教孩子学科知识还是思维技能；我们应该让学校变得有趣还是严格；我们应该通过看字读音教学法还是整体语言教学法来教授阅读；我们应该强调品格还是成绩；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还是培养他们的反思能力。在家庭中，我们争论父母是应该强调自由还是责任，是应该强调自我表达还是管教。在社区里，一些人主张增加孩子们的权利，另一些人则主张增加孩子的责任。还有一些问题也可能会产生争议，例如我们是应该直接劝告孩子们戒掉毒品和性欲，还是否应该更详细地指导他们认识其风险。 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会发生激烈的辩论，就好像所有的可替代方案都是相互排斥的，是势不两立的，而不是相互联系的。政治领袖和民间领袖采取了过于简单化的立场，并在这些立场之间制造了巨大的鸿沟。许多人是故意这样做的，以便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把自己放在一边，把对手置于另一边。这就是现代的政治策略，即制造情感“楔子”来吸引选票。就复杂的社会问题而言，这种策略既不负责任，又不实事求是。真理总是夹在虚假的对立面之间，丧失在巨大的鸿沟之中。 育儿问题的两极分化，除了让真相变得扑朔迷离外，还导致老年人群体陷入瘫痪，他们本应该被动员起来为年轻人提供指导的。对立思维造成的瘫痪是导致今天如此多年轻人迷失发展方向的主要原因。为了改变年轻人普遍士气低落的现象，负责任的成年人需要团结一致，而不是互不买账。 我们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品格教育倡议，这就是对立思维会造成严重恶果的一个明显例子。这并不是说，人们没有就学校是否应该传授价值观或传授哪些价值观达成一致意见。事实上，人们已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即我们需要一些教育项目向年轻人传播核心的社会价值观。1993年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超过90%的美国父母同意公立学校传授这些核心价值观：道德“金规则”、道德勇气、关爱、对不同种族和民族背景的人的包容、民主和诚实。（事实上，97%的受访者支持诚实这个核心价值观；这让人不禁感到好奇剩余3%的人在想什么。） 这样的共识表明了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人们应该针对这样的问题形成强有力的公共政策。然而，在1994年春天，一项支持品格教育的专题会议和某些示范性项目的温和决议，在美国国会委员会中被以23票对6票的悬殊差距彻底否决。这是美国国会近年来第7次拒绝品格教育倡议，尽管实际的情况是，正如一位孤立无援的国会支持者哀叹的那样，“整个国家都在为此而呐喊”。 原因何在呢？政客们选择了忽视人们对于向年轻人传播价值观达成的广泛共识，转而关注导致全国人民分裂的热点争议问题：堕胎、同性恋、禁欲和宗教表达，等等。正如一位记者所说：“自由主义者担心品格教育运动可能会为宗教与公共教育的融合大开方便之门……与此同时，保守派人士担心品格教育会传播政治正确和削弱父母权威。”你可能会认为，鉴于人们共同关心的青少年行为问题，双方可能会同意支持关注诚实、关爱、民主等的品格教育计划，而将其他问题留在私人领域。但是，人们在更具争议的问题上的持续对立，已经断送了人们进行任何合作的可能性。 这样的瘫痪已经蔓延到了整个教育领域和其他领域。正如一位报道品格教育困境的记者所写的那样：“华盛顿发生的争议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很大的关系：联邦政府插手教育的几乎每个方面，这实际上导致了多年的不和谐。”政府为解决其他严重的青少年问题如吸毒和早孕所作的努力，都因为类似的令人无奈的争吵而屡屡受挫。我们似乎宁愿互相争斗，也不愿结成统一战线，为青少年提供他们所需的指导。 为什么在面对许多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时相互对立的立场仍然存在呢？我们只能揣测。一些人指出，现代媒体的贪婪和煽情主义滋生了一种破坏性的“批判文化”。一位观察家写道：“如果公共讨论是一场论争，那么每个问题都必须有两个方面—不多也不少……批判文化的基本信念是，有反对意见才会有真相。” 在青少年发展方面，这样的情况尤其成问题。虽然在民主社会中，公共生活的许多领域的确可以通过激烈的辩论得到改善，但在青少年发展问题上，太多的对立冲突只会适得其反。它侵蚀了人们一致认可的价值观。我们成年人需要凸显这些价值观，从而确保所有的孩子完成社会化过程。我们的很多社区未能为年轻人提供正确的发展方向，恰恰是因为我们已无法再达成这样的共识。 情况并不总是这样。虽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对青少年的发展及其最好的促进方法争论不休，但是这样的争论并没有演变成公共领域针锋相对的政治辩论。一方面，有关人类发展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不能被简化为沙文主义。教育和儿童医学方面的问题被视为技术问题，需要一定程度的专家分析。另一方面，道德问题，如儿童的品德发展，被视为私人问题，而不是公共问题。在通常情况下，这类问题都由教会和家庭来处理。在大多数社区，人们对什么最有利于儿童发展已有普遍共识。如果人们对这样的事情持有不同的意见，那么这些意见也不会公开讨论。 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近年来，公众人物在教育、“家庭价值观”和育儿方面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以期谋取自己的政治优势。人们对待青少年发展的态度已变得截然不同且两极分化，而促成这种两极分化已经成为新的政治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新的政治战略就是创造文化“楔子”问题，让政治候选人与其竞争对手区分开来。 例如，在1988年和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两个主要政党都有意识地将教育带入政治辩论的舞台。一些重要的公众人物就择校和学生考试分数等教育问题发表了政治演说。他们还讨论了家庭问题，比如单亲家庭的困难以及女性是否应该成为全职母亲。这些政治对手因其在育儿问题上公开发表观点而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因为这些问题曾被认为是非常私人的问题。 实施这一战略对于政治家来说是值得的，因为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概述的青少年问题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幸的是，这一战略在确定科学合理的育儿方式方面具有的价值与它的政治回报并不相称。事实上，正如我将要证明的那样，两极分化本身正在恶化它原本想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包括现在父母的失望和年轻人的士气低落。 为了确保我们年轻人的未来，我们需要重建一位社会学家所说的“青少年宪章”—即我们应该引导年轻人达成什么样的行为和目标的不成文的社会共识。弗朗西斯·扬尼（Frances Ianni）在一项针对300多个美国城镇的研究中发现，与被广泛宣传的富裕程度、种族、地理位置、家庭结构或社会地位等因素相比，“青少年宪章”可以更好地预测青少年的健康行为。 对于所有理解多重影响之源对孩子的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人来说，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年轻人从他们生活中的所有人（甚至包括他们从电视广播中了解的公众人物）那里接收关于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误的信息。