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意的方式过一生

作者简介

慕容素衣，本名禹媚，湖南女子。青年畅销书作者，韩寒“ONE·一个”人气作者，豆瓣红人，讲故事的人。理想是写富于性情的文字，过潇洒自在的生活，交坦荡有趣的朋友。代表作有《时光深处的优雅》等。公众号：慕容素衣。

内容简介

汪曾祺 人间有味是清欢 你说我在做梦吗？ 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 有人曾问我：“谁是你最喜欢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啊？”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汪曾祺啊。” 那人穷追不舍：“为什么啊？” 我愣了愣，也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张爱玲，为什么不是沈从文，为什么偏偏最喜欢的就是汪曾祺呢？ 后来再看他的《受戒》和《大淖纪事》，忽然从书中找到了答案：“他把普普通通的生活写得太美了。”就像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生活，是很好玩的。” 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些帽子都有点大。我更愿意把他看成一个美的“捕手”，终生都在捕捉美，创造美，让你看了他的书之后禁不住感叹：活着真好呀！ 在汪老的笔下，真的是万物静观皆自得，无一事不美。读他的文章，我们了解到，他是一个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敢尝试的美食家，一个爱画画、爱赏花、爱拍曲的才子，一个命运坎坷但仍随遇而安的达人，一个恨不得把自己泡在酒里的老头儿。 汪曾祺用一支笔，将我们带到了人生的另一重境界，让我们知道，原来平凡的生活也可以过得如此诗意。 1 汪曾祺生于江苏高邮，这地方盛产两样事物，一是才子，二是咸鸭蛋。北宋时出了个秦少游，后来则出了个汪曾祺。 汪曾祺是1920年出生的，与张爱玲同年，但人们总觉得后者年龄比他大得多，大概是因为张爱玲出名比他早得太多，她二十几岁就名满天下了，汪曾祺这么大时还在为找不到工作发愁。 不过汪曾祺有一点远远胜过张爱玲，他在童年得到过充裕的爱。 汪曾祺少孤，3岁就没了娘，可一家子都很疼他，特别是他的父亲。汪家算不得望族，但也是个殷实的书香世家，汪曾祺的祖父中过“拔贡”，也是个儒商，到汪曾祺出生时，家里已经有2000多亩地，还经营着两间药店和一间布店。 在汪曾祺的眼中，父亲汪菊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会画画，会刻章，会做风筝，会摆弄各种乐器。汪曾祺从四五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学文学画学书，父亲带着他到麦田里去放风筝，用小西瓜挖净瓜瓤给他做通体透亮的西瓜灯，这些都成了他的美好回忆。 “多年父子成兄弟”是汪父的名言，他对汪曾祺十分随和，汪曾祺爱唱戏，他就拉胡琴给儿子伴奏；他喝酒，给汪曾祺也倒一杯；他抽烟，一次抽出两根父子俩分着抽，每次还先给儿子点上火；汪曾祺17岁初恋，暑假在家写情书，父亲就在旁边出主意。 汪曾祺小时了了。 上小学时，他的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作文常得满分，同时还“以画名”，画的画总被贴在墙上展览。 可惜他的数学太差，几何老师曾评价说：“阁下的几何乃桐城派几何。”意思是他的几何作业常不经论证就直接跳到结论。他也有自知之明，后来写过一首诗，说明是怎样踏上文学之路的，前几句就是“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初中毕业后，汪曾祺就离开高邮到江阴求学了，后又考上了被称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一直到晚年，汪曾祺才回乡探访。高邮的大淖，高邮的山水，高邮的人物，一直都盘旋在他的脑海里，数十年后写来，仍然鲜活异常，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 2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不是个“好学生”，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大学生涯就是:生活太散漫，学习太偏科。 他爱旷课，经常晚上泡图书馆，白天躺在床上酣睡不已。战乱时，因邮路中断，他一度失去了家里的接济。虽然穷得叮当响，但他的业余生活还是蛮丰富的，主要消遣有以下几项： 泡茶馆 当时泡茶馆相当于现在的泡咖啡店，学生们常一边喝茶一边看书。汪曾祺泡茶馆不仅为了消磨时光，也是为了在此体味人情，他最初的几篇小说就是在茶馆里完成的。 下饭馆 有钱时，吃好馆子，什么汽锅鸡、锅贴乌鱼、铁锅蛋、腐乳肉之类，全吃了一个遍。没钱就吃米线、饵块，什么品种的米线他都吃过。 唱京剧 汪曾祺嗓子甜润，青衣唱得很好。大一时，他常常约票友们拿着胡琴到宿舍来过京剧瘾，同屋一个姓郑的广东同学极其憎恨京剧，他们一张口，郑同学就骂：“丢他妈，猫叫！” 唱昆曲 汪曾祺和朱德熙等人参加了云南大学的曲社，常在一起拍曲。合肥张家的四小姐张充和唱起昆曲来娇慵醉媚，可惜从不和他们来往。汪曾祺引以为憾，多年后写文章还记了一笔。 吹笛子 他常在月白风清之夜，在大槐树的老树根上独自吹笛，直到半夜。同学中有人说：“这家伙是个疯子！” 写朦胧诗 他早年写的诗没有一首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中有一句是“所有东边都是西边的东边”。因为爱写诗，汪曾祺在学校还小有名气。一次，他在路上听见两个女生聊天，一个问：“谁是汪曾祺？”另一个回答：“就是写那种别人不懂，他自己也不懂的诗的人。” 业余生活如此丰富，汪曾祺花在学习上的时间自然少了，对于不感兴趣的课，他素来不去听的。