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新精神

作者简介

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 1940年生，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教授，法国社会学新“实用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对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及社会和经济史的研究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夏娃？希亚佩洛（Eve Chiapello） 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经济社会学和组织理论、管理工具的社会学分析及量化研究方法。

内容简介

总论 资本主义精神与批判的作用 本书的主题是伴随近来资本主义转型的意识形态的变化。它提出了一种解释，用以说明从1968年5月事件（当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表现得响亮而明确）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随着批判沉寂，资本主义运行所依靠的组织形式发生深刻改变），直到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犹犹豫豫地寻找新的批判基础）始终贯穿这些年间的动力。它并不仅仅是描述性的，而是通过这一历史例证，提出一项更为综合的理论架构，以便理解同经济活动有关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情况。我们说的“意识形态”一词，在这里不应以简化论的意思来理解——在马克思主义通行文本中往往被简化，即意图掩盖物质利益的、经常与实际相矛盾的一种道德说教——而要像路易·迪蒙的作品中所发展的一套共同信仰：铭刻于体制，结合于行动，从而落实于现实。 或许我们将会因以一个地方为例（过去三十年间的法国）来处理全球范围的转型而遭受批评。我们当然并不认为法国的例证独自包罗了资本主义的所有转型，然而，我们也远远没有被全球化普通话语的大同小异和大笔一挥的内容所说服。我们设法把这里提出的变革模式建立在性质务实的分析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能够考虑到人们参与活动的方式、他们的正当性，以及他们所提出的自身行动的意义。可是，国家政治局面和传统对经济实践方向的影响，以及对伴随它们的意识形态表述形式的影响，仍然非常强大，使得这样一种事业主要由于缺乏时间和资源而实际上仍无法在全球或在洲际范围内实现。因此，毫无疑问，一般的方法往往对解释性因素赋予最大的重要性，典型的是技术类、宏观经济类或者人口类的因素；它们就像经受一场风暴那样被作为人类和国家所经受的一种外在力量。对于这种历史的新达尔文主义而言，“变异”大多以强加于物种的同样方式来强加于我们，我们必须适应，否则就灭亡。但是，人类并不只是接受历史，他们创造历史。我们希望看到他们这样做。 我们并不声称，发生在法国的事就是世界其他地区的范例，或者认为我们根据法国情况确立的模式具有普遍的可行性。然而，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在其他发达国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重新部署，意识形态的演变标志着相当类似的进程，这符合政治与社会史特征中每一事例所产生的模式，只有靠细致的地区分析，才能以必要的精确把它展现出来。 我们设法澄清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批判之间所确立的关系，以解释近几十年间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某些现象：正当资本主义进行重大重构而其社会影响必然暴露时，对它的批判却消退了；80年代期间各届社会党政府协力推动的创业热情，以及90年代受压抑的反应；今天试图在新的基础上重建批判所面临的困难，以及目前并不缺乏义愤情绪的时候，批判的动员力量却相当有限；管理话语的深刻转型，以及7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主义发展之正当性；对社会的新表述、考验人与事的新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成功或失败的新形式的出现。 为了进行这项工作，资本主义精神的观念对我们颇为重要，因为（我们即将看到）它使我们在进行分析时所根据的两个中心概念——资本主义与批判——可以强有力地联系起来。下面我们将提出我们的建构所根据的不同概念，以及我们所提出的用以说明与过去三十年间资本主义有关的意识形态转型的模式来源。在我们看来，它比孤立研究法国的情况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资本主义的最低定义 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对资本主义（或者今天经常提的“各种资本主义”）特性的不同刻画中，我们将使用强调以形式上和平的手段取得资本无限积累这一最低公式，把资本不断导入经济运行以取得利润，即让资本增值，然后将资本进行再投资，是资本主义的基本标志，使其具有连最敌对的观察者也为之着迷的动力和转化力。 资本积累并不在于聚敛财富，即有使用价值的和炫耀作用的，或者作为权力象征的物品。财富的具体形态（财产、工厂、商品、金钱等）本身并不利害攸关，而且，由于其缺乏流动性而阻碍了真正关系重大的唯一目标，即：资本、工厂和各种获得物（原料、部件、服务等）不断转化为产出，产出转化为金钱，金钱转化为新的投资。 