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谐奇趣到明轩(十七至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流拾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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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来信 1743年11月1日（清乾隆八年），正是中国北方的初 冬，来到中国已五年余的王致诚已经渐渐适应了北京干冷 的冬季。他和同伴们所居住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圆明园近 旁的如意馆内。与圆明园中恢弘的宫苑建筑相比，这里虽 然简陋，但相对还算舒适。 这天注定会成为不平凡的一天。已在清宫供职五年多 的王致诚，要给远在法国的朋友——达索先生回一封信， 以将自己在这里的见闻、感受告诉远方这位对古老的东方 帝国充满想象的朋友。在一年多前，他收到了达索先生寄 自欧洲的来信，分别写于1742年10月13日和11月2日，问 询他在这里的情况。随信寄达的，还有一些手工制作的仿 真花卉。 相比于那些传教开拓者，此时东方帝国和欧洲大陆之 间的通信往来已经较为便利了。那个时代早期的来华耶稣 会士，几乎都是以通信的方式，与遥远的故土保持着细若 游丝却引人人胜的联系。这些来信构成了欧洲了解世界的 窗口，甚至是重要的来源。 这些来自欧洲各国的传教士，有很多在离开故土后就 再也没有回归自己的国家，而是长期居留、生活于其到达 的异邦，终老于斯。他们中，有明朝末年即来到中国的意 大利人罗明坚（1543—1579—1588—1607）、利玛窦 （1552—1583—1610）、郭居静（1560—1594—1640）、 艾儒略（1582—1613—1649）、毕方济（1582—1613— 1649）、潘国光（1607—1637—1671）等，也有来自西班 牙、葡萄牙等国的苏如望（1566—1595—1607）、罗如望 （1566—1598—1623）、庞迪我（1571—1599—1610）、 费奇规（1571—1603—1649）、阳玛诺（1574—1611— 1659）等，还有来自法国的金尼阁（1577—1620—1628） 和德国的汤若望（1591—1622—1666）。这些来自不同国 家和教区的传教士们，通过信札的方式，在向欧洲传递音 信、请求教会指示、申请物资的同时，也将他们在这个古 老东方帝国的游历、见闻和认识传递给欧洲。 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这些信札扮演了重 要的文化信息传递的角色。这些书信不单纯是一种个人信 息的传达，在某种意义上，来自遥远东方的（当然，还有 来自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信札，变成十五世纪以来，欧洲 了解东方的重要途径。这些由耶稣会传教士们发自异国的 来信，首先在欧洲的教会机构内得以传播，然后又在上层 社会的王公贵族、知识分子和新兴资产阶级中间散播开来 。 几乎与这些书信同步，法国开始陆续整理并出版这些 来自世界各地的耶稣会士书信。其中最著名的出版家，就 是法国的佩雷·杜赫德。在他1711年接手出版耶稣会士书 信之前，《耶稣会士书信集》已经出版了八卷。到了1743 年其父亲去世时，已出版至十八卷。 王致诚在来华之前，就是通过这些卷帙浩繁的书信集 来了解中国的。这些来信不仅给了他关于这个国度真实的 信息和无限的想象，还启迪他在日后的传教生涯里，也以 书信的方式，将自己的见闻告诉给欧洲的朋友。他或许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