朱自清讲课以严肃闻名，要求学生仔细记笔记，汪曾祺不太适应，经常缺课。后来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想让朱自清收他做助教，朱自清一口回绝了：“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我的助教呢？” 对于喜欢的课程，他还是学得很好的。闻一多教唐诗，把晚唐诗和印象派的画结合在一起讲课，对他启发很大。他替一个学弟做“枪手”，写了篇李贺诗的读书报告，大意是说，别人是在白纸上作画，李贺的诗则是在黑纸上作画。闻一多看了大加赞赏，评价说：“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沈从文最喜欢汪曾祺，他曾经给过这位学生的课堂习作全班最高分——120分！沈从文教写作，主要是让学生写。汪曾祺写过一篇小说，他尽量把人物对话写得有诗意，有哲理，沈从文看了后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沈从文常常教诲学生：“要贴到人物来写。”这句话对汪曾祺影响很大。汪曾祺早年写的作品，都是沈从文代他寄出去投稿发表的。沈从文曾经对别人说，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自己还要好。 文章虽写得好，汪曾祺却没能从西南联大顺利毕业。因为他的英语和体育都没及格，只得重修一年，后又因拒绝去当美军翻译而没拿到大学文凭。 大作家汪曾祺，原来是个肄业生。 3 汪曾祺早年很落魄。 因为没文凭，他离开联大后，几经周折才找了所中学教书，名头很大，叫“中国建设中学”，其实是在荒郊僻野，连工资也发不出。 在这里，汪曾祺遇到了施松卿，也就是他一生的伴侣。施松卿是南洋华侨，比他大两岁，生得眉清目秀，就是老生病，联大的同学都叫她“林黛玉”。 施松卿对汪曾祺印象挺好的，早听说他是个“风流才子”，见面之后发现果然“一看就是个聪明相”。 在中学教书连，每次静立在她面前时，感觉就像母亲在对着他微笑，总会感动地流下眼泪来。他评价说：“那是感情与理智平衡得最好的画，别的画挂在它旁边都会掉下来。” 在巴黎待了一阵后，他去德国游学了，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挚爱罗拉。那时他其实已有女友，可一见到罗拉，就怦然心动，如痴如醉，很快就做出了选择。 罗拉和他一样酷爱艺术，经常为他弹奏德国古典和现代钢琴曲，那些美妙的音乐融入了林风眠的生命中，他从未遇到过如此投契的姑娘。 可惜好景不长，就在林风眠的画入选了法国秋季沙龙展览，于艺术上崭露头角时，罗拉却在分娩时不幸染疾，母子同亡于巴黎一家医院。 这是林风眠一生中最伤心的事，他使出祖父教他的刻石技艺，没日没夜地刻了一块石碑，安置在罗拉的墓前。许多年以后，已是风烛残年的他回巴黎开画展，又来到了罗拉的墓前久久伫立。 命运对他就是这样无情，每次他初尝到一点人世的温馨时，又会骤然降落到冰冷的孤寂之中。 他后来又结了婚，第二任妻子叫阿丽丝，是个法国姑娘，曾送过他一朵野蔷薇花。他很照顾阿丽丝，还和她生了个女儿蒂娜，可他再也没有像爱罗拉那样炽热地爱过任何人。 3 命运留在林风眠身上的第三道鞭痕，是他倡导的“艺术运动”的失败。 1926年，在回国的船上，林风眠遇到了徐悲鸿，那时徐已声名鹊起，又是官费生，名头和派头都远胜过林。相遇后，徐悲鸿问他回国有什么打算，林风眠如实回答说，还在找工作。 下船后，码头上有几个人扯起红布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林校长回国”，有人向船上大声喊道：“我们接林风眠校长，哪位是林校长？” “我是林风眠，但我不是校长。”林风眠还不知道，蔡元培早已保荐他为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 同船的徐悲鸿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因为蔡元培原本保荐的是他，因他在新加坡滞留数月才转荐林风眠。 林风眠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当了全国最高艺术学府的校长，那一年，他才26岁。 二十岁到三十多岁那个阶段，是林风眠一生中最意气风发的岁月。 有感于蔡元培的知遇之恩，他决定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那时的林风眠完全像一个斗士，他当校长，办画展，向传统的中国绘画“宣战”，试图“调和中西”。 他请来了齐白石任教，当时的齐白石只是个画民间画的木匠，不敢到全国最高艺术学府执教。林风眠多次登门，诚恳邀请，终于说服了他。每次齐白石上课时，他都会叫人预备一把藤椅，下课后还亲自送他到校门。 林风眠在北京做过最轰动的事是开办艺术大会，他大力主张“艺术救国”，认为在人生中，政治不如面包，面包不如艺术。他在大会的宣传画上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人生需要面包，人生还需要比面包更重要的东西——艺术呢！” 他坚信艺术的力量，曾深情撰文说，艺术的第一利器，是它的美。美像一杯清水，美像一杯醇酒，美像人间的一个最深情的淑女，给人以温情和安慰。他深信，艺术是一切苦难的调剂。 艺术大会一开就是一个月，展出作品3000件以上，试图将艺术的种子播撒到民众心中。可惜民众大多并不理解，有人甚至写信批评说，多少可怜的百姓啼饥呼寒，你们却充耳不闻，还要开什么艺术大会！ 林风眠大力推行艺术大众化，雇请人体模特，引起了教育总长刘哲的反感，他认为林是“赤化校长”，向张作霖报告要逮捕他。幸好张学良在旁边说：“我看林风眠是个清白的美术家，没有问题的。”林风眠才得以脱险。 重压之下，他只得南下，到杭州筹办艺术院并任校长。艺术院坐落于美丽的西子湖畔，成了中国美术家的摇篮，也流传着许多有关“林校长”的故事。 林风眠从不束缚学生，而是鼓励他们“放松一些，随便些，乱画嘛”，还对学生说“画不出来，就不要画，出去玩玩”。 学生赵无极平时只喜欢西画，国画考试不到十分钟，在纸上涂了一个大大的墨团，题上“赵无极画石”，就收起画具扬长而去。