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的汉语之光·中国当代诗人研究集”之《拯救的诗歌 : 戈麦研究集》

作者简介

张桃洲，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诗歌评论家，在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与评论、中国现代文学及思想文化研究等方面卓有建树。主要著作有《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个人”的神话：现时代的诗、文学与宗教》《语词的探险：中国新诗的文本与现实》等；主编《中国新诗总系》《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等。曾获首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入选2011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王东东，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威海）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作品入选《中国新诗百年大典》《北大百年新诗》等。曾获北京大学未名诗歌奖（2006年）、汉江·安康诗歌奖（2013年）、DJS诗集奖（2013年）、诗东西青年批评奖（2017年）、后天批评奖（2018年）、徐玉诺诗歌奖（2018年）、周梦蝶诗奖（2018年）。正式出版物有诗集《空椅子》《云》《忧郁共和国》《世纪》，专著《1940年代的诗歌与民主》。与张桃洲共同主编《中国当代诗人研究集》第一辑6卷。 吴昊，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内容简介

犀利的汉语之光 ——论戈麦及其诗歌精神 臧棣 一 一种语言越是接近整体的成熟，越是要求它的操作者付出个体的代价。这要求被付出的代价，就像那迫切的成熟一样，是无法避免的。而诗人作为一种语言的最权威的操作者，他付出的代价尤其悲壮和惨烈。戈麦的死，像海子的死一样都属于一种典型的诗人之死：就他们所从事的诗歌写作的职业特点来看，并不能完全或主要归之于他们所遭遇的生存境况，而应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汉语（我们在这里所谈及的显然是现代汉语）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歌中迅速成熟时所凝聚的一种对个人的压力。这种压力的存在是如此普遍，我们可以从当代诗歌对语言的包容性、语言的可能性、语言的自足性的追求中明显地感觉出来。海子的诗歌突出地追求语言的包容性，戈麦的诗歌则炫人耳目地纠缠语言的可能性。 在戈麦抑或海子的死中，最令我们惊愕的是一种焕发的艺术才气的突然中断。我们之所以惊愕，是因为这两位诗人的死：主要不是由于我们的目睹才成为一桩事件的，而是由于它作为一桩事件赤裸裸地发生在我们的体内。这绝非仅是一种夭折，而是一种坚定的艺术精神在释放过程中所必然要带走的痕迹。究其原委，“时代的悲剧”这样的评语未免过于轻松了，并且也高抬了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如果我们从诗人之死中过多地引申时代的种种缺陷，那并不表明批评的洞识，相反它意味着批评的无能。而且，戈麦和海子这两位诗人短暂一生所做的主要的工作是避免诗歌和所谓的“时代的悲剧”产生密切的联系。总之，不管这是他们的弱点也好，还是他们的傲慢也好，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注意。诗歌不是抗议（虽然把它用作抗议，常能奏效），诗歌是放弃，是在彻底的不断的抛弃中保存最珍贵的东西。诗歌也不是颠覆和埋葬（虽然它常常要去摧毁和埋掉一些事物），诗歌是呈现和揭示，是人类的终极记忆。从戈麦和海子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新的理想的因素进入了汉语的躯体；其中最惹眼的是汉语诗歌首次集中显露了一种超越时代的欲望。 那么，“个人的悲剧”这样的说法就能引出恰当的解释吗？同样不能。因为对一个优秀的诗人来说，不存在所谓个人的悲剧。诗人性格上的缺陷和心理上的脆弱是一种偶然性的东西，难以严格地称之为“悲剧”。诗人之死的助推力主要不是由性格和心理因素产生的，而是对语言的欲望产生的。在一个写作被干预、被规范、被利诱、被蔑视的境况中，诗人和语言的关系趋于严密和紧张，变得像一种命定的契约。在诗人的信仰和感觉中，不仅是诗人自己的生命本质，甚至于整个民族的本质都有赖于写作来完成。于是，一种语言的焦虑融进了写作的过程，同时也渗透了生命的旅程。