正如我将在第7章中所阐述的，多重信息来源协同发挥作用，引导孩子朝着有益的方向发展。当这些信息相互冲突时，它们就会失去一致性。这可能是年轻人在生活中感到困惑和士气低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两极分化还有其他意想不到的有害影响。它过分简化了针对当今青少年问题的可替代解决方案，并将这些解决方案相互隔离开来。结果，没有任何一种解决方案足以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犯罪和暴力、年轻人令人不安的冷漠、低成就、自我中心、有可能吞没整整一代人的士气低落浪潮，这些都是错综复杂的、多种因素导致的问题，任何简单的解疑遵循了这样一条路线：把学校视为表达自我，而不是取得成就的场所；把学校看作是好玩，而不是刻苦努力的地方。 再一次，我们了解的有关孩子的一切都告诉我们，他们需要这两种选择才能茁壮成长。如果没有机会锻炼他们的创造力，他们很快就会对学校提供给他们的学习材料失去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他们被要求完成一些需要刻苦努力的事情时，他们就会崩溃。尽管有“忙碌小孩”的概念，但是在面对挑战时感受压力这并非儿童的天性，只要他们在面对挑战时能够获得支持。事实上，让孩子感觉更多压力的是缺乏挑战所带来的期望空。这才是当今儿童面临的真正风险—没有什么值得奋斗，类似于我在上一章中讨论的“没有什么可以信仰”，这是令人感到沮丧的。儿童是天生的奋斗者，但是他们需要找到既饶有趣味又充满挑战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趣味性和严谨性都可能对孩子们的成长有帮助。 在描述以儿童/成年人为中心的两极分化产生的错误对立时，我粗略地谈到了这样那样的意识形态倾向。严格地说，以儿童为中心的偏见或以成年人为中心的偏见，都不是意识形态立场，尽管有些人认为它们可能属于更宽泛的世界观。它们也不代表系统性的政治立场，尽管一些政客确实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它们。然而，在今天的教育领域，有一些争议形成了真正的政治问题。例如，有个长期的争论是学校在学生群体中是应该追求公平教育，还是应该追求精英教育。显而易见，双方的拥护者都无法想象学校两者兼顾；因为在他们看来，为学习较慢的学生创建可掌握的课程，就会阻碍天赋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力。这是一场极具破坏性的争论，它让一些用心良苦的教育工作者白白耗费多年的心血。这也是另一个错误的对立。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做到两者兼顾：只顾其一不管其二的学校教育项目，不可避免地在这两个方面都会宣告失败。 近些年，教育界最激烈的政治争论是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问题。学校应该鼓励学生们保持自己的文化认同，甚至相应地调整课程，还是应该为所有人提供“一种最好的”教育，以期不仅给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而且促进国家统一？这个问题上的笔墨官司比其他所有争议问题加起来还要多。双方均抛出了各种谩骂之语：“种族主义”“性别主义”“自由主义” “左派”，等等。这场文化战争的前沿阵地一直是我们的各所学院和大学。然而，一些小学也有反响。我在这里要谈论的就是这样一所小学。今天在学校工作的所有人迟早都会看到这样的反响。 我自己与这所小学最令人难忘的第一次接触是我在一个多种族的城市社区里组织的一次教育活动中。那个社区全是新来的移民。老师和研究人员队伍一直在为学生们寻找好的写作主题，这些主题既要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又要能提出基本的问题进行教学和讨论。此外，那一年这所小学的优先主题是公民身份：公民身份的含义，它的权利和责任，依赖它并保护它的社会机构，它是如何在我们的历史上产生的，等等。当然，对不同年级的孩子来说，它代表的意义是不同的，但是它可以让所有年级的孩子都对我们社会中的公民身份有一些了解。 我给这所学校的一个建议是，让所有年级的孩子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做一个公民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知道这个题目让所有的孩子都有话说—年龄较小的孩子也许能谈谈地理、食物或体育；年龄较大的孩子也许可以谈谈历史、社会、文化、政府甚至他们自己作为美国公民的未来前景。无论孩子们写什么，它都能够提供许多机会，让我与老师和同行进行富有启发性的讨论。我预计新来的移民儿童会觉得这项任务特别有趣，因为这让他们与更早移居此地的家庭的孩子有话可谈。 这个建议并没有被采纳。无论这个想法的优点（或缺点）是什么，它没有被采纳的真正原因都让我感到惊讶，也让我长了见识。许多老师说，这个想法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会激怒其他一些更激进的老师和一些更警惕的父母。我天真地问道，为什么这样一个好的写作主题会激起人们的愤怒？“因为社区里的每个人对文化问题紧张兮兮的，每个人都不想节外生枝。”此外，整个社区都担心，如果学校谈论任何文化敏感问题，孩子们就会被“洗脑”。有人劝我，即使告诉父母孩子们天生不是那么容易被洗脑的，也无济于事。 简而言之，由于文化之战和人们对儿童天性的普遍错误概念，这个社区陷入了瘫痪。整个社区的恐惧如此之深，以至于老师们都不敢问他们的学生，他们的国家认同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学校禁止讨论孩子形成其个人、社会和历史意识的重要而丰富的生活环境。在这所学校，公民身份的认知只能通过枯燥的、感觉遥远的公民教育课程来学习。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联系孩子的真实生活体验来教学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 教育和政治终究无法和睦相处。每当一个政治问题进入学校，或者反过来，一个教育问题变得政治化，那么学校教育的使命就会深受其害。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被转移了，复杂的想法简化成了口号。政治稻草人被创造出来；本来很有希望的新解决方案却遭到歪曲和诋毁。 在这些两极分化的争论中，有关儿童的错误概念迅猛增加。现代贫乏和肤浅的政治辩论为错误概念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此外，我所讨论的许多错误概念高度契合了某些机构的利益，这些机构通过推广对社会问题的片面解释来获得公众支持。在这些机构工作的很多人都没有什么职业动机去弥合这些错误的对立，或揭穿决定青少年问题公开讨论走向的错误观念。在这样的情况下，错误观念很快就广为流传，深入人心。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作出特别的努力，揭穿根深蒂固的谬论，将它们暴露在真相的新鲜空气中的意义所在。—孩子们的能力有多弱；他们有多顽劣—他们有多脆弱；他们是如何学习读写和其他技能的—他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发展品格和能力。每一种错误的对立都掩盖了真相，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不再迫切地努力寻找建设性的方法来培育今天所有的年轻人。 