老师潘天寿愤怒至极，认为是“目无师长，戏弄国画”，向校方提出开除赵无极，是林风眠极力说情，才让他免于开除。 学生洪毅然画画太理智、太冷静，他就劝洪在作画之前少量喝一点酒，这样就会狂热起来。 很多艺术院的学生认为，林风眠几乎用他的整个人格影响着他的学生。 可惜的是，林风眠的性格并不适合做校长，他拙于事务，不擅应酬，在学生闹事时无法处理自如。他的画风被视为洪水猛兽，他的性格也不讨人喜欢，他领导的艺术运动最终寿终正寝，本人也不得不辞去艺专校长之职。 他一度爱画现实题材，试图以艺术为利器改造国民性。1931年，蒋介石到艺专来参观，见到了他画的《痛苦》，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说道：“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么多痛苦的人？”这是促使林风眠画风转折的一个关键事件，此后他的作品由灰黑色调转向明朗色调，写实转向写意。 离开艺专的林风眠，彻底从斗士变成了隐士。他先是迁居于上海，躲到一个仓库里去画画，没有任何职务，只靠卖画为生。后来索性独自跑到重庆嘉陵江边的一间茅草屋里住下，一住就是五六年。 据拜访过他的人形容，茅屋里仅有一张旧白木桌子，放了一把菜刀和一块砧板，以及油瓶。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他不知疲倦地画啊画啊，一种全新的画风诞生了，因为个人风格太过强烈，被称为“风眠体”。 所谓“风眠体”，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诗意中蕴含着淡淡的哀伤。他笔下的风景不是现实中的景色，而是记忆中的景色，是艺术家主观表现的景色，是林风眠自我心灵的呈现，清逸缥缈但又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就像杜甫诗句“渚清沙白鸟飞回”中的意境，孤独地美着。 “风眠体”是在孤独寂寞、痛苦贫困中诞生的。 4 如果说之前上天对林风眠还算怜惜，那么到了六七十年代，命运便完全露出了狰狞的一面，鞭子如雨一般落到他的身上。 他的妻女去了巴西，留下他一个人在上海，经常一天烧一顿稀饭，配烧得发黑的霉干菜烧肉吃。这一别就是22年，他把女儿蒂娜的照片挂在客厅里，可照片如何能慰藉他的孤寂。 最伤心的是，在徐悲鸿式写实风格主宰的年代，没有人再欣赏他的写意画，甚至有人称他的画作不为社会主义服务，是“黑画”。 柳和清回忆：“在那段‘凄风苦雨’的岁月里，南昌路上经常可以看到林先生瘦小、孤单的身影，悠悠地在马路边徘徊、踟蹰，冷冷清清，孤孤寂寂……有一次，他甚至无奈地对我感叹道：‘今后，我的画恐怕只好挂在自己家里孤芳自赏了！’” 傅雷与林风眠是知交，曾许诺说要帮他写传。可惜，1966年9月，傅雷夫妇双双自杀离世。听闻这个消息后，林风眠非常悲伤，他不是傅雷那种玉石俱焚的性格，于是决定亲手毁掉自己的画以绝后患。 我多么希望这一幕未曾发生过： 林风眠关紧门窗，烧画的烟把他的脸熏得乌黑。他怕烟囱冒烟被人发现，又改了办法，把画撕碎，泡成纸浆，然后从马桶冲下去。据义女冯叶回忆，林风眠的脸坚毅决绝，一反平时的和蔼可亲，帮他毁画的学生舍不得撕碎其中几幅精品，林风眠毫不犹豫地说：“我不要连累任何人，我不要留下任何一张可以作为证据的作品，我要亲手毁了它，我还会再画……” 画还没毁完，红卫兵就到了，他被关押起来。一关就是5年，他的双手被反铐起来，手腕肿得厉害，手铐都嵌进了肉里。吃饭时也不给解铐，他把嘴凑到饭盆边吃以求生存。他的许多朋友都自杀了，他说：“我绝不自杀。我要理直气壮地活下去。” 5年后，在周恩来的关照下，释放了一批艺术家，其中就有林风眠。 他出狱时，已经72岁，没有人记得这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是名动一时的大画家。回到家，他取下女儿的照片，在背面写了一行字：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有一天他忽然接到通知，说有外宾要见他。匆匆赶去，外宾竟是30余年未见面的学生赵无极。众目睽睽之下，林风眠正不知如何应对，赵无极已疾步来到他面前，长跪不起。 师生当场抱头痛哭。林风眠事后说，赵无极这是要救他呢，身为外宾如此重视他，造反派自然不敢拿他怎么样了。 5 78岁那年，他受叶剑英关照去了香港，只准他带走34幅画。带不走的画他都送给了亲友，学生吴冠中收到的是芦塘和归雁，吴冠中想到先生此去孤雁离群，不禁潸然泪下。 生命中最后十几年，林风眠是在香港度过的，妻女仍住在巴西，他短暂探望过两次，之后还是两地分居。 孤独就像是他的宿命，晚年他已全盘接受这宿命，不再抵抗，而是自觉地与世隔绝，凭着记忆重画在“文革”中毁掉的作品，几乎一直画到生命的终点。 他活到92岁才去世，最终依风长眠于香江。临终前留下绝笔： 我想回家，要回杭州。 林风眠的一生，总让我想起苏轼笔下的那只缥缈孤鸿。他这辈子活得太孤单了，生前离群索居，死后声名也被遮蔽，最终，却是这份孤单成就了他。在清寂的天地里，林风眠宛若一只惊鸿，翩然飞过。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生性冷清的人，越到晚年却越喜欢浓郁、明快、通透的色彩。我喜欢他画中的秋天，大团大团的金黄色，那么明亮，那么绚烂，满是生命的热情和活力，只看他的画，你根本不知道他经历过那么多磨难。 诗人艾青为林风眠画集做了一首诗： 色彩写的诗， 光和色的交错。 他的每一幅画， 给我们以诱人的欢欣。 如果一个画家，披着满身鞭痕，依然能创造出给我们以诱人欢欣的画来，这样的灵魂，最后的归宿肯定是天堂。饭都吃不饱，他们依然“穷快活”。没有肉吃，汪曾祺就学工友用油爆豆壳虫，一尝，居然有盐爆虾的味道！ 施松卿不知从哪捡了匹战马，多年后，汪曾祺还记得她牵着马散步的那一幕：一个文文弱弱的年轻女人，在黄昏的天色中牵着一匹高高大大的马在郊外漫不经心地散步，真是漂亮！ 离开建设中学后，他送女友回乡，两人先结伴去了香港探亲。施松卿从香港回了福建老家，汪曾祺一个人等船去上海。没钱的他只能住破旧客栈，吃最便宜的鱿鱼脚充饥，他形容那时的处境，“全像一根落在泥水里的鸡毛”。偏偏小报上还刊登了一条消息：青年作家汪曾祺近日抵达香港。 