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铸就大国复兴之魂

作者简介

龙迎春，生于湖南凤凰。资深媒体人，知名作家。20世纪70年代生人，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攻读古典文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在其19年媒体从业生涯中，任《广州日报》北京记者站站长、大业传媒集团传播中心总经理等职，曾获广东省新闻一等奖、广东省新人新作提名奖、广东省优秀图书期刊奖等奖项。著有个人文化散文集《品读湘西——走进沈从文的故乡》,位列各大畅销书榜；湘西民族民间文化记录经典《民间湘西——到最美的山，见最美的人》，被誉为沈从文之后的“当代《湘行散记》”；合著有纪实文学《春天纪:改革开放30年的真实记录和鲜活映像》一书，全景解密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现场。

内容简介

拉长“中国特色”时间轴，接通中华文明之脉 如同一位著名的政治学者所言，解读中国的兴起一定要有大的历史观。当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其在国际舞台，尤其是亚洲的影响力举足轻重。但从大历史来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60余年的变化：中国只是恢复它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份额，恢复它在世界和亚洲曾有过的地位。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用“复兴”一词来讲述中国，他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站在今天这个时代回顾中华历史绵延久远的起伏盛衰，或许再没有什么比此更能引起我们对新与旧、古与今的思考了。中华民族曾经的强盛辉煌也许已略显遥远和陌生，尤其随着近代以来所遭受的冲击和挫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那些曾经滋养着这个民族的古老、茂密和健硕的根须，似乎已渐渐与我们疏离。另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支撑着中国筚路蓝缕，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一路走来求新求变，始终朝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勇前进。而实现这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所不可或缺的，正是我们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及新时代文化精神的认知和自信。 这种文化自信，不是文化上的虚骄，更不是文化上的狂妄，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内化于心、见之于行的文化品格。这种自信精神的文化传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重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是我国跨入新的历史阶段并最终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的历史步骤。 一、致敬邓小平，重走“南方谈话”考察线路 （一）履新后的首次地方调研，习近平总书记选择了广东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启动了履新后的首次离京调研，地点选择了广东。 这一举动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宣示改革不止步的决心，同时，又是对中国传统改革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中国文化为什么自信？因为有5000多年从未中断的灿烂文明做后盾。中国改革为什么如此成功？因为有几千年间改革先驱奠定的改革文化为理论与实践基础。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推行改革，此后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尝试。虽然历史上的很多改革并未成功，但因此形成的改革文化所展现出来的魄力与决心，始终还在。 先有文化自信，才有改革自信。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提出“文化自信”？因为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为什么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可以复制？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可复制。中国文化是当今世界仅存的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一脉相承的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发展出了革命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改革与创新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之后，阐明了此次调研的目的和意义，“之所以到广东来，就是要到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宣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坚定决心”。 这被看作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致敬，更是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深化改革、构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蓝图的决心之彰显。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作的说明铿锵有力，“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快速、大规模、史无前例的兴起而为世界瞩目：它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在30年内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范围的消除贫穷，在很短的时间里让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达到接近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标准。中国台湾政治学者朱云汉将中国的兴起称作“石破天惊的巨变”，并进一步指出：“它给人类历史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或引导作用，在过去三百年中，只有三个历史事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世纪后半期美国的崛起。” 这一巨变，要追溯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广东。 1977年11月，邓小平飞往广州，听取广东省委关于深圳大规模逃港事件的汇报。自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的逃港事件屡禁不止，数度惊动中央，在当时被定性为美蒋特务和地方勾结起来煽动的“反革命叛乱”。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并未认同“叛乱”的定性，而是理性指示：“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邓小平还进一步指出：“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 邓小平在广东听闻“资本主义鸭子”事件后，则直接引出了“改革”一词。在视察过程中，有人告诉邓小平：在广东农村，农民受到的限制非常大，养鸭子只能养三只以下，养三只是社会主义，四只五只就是资本主义。