以儿童为中心的失衡 如果说有一语成谶的例子，那么“以儿童为中心”这一短语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例子。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是一段充满希望的历史，是一部关于儿童的独特视角和需要的启蒙历史。然而，从另一些方面来说，这又是一部过于简化的、令人困惑的历史。科学洞见被系统性地曲解，复杂的科学真理沦为与真理本身背道而驰的口号。最糟糕的是，人们把以儿童为中心的方法当成了一种教条，与更传统的、以成年人为中心的立场对立起来。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成年人看待孩子的方式发生了一场革命。尽管没有那么喧闹，但这是一场思想上的转变，其深刻程度不亚于哥白尼革命。哥白尼革命将宇宙的中心从地球转移到了太阳，而这一次革命则将儿童教育的中心从成年人转移到了儿童。从儿童研究中得出的新见解是，孩子们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小大人”。他们有自己特殊的感受、愿望和幻想，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与成年人大有差异。 在我们逐步认识到这一点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个里程碑。几个世纪前，绘画和文学作品刻画的儿童是未完全发育的、样貌粗俗的“小大人”—他们没有显示出与其年龄相符的身体或行为特征。人们通常认为儿童比成年人知道得少，而不会认为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与成年人不同。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是早期反对以成年人为中心的观点的人，他写道：“儿童有自己观察、思考和感受的方式，没有什么比试图用我们的方式来取代他们的方式更愚蠢的做法了。”在19世纪，艺术、文学和科学开始认识到儿童独特的内心世界。人们通过诗歌、故事和“成长小说”来探索年轻人的梦想和恐惧。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威廉·普赖尔（William Preyer）等著名科学家均对儿童的思想和情感产生了兴趣。但是，最大的飞跃发生在20世纪，瑞士认识论学者让·皮亚杰推出了其里程碑式的著作。 在长达60年的职业生涯和数十项开创性的科学研究中，皮亚杰一次又一次地指出，从第一天起，人类的发展是一个认知结构彻底重组的过程。从心理学上讲，这意味着一个人的思想和信念可能会从一个发展阶段完全转变到下一个发展阶段。这里列举皮亚杰最喜欢的一个例子：在很小的时候，一个孩子可能会认为，一个又高又瘦的杯子装的一升水可能比一个又矮又胖的杯子装的一升水更多。两年后，同一个孩子可能会说两个杯子里的水一样多，甚至可能会否认他以前说过这样的话，因为这样的话听起来非常荒谬、不合逻辑。皮亚杰理论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人类认知结构在婴儿期、儿童期、青春期和成年期重组的数千个例子。有些重组与逻辑概念有关，有些与自我的看法有关，有些与道德信仰有关，还有一些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性质有关。 皮亚杰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书像风暴一样席卷了知识界，永远改变了作家、教育工作者以及父母们理解儿童精神生活的方式。40年后，皮亚杰的理论有了更大的实证基础和更复杂的数学公式作支撑，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燃起了人们的兴趣。在此期间，皮亚杰的作品第一次获得了科学心理学学科及其分支学科的真正认可。发展重组的概念在儿童心理学、社会学、品格理论、心理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等学科中广泛传播。“儿童有自己的世界观”这一理论性较弱的概念，扩展到了教育、临床心理学、精神病学、医学和法律等应用领域。 儿童有他们自己的理解事物的方式，这是皮亚杰自己在对儿童逻辑的独特性进行分析时提出的概念，这也是一个温和且足够准确的概念。近些年，严肃的儿童认知科学研究在方法和实证基础上都极大地受益于皮亚杰对这一问题的远见卓识。当代重要的认知科学领域的基础正是皮亚杰的思想，即让儿童从做中学，做积极的信息处理者。 但是，这些远见卓识在应用领域中的运用却没有那么准确，也没有那么有效。在教育领域，孩子们有自己的思维方式的概念，已经演变成众所周知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已成为缺乏学术严谨性和教学目标不清晰的代名词。正如我将在第9章中阐述的那样，源于真正的皮亚杰认知科学理论的发展方法，与我们学校现在盛行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松散的学习方法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不幸的是，两者在人们的心目中已被混为一谈了。通常而言，好的思想被扭曲比直接攻击它对其可信度造成的危害更大。 在父母当中，以孩子为中心的信念夸大了他们对孩子每时每刻的感受的担忧。它们也阻碍了激发孩子去获取成就的努力；它们还侵蚀了父母管教孩子的基础。在临床专业，以孩子为中心的观念让人们感到困惑，人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和对待孩子的幻想。在法律界，它们让年轻人的权利和责任变成反复无常和毫无根据的失衡。 在每一种情形中，科学的有效见识都被两极分化的辩论所削弱，这些辩论将以儿童为中心的方法与以成年人为中心的方法对立起来。由于这两种观点被隔离开来，它们都失去了平衡，也失去了核心智慧。近年来，较新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方法正在逐渐取代较传统的以成年人为中心的方法。但是，尽管以儿童为中心的方法在实践领域和其他领域积累了一些势头，但是它被证明越来越不足以应对它所面临的挑战。只要错误的对立造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立场，这种情况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在现代世界的各个地方，以儿童为中心的教条正在迅速主导学校教育，特别是在幼儿园和小学。用教育工作者的话来说，“以儿童为中心”通常是一种放任自流的学习方式，它允许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进、追求自己的兴趣以及从自己的行动中学习。它遵循了一种被称为“建构主义”的学习观点—这一观点也被广泛认为是皮亚杰的观点。 建构主义假设孩子通过他们自己的心理和身体活动，而不是通过别人提供给他们的信息来构建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因此，教育工作者应竭尽全力创造好的学习环境，让孩子自发地行动，并从中获得具有启发的反馈信息。建构主义现在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运动，有自己的基层组织和时事通讯。它主张学校不要强调正规的教学、普遍性的要求、事实的掌握、死记硬背的学习、外部的激励（如成绩）和标准化的考试。它强烈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学习应该是有趣的、引人入胜的以及具有内在激励性的。 就像所有真理一样，在一定的语境中，这些都是有价值的想法，但是，当它们被过于简化和过度扩张时，它们很快就会失去价值。