在上海，汪曾祺成了“沪漂”，找不到工作，只得去朱德熙家寄居，一度写信给老师沈从文说想自杀。沈从文回信骂他：“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骂归骂，最后还是沈从文托人帮他找了一份教职。到了北京，又是沈从文替他在历史博物馆谋了个缺。 汪曾祺换过很多份工作，在历史博物馆当过办事员，参加过四野南下工作团，在北京文联待过，还编过《民间文学》。 编杂志时，他刊发过很多好稿，曾经把陈登科的《活人塘》从废稿堆里“救活”了。同事们都觉得他鉴赏水平一流，却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个作家。 他已经不写东西了，因为当时写作必须“反映现实”，得深入群众，他没有这个经历，写不了。 4 汪曾祺的一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平稳。他被打成过“右派”。 批判会上，他的作品也成了毒草，他写的《早春》中有这样一句诗：“远树的绿色的呼吸。”批判他的人说，连呼吸都是绿色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污蔑到了什么程度？汪曾祺听了哑口无言。 他被发配到张家口农场去，跟着农民一起起猪圈，刨冻粪，还得上“高跳”，给果树喷波尔多液。 这个时候的汪曾祺，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浮躁了，在农场照样过得兴兴头头。他在农闲时演戏，帮演员用油彩化妆，早上起来就蹚着露水到马铃薯地里，掐一把花、几枝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画，画了一整套《中国马铃薯图谱》。 他写过一首诗记述这一段生活，其中有两句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他的眼睛确实很亮，到老了都是亮堂堂的。 对于当过“右派”，他居然挺得意，后来在《随遇而安》中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三年劳动改造回来，江青看上了汪曾祺，把他调进了北京京剧团“控制使用”。这一控制使用，就有了名闻天下的《沙家浜》。 《沙家浜》有名的唱词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人一走，茶就凉”就是汪曾祺琢磨出来的，江青听了差点“枪毙”了，理由是“江湖口太多了”。结果汪曾祺等人还是瞒天过海保留下来了。 因为《沙家浜》，汪曾祺曾登过一次天安门城楼，也因为《沙家浜》，他在“四人帮”倒台后被贴了大字报，要交代和江青等人的关系。 这是他始料不及的，毕竟在喜怒无常的江青手下做事，他受了不少气，还好审查没多久就结束了。 动乱年间，他从未批斗揭发过任何人，有诗为证：“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 5 汪曾祺是真正的大器晚成。 他早年也写小说散文，那时锋芒外露，走的是意识流路线，到了晚年才算是繁华落尽见真淳，回归到中国的传统路子上来。 1979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上，登了篇汪曾祺的《骑兵列传》，这时他已59岁。 从那以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写出了《异秉》《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 在写《受戒》时，他把构思和一些同事说了，大家很不理解他为何要写这么个东西，他激动地表示：“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 《受戒》发表后，有人评论说：“汪曾祺写了一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巧的是，《受戒》英文本的名字就是《一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台湾出过一本佛教文学集，《受戒》也在其中。 汪曾祺也被退过稿，退稿的作品还是他引以为豪的《葡萄月令》，可见不是人人都识货。 汪曾祺的写作条件是很艰苦的，他长时间没有专门的书房，得在小女儿汪朝的屋子里写作。汪朝下了晚班在屋里睡觉，汪曾祺急着要写文章，又不敢进屋，憋得满脸通红到处乱转，就像一个要下蛋的母鸡找不到窝。 儿女们都和他开玩笑说：“老头儿，又憋什么蛋了？”开始时，汪曾祺还辩解说是写文章，不是下蛋，后来也常笑着说：“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这回下个大蛋！” 下笔如有神的汪曾祺也有写不出的时候，他生平最怵写报告。汪家长期住在施松卿单位分配的房子里，房子很窄小，有外国友人来访，见“国宝”级的作家居然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差点没掉下眼泪。 家人让汪曾祺写个申请住房的报告，他半天也写不出一句话来，末了扔出一句话：“我写不出！我不嫌挤！我愿意凑合！” 汪曾祺一辈子只写短篇小说，理由是他觉得长篇小说不真实。他只写熟悉的人和事，有人劝他写点宏大的文章，他的回答是：“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他分析过自己：“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 孙女小时候不喜欢他的文章，因为“没词儿”，他愣了愣，笑着说：“没词儿，好啊！” 这个汪曾祺是有点狂的，他的狂气常常掖着，只不小心暴露过几次。 有一次，女儿汪朝说起杨朔和刘白羽的散文，汪曾祺突然生了气，大声说：“中国的散文，一败于杨朔，二败于刘白羽。” 他家一直挂着一幅高尔基的木刻，到了晚年，有天他突然提出：“把这个取下，换上我的照片。” 儿女们都很惊奇地发现，原来老头儿自视还挺高的。 6 汪曾祺火了之后，不少人模仿他，但总是缺少那种韵味。 