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作者简介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 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教授。著有《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改革时代》等。其中《改革时代》获1956年历史类普利策奖，《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获1964年非虚构类写作普利策奖。 译者：李佳妮，1996年生，山东青岛人。青岛大学法语专业本科毕业，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英语笔译专业（推免）硕士毕业，二外西班牙语。译著《云》（2020，重庆出版社）等。

内容简介

第 一 章 我们那个时代的反智主义 1 本书内容主要涵盖美国历史初期的某些方面，探讨核心则为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局势以及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在那个年代，“反智主义”这个曾一度非常冷门的词汇，已俨然成为国人用来自我批判和形容内部压迫的流行热词。过去，美国知识分子常因智识在国内不受尊重而倍感懊丧或愤慨，但人们也常常忘记历史上还曾有过这样一个时期：知识界之外的人们心怀与知识分子同样的忧虑，或者就此展开举国上下的自我批判。 那时，人们担心批判性的头脑在这个国家已无立足之地，而催生这种情绪的元凶正是麦卡锡主义。诚然，知识分子并非麦卡锡长期压迫的唯一对象——他的野心可远不止如此，但知识分子也确实在其打击范围之内，而每一次打击得逞，似乎都能带给麦卡锡的追随者们别样的快感。在全国范围内，一些底层检察官上行下效，竞相模仿起麦卡锡对知识分子和大学院校的攻击。之后，在麦卡锡一连串指控掀起的毒泷恶雾和枯燥痴愚的氛围中，1952年的大选借两位候选人生动形象地诠释了智识与庸俗之间的反差。一边是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一位才智过人、剑走偏锋的政治家，其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之高在整个近代史上可谓无出其右。另一边是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他思想保守，相对而言不擅辞令，还与招人厌恶的尼克松联系在一起；掌控这位上将的竞选活动的明里是其本人，暗里则是他的竞选伙伴以及党内的麦卡锡主义信徒们。 无论是在知识分子还是反智者看来，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性胜利都意味着知识分子已被美国彻底抛弃。舆论周刊《时代》（Time）以一种苍白的忧虑口吻对大选结果表示了不满，称艾森豪威尔的胜选“揭露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印证了大家心中长久以来的顾虑：在美国，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而危险的鸿沟。”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在大选落幕后不久发表了一篇言辞犀利的抗议，指出知识分子“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剧变”。在民主党掌权的20年间，知识分子还享有基本的理解和尊重。但在这之后，商业重据主导，随之一同而来的还有“商业霸权近乎必然的产物——庸俗化”。如今背负着“蛋头”和“怪胎”骂名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受制于一个对他们既不需要又缺乏理解的政党，还要充当万事的替罪羊，小到所得税政策，大到偷袭珍珠港事件。施莱辛格坦言，“反智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商人中的反犹主义。……在当今偌大的美国社会，没有一处知识分子的容身之地。”1 新政府上台后，这一切似乎都得到了充分证实。用史蒂文森的话说，汽车贩子取代了新政分子，仿佛是对知识分子及其价值的最终否定——他们的光芒已然被杜鲁门时代的法院政客们所遮掩无遗。如今，迎接这个国家的是查尔斯·E. 威尔逊（Charles E. Wilson）对纯研究的嘲讽、艾森豪威尔爱读西部小说的传闻及其对知识分子“自命不凡的贫嘴”的定义。但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国家情绪达到了一个转折点：麦卡锡势力的狂暴在共和党总统面前逐渐偃旗息鼓；这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孤立无援，饱受谴责、萎靡不振。最终，在1957年，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引发了美国公众容易产生的那种周期性的、对国家自觉的重估热潮。人造卫星不单对美国的民族虚荣心给予沉重一击，还让人们深深关注起了反智主义对学校体系乃至整个美国生活所造成的影响。骤然间，整个国家对智识的厌恶似乎不再仅限于感到耻辱，而是成为对生存的威胁。多少年来，国家始终认为对教师的主要关注点是检验他们的忠诚a，但现在则担心起他们的微薄薪水了。数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说，对安全问题的日益痴迷会削弱研究的积极性，但现在，他们也冷不丁找到了乐于接受自己看法的听众。先前，抗议美国教育松懈的呼声只由少数教育评论家发出过，而现在，电视、大众杂志、商人、科学家、政治家、海军将领和大学校长们也纷纷采纳了这种观点，并很快演变为一场举国齐鸣的自我谴责。 当然，这一切并未立即抹去民间自卫思想，也没有驱散反智主义这股美国生活中的势力。即使在受影响最为直接的领域，即教育领域，公众的主要热情似乎是制造更多的人造卫星，而不是培养更丰富的智识；某些关于教育的新言论几乎做出了如下建议——天才儿童应被视为冷战的资源。但气氛确实发生了明显变化。1952年，似乎只有知识分子才对反智主义的幽灵感到芒刺在背。而到了1958年，大多数有思想的人都相信“反智主义或许是一项重大甚至是危险的全国性弊端”。 如今，我们或许会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来看待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文化。如果当年还可能在麦卡锡主义，甚至艾森豪威尔政府中窥见知识分子在公共生活里的末日，放到现在则是不可能之事，因为华盛顿已再度对哈佛教授和前罗德学者予以盛情款待。如果曾经有人质疑智识，认为它会不可救药地妨碍在政治或行政方面取得成功，那么如今他必然会放下这份质疑——新总统约翰·肯尼迪对思想兴致盎然，对知识分子尊重有加，且他在各类仪式上的姿态亦能将这种尊敬体现在国家事务层面。除此之外，他还乐于与知识分子为伴并纳谏如流，尤其自执政初始，他便对杰出的人才展开了长期而周密的网罗。另外，如果曾经有人过度肯定招募这类人才会彻底改变我们的事务处理方式，那么时间必然已不可避免地让人醒悟过来，不再抱有幻想。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这样一个阶段——知识分子可以不带夸大的党派偏见或自怜自哀来探讨反智主义。 1.深入剖析美国反智传统的里程碑作品，获得1964年普利策非虚构类写作奖，畅销60年不衰 2.揭开美国现代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密码，洞见美国宣称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下的另一面 3.鞭辟入里的分析，为我们理解当下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乱象中提供了深刻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