毫无疑问，建构主义对我们理解孩子的学习过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孩子通过他们的行动来了解这个世界，这样的认识已经朝好的方向改变了儿童发展研究和实践。我们不再被禁锢于这种毫无成效且不太可能的假设：孩子们会像海绵或录音机那样被动地吸收知识。我们不再认为所有人，包括孩子，会以同样的方式接受和解释信息，就像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 F. Skinner）和其他行为学家曾经认为的那样。孩子的内心世界具有不同于任何成年人的特殊属性，这样的认识才是有效的，也是有益的。 但是目前，这些思想在教育上的应用看起来更像让-雅克·卢梭的偏激的、片面的观点，而不是让·皮亚杰及其追随者们的严谨的、复杂的科学。事实上，皮亚杰不仅是一位建构主义者，也是一位互动主义者。当皮亚杰写道孩子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学习时，他并不是说他们在真空中学习。正如皮亚杰所阐述的那样，这个学习过程必不可少的是孩子的行为在现实世界中获得的反馈信息。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互动。孩子用手指戳一个物体，它会移动，孩子从与真实物体的互动中学到了一些关于运动物体的知识。同时，另一个人—父母、老师或同龄人—也可能会对这个孩子谈到这样的经历。因此，孩子也从社会互动中学到了一些东西。这个孩子自己最初的行为对学习过程至关重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行为本身就教会了这个孩子需要知道的一切。 在他的大部分研究中，皮亚杰强调了孩子与物理环境的互动，但是他广泛论述了社会互动对孩子学习的贡献。新皮亚杰理论以及其他认同皮亚杰儿童主动学习模式的传统理论学家的最新著作，甚至进一步强调了所有学习的社会互动基础。事实上，现在几乎所有关于儿童发展的肃理论作品都认为，对于孩子来说，学习既不是一种唯我独尊的表达，也不是一种被动的体验，而是学习者、老师和现实世界之间复杂、广泛和多层次互动的结果。 我们很少有针对幼儿的教育项目体现这一智慧。目前，建构主义在教育中的应用，只保留了皮亚杰互动主义的一个方面，即以儿童为中心的方面。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的观点已经在教育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低年级的老师当中。因此，大多数地方的幼儿教育变成了一个结构松散的大杂烩，包括讲故事、唱歌、无人指导的工艺美术、游戏活动和频繁的聚会。人们的标准期望越来越多地是，幼儿需要表达自己、与自己内在的兴趣“挂钩”以及建立自尊，他们的技能和知识可以等到以后再学。还有一种普遍的感觉是，过早引入正儿八经的功课可能会扼杀儿童的创造力，永久损害儿童的学习动机。一些特例如结构更紧密的蒙台梭利教育项目—它也是以儿童为中心的，但取其最本初的、更严谨的意义—要么人气正在下滑，要么已开始屈从于常规做法。而且，这一观点不仅在幼儿教育项目中迅速传播，而且还蔓延到了小学高年级。学生开始学习读写和算术技能，以及掌握基础学科知识的年龄不断被推高。 对于孩子以及所有人来说，低期望只会产生低成效。推迟引入严格的学科学习让学生们除了玩耍之外几乎无所事事，这给人的印象是这确实是他们能做或想做的事情。可悲的是，受这种方法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在家里几乎从不准备功课的学生：他们正是最需要富有成效的学校体验的学生。拒绝给孩子认真学习的机会，这样的哲学理念注定会导致孩子的学业失败。但是，低期望的自我实现预言对学习快的人和学习慢的人、有准备的人和无准备的人都有影响，因为它在所有学生都渴望并准备好为其理解能力奠定基础的年龄剥夺了他们这样做的机会。 以儿童为中心的观点不仅低估了儿童的能力，而且也搞错了学习的本质。这表现在两个方面：智力方面和激励方面。此前，我论述了建构主义的谬误—它忽视了所有智力成就的互动本质。简而言之，孩子们不能完全靠自己学习：要获得智力发展，他们就需要那些试图教他们东西的人的指导、督促、挑战、纠正和帮助。无论古典哲学存在什么幻想，学习不仅仅是实现一个人最初的内心暗示，它还需要现实、信息、交流和社会支持等外部结构。最重要的是，它需要有组织地呈现系统的知识体系。 大卫·科恩（David Cohen）是现代教育实践的著名批评家，他观察到一位加州老师（他称之为“O夫人”）试图通过基于活动的、着眼于孩子们自发兴趣的教学方法给二年级学生上数学课。这位老师非常敬业，很有热情，而且用心良苦。但问题是，她似乎对教授学科知识并不感兴趣。科恩写道：“在谈到数学问题时，她总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她把重点放在了学生的体验上，而不是她教授的数学概念上。O夫人的教学行为受到了畅销的（和经典的）建构主义专著《按他们的方式教数学》（Math Their Way）的指引。科恩是这样描述这本专著的哲学观念的： ……体验是生动的、重要的和直接的，而书本都是抽象的概念和死气沉沉的公式。《按他们的方式教数学》还声称，具体的东西才是幼儿发展所需要的。它多次提到数字是学习数学的“成年人”的方式。这个观念引出了另一个更重要的观念：如果数学教得其法，它就变得很容易……这本书的主张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它很少注重解释数学概念……它只需要适当的教学材料和活动就能教好。 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O夫人只能给她的学生们上一堂令人困惑的、毫无教益的课。她用包含豆子和图表的游戏来娱乐学生，但却几乎没有清楚地解释任何数学知识。在科恩的所有观察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O夫人挑战了她的学生们的现有能力或促使他们学习新的东西。不可避免的是，这个有趣的游戏甚至失去了它的激励作用：“每个人早在游戏做完之前就变得萎靡不振了……”科恩写道。在努力让数学变得简单和有趣的过程中，O夫人忽略了这门学科的核心概念和技能。这个例子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长远来看，正是学习这些概念和技能的期望为学生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 学习的动力不能只来自内部。它建立在内部和外部诱因相结合的基础上—包括老师的期望、支持、鼓励和成绩。近年来，“内在动机”这个词占据了崇高的地位，在所有从属于建构主义和儿童中心主义的概念中，它已成为其中最不受质疑的概念。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都认为，如果孩子想要从学校教学材料中受益，它们就必须能从内心里激励孩子。然而，再说一次，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外部动机—通过奖励、压力和其他激励措施来鞭策孩子—在真实的学习过程中也有其重要作用。仅仅依靠学生内在动机的学校教育项目不能教会学生克服与任何追求相伴的、不可避免的挫折和辛勤付出。简而言之，像这样的方法无法让孩子养成他们持续取得成就和真正掌握技能所需要的工作习惯。 最新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心理学家莫德凯·尼桑（Mordecai Nissan）比较了强调内在动机的学校项目和具有更传统学习动机（如要求完成的作业和分数）的学校项目中学生们的现，结果发现具有外部动机的学生的表现从长远来看要好得多。它们不仅培养了学生们的技能，而且培养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毅力，即使在一门学科变得困难或枯燥乏味的时候也能够坚持学下去。