这是为何？ 因为汪曾祺是一个真正懂得生活、热爱生活的人，他既是个具有文人趣味的士大夫，又是个接地气的生活家，这让他的文章兼具文人雅趣与人间烟火味儿。 他是个“美食家”。他什么都爱吃，到昆明要吃米线，到张家口专吃土豆，到了京城就爱上了老北京爱吃的麻豆腐，还要用羊尾巴油炒。 在江阴读书时，他听说过河豚的美名，总想一尝，奈何未能如愿。多年后他写诗说：“六十年来余一恨，不曾拼死吃河豚。”这就是汪曾祺啊，为了一顿河豚，能念念不忘60年。 他不光爱吃，还爱做菜，做的都是家常美食，拿手菜是水煮干丝和罗汉斋，吃过的人都叫好，家里人却说：“老头儿写得比做得好吃。” 我常想，一个能把家常小菜都写得如此有滋有味的人，他的生活一定同样有滋有味吧。 他还是个“酒鬼”。 女儿汪明称他是“泡在酒里的老头儿”，对酒来者不拒，白酒、黄酒、啤酒、洋酒都行。施松卿这方面管他管得挺严，以至于他馋得连料酒都偷喝。 有一次，他胆囊炎发作去医院急诊，医生诊断说这病与烟酒无关。他脸上笑开了花，对着家人朗声宣布：“我还可以喝酒！”到底他还是因喝酒过多，患了肝硬化，后引起消化道大出血而离世。 对于汪曾祺的评价，我最喜欢编剧史航的说法：“汪曾祺是个老福尔摩斯，是个针对美的侦探。多少少见的东西，少见的美，被他记录下来，作了呈堂证供。他写文章，只思甜，不忆苦。” 读汪曾祺的文章，总会让我想起苏东坡那句著名的词：“人间有味是清欢。”对于他这样的文人雅士来说，不管生活境遇如何变更，总是固守着对生活的一种情趣，而这种闲情清欢，已慢慢消失在光阴的尘埃之中。 汪曾祺曾送过宗璞一幅牡丹，画上题有一首诗： 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 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 这正是他的夫子自道。他的文章就像一枝烂漫的山花，静悄悄地开在少有人烟的角落，偶有人经过，静悄悄地观赏一回，忍不住赞叹一声：真美啊！ 这就足够了。 金岳霖 天真的人最深情 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很多人对金岳霖的印象，长期固定在“女神林徽因最忠实的仰慕者”上。随便一搜索他的名字，就会出现很多和林徽因有关的标题：比如《金岳霖和林徽因：从前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或者《金岳霖to林徽因：喜欢就会放肆，而爱是克制》，又或是《谁更爱林徽因？梁思成续弦另娶，金岳霖病危拿照片》。 在这些文章里，金岳霖被塑造成“最爱林徽因的男人”，好像他这辈子做过最重要的事，就是爱林徽因。这何尝不是一种误读呢？ 金岳霖的人生，远比这些文章中所说的要丰富得多。他不仅爱女神，还爱逻辑学，爱真理，爱吃甜食，爱大苹果大梨子，爱养斗鸡，爱当“孩子头儿”。 林徽因对金岳霖来说，更像是雨后的一抹彩虹，让他的生命更加绚烂，他们遥遥相望，而又彼此彼立。 1 金岳霖从小就对逻辑感兴趣。 他小时候，发现“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逻辑上有问题，因为以这两句话作为前提，推理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朋友如粪土”。 他去美国留学，其兄建议他学簿技学，他学了一阵后深感乏味，写信给兄长说：“簿技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遂改学政治学，并获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发现最感兴趣的还是逻辑。 在剑桥游学时金岳霖和徐志摩结成了好友，徐正在闹离婚，一群人就起哄让金岳霖“接手”张幼仪，他听了也不生气。 徐志摩评价好友说：“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回国后，清华原本聘请的逻辑学教授赵元任准备去教音韵学，于是转聘金岳霖代赵教逻辑学。这下各得其所，两人分别成了各自领域的开派宗师。 金岳霖曾在西南联大开设“符号逻辑”的选修课，许多人听了后如听天书，只有极少的人选修。但王浩却是例外，上课时，金岳霖经常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后来王浩去了美国，仍感念金岳霖的培育之恩。 巴金的妻子萧珊读书时曾问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在一般人眼里，逻辑学非常枯燥，金岳霖想了想回答道：“我觉得它很好玩。” 很多人觉得逻辑学没用，其实不然。 金岳霖一位学生深受老师影响，用逻辑推理分析得出：跑警报时人们会带上最值钱的东西，比如金子，那肯定会有不慎丢失的，既然有人丢了，就会有人捡到。所以他跑完警报时沿途仔细查看，真的有两次捡到了金戒指。 金岳霖一生仅写过三部著作，但深得业内人士好评。思想家殷海光曾当众赞美老师金岳霖的《逻辑》：“此书一出，真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他说着突然把书往桌上一扔，朗声说道：“你们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而金岳霖的自我评价是，他是一个“哲学动物”，即使是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极其爱国，他后来信服马克思主义，理由是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有人认为，若是他的学术研究没有中断，他可能成为现代中国的亚里士多德。 2 在清华，有三个才华横溢的单身汉被合称为“清华三荪”，其中字龙荪的金岳霖就是其中之一。“清华三荪”以特立独行闻名，金岳霖也被视为怪人。 他的打扮有点怪，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新学期开学他总是向学生解释说：“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不是对你们不尊重。”