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金黄时代/季羡林国学大师斑斓人生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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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找到了出路 当时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办公室都在沙滩红楼 后面的北楼。校长办公室则在孑民纪念堂前的东厢房 内，西厢房是秘书长办公室。所谓“秘书长”，主要 任务同**的总务长差不多，处理全校的一切行政事 务。秘书长以外，还有一位教务长，主管全校的教学 工作。没有什么副校长。全校有六个学院：文、理、 法、农、工、医。这样庞大的机构，管理人员并不多 ，不像现在大学范围内有些嘴损的人所说的：校长一 走廊，处长一讲堂，科长一*场。我无意宣扬旧时代 有多少优点，但是，上面这个事实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 北大图书馆就在北楼前面，专门给了我一间研究 室。我能够从书库中把我所用的书的一部分提出来， 放在我的研究室中。我了解到，这都是出于文学院院 长汤锡予先生和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先生的厚爱。现在 我在*本和韩国还能见到这情况，中国的大学，至少 是在北大，则是不见了。这样做，对一个教授的研究 工作，有极大的方便。汤先生还特别指派了一个研究 生马理女士做我的助手，帮我整理书籍。马理是已故 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的女儿、赫赫有名的马珏 的妹妹。 北大图书馆藏书甲大学的天下。但是有关我那专 门研究范围的书，却凤毛麟角。***大图书馆北 京图书馆，比较起来，稍有优越之处；但是，除了并 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经和寥寥几本梵文书外，其他重要 的梵文典籍一概不见。燕京大学图书馆是注意收藏东 方典籍的，可是这情况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才知道的 ，新中国成立前，我毫无所知。即使燕大收藏印度古 代典籍稍多，但是同欧洲和*本的图书馆比较起来， 真如小巫见大巫，根本不能同*而语。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如虎落平川、龙困沙滩， 纵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我虽对古代印度语言 的研究恋恋难舍，却是一筹莫展。我搞了一些翻译工 作，翻译了马克思论印度的几篇论文，翻译了德国女 作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我还翻译了恩格斯的 用英文写成的筷国工人阶级状况》，只完成了一本粗 糙的译稿，后来由***马列著作翻译局拿了去整 理出版，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这些工作都 不是我真正兴趣之所在，不过略示一下我是一个闲不 住的人而已。 这远远不能满足我那种闲不住的心情。当时的东 方语言文学系，教员不过五人，学生人数*少。如果 召开全系大会的话，在我那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系主任 办公室里就绰绰有余。我开了一班梵文，学生只有三 人。其余的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一个学生也没有 。我“政务”清闲，天天同一位系秘书在办公室里对 面枯坐，既感到极不舒服，又感到百无聊赖。当时文 学院中任何形式的会都没有，学校也差不多，有一个 教授会，不过给大家提供见面闲聊的机会，一点作用 也不起的。 P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