邓小平对此明确指示：“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要很好地研究一下，现在农村中好些东西是搞形式主义，实际上我们也存在‘苛捐杂税’。……农民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怎么能行？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 1978年2月，邓小平从缅甸、尼泊尔考察回国，在四川做短暂停留。当时，四川一些农村采取“文化大革命”前“包产到组”的做法，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遭到来自上层的一些非议。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负责人汇报后再次提到了“鸭子”事件，并指出：“有些问题是共同的。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我看荒唐得很！”他提出要调整现行政策，“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 因为坚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在1978年用“三把火”打开了中国的“南大门”，毅然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被选作“改革开放”试点的深圳、珠海和汕头三市，在1979年正式被命名为“经济特区”，那是邓小平提议的。由此，连续14年工农业增长速度低于全国水平的广东，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发展探索。 “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和历史上大部分崛起的国家一样，经历了危机催生复兴的历史过程。在推动中国全球化的进程中，邓小平比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这些大国的领导人更具魄力，在关键时刻，选准了经济起飞的战略方向。但尽管邓小平被称作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际上，这是一场没有航标的航行，是一项没有施工图纸的浩大工程。“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都是探索性的尝试。1992年初，88岁的邓小平登上从北京开往南方的专列，开启南方谈话后，才迎来新的一轮经济改革浪潮。南方谈话被视为邓小平为他的政治继承人留下的“政治嘱托”，而嘱托的核心内容是：“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习近平总书记此次调研沿着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视察路线，足迹遍及深圳、珠海、佛山、广州，并深入农村、企业、社区、部队和科研院所。 在深圳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与群众相伴而行。 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第一个“万元户”村——深圳渔民村的村民邓伟雄唠家常，1984 年和1992 年，邓小平两次南方考察都曾来过此地。邓伟雄向习近平总书记介绍一家人如何从挤在一条小船上，到住上小洋楼，当上房东。习近平总书记还到顺德探望贫困群众，给寒门学子张俭娜留下了《现代汉语词典》《英汉词典》和“快译通”，鼓励她积极向上、自强不息。 2012 年12 月8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莲花山公园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并带领大家向铜像三鞠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明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临走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公园里种了一棵高山榕。20 年前，邓小平在山顶也曾种下了一棵同样的树，当得知这棵树在当地被叫作“发财树”时，老人家说：“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针对这次广东考察，新华社评论指出：“ 改革开放是我党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习近平总书记沿着二十年前邓小平视察南方之路考察工作。从深圳、珠海到佛山、广州，习近平同志一路强调推进改革开放，表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强决心，也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凝聚力量、攻坚克难的动员令。” （二）深圳崛起，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一份2025年城市榜单 1978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宝安考察，他站在中英街上，看着被八块界碑隔开的宝安和香港，在这条长不足一里、宽不满两丈的街上，两地迥异之景触目惊心：一边车水马龙，繁华异常；一边杂草丛生，萧条凄凉，正值收割季节，但农田里却没有一个精壮劳动力，只有老年妇女和小孩。在莲塘收容所里，习仲勋问一个被抓的外逃人员：“为什么不在社会主义当家做主人，却要跑到香港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对方答：“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那一年，宝安的农民年收入是134元，而在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是13000港元。 30多年来，早已更名为深圳的南方小镇宝安完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完美转变。这座在1982年创下共和国历史上“三天盖一层楼”纪录的南方城市，以名副其实的“深圳速度”一路奔袭，GDP年均增长24.8%，从一个3万人的贫穷小镇，快速崛起为一座承载人口超过1400万，产业发达、交通便利、功能完备、设施先进、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大都市。《南方日报》将深圳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活力绽放和光明前景的有力印证”。 深圳的崛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范本”，却绝非孤本，而其启示和影响，也远远超越了中国城市化的本土进程。事实上，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要为全球低迷的经济寻找一线曙光，那就是“城市的崛起”。就在习近平总书记调研前的几个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8月刊登了一份榜单——2025年全球最具活力的75个城市中，中国城市占了四成，为三十个（包括港台地区）；美国次多，为13个；欧洲只有3个。东京在2010年的城市经济规模世界排名第一，但根据这份榜单，到了2025年，它的增长总量只能排第十。而届时，中国深圳在排行榜上位居第六，纽约排在其后，位列第七，香港排在第三十名。前五名中，除了巴西的圣保罗之外，全是中国的大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更令人惊诧的是，中国很多几乎不为外国人所知的非一线城市如东莞、佛山、福州、常州等，均赫然在列。 《外交政策》杂志的创始人是极负盛名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这份榜单由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顾问公司麦肯锡旗下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城市图景数据库提供，他们观察了全世界具有世界城市条件并且是未来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城市，研究它们从2010年到2015年可能会出现的兴起和追赶过程，然后根据模型，列出了上面提到的75个排名最靠前的全球性都市。