他还配了一副很怪的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学生都深感奇怪。 他上课也有点怪，讲课不带讲义，只带粉笔，但十有八九黑板上不著一字。他喜欢提问，西南联大没有点名册，他就想出奇招：“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将令一下，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都会深呼吸，有点兴奋，也有点忐忑。 沈从文和他都是湖南人，关系很好。有一次，沈从文将金岳霖拉去为学生讲“小说和哲学”。金岳霖讲了半天，结论仍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纳闷，问道：“《红楼梦》算不算一个例外？”他回答：“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说话间，他突然停顿下来，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只跳蚤，很得意地说：“我这里有一只小动物。”颇有魏晋名士扪虱而谈的风度。 金岳霖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上午不见客，不干其他事务，集中精力读书写字，有时太过用心，以至于忘记了空袭这回事。有一次，大家都跑空袭警报去了，他却窝在宿舍里，岿然不动。待警报解除，大家奔回废墟寻人，竟发现他提笔而立，呆若木鸡，浑身都是尘土。 可能是对学问太过投入，金岳霖生活中常常出现“忘我”的现象。一次他出门访友，这家人的女佣出来问他“贵姓”，他忽然忘了自己姓什么，只好去路边问司机他的“贵姓”。还有一次，他给陶孟和打电话，陶的服务员问您哪位，他也回答不出。 在朋友们眼中，金岳霖有点“呆”。关于这个呆，一是不懂应酬，见到别人不知道说客气话，只会站在那里“嘿嘿”笑几声；二是不通俗务，某日，梁思成见他的厨师拿着一张5000元的活期存折出门采购，便提醒他说可以存个死期，利率高些，金听了连连摆手道：“使不得的，本无贡献，那样岂不占了国家的便宜？”梁思成只得详细说明了储蓄的规则，当听明白了这样对国家并无损害时，金岳霖高兴地夸他：“你真聪明！” 冯友兰认为，金岳霖有稽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之风，从未将红尘俗虑略萦心上，所以才能得享高寿。 3 熟悉金岳霖的人都叫他“老顽童”“天真汉”，因为他天真烂漫，待人热诚。 “老顽童”金岳霖平生最爱做的事是到处去买很大的水果，他曾说：“我平时好大，却不喜功。”别人赏花，他赏水果，走进他的房间，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大得出奇的水果，苹果、桃、橘子都呈金字塔形摆着，最上面的是“梨状元”。 他还爱养鸡，他养的鸡总是格外肥壮，因为他爱给鸡喂鱼肝油。有一次，杨步伟接到金岳霖的电话，说有急事让他赶紧去一趟，越快越好。杨步伟还以为是金岳霖的同居女友怀孕了，赶紧跑过去，结果发现原来是母鸡长得太肥生不下蛋来，她用手一掏，就把蛋掏了出来。金岳霖大为赞叹。 他非常喜欢孩子，在昆明时，总是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然后拿去和同事家的孩子比赛，看谁的水果个头大。比输了，就把水果送给孩子们，他再去买。 他在哪都能成为“孩子头儿”，孩子们都亲昵地叫他“金爸”，晚年他住在干面胡同时，常把烟盒积攒起来给邻居的孩子玩。住在这里的教授们都嫌孩子们太吵闹，想联名上书请相关部门进行约束，金岳霖拒绝签字，理由是“以后建设社会主义还要靠这些孩子呢”。 他对朋友一片赤忱，朋友们都亲昵地叫他“老金”。 沈从文在50年代生活窘迫，金岳霖每次去看他总要带些食物，还会从怀里掏出几个硕大的苹果跟沈的两个儿子比大小，然后留下给他们吃。 抗战期间，教授们大多清苦。有天，张奚若的夫人发现椅子上放着一沓儿钞票，她很惊讶，这么多钱是哪位客人不小心遗落的？张奚若回想之后，立刻断定“这是老金干的好事”。 他对学生更是宽厚包容，经常倾囊相助。乔冠华到德国留学，金岳霖资助几百块大洋，乔冠华至死都感念他的再造之恩。 殷海光到北京求学，是金岳霖负担他的生活费用，并每周与他见面，一边吃饭，一边鼓励他，引领他投身于思想领域。殷海光形容接近这位老师就像“浓雾里看见太阳”。 金岳霖出了名的脾气好。在一场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哥德尔的一本书，他就要买来看，学生沈有鼎却不客气地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一点都不生气，淡淡地说：“那就算了。” 得意门生王浩从美国回来拜访他，他必叫上沈有鼎作陪，还对人说：“沈先生有学问，其实王浩不是我的学生，是沈先生的学生。他们在一起讨论，我根本插不上嘴。” 学生和朋友们经常到金岳霖家聚会，他让厨师老汪给大家做西餐和烤肉，大家都戏称他为“我们的光棍司令”。一次，学生王雨田偶尔对他说起怀念老汪的手艺，他几天后特意叫王雨田去他办公室，打开抽屉拿出老汪做的一盒点心送给了他。 金岳霖工资虽高，但仗义疏财，并无多少积蓄，他家的厨师和车夫拿的都是终身工资。遇到有困难的人，即使素不相识，他也会拔刀相助。他曾资助一个鼻子有问题的农村青年去看病，那人痊愈后，常买来大鸭梨送给他。 到老了，他仍是天真烂漫。他晚年常赴协和就医，革命小将不准他乘坐汽车，他就坐一辆平板三轮车去，自带小马扎，身穿长棉袍，任人慢慢悠悠一路蹬过去。他坐在马扎上东瞧瞧西看看，觉得比坐汽车还好玩。 4 金岳霖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对林徽因的一片情。 世人都以为他“一生只爱一个人”，其实他在林徽因之前是交过女朋友的，对方还是个美国人，中文名叫秦丽莲，是他在美国留学时认识的。 秦丽莲思想很新潮，倡导不结婚，但挺愿意体验中国式的家庭生活，于是就跟着金岳霖跑到北京同居了，没过几年又跑回美国去了。 秦丽莲离开之后，金岳霖在好朋友徐志摩的介绍下，认识了林徽因。 