习惯于仅仅依靠内在动机的学生往往一失去兴趣就会放弃，他们无法从勤奋、自律的学习中获得随之而来的满足感。 从老师的角度来看，主要根据孩子的兴趣和感受来指导教学，就像在大雾弥漫的黑夜不用指南针来给船只导航一样。没有稳固的学习目标和标准做基础，老师和学生都会迷失方向。当然，老师要用孩子们感兴趣的方式来传递信息和执行教学任务。没有人愿意回归到枯燥训练的日子，那时学生唯一有意义的逃避方式就是盯着窗外发呆或者开始做白日梦。但是，让孩子参与进来并不需要搁置严格的教学议程。从长远来看，孩子们将会对学习学科知识的挑战感到着迷，因为这些挑战将大大提高他们的理解能力。 近些年，在许多场合，我观察到老师们苦苦挣扎，试图根据学生们一时的兴致和感受来指导他们的课堂。他们紧张地在不同的课堂项目之间切换，希望找到一个能吸引学生注意力的项目。在这种教学实践中，老师原本想要解决的孩子们上课走神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这一点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这样做导致了教学目标的混乱，也导致了教学意图与教学实践之间的矛盾。其中一些矛盾是如此明显，却又如此不受人注意，要不是它们如此有害的话，它们还是很有趣的。我想起我曾经观摩的一次课堂教学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录制课前的谈话中，这位老师表示，她相信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学生们的自尊。但是，正如我在第4章中详细论述过的那样，自尊本身并不是一种足够重要的品质，无法成为教育工作者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将自尊与她的学生们对他们自己的模糊感觉、他们的功课以及他们与她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她希望她的学生在这些事情上都感觉良好。 这位老师的课堂实践结果完全事与愿违。上课后不久，这位老师就失去了学生们的注意力。她努力想让他们对她交代的课堂任务产生兴趣，但收效甚微。她把个别学生拉到一边，教他们如何执行任务，并表达了她自己对这些材料的兴趣，但结果无济于事。由于注意力极其分散的学生感到坐立不安，课堂变得越来越不受这位老师的控制。她最后的反应是一种绝望，因为她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来提供更可靠的参照框架。这位老师逐渐提高了她的嗓音，直到声音变得高亢而愤怒。她哄骗、恳求、威胁着学生。没过多久，她就开始对所有不听话的学生破口大骂。“你最不听话！”她对一个学生吼道。“你有什么毛病吗？”她骂另一个学生。“别这么傻！”她斥责第三个学生。接着，由于对一个小男孩感到失望至极，她大声吼叫道：“你简直就是一个废物！”在课后的讨论中，这位老师抱怨这群学生太难应付了。但是，她仍然坚信，作为一名老师，她的首要目标是建立孩子的自尊。 教学目标和实践的脱节使这位老师陷入了困境，这种脱节源于目前整个文化的困惑。尽管我强烈感觉这类事情并不鲜见，但是我也不能说它们有多么常见。我的观点是，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和学生缺乏明确的外部标准来引导他们，因而误入了歧途（我将在第9章中讨论教育的基本标准）。片面地关注儿童变动不居的内心世界，让孩子们需要的外部标准变得模糊和不确定。 如果任何发展理论都能被用来证明这种方法的合理性，那么这种方法就是对理论的过度简化和扭曲。所有这样的方法都忽略了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儿童在获得他们的技能和习惯的过程中需要指导。一味地关注孩子们的感受会造成一种不平衡。同样，一味地关注成年人的观念也会如此。这是许多传统实践都犯过的错误。失衡总会导致一种不受控制的摇摆，即从一个无法令人满意的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无法令人满意的极端。这位老师从热情地提高孩子们的自尊转变到对他们破口大骂，就是这种摇摆的最好例子，这也充分说明了从失衡的立场出发获得控制感是徒劳的。无论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方法，还是以成年人为中心的方法，它们都不能带来平衡的关系，都不能为孩子提供可靠的指导。只有关注孩子们和成年人之间互动的质量，才能创造平衡。正如我将在第7章中阐述的那样，这意味着要注意成年人和孩子们之间有效沟通的特点，并在成年人和孩子们互动的所有场合—课堂、家庭、社区—复制这些特点。我将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详细阐述这些特点以及如何复制它们。 在本章开头，我就指出了目前家庭和青少年问题的治化所造成的对立思想。教育界充斥着这样的对立思想。进步派与传统派之间、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拥护者之间、推崇“精英”教育的人与追求“公平”教育的人之间、对孩子区别对待的人与对他们一视同仁的人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论争。这样的两极分化为人们对复杂的问题进行沙文主义的、过分简单化的思考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以儿童为中心与以成年人为中心的两极分化是当今教育领域最普遍和最令人身心疲惫的例子。这种两极分化有成百上千种伪装，所有这些伪装都掩盖了心怀不满、表现不佳的年轻人的核心问题。正如我在上面所阐述的，这种两极分化导致了建构主义的扭曲和简化。而在另一端，这种两极分化也让那些在“文化素养”大旗下批评“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方法的人产生了同样简单化的反应。在这些批评中，从约翰·杜威（John Dewey）到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这些教育家的精妙之处和积极贡献被抛到了争议的尘埃中。争议两端的反对意见都是毫无意义的。正如我将在第9章中阐述的，我们今天已有完善的教育策略可以回应两个阵营所关注的问题。在本章的最后，我将谈论这种毫无意义的对立所产生的又一个灾难性后果：试图通过道德教育来促进年轻人的品格发展。 在家庭方面，以儿童为中心和以成年人为中心的观点之间的争论不像教育领域那样受到很强的理论驱动影响，但是它们可能同样极端和没有成效。此外，这些争论反映了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它们类似于让教育讨论变得混乱不堪的错误对立。当涉及家庭问题时，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不总会被表达出来；但无论是否表达出来，它都助长了价值观的分裂，而这恰恰与年轻人赖以茁壮成长的统一价值观背道而驰。与在教育领域一样，近年来以儿童为中心的观点在家庭事务方面也甚嚣尘上。与在教育领域一样，这些观点造成了严重的失衡，而这种失衡又引发了同样片面的对立反应。 有人研究了父母持有的如何养育孩子们的观念，结果表明，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对孩子每时每刻感受的关注正在稳步上升。在20世纪初，许多人认为孩子们的享乐与他们的发展无关，甚至对其有害。人们往往会忽视或扼制孩子们的玩乐性，很少考虑让事情变得对孩子们来说“好玩”。20世纪中叶的一项研究已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快速变化。