《外交政策》杂志的作者理查德·多布斯和杰安娜·里米兹写道：“当欧洲、美国正竭力抵挡脆弱且不稳定的经济颓势时，向东方和南半球发展的经济平衡转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范围发生着——‘城市化’是其中最大的功臣。显而易见，我们正目睹不曾预想的最大的经济转型，新兴国家城市的人口正在扩大，他们的收入迅速增长。这一切造成了巨大的‘地缘政治的转变’，催生出改变世界商店分布和投资方式的‘新的消费群体’。” 这显然不是《外交政策》杂志为了吸引眼球而故作惊人之语。如果我们以都市作为经济资源的整合平台、价值创造的发动机、培育新产业的摇篮，那么可以预见，在未来15年内，中国的相对经济地位会出现剧烈变化。连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不但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使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也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活力，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日益繁荣强盛的中国，也由此成为全球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者。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着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当今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简称中国社科院）历史学者于沛说。 二、文脉存续，中华文明从失语到发声 （一）伏尔泰告诫：任何想要认识全球进程的思想家，都要着眼于东方 以文字的出现为诞生标志的中华文明，5000多年没有中断，这在世界上是仅有的。在众所周知的四大古文明中，时间上居第一位的是巴比伦（今伊拉克所在地）古文明，第二位是埃及古文明，这两个文明诞生的时间比中华文明大概早1000年，第四位是印度文明。四大古文明都具有各自的原创性，独立完成，然而只有中华文明绵延发展至今，是唯一“活着的文明”。 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处于极为显著的位置。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学术思想十分活跃、文化成就异彩纷呈的时期。在中国、印度和希腊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家。中国出现了孔子与老子，接着是墨子、庄子以及诸子百家。在印度则是奥义书和佛陀的时代，正如在中国那样，各派哲学纷纷兴起，包括怀疑论和唯物论、诡辩术和虚无主义都发展起来。在伊朗，查拉图斯特拉提出了宇宙过程就是善与恶之间斗争过程的观念。在巴勒斯坦，则出现了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等许多先知。希腊产生了荷马和悲剧诗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所有的这些巨大的进步都发生于少数几个世纪，并且是独立而又几乎同时发生在中国、印度与西方。这些伟大人物的涌现，奠定了人类智慧的基础。 在这个时期，人类开始自我反思，精神潜力得以发掘，迎来人类思想变革的一次质的飞跃。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把人类这一关键性的转折时期称为“轴心时代”，认为当时人类的思想觉醒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转变。 时至今日，我们也许还无法解释在互无联系的不同地域，何以在同一时间点涌现出如此多的辉煌思想成就。但非常明确的是，中华文明的智者参与了对人类智慧的奠基，并且为这一智慧贡献了极为重要的部分。在最基本的问题上，人类智慧的三大源头展现出不同的鲜明特色，形成各自不同的传统，同时也都收获了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文化成果。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希腊形成了科学的研究传统，印度形成了与婆罗门教、佛教密切相关的宗教研究传统，而中国则形成了重视伦常关系的人文研究传统。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印度佛教主张众生无差别的平等，古希腊学者强调人类平等的内在矛盾，而中国儒家却发展了仁爱、礼义、中庸等思想以调和人与人的关系。在对于人性的看法上，印度把人理解为宗教的动物，希腊把人理解为城邦的，或者说政治的动物，而中国儒家则认为人是伦理的动物。 自轴心时代以来，中华文明在很长的时期都以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文化构成世界文明的重要部分，显示出中华文明根脉的勃勃生机。历史上也有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期，比如，鲜卑族（北魏）、契丹族（辽）、女真族（金）、蒙古族（元）和满族（清）。当他们进入中原以后，不仅未能撼动汉族原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反而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最终汇聚成多民族融合的中华文明。 直至1800年之前，中国毫无疑问还是一个屹立在亚洲的拥有辉煌文化成就和历史积淀的强大帝国，很多学者研究认为当时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格局。这个帝国的实力和富足吸引了亚洲的周边国家纷纷前来朝贡，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和外交往来也越来越繁荣。即使在刚开始认识中国的西方，18世纪中期至末期的中国也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它的世俗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也曾赢得欧洲学者的极力赞赏。 西方与东方中国的直接接触是从16世纪开始的。16至17世纪的西方对于中国有着强烈的兴趣。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写作的《大中华帝国史》，15年间就以7种欧洲的主要语言出版了46版。启蒙运动中大部分思想家，包括蒙田、莱布尼茨、魁奈、沃尔夫、伏尔泰等人，都积极了解和接纳中国及其思想文化。伏尔泰曾经直言不讳地告诫西方学者，任何想要认识全球进程的思想家，都要着眼于东方。莱布尼茨通过研究中西文化的个性特征和文化交流的进程，认为中西文化具有互补性。他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一书中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在人口与治国方面，还远超欧洲。中国具有（在某方面极其令人敬佩的）公共道德，并与哲学理论相贯通，又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它很早就已建立，大约已有3000年之久，比希腊罗马的哲学都早。在中国文化中，他尤其推崇中国的伦理文化，认为：如果我们在工艺方面与中国发展相当，在理论科学方面有所领先的话，那么在实用哲学领域，即决定我们日常生活和习俗的道德和政治方面，我们肯定处于下风。 （二）百年屈辱：谁扫了泱泱大国的颜面？ 然而，1840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此开始百年屈辱的近代史。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曾讲：“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从文化的层面去看近代中国的巨变，我们必须承认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引领中国人民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自己命运的同时，中华文化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整体性危机。 