那时候的林徽因正处于美貌的巅峰，她才华横溢，充满活力，以她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化沙龙，这就是著名的“太太的客厅”。客厅里的常客有徐志摩、沈从文、胡适、费正清夫妇等，金岳霖，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员。 如果把林徽因比作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围绕在她身边的客人们就如同一颗颗行星，几乎无人不为她所吸引，金岳霖就是如此。他来得越来越勤，后来索性搬去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毗邻而居，分住一套房屋的前后院。 他曾赠送梁氏夫妇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听了很高兴，说自己就是要做“梁上君子”，打开一条建筑学的新路。林徽因却不领情地说：“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岳霖听了后，不仅不生气，还连连鼓掌赞成。 倾慕林徽因的人可谓多矣，但像金岳霖这样持久专一的，还没有第二个。她对他也动了心。有一天，她对刚做完田野调查的丈夫说，自己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梁思成听闻此语，痛苦地思索了一夜，第二天告诉妻子：“你是自由的，如果老金真的爱你，我可以退出。” 当林徽因把一切告诉金岳霖时，他回答说：“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梁思成和金岳霖都是真正的君子，君子坦荡荡，这件事过后，他们继续心无芥蒂地相处着，三个人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受任何影响，金岳霖还写了篇文章叫《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里面记述了一件趣事： 一天早晨，他正在书房研究，忽然听见梁思成用男低音很神秘地叫“老金”，赶快跑出院子去看，梁思成夫妇都在他们正房的屋顶上。他早知道思成是“梁上君子”。可是，看见他们在不太结实的屋顶上，总觉得不妥当，便说“你们给我赶快下来”，他们大笑了一阵，不久也就下来了。 可见他们的关系是如何光风霁月。 金岳霖自动退回到了“男闺密”的位置，甚至梁思成和林徽因吵架，都会找他来仲裁，因为他最理性冷静。 金岳霖一生都在“逐林而居”，在北京时是这样，到了昆明还是这样，中间短暂地搬离过梁家，他在给费正清的信里写道：“我离开了梁家就跟丢了魂一样。” 战乱时，物资短缺，林徽因又患了肺病，整天躺在床上休息。金岳霖几乎每天下午都会端一杯牛奶，或者拿一块蛋糕送到她床边，并陪她说说话。那时蛋糕可是稀罕物，得费很大劲才能买到。 林徽因也很重视金岳霖，她在给费慰梅的信中，不止一次提到“幸亏有老金”。金岳霖逐渐成了梁家不可缺少的一员，连梁家的一双儿女都叫他“金爸”，和他分外亲。 可惜的是，林徽因年仅51岁就因病去世了。得知她去世的消息，他伏在办公桌上号啕大哭，边哭边对学生说：“林徽因走了！” 林徽因的追悼会上，金岳霖很悲哀，眼泪没有停过。他为她送上了一副挽联，上面写着：“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我认为，这是所有写林徽因的诗句中最传神的，可见金岳霖对林徽因的了解之切、感情之深。 林徽因去世后，金岳霖仍然住在梁家。后来梁思成也去世了，金岳霖就和他的儿子梁从诫住在一起。他和梁从诫感情很深，不时会高声问保姆：“从诫几时回来啊？”过一会儿又问：“从诫回来了吗？”金岳霖一生无子，但梁从诫把他的晚年生活照顾得很好。 他对林徽因的怀念贯穿终生，直到病重时仍念念不忘。写作《林徽因传》的作者陈宇曾想请金岳霖为林徽因写一段话，他想了很久很久，最终却回答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陈宇随身带了一张林徽因年轻时的照片，他见到后激动无比，紧紧握住那张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过了很久，他才抬起头来，像小孩求情似的对陈宇他们说：“给我吧！”直到他们答应了才笑了起来。 金岳霖90岁那年，有一天，忽然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吃饭，大家都不懂他为何要请客，开席前他郑重地宣布：“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众人都为之唏嘘。那一年，距林徽因去世已经29年，而金岳霖也已快走到人生的终点。 这样的事，徐志摩做不出，梁思成做不出，只有金岳霖做得出来，而且毫不刻意，仿佛理应如此。他哪里像个孩子，他分明就是个孩子啊，到老了仍一派天真，不改赤子之心，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拥有不泯的深情。 关于爱情，金岳霖有独特的观点。他曾劝慰一个为情所困的学生说，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 他对林徽因的感情就是如此吧，结局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曾真真切切地爱过，对于他来说，这就够了。 金岳霖去世后，骨灰被葬于八宝山公墓。巧的是，林徽因和梁思成也相继葬在此处。在另一个世界，他们仨终于又能毗邻而居，言笑晏晏。 林徽因若是和梁思成闹矛盾，一定还会请他来仲裁吧。而他一定也会笑眯眯的，给出一个谁都很服气的评判。 林风眠 孤独及其所创造的 依照艺术家的说法，一切社会问题，应该都是感情的问题。 1991年8月12日，92岁的林风眠来到天堂门口。 “干什么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问他。 “画家。”林风眠回答。 