显然，诗人之死，如果非要用悲剧的眼光来看待的话，那么它的实质是语言的悲剧。就戈麦的死（包括海子的死）而言，它是汉语的悲剧。 戈麦的写作生涯，按他的友人西渡披露的，只有短短的四年（从1987年到1991年），这差不多也是兰波陷入诗歌的时间。其间，汉语把它在20世纪的生长过程中首次接近的整体的成熟，散播到戈麦这一代诗人的意识深处。一种隐蔽的空前的语言的竞争操纵着每一个当代中国青年诗人的写作抱负。汉语的成熟，不仅表现为它展示了一个巨大的语言的机遇，而且表现为它显示了一种汲取和整合语言的可能性。对一个诗人来说，这首先构成语言的压力，他愈有天赋，这种压力所唤起的征服的欲望也就愈强，因为在诗人的传统天性中存活着一种不可救药的追逐建立语言的权势的冲动。一个用汉语写作的年轻诗人，他的语言的悲剧在于他只能凭自己的语言个性来应对砸向他的压力，他没有伟大的典范可供依循。 诗人可以回避生，但无法回避他所陷入的语言的命运。如果写作是生命中一种神秘的诱惑，那么语言天赋越是卓异的诗人，他困于语言的贪婪和语言的欢乐的程度就越是艰深。他会感到他的天赋并不单纯，他会有一种欠债的感觉（比起人世间的任何债务，天赋之债都是最难理喻的）。戈麦在《未来某一时刻自我的画像》中说，他的语言天赋“像一笔坚硬的债，我要用全部生命偿还”。一个被散文精神浸透的人是难于理解“用全部生命偿还”这句话的：因为从散文的角度看，世界上没有什么其实值得用生命去偿还；相反，生命倒是时刻需要其他事物对它进行各式各样的补偿，诸如幸福、爱情、性…… 二 我们年轻的诗人戈麦，最初也像他这一代汉语诗人一样，喜欢从美学的19世纪里汲取艺术的灵感。汉语同美学的19世纪的紧密结合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诗歌中的一个最奇特的精神现象。的确，以前没有哪一代中国诗人，能像戈麦这一代诗人具备如此完备的艺术素质来汲取美学的19世纪的精华。汉语的成熟所释放出的一种对诗人的压力，以及一个具备了完整的现代感性的汉语诗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处的孤立的位置，使得年轻的戈麦自然地去亲近一个被迫接纳过凡·高、荷尔德林、波德莱尔的19世纪。有那么一段时期，美学的19世纪几乎变成了汉语的安慰。 和海子一样，戈麦也写过一首以凡·高为主题的诗：《凡·高自画像》。这首诗最初的艺术动机，显然萌发于对画册上的凡·高的几幅自画像的凝视。但在诗行的推进中，这首诗的动机变得复杂起来，其原因在于作为汉语诗人的戈麦试图发明一种作为荷兰画家的凡·高的语调来讲述普遍性的事物。在诸如“在脑髓和黏膜之间充满紧张”“它自上而下，压迫着我”“我的一生已彻底干涸（像镜子上积存的秽物）”等诗句中，戈麦自己的声音已巧妙地融进对凡·高独白语调的逼真模仿（戈麦曾在许多诗中对他感兴趣的人物如古代迦太基女王狄多进行语调仿造）。在凡·高的那些自画像中，戈麦发现他作为诗人的命运和作为画家的凡·高的命运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是种族的差异和一百年的间隔所难泯灭的。“它自上而下，压迫着我”这句话中所透露出的因专注而感到的艺术压力，在凡·高那里指的是色彩（进入人的感官中心，“光线的弯曲”），在戈麦那里指的是汉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也可以理解为戈麦心中汉语的自画像。 语言对个人的压力常常转而表现为个人对语言的贪婪。从操作技术上说，《凡·高自画像》所使用的语言不够精练、纯粹，装饰性和分析性太强，过于密集的意象瓦解了这首诗形成它自身的富有表现力的风格。然而当我们过于挑剔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意识到戈麦的诗歌一个显著的特征：看似明显的缺陷过多，这反倒构成了他的卓异的一面。他的许多作品都有一种令人不快的品质，有时这使我们想起托马斯·艾略特在论述布莱克时说过的一句话：伟大的诗具有一种不愉快感。就戈麦而言，他诗歌中存在的不愉快感，源于他对诗歌语言的认识：他始终运用一种可能性意味浓郁的汉语来写作，而没有像大多数诗人那样直接使用日常汉语。 戈麦的诗歌态度，那几乎是一种典型的汉语诗人在进入青春写作时所流露的诗歌态度，在《凡·高自画像》中也有充分的体现。诗的结尾虽然横陈着“我的一生已经彻底干涸”这样的句子，但诗行在推进到它的前沿时，绝无一丝一毫的自我怜悯和伤感的溢漏。这意味着戈麦确实理解了凡·高所陷入的艺术境界：对一个深入地专注于艺术创造的人来说无所谓胜利还是失败。这与精神麻木和无动于衷迥然不同，这种诗歌态度的核心是要创造出一种有所节制又不失深刻有力的语言节奏。 像骆一禾和海子一样，戈麦也是一位有幸进入一种语言的青春写作中的诗人。虽然他感到艺术上的孤独，但他仍然有着一种十分强烈而又独特的时代感。他多少认识到我们时代语言的堕落在本质上表现为语言的贫乏，甚至连精神生活异常丰富的人都难以完全避免语言的贫乏的侵害。