资本脱离财富的物质形态，就给了它一种真正抽象的特性，有助于使积累成为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只要会计结算估定为盈利，那么在一定时间跨度内积聚的利润，就被计算为两个不同时期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差额。与财富用于消费需求（包括奢侈品消费）相反，这是没有限度的，是不可能有满足的。 正如海尔布伦纳所强调的，资本主义过程永不满足的特性无疑还有另一个理由。由于资本不断地进行再投资，而且只有靠循环周转才能扩大，所以，资本家回收开支并获得利润的能力处于不断的风险之中，特别是由于同他争夺消费者购买力的其他资本家的行动。这种力量造成不断的焦虑，并使得资本家在继续进行无休止的积累过程时抱有极其强烈的自卫动机。 可是，商家之间追求利润的竞争，并不一定产生古典意义上的市场：采取分散决策的许多成员之间的争夺，通过显示均衡价格的交易而得到协调。在这里使用的最低定义中，资本主义区别于根据惯例与制度所进行的市场自我调节，特别是旨在确保商家之间的平等条件（纯粹而完全的竞争）、透明度、信息对称、保证信用贷币汇率稳定的中央银行等具有法律和政治性质的制度。资本主义的确以交易和合同为基础，但这些合同只能支持有利于各方的谨慎安排，或者包含特别条款，不带有公开性或竞争性。所以，我们仿效费尔南·布罗代尔来区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在时间上并不先于资本主义无限制积累准则的出现；另一方面，只有当资本主义没有更为直接的盈利途径时，资本主义积累才会向市场调节让步。因此，承认市场具有行善之功，接受其“和谐”运行（自由贸易，禁止卡特尔与垄断，等等）所依据的规则和制约，可以被视为属于资本主义自我约束的一种形式。 在这里所使用的资本主义最低定义的框架内，资本家在理论上指的是拥有盈余并投资获利以增加其初始盈余的任何人。其原型例子就是把钱投入公司以获利的股东。但投资不一定采取这种法律形式，比如投资于借贷资产或者购买国库券。小股东、小储户并不希望自己的钱“闲置”而要如俗话所谓的“稍稍生利”，因此，他们也属于和大企业主同样的资本家群体（当然大企业主最合条件）。所以，最广义而言，资本家群体包括所有拥有财产收入的人；可是，实际构成这个群体的只是超过某一储蓄水平的少数人。虽然现有统计难以估算，但可以认为，在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之一的法国，它代表约20%的家庭。我们可以容易地想象，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百分比要低得多。 在本书中，我们将把“资本家”一词首先保留给负责积累和扩大资本的主要行动者，他们直接对公司施压，使其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显然，他们的成员要少得多。他们不但包括大股东，即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一手影响企业运行的个人；而且包括由少数有势力的个人（主要是公司董事）出任代表的法人实体，通过持有股权拥有或控制总资本中最实质的部分（控股公司与跨国公司——包括银行——通过子公司利益和相关方、投资基金或养老基金的机制）。主要的雇主、大公司的带薪董事、基金经理或大股东，对资本主义过程、公司运营及榨取利润率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不像上述那些小股东。虽然他们构成以资产极大不平等为特点的一批人（尽管一般是在极为有利的情况下），但他们应当被称为资本家，因为他们要求自身的利润极大化，并以此来要求他们实施控制权的人们与法人实体。暂时把资本家受到制度制约的问题，特别是公司董事除了符合资本主义规则以外是否还能做其他事的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只需注意到，他们这样做符合于且主要决定于为自身的资本和委托他们的资本追求巨大利润。 我们也以工薪阶级来表述资本主义的特点。马克思与韦伯都把组织劳工的形式作为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定义的中心。我们把工薪阶级同他们可以采取的契约性法律形式独立开来加以考虑。重要的是，一部分人——拥有很少资本或没有资本，制度自然不去关照他们的福利——以出售自身劳动（不是出售劳动产品）来取得收入；他们不拥有生产资料，因此为了工作就要依靠生产资料拥有者的决定（因为后者依靠财产权，可以拒绝他们使用这些生产资料）；最终，在工薪关系的框架内，资本拥有者为换取补偿，会放弃财产权以取得劳动成果，据说这样可以使他们的整个产权增加。工薪阶级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工薪收入者在理论上可以自由地拒绝按照资本家所提出的条件来工作，正如后者可以自由地不按照工人要求的条件来提供工作。结果是，由于工人不能长期没有工作而生存，因而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可这还是显著不同于强迫劳动或奴隶制，因此总是包含某种程度的自愿屈从。 在法国，如同在全世界范围，工薪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史上一直在扩大，直到今天它包罗劳动人口中空前的比例。一方面，它逐渐取代了个体经营，在历史上首先是农业；另一方面，由于妇女进入工薪阶级的结果而使劳动人口大大增加，妇女从事家庭以外的工作越来越多。 资本主义必须有一种精神来支撑其扩张，而韦伯所指称的资本主义精神显然已难以适应网络时代的资本主义实践，而为了回应资本主义的新的现实需求，本书的两位作者提出了资本主义新精神的内涵，它无疑对于当下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学术启发性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