这是林风眠去世后，黄永玉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所写到的一幕。我总觉得，所有写林风眠的文字，都没有黄永玉这短短几句话这么有力。他多舛的一生，就凝聚在这一问一答之间，这是一个注定为画画而生的灵魂，命运把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笑一笑，仍然紧握着手中的画笔。 林风眠这辈子，当过校长，坐过牢；风光过，也落魄过，他所有的光荣和苦难都因画画而起，大半生都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如同他画中反复出现的那只孤雁。 孤独是他的宿命，他这一生，总是在不断地离别，幼时与母亲诀别，动乱时与妻女分别，暮年索性去国离乡。孤独剥夺了他享受家庭幸福的权利，却赋予了他辉煌的艺术生命。 如果让我给林风眠写墓志铭，我会在他的墓上写下一行字：孤独及其所创造的。 1 命运留在林风眠身上的第一道鞭痕，是母亲的下落不明。 林风眠出生在广东梅江边一个小山村里，原名叫林凤鸣，村子前流过一弯清澈的溪水，水中荇藻青青，溪边芦苇摇曳。 他6岁那年，溪边新开了间染坊，那五彩的颜色给单调的乡村生活添加了斑斓。林风眠从小就对色彩感兴趣，总是缠着母亲带他去染坊玩。母亲是个单纯美丽的瑶家女子，在家里地位很低，那一阵，她好像又重拾了以前的快乐，经常穿着染成青绿颜色的衣裳在镇上飘来飘去。 然后，就发生了那件令林风眠不堪回首的事：母亲被族人五花大绑在村口，被树枝抽打，被蚂蚁咬，被族人唾骂，他们都说母亲和染坊老板做出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小小的林风眠被家人关在屋里，听到母亲一声声的惨叫，他奋不顾身地拿着把刀从屋里冲了出来，大哭大叫，说要杀死毒打妈妈的人，说长大以后要杀了全族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抱回家里的，只记得从那以后，就没有见到过母亲。有人说她被“浸猪笼”了，也有人说她被卖到山里去了。 失去了母亲，林风眠的童年便变得孤独了，他不愿意和村里人接近，总是对着一本《芥子园画谱》描摹。或者跟着祖父去刻石碑，祖父是个石匠，长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块上画呀，刻呀，还告诉他长大了要老老实实做石匠，不要想什么读书做官。祖父让他少穿鞋子，并说：“脚下磨出功夫来，将来什么路都可以走。” 祖父对他影响很大，他后来回忆说：“我的这双手和手中的一支笔，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凿子一样，成天是闲不住的；不过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头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却是在轻薄的、光滑的画纸上消磨了一生。” 林风眠最终没有听祖父的话，他18岁从梅州中学毕业后，不想和祖父一样，上山打石头刻石碑，而是去了上海，后又辗转到法国留学。 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可故乡的山水一直在他心里，母亲的样子也一直在他心里。他爱画秋鹜苇塘，这正是岭南秋天常见的风景。他笔下的京剧人物，就像母亲一样有着向上微翘的丹凤眼，浮现着迷人而忧郁的微笑。 他为什么不回家？是近乡情怯，还是始终不肯原谅村人？ 个中理由，他从未对人说过，我们也无从揣测了。 2 命运留在林风眠身上的第二道鞭痕，是妻子罗拉的骤然去世。 在此之前，他刚刚尝到一点人生的甜头。 林风眠生来就是做画家的料，在梅州中学读书时，美术老师梁伯聪十分赏识他，常给他的作业打120分，理由是“他的画比我还好”。 中学毕业后，林风眠去上海投奔同窗好友林文铮，恰好在报纸上看到招收勤工俭学的学生赴法留学的广告，于是就和好友一起报了名。 1921年，林风眠和同伴们坐四等舱来到了巴黎，一心想投身艺术的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凤鸣”改成了“风眠”。临风而眠，我从未见过如此诗意的名字。 他先在法国第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不到半年，院长杨西斯惊异于他的才能，劝他说：“你在我校没有什么可学的了，我介绍你去巴黎最高美术学府吧。”就这样，林风眠转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师从柯罗蒙学素描和油画。 他一度沉迷于自然主义，后来杨西斯看了他的画后批评说：“你不要在这里学得太长，否则你就变成学院派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艺术有多少宝贵、优秀的传统啊，怎么不去好好学习？”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从此后，林风眠就从学院派变成了“野路子”，从全盘西化走向了中西融合，最终回到了中国的传统上。 巴黎素有“枫丹白露”的美名，给予了林风眠充分的艺术滋养。求学之余，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博物馆，不光看画，也看雕塑、陶瓷、木刻、工艺，就像一只贪婪的蜜蜂，从各种花朵中汲取精华。 他非常喜欢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1.《以诗意的方式过一生》既是一本民国男神传记，也是写给读者的人生启示录。一个人必先有灵魂，才能有骨气。又萌又好玩的民国先生，狂放又温润的大师风度。比背诵诗词更重要的，是以诗意的方式去生活。 2.作者慕容素衣的民国女神手册《时光深处的优雅》广受好评，《以诗意的方式过一生》是慕容素衣的又一关于民国男神的诚意之作。 3.《以诗意的方式过一生》装帧设计精致，倾心绘制封面插画，内附彩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