在他最受非议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位意识到我们时代语言的弱点并意图创造新的语言元素来加以矫正的诗人。语言的弱点，有时表现为缺少语言的良知，有时表现为缺少语言的智慧，有时表现为缺少语言的敏感。对戈麦来说，它更多地表现为缺少语言的个性和强度，以及语言的自我繁殖能力。 以一种昭然若揭的方式，戈麦遵循了玛丽亚·里尔克在那封著名的《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书信中劝说青年诗人应暂时回避爱情的忠告。年轻的戈麦以罕见的诗歌态度禁止爱情溜进他的诗行，爱情的主题让位于青春的主题。这种遵循，就其严格的程度而言，反映出作为诗人的戈麦在艺术气质上的冷峻与执着。虽然我们不能十分肯定这是否意味着他在心智上的成熟，但无疑这显示出他在诗歌态度上的成熟。对一种语言的青春主题的关注，是戈麦，也是他的两位校友骆一禾和海子最区别于他人的地方。这三位诗人的作品都强有力地展示出汉语的青春。汉语在保持与时代的传统关系的同时，更多地发展了同生命个体的新型关系，以及同历史文化的神秘的先验关系。 戈麦进入汉语的青春写作的方式带有新古典主义的味道。他对艺术的敏感是完整而丰富的，他既对我们时代的诗歌所缺少的品质敏感，又对我们时代的汉语所匮乏的元素敏感。更主要的，他还对我们时代的写作本身非常敏感。但这些艺术上的敏感并没有被滥用，而从它们自身的升华中投靠向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张力。在他试译了博尔赫斯的若干诗作后，他的敏感主要表现为对一种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想象的理性”的神往。他的写作方法并不时髦，与他同代的许多青年诗人相比反而显得有点保守：他主要凭观察、经验、想象、沉思、诗意、理性进行写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诗歌在品质上缺少现代感性、直觉的力量、非理性的魅力、生命体验的真实性。一般地说，一个诗人的写作方式主要源于他对他所使用的语言的认识。戈麦之所以选择一种貌似保守的写作方法，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性格上的、心理上的、趣味上的、学识上的原因），但最关键的在于他对汉语所迫切需要的某些元素的敏感。只有对汉语的良知、汉语的道德、汉语的洞察力、汉语的表现力怀有卓异的抱负的人，才会像他那样写作。 戈麦的一些诗歌肯定可以被归入他这一代汉语诗人所写下的最具个性的抒情诗的行列，但他却宣称：“我逃避抒情。”这种艺术上的恐惧针对的是他同代许多诗人对情绪和情感的迷恋，这是一种丧失了最起码的诗歌自我批评能力的迷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诗人要是立志让他的作品比他本人伟大的话，他必然会想方设法让自己知道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所说的“逃避感情”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戈麦对节奏的控制能力上，我们不难看出他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有激情的诗人，但他有效地节制了情感，专注于诗歌的审美效果，从而使他的诗歌洋溢着一种汉语的抒情性。是的，他并不缺少抒情性。 《隐匿的汉语之光·中国当代诗人研究集》（第二辑）由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诗歌评论家张桃洲教授与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王东东副教授联合主编，含《戈麦研究集》《昌耀研究集》《池凌云研究集》《骆一禾研究集》《臧棣研究集》《宋琳研究集》六卷本，分别收录了关于戈麦、昌耀、池凌云、骆一禾、臧棣/宋琳六位在当代诗坛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诗人重要、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被精选、编排为专论、读扎、述忆、访谈等五部分，多维度、多侧面、多层次地梳理和探讨了诗人作品的概貌、对诗人及其作品研究视角的变迁，可藉此捕捉到诗人对汉语写作进而言之对汉语本身做出的贡献，观察到新诗发展历程的诸多侧面。这是一套有思想、有格调的优秀学术出版物。 本丛书封面由知名设计师白凤鹍设计，内文排版精美，章节设计非常艺术和文学，是相关学术研究方面的必备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