在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史中，不止一次出现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1840年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具有本质的不同，他们不仅有船坚炮利的蛮力，同时也代表了一种完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变革并且取得工业革命成果的资本主义文明。晚清思想家杨度尖锐地指出：“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界各国对于内皆是文明，对于外皆野蛮，对于内惟理是言，对于外惟力是视。故其国而言之，则文明之国也；自世界而言之，则野蛮之世界也。何以见之？则即其国内法、国际法之区别而可以见之。” 的确，近代的西方可以说是野蛮与文明兼于一身，对内是洛克主义，讲究自由平等；对外是霍布斯主义，奉行的是弱肉强食。 近代以前，中国文化从未真正受到如此严峻的挑战。鸦片战争后，不仅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中心观”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华夏中心的文化观也发生了动摇。“英国的大炮首先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经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旧制度解体的过程。”这种解体不仅是传统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秩序的解体，同时也是旧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体系的解体。 鸦片战争以中国签订一系列屈辱条约而告终。残酷的现实使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传统惯性使然，他们对华夏文明的优越性深信不疑，不肯放弃；另一方面不得不直面西方文明的先进性。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屡战屡败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心灵震撼，使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开始重新认识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承认中国的“技”或“器”（科学技术）不如西方，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并展开了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洋务运动。 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中指出中国有四不如夷，呼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制夷主张。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则更为直接地写道：“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他虽然承认“技”或“器”不如人，但依然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主要向西方学习的是先进技术，而非文化。这也为重新认识“华夏文明”打开了一个缺口，至少说明华夏文明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最优越的，这一缺口很快就成为西学东渐的滚滚潮流，对中国文化缺陷的认识逐渐扩大，对西方文化的认同逐渐加强。西方文化从边缘地带逐渐进入中国文化的核心区域，同时也动摇了中国文化中心的观念。1894年的甲午战争从根本上粉碎了华夏文化中心观。严复在《法意·按语》中曾沉痛地指出：“日本与中国，同时被创于西人者也，顾三十年之顷，日本勃然以兴，而中国痿然若不可救。” 华夏文明不但不是“天下”最优越的，甚至在东亚地区也不是最好的。不但“技”不如人，部分精英知识分子也认识到“政”或“道”（政治制度）亦不如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由此展开，对中国社会发展滞后原因的检讨与反思也逐渐深入，从制度之变到精神之变，从学习西方到五四时期呼吁“打倒孔家店”，声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至此，对中华文明的过度自信一变而化为全盘 否定。 同一时期，排除东方的欧洲中心论也成为西方主流的思想。19世纪欧洲最显著的特征是开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在此期间逐渐完成并取得前所未有的经济利益。经济实力的雄厚与军事力量的强大，使得欧洲获得支配世界命运的霸权地位，对东方的殖民侵略变成了最后的征服。世界在欧洲的脚下，他们自然认为这是由文明的优越带来的。对于东方世界，他们似乎有足够的理由不屑一顾，征服者能从被征服者那里学到什么？被称为西方“近代史学之父”的兰克直言：“印度和中国根本就没有历史，只有自然史。”认为世界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在这里可谓十分露骨。 然而，濒临绝境的中华文明失去过文明的自信，但从未失去过文明内在的强大生机，更从未停止过提醒我们它曾经的辉煌和强盛。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这是中华文明临近灭亡的不祥征兆，但就在此时，甲骨文被发现和研究，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夏商周的伟大时代，我们现在确定的近5000年的文明史就是根据甲骨文而来的。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撬开中国国门，仅仅是武力上的占领，并没有在文化上取得胜利。在这次战争中，中国是战败了，但文明基因里的底气丝毫没有丧失，文化的血脉始终在流淌，以至于无数仁人志士先后走上救亡图存之路，也才有后来的孙中山振臂一呼：反清驱洋。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孕育而成，直至脱颖而出。 2015年9月3日，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在9月3日的阅兵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两次提到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他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明天”。 （三）上下五千年，他拉长了“中国特色”的时间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的今天，将如何带领中国打好改革的“下半场”，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都高度关注的问题。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一个政党如果没有使命，为了权力而掌握权力，就必然走向衰落。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坚定信仰的使命党，经过了1949年之前长期的战争和革命斗争，也经过了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国内建设，中国共产党不仅促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更实现了自身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其初心与使命，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党的十八大重申了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一个一百年，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主席作出了对全世界的承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12年底，美国第56届总统大选结束后，奥巴马在芝加哥竞选总部发表了胜选演说《为了永远的美国梦》，这位圆了美国梦的首位非洲裔总统，以激情洋溢的语调在演讲中再次阐述了美国梦的核心精神：“两百多年前，人民在这块曾经的殖民地上赢得了自己的命运；今夜，我们向实现完美联邦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追逐自己的梦想。