在20世纪中叶，父母试图在他们要求孩子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中添加一些乐趣。现在，玩乐精神已经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好家教的标准。父母们开始相信，他们应该把吃饭、看医生、上厕所、学习穿衣、学习阅读和数字等所有这些事情都变成对孩子们来说充满乐趣的活动。最先观察到20世纪中叶育儿方式出现娱乐性与严肃性融合趋势的研究人员，将其称为“快乐的道德观”。 到了20世纪末，娱乐性与严肃性又分家了，但是这一次，娱乐性的地位上升了，而严肃性的地位下降了。今天，孩子们的快乐是许多家庭优先考虑的事情。父母热衷于追求他们认为会让孩子感到高兴的事情，避免任何他们认为会让孩子心烦或感到有压力的事情。销售儿童产品的人深谙此道。最近一项研究考察了针对父母的各种广告，结果发现，“接近1/3的广告明确表示它们的产品具有促进成长的潜力”。此外，研究人员还报告称： 实际上，没有人仅仅基于产品的教育价值来推广它们。一些产品声称可以提高学习技能—教孩子阅读、算数，为孩子上学作准备等，但是它们这样做的前提是先告诉孩子们学习是有趣的事情。显然，学习本身并不足以作为卖点用来推广产品……在安全、健康和卫生领域也同样如此。食物需要的不仅仅是营养，牙科护理需要做的不仅仅是预防蛀牙。这些事情对孩子来说也应该是有趣好玩的。 以成年人为中心的失衡 1992年，一位名叫黛安·艾尔（Diane Eyer）的年轻发展心理学家发表了一篇大胆的论文，挑战了医疗机构广泛宣扬的一个谬论：“母婴纽带”的概念。它的意思是，在婴儿出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如果与亲生母亲缺乏身体接触，他们可能会受到永久的伤害。艾尔的挑战是异乎寻常的大胆之举，因为她不仅要挑战儿童发展领域一些有影响力的前辈，而且还要挑战现代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她将其中一种正统观点表述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母亲被视为其孩子生活的首席设计师，孩子无论是在童年生活还是成年生活中出现任何问题，做母亲的都要受到指责”。 艾尔揭穿母婴纽带谬论的例子生动地说明，向现在的公众兜售极端不恰当的观点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这种观点把成年人行为放在儿童发展的中心位置，而忽视了儿童的优势和贡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观点最终犯下了与上面讨论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失衡相同的错误：它们忽视了孩子们和成年人之间的健康关系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有助于孩子们成长的互动。以儿童为中心和以成年人为中心的信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喧闹对立，转移了我们对于这个紧迫任务—改善这些重要关系的质量—的注意力。 艾尔讲述的故事不仅指出了一个常见的错误概念，而且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即一些机构和专家是如何通过大众媒体传播虚假概念的。同样令人不安的是，这个故事也揭示了正统思想如何引导一些聪明的人接受不合逻辑的、有害的和极易证伪的观念。 母婴纽带的概念源自20世纪70年代初两名儿科医生对14名母亲进行的一项设计并不科学的研究。这项研究报告称，如果让母亲与婴儿身体接触的时间再多几个小时，母亲在一些指标（确切地说，是75项育儿指标中的4项）上就会表现得更好；这些婴儿在一些测试中也有高于平均水平的表现。基于这些数据—以及行为学研究文献中对山羊的一些观察结果—这项研究得出结论，在婴儿出生后有一个关键期，母亲从生理上准备好与婴儿建立“连接”，或者排斥他们。这两者都会对婴儿的后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不久，这两名儿科医生开始了巡回演讲，宣传母婴纽带对于孩子发展的重要性。随着这一概念在医疗和儿童保育专业领域传播，并最终进入公共领域，它的主张变得越来越具有戏剧性、越来越夸张。那些未能建立良好母婴纽带的孩子，注定会迎来失败的人生、不幸福的关系以及充满暴力的生活，他们可能会成为吸毒者或虐待儿童者。这样的观念不仅在耸人听闻的新闻故事中得到传播，儿童专家也在不遗余力地传播这样的观念。儿科医生T.贝里·布拉塞尔顿（T. Berry Brazelton）是一位著名的育儿咨询师，许多人称他为现代的“斯波克医生”。他在1988年的一次采访中对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说： ……如果他(孩子)在婴儿期没有建立那种（母婴纽带），以后就很难弥补……而这些永远缺乏母婴纽带的孩子……他们在学校与人格格不入，永远不会成功；他们会让每个人生气；他们会成为恐怖分子……（莫耶斯：你认为那可以追溯到母婴纽带建立的时期？）是的。 布拉塞尔顿博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研究人员，他自己曾在儿童发展方面进行过开创性的研究，他的话很可能蕴含着比表面上听起来更微妙的含义。例如，他指的也许是更长的依恋时间—这确实对儿童的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而不是育儿领域人所共知的建立母婴纽带的神秘时期。然而，在目前的环境下，这位杰出的儿科医生流传甚广的说法只会进一步强化这样的信息：成年人可能会因为短暂的缺席而毁掉孩子的一生。不用说，对于领养孩子的父母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欣慰的信息，因为他们领养的孩子已过了“母婴纽带”时期。他们怎么知道他们抚养的孩子在与其亲生父母接触的头几个小时里建立了“母婴纽带”没有呢？那些没有建立“母婴纽带”的孩子显然一开始就有严重的情感障碍。对于那些因健康问题在婴儿出生后没有能力建立母婴纽带的母亲来说，这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息。 根据艾尔的说法，疗行业对于母婴纽带说法的反应更多的是欣慰，而不是不安。这种夸大的说法还让产科医生和医院在其专业技能储备中又增添了一项技术。现在的产科程序包括一套新的分娩仪式，旨在让母亲在住院期间与婴儿有更长时间的身体接触。这个职业早就因笨拙、昂贵且经常出错的分娩方式而饱受诟病，新的仪式为其提供了伪科学的辩护。 事实上，母婴纽带的科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明显站不住脚。早在比尔·莫耶斯采访布拉塞尔顿博士之前很久，在医院自豪地改革其分娩流程的整个过程中，严肃的学者们已经在母婴纽带的研究中发现了漏洞，并最终拒决办法都无济于事。要打赢这场硬仗就需要集思广益，就需要我们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和合作。没有一个单一的解决方案足以解决问题，特别是当这个解决方案的提出是为了一个间接的目的—彰显一个非常明显和容易理解的政治立场的时候。 在本章中，我谈到了一些错误的对立，它们源于并反过来助长了对当今青少年问题的过度政治化的公开讨论。我在本章中的中心思想是：我们的对立心态让我们对更微妙和更复杂的真相视而不见，而如果我们要给儿童提供适当的指导，我们就必须掌握这些真相。除非我们越过这些错误的对立，认清儿童的天性和他们的发展需要，否则我们只会让年轻人沉沦在他们的冷漠和愤世嫉俗中。 许多错误的对立源于对孩子和成年人之间的正确关系的不同看法。这里最根本的两极是“以儿童为中心”和“以成年人为中心”的倾向。这种两极分化导致了人们在诸多问题上的看法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例如孩子们的教育需求、他们的权利和责任以及父母的管教等。