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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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购买: 孙末楠的社会学/百年中国社会学丛书
ISBN: 9787100217194
黄迪(1910—?),福建义序人,1931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毕业,1934年硕士毕业,随后黄迪留校任教。其间,他深度参与清河试验区调研和“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的实验,写成《清河村镇社区——一个初步研究报告》《社区与家村镇》等文。后任职于联合国,并移居海外。
孙末楠在中年以后抛弃政治经济,而专攻文化社会学,这个转变恐怕就是他晚年在社会学上所以成功的最大关键。把社会学基于历史事实的意思,虽在他早年思想上已可见明显的痕迹,但把社会学建筑在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志上,自然是这转变后的特征。这转变的最重大意义是在给予他一个观点,《民风论》便是这个观点的产物。这个观点非他,乃是深刻的认识社会生活的最重要、最明显部分原是一种超机的结构或系统—许多民风、德型、制度等所组成的。(注一)这种超机的系统是笼罩着社会生活的全部。它好像有机体,一样的会生长,欣欣向荣,而终于朽腐。一个人念过《民风论》之后可以忘记一切,但其中有一句话不可忘记,就是:“社会的生活是在于造成民风和应用民风,社会的科学可以认为是研究民风的科学。”(节选自第四章 社会的秩序) 《孙末楠的社会学》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黄迪在1934年的硕士毕业论文。在本书中,作者深入而系统地研究和释读了美国学者孙末楠(William Graham Sumner)以民俗学为主体的社会学,把孙末楠的民俗学研究路径方法视为社会学经典,并用社会结构、动因、历程、秩序和变迁的社会学架构加以诠释,称之为孙末楠的社会观。 社会学的“燕京学派”有“吴门四犬”一说,用来指吴文藻在燕大的四位同为庚戌狗年(1910)出生的高足:黄迪、林耀华、费孝通和瞿同祖。与后三位享誉学界,至今仍存高位大名者不同,移居海外的黄迪迹近湮没无闻。然而,无论对于燕京学派、燕大社会学还是中国社会学而言,1942年前的黄迪都是一位不容忽视的重要学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引入中国的过程中,孙末楠,又音译为撒木讷、萨谟涅、萨谟奈等。长期任教于耶鲁大学的孙末楠,曾出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由于在燕大社会学系讲学的派克对孙末楠学说不遗余力的宣讲,使得孙末楠以民俗学说为核心的社会学说成为燕大社会学系师生的常识,并引发中国学界对孙末楠学说探究的又一高潮。孙末楠的民俗学说与社会学说对美国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民俗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黄迪的这部基于硕士论文的著作,就是这种时代学术环境的产物。此次整理出版,也和同列丛书中的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等书相类,都是考古发掘出来重见天日的社会学历史经典。 此次出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岳永逸教授还写有一篇导论性质的《孙末楠学说、黄迪与燕大社会学》,对黄迪、此书及孙末楠的生平、学说及当时的学术环境介绍甚详,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语境。“百年中国社会学丛书”由北大社会学系策划组织。 从民国时期社会学的诞生,到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北京大学在社会学学科发展上始终产生着重要影响。其学科体系,汇合有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两大学术传统。民国期间的燕京大学前有国外社会学家的贡献,以及吴文藻、杨开道、杨堃等第一批中国社会学家的开拓性工作;后有李安宅、林耀华、费孝通和瞿同祖等学者发扬光大,由此奠定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史中最具学术创造力的“燕京学派”。改革开放以来,雷洁琼、费孝通和袁方等先生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复建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成立,倾注了毕生心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 由此可见,这套丛书不仅意在汇聚呈现社会学研究大家的经典作品,更包含了社会学史的学术视野。通过本套丛书,读者不仅可以集中了解和研究早期社会学领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也有助于广大学人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状况,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拓前进,作出新的贡献。 丛书目前已出版《云南三村》(费孝通、张之毅著)、《潘光旦社会学文集》(潘光旦著、周飞舟编)、《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严景耀著)、《无锡、保定农村社会调查和土地制度的演变》(张之毅著)、CHING HO: A Sociological Analisis、《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陈翰笙土地制度研究文集》(陈翰笙著、孟庆延编)、《中国人口问题》(许仕廉著)、《<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