美国同胞血浓于水，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我们共起落，同荣辱。” 这一年，中美几乎同时进行了权力交替。就在同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笃定而热情地提出了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说：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凝聚了几代人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坚信：我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达到这个目标。 有媒体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提及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百次以上。这是他为中国未来30余年所做的整体规划，并为此作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2012 年广东考察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开始了一连串的大动作，深化改革。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布了“全面改革六十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更清晰地描述了中国梦和复兴旅程，他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来表述中共在新时代的使命——“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 综合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及中国的发展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里，分两个阶段清晰部署了未来中国30年的发展规划和目标： 第一个阶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个阶段，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展开的总体布局。中国共产党从思想到组织，从目标到策略，正在迅速地、井井有条地重新列队，形成了向既定目标——两个百年大计的冲锋阵形。 中国整装待发。 世界上鲜有国家会制订三十年甚至五十年计划，但这却是中国的传统。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制定了20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即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并顺利完成。现在，中国提出了从2020年至2035年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从2035年至21世纪中叶——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之际，要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在国际大舞台和世界民族之林“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 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共十九大不仅对中国来说是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全球的新时代。它以清晰和宏伟的愿景引领中国迈出新的步伐，也在国家政策连续性和全球承诺方面给全世界以积极的信号。 世界一直希望能读懂中国，却一直无法破解中国改革开放迅速崛起的奇迹密码。无论是规模经济，还是后发优势，抑或是人口红利，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注脚。而一直企图以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来诟病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家，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走出了一条既迥异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又完全有别于苏联与欧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疾走如飞，铸造辉煌。 众多的国际问题专家与政治家开始意识到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他们试图将其概括为“中国模式”或者“中国崛起”，但如上所说，除了给出一个名称，并对东方摇撼西方作出警示之外，没有任何他们熟悉的理论，能够用来解释这一独特的社会主义国家高速发展的现象。 作为一个大国领袖，习近平总书记没有选择理论探讨，而以一种整体的历史观，返回到中华民族的历史源头，作出了他治理中国的研判。 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更认为当代中国的成就和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他说：“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 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这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将30多年的改革历程与5000多年的历史对接，将中国道路与中华文明贯通。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精辟地阐明了中国30多年改革历程离不开5000多年灿烂的历史，中国道路也离不开中华文明。 中国道路由此具有了强烈的历史纵深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还进一步要求，在阐释中国特色的时候要做到“四个讲清楚”：“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四个讲清楚”，拉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间轴，接通了中华文明之脉。 由此回溯，也许更有助于我们去读懂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调研时的讲话。在一次又一次强调深化改革开放的主题之际，他关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认识和判断，犹如历史的草蛇灰线，为未来提出文化自信，埋下了一个字字珠玑的伏笔。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智慧，也是他站在今天的基点上，在纵向的历史挖掘和横向的各国发展道路比较中，以完整的历史观，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找到的根基和灵魂。而传统文化的血脉，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且因其独特的魅力，在再度绽放之际，将对世界产生深远绵延的影响。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凭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