我认为，这种两极分化创造了两种失衡的立场—以儿童为中心的立场和以成年人为中心的立场—以及在这两种立场之间极端的、非理性的摇摆。这种两极分化还催生了一系列关于孩子天性的错误对立。这里的争议在于：孩子们的能力有多强绝接受它的结果。支持这项研究的数据被证明并不牢靠，而解释数据的过程也被证明不合理。在顶尖的育儿科学期刊、图书以及被广泛传阅的文章中，对母婴纽带概念的批判性评论随处可见。尽管如此，等到艾尔1992年发表论文时，她发现母婴纽带的概念仍然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以至于她认为它“不可能”被抛弃。 除了向收养孩子的父母—他们不确定自己收养的孩子在刚出生的时候是否与其亲生母亲建立了母婴纽带—传递了令人不安的信息，这个看似温和的概念还会有什么害处呢？当然，父母在任何时候抱着自己的孩子都没有什么错，包括在刚出生后。事实上，反对父母与孩子的任何身体接触是错误的。我反对母婴纽带的概念不是想要这样做，也永远不应该被这样理解。这个概念的危害仅仅在于，它制造了一个妄想的烟幕。就像所有掩盖真相的夸张说法和歪曲变形一样，虚假的观念会让我们远离有价值的努力，做很多无用功。最令人不安的是，这个概念最终玷污了与之有松散和错误联系的有价值的观念。 对母婴纽带的关注让人们忽视了幼儿真正的基本需求：保持至少一种安全的、有利于成长的关系。在心理学著作中，这种重要的关系被称为“依恋关系”，其理论研究比当今的母婴纽带热潮更严肃、更坚实。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著名的“依恋”关系研究传统及其难得的对照顾者和儿童之间持续、长久关系的强调，已经被远不可信的母婴纽带概念所导致的争议不公平地破坏了。 奠定孩子发展基础的关系，远非在孩子出生后的所谓“关键”时期进行的身体接触。事实上，它们甚至不依赖于孩子与其亲生母亲亲密接触的“特定”时刻。相反，孩子的关系需求是“非特定”的。这是我们人类物种具有韧性的众多表现之一。各种各样的监护人都能与儿童进行高质量的互动，为他们的成长创造良好的互动和交流的环境。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连幼儿之间也能够彼此提供足够的关系刺激，促进彼此的健康发展。关键的一点是，儿童需要获得他们能够从中受益的、长久依赖的关系。产房里的拥抱不是孩子发展的灵丹妙药。 一种类似的简单化的思想给有关产后上班的讨论蒙上了一层阴影。佩内洛普·利奇（Penelope Leach）、布拉塞尔顿和其他人表达了对母亲“放弃”年幼婴儿重返工作岗位的担忧。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与其母亲的全天候亲密接触—用一位儿童心理学家的话来说，这正是“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权利”—幼儿就会受到伤害。 事实上，因为产后上班和儿童保育对公共政策的重要影响，人们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我们从研究中得知，只要幼儿生活在一个有教养、易沟通的环境中，只要他们在晚上和周末有一个稳定的家可以回去，他们就不会因为白天与父母分开而受到伤害。孩子们与父母和监护人—以及与他们生活中的其他人—的关系“质量”，比他们与任何一个人包括他们的亲生母亲在一起的时间长短都要重要得多。然而，人们对于许多母亲想要认真工作的愿望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剥夺母爱”被认为是当今年轻人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布拉塞尔顿博士发表的以下言论让全职母亲产生了负疚感，他认为母亲们的“真正问题”是“何时重返工作岗位而不危及孩子们的发展”： 尽管经济和工作需要可能很紧迫，但是这些女性在做出决定时不能忽视她们作为母亲的新角色。婴儿的需要和母亲想要好好养育孩子的渴望，对她们重返工作岗位的平和心态至关重要。否认心里感到不安是为了抵御放弃婴儿的痛苦。 对于母亲，以及所有的父母和公民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如何向他们传授基本的美德，比如能力、良好的价值观、个人和社会的责任、维持关系的能力，以及相信超越自我的东西的愿望。责怪全职母亲，让她们对剥夺母爱的错误想法感到极度内疚，这对于完成这个重要使命毫无裨益。母亲在身边，这是几乎每个年轻人都很看重的，但这只是孩子品格发展的其中一个影响因素。把它剥离出来，作为孩子健康成长的“答案”，只会让我们把注意力从有效的和负责任的育儿基本要素上挪开。 除了爱和关怀，这些基本要素还包括管教。可悲的在于，或许可以预见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家庭管教已经成为一个激烈争议的话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常识问题。就像对待母婴纽带的问题一样，我们对儿童管教的公开讨论也是以成年人为中心的，而且过于简单化。同样对立的思想，充斥着极端和夸张的立场，支配着人们的争论。与此同时，我们在理解家庭管教方面也失去了平衡，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稳定、一致的行为指导。 因此，家庭管教成了令人烦恼的两难选择，而不是父母自然而然就能学会的艺术。事实上，它已经成了一门失落的艺术。不守规矩、对人不敬和难以管教的孩子们的故事，主导着世界各地成年人的谈话。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各个家庭的意见并不统一。 几乎每一天，我们的报纸咨询栏目都充斥着这样的故事，这些故事摘自一向坚守道德原则的“礼貌小姐”（Miss Manners）专栏：两组孩子，他们是堂兄弟姐妹，在一个假日一起坐下来吃晚餐。一组孩子表现得相当不错，另一组孩则随意离席、嘲笑其他孩子太听从父母的话、打断别人的话并抱怨食物太差和述说自己偏爱的食物，以及用沉默回应成年人的关注。因此，一组孩子的父母向另一组孩子的父母发出抱怨之声就不足为奇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哪组孩子的父母在抱怨。那些调皮捣乱的孩子的父母提醒另一组孩子的父母说，他们在残酷地压制自己的孩子，扼杀他们的自发行为，等等。经验丰富的“礼貌小姐”声称，这样的反转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但是她承认，当她听到“这种反常言论的倾听者却听得很认真，并花了一些时间扪心自问，他们是否真的在伤害自己的孩子”时，她感到“目瞪口呆”。 如果有强大的文化支持他们迎接其他父母向其提出的挑战，那么这些乖孩子的父母是不可能这样自我怀疑的。这样的嘲弄不仅反映了以成年人为中心的观念，即严格的父母管教可能会抑制孩子们的活力和天性，而且反映了整个文化对管教的普遍不安全感。父母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管教孩子、是否应该管教孩子，以及他们管教或不管教的后果如何。他们为适当的管教方法而担忧和争论，整个文化共识的缺乏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全感。但是，有个一致的共识却加剧了他们的焦虑感，尽管这种概念是错误的：父母的行为本身是塑造孩子品格的唯一力量。这种不安全感、焦虑和错误概念的模糊组合让许多人在育儿方面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短期的危机管理取代了坚定的、可预测的管教措施。不用多久，极端的解决方案就开始生根发芽并蓬勃发展。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近些年出现了一批育儿图书，它们非常积极地倡导将体罚作为管教孩子的必要手段。这些作者认为，如果孩子表现出不服从和不尊重成年人权威的迹象，他们就必须被打到屈服为止。 当然，人们绝对有权利信奉他们自己的宗教观点，并且事实上，其中许多人提出的管教方法是可控制的、相对非暴力的。例如，在书中提出了关于“如何打屁股”的建议。这条建议在一开始就提出一条禁令，即打屁股“不应在愤怒中进行，也不应以报复孩子的态度进行”。他告诫父母不要打孩子屁股以外的其他任何部位，还详细描述了避免给孩子的屁股造成任何永久性伤害的方法。他建议父母用祈祷、爱和宽恕来缓和打孩子屁股的行为，以及“合理调整对孩子们的期望”。 不幸的是，一些声称从这些图书中获得灵感的父母，实际上并不像书中建议的那样温和或谨慎。菲利普·格雷文（Philip Greven）记录了许多令人震惊的暴打儿童的案例，一些派别的成员通过教义为这些行为进行了辩护。一些人连续殴打孩子们几个小时，直到把他们打得奄奄一息，因为他们相信必须打破孩子们的“意志”才能拯救他们的灵魂。在这种情况下，惩罚不仅十分严厉，而且完全超出了孩子们的理解能力，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遭受这么重的惩罚。通常来说，孩子太小无法明白自己的行为与自己遭受的暴打之间有何联系。格雷文在下面引用了一篇令人不寒而栗的新闻报道中的一段话。在这篇报道中，一个小女孩被一名男子暴打了4个小时： ……那个穿着尿布的小女孩不服管教。她一直哭个不停，而（他）一直打个不停，试图让她停止哭泣。“我不确定自己做得对不对。”他回忆道，“所以我不停地打电话给(一位教会成员)。我说，‘她老是哭个不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告诉我：‘你就打她屁股，直到打得皮开肉绽。’” 这些体罚是以成年人为中心的非常可怕的极端例子，它们表明成年人很少承认孩子的想法或关心孩子的感受。这些体罚的唯一结果可能是让孩子受伤和感到困惑。由于与儿童的视角缺乏任何有意义的联系，这种严厉的体罚不可能完成它们公开宣扬的使命：引导儿童接纳成年人设定的社会化行为。正如我将在第三部分中讨论的那样，为了实现这一点，成年人在与儿童的互动中必须清楚地传达儿童健康成长所需的信息。管教是这种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必须是理性的，而且必须对孩子有意义。与过度的体罚相比，冷静的管教方式（如让孩子们回自己房间待着，或暂时剥夺孩子们的一些特权）更容易实现清晰的沟通。 尽管如此，我们也很有必要避免对那些既不残忍也不暴力的常见管教方式形成刻板印象，无论是否出于宗教目的。格雷文和其他记录体罚案例的人几乎没有区分真正的虐待孩子的行为和轻轻打屁股的行为。他们都是粗略地描述。超过90%的美国父母在某些场合对孩子们使用过某种形式的体罚。这不是我所提倡的管教方式。我们总会有更睿智、更安全、更有效的管教手段，比如收回特权。但是，把这些父母与真正的虐待狂混为一谈，让他们感到无地自容，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这种宽泛的刻板印象只会助长两极分化，进而分裂我们的社会，削弱人们的团结意识，而团结意识会创造一种文化所需的青少年宪章。 正如我在本章中讨论的其他失衡一样，这种失衡也转移了我们对真正的问题的注意力。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促进儿童发展的管教计划。我将在本书的最后部分说明，问题的解决方案仍然是互动式的解决方案。无论是以儿童为中心的自由放任，还是以成年人为中心的严厉惩罚，都不能给我们的孩子们传递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倾向于一个极端或另一个极端，似乎比找到共同之处更容易。 为了避免当今公共讨论中的极端主义倾向，许多养育孩子的人陷入了他们自己都未意识到的矛盾状态之中，不可预测地在消极对待和大动肝火之间、在一贯的放任和突然的严厉之间摇摆。在这种状态下，困惑取代了沟通。成年人和儿童不再享有互动和交流的益处。不幸的是，这种富有成效的互动交流恰恰是当下时代最难坚守的。 儿童的天性 以儿童为中心的方法和以成年人为中心的方法之间的对立，助长了有关儿童的天性及其发展需求的错误观念。正如我将在下一章中阐述的那样，我们很有必要了解儿童的天性，特别是关于他们的自然美德。这样的认识不仅对指导我们的育儿工作至关重要，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评估和规避现代的特殊风险。错误的对立往往适得其反。它们将我们引向了一些糟糕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掩盖了孩子们的真正天性，与其天性相去甚远，因而将孩子们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因为人们对于儿童的天性存在错误的对立，教育界已成为政治雷区。教育工作者本应联合起来扭转孩子们在学校表现惊人下滑的局面，但他们却陷入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斗争。一些教育工作者对根本问题完全避而不谈，担心这些问题可能引起争议风暴。 如果一种对儿童天性更为合理的观念被大众接受，那么所有的争议都不会长期延续。教育领域很多激烈的争论都植根于过于简单、违背常识的有关儿童学习的观念。要不是被两极分化的意识蒙蔽双眼，任何父母或老师都应该，并且可能会对问题有更深入了解。一些争议已经主导了我们的教育界，这极大地损害了我们本应努力教育的学生，这种情况证明了错误对立所具有的潜在欺骗性。 教孩子阅读已成了一个战场，有人提倡“整体语言教学法”，有人支持看字读音教学法。两个阵营之间的敌意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对话。相反，他们互相指责，暗示对方的教学法会永久性地损害孩子们的阅读能力和意志。一些特别狂热的拥护者已经说服立法者站在他们一边：最近要求公立学校采用看字读音教学法或整体语言教学法的法案已通过了一些州立法机构的审查。当然，立法者在教学法层面干预学校是极不寻常的。这些教学法真的达到了如此重要的程度吗？只有当我们相信孩子的学习方法有且只有一种时，它们才会看起来如此。但是，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原因有二：首先，所有的学习者都依赖多个途径获得技能和知识。儿童也不例外。我们为他们提供的学习途径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登堂入室。整体语言教学法和看字读音教学法都提供了阅读的途径，而任何明智的老师都会把这两种方法传授给他们的学生。其次，孩子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个体差异。有些孩子可能接受这一种教学风格，有些孩子可能喜欢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教学风格。这再次有力证明了我们需要支持这两种教学策略，而不是反对它们。 采取综合教学法（强调统一和整合）的人和采取分析教学法（将主题分成更小单元以便学生掌握）的人之间的对立，也存在着许多类似的争议。这种对立遵循的路线可能类似于我在本章中论述的以儿童为中心和以成年人为中心的两极分化，尽管这样说可能有些过于简单。但它 畅销书《目标感》作者又一力作 儿童发展心理学代表作 家庭教育转向之作：“爱与自由”转向“全面发展的人”（品格与技能培养） 中国“核心素养”教改推荐读物 心理学家首次揭示“溺爱”的文化成因与相关养育指导 拨开理论迷雾，释放焦虑，让养育重回父母的直觉 打造“向上生长”的家庭氛围，儿童心理学家为父母提供理论导图与养育指导 了解孩子发展的需要：每个父母都应该读一本儿童发展心理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