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的丝织刺绣/长江文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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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寿终正寝，一般要度过几十 年乃至上百年的漫长岁月。在人生旅途中，我们*主 要的生活内容，基本上可以用“衣食住行”个字来概 括，由此可见“衣”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地 位。 的确，服饰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人 类区别于其它动物重要标准之一。服饰文化也是人类 文明的重要表征之一，与人类的政治、*事、经济、 文化活动以及思想、道德、伦理、审美等息息相关， 密不可分。同时，服饰及服饰文化在不同的时代、不 同的社会、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间也呈现出风格 迥异的鲜明特征。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人们也习惯将中国称为“ 衣冠王国”，由此可以看出服饰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 中的重要地位。中华服饰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 括起源、风格、演变、习俗、信仰等诸多方面。其中 ，丝织刺绣是中华服饰文化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风 姿摇曳，鲜艳夺目。 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民族 的又一个摇篮。研究表明，早在鸿蒙混沌的新、旧石 器时代，长江流域已是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人们在 此劳作繁衍，生生不息，创造了**风采、足可与黄 河文明并肩媲美的长江文明。在长江文明的宝库里， 服饰文化特别是丝织刺绣是其中*为夺目的明珠之一 。而且，长江流域的人类服饰文化(包括丝织刺绣)与 长江文化亦步亦趋相始终。 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六七千年前，长江流域的先 民就和黄河流域的先民一样，已经初步认识并且开始 利用动物纤维和植物纤维如蚕丝、麻、葛等作为人类 早期服装的面料。在认识蚕丝、葛、麻这些动物纤维 和植物纤维的特性以后，先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纺轮 作为纺绩纤维的工具。纺轮可以说是人类*早使用的 纺线工具，是现代纺织业里广泛使用的纺锭的鼻祖。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纺轮，不仅数量多， 而且制作精美，很多纺轮上都刻有纹饰或施以不同颜 色的彩绘，光彩夺目，令人爱不释手。仅从彩陶纺轮 的装饰这一点考量。就可以说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 原始纺织业的进步与发达。而精心彩绘、充满艺术气 息的彩陶纺轮，似乎也昭示了长江文明浪漫放达的先 声。 继纺轮之后，长江流域的先民在掌握并使用原始 纺机方面又一次走在了中华民族的前列。 在距今6000多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 代遗址，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我们**惊喜地发现 了一批木器，包括木刀、圆木棒、木杆等。经过对比 研究，它们与目前生活在云南的彝族、海南的黎族仍 在使用的织布腰机上的构件几乎一模一样，这些出土 的木器基本上可以复原成功为一架性能完好、工作正 常的腰机。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原始腰机，说明至少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长江流域的纺织技术已经走了中 国的前列。因为原始腰机的出现，表明真正意义上的 纺织技术的诞生。自此，人类才正式踏人穿着服用纺 织品的时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意义非凡。 无论从养蚕、缫丝、原始人工纺织以及原始机织 等方面来看，长江流域均开风气之先，长江流域也因 此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丝织刺绣的摇篮。 夏商周时期特别是商周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层 面都发生着***的震荡与变化，作为人类社会生 活重要内容之一的服饰文化也不例外。由于年代久远 ，加之文献记载语焉不详，同时服饰文物又特别难以 保存，致使我们对商代丝织情况知之不多。从有限的 地下文物材料及甲骨文、《诗经》等文献材料透露出 的鳞爪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商周之际，丝织手工 业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和一定的工艺水平。 如商代的甲骨卜辞中，有“桑”、“蚕”、“丝 ”、“帛”等象形文字，还由此衍生出100多个有“ 系”字偏旁的字。除了这些单字之外，还有一些有关 蚕桑的完整卜辞和祭祀蚕神的卜辞。河南安阳大司空 商墓和山东益都苏埠屯商墓都出土过玉蚕。这些甲骨 卜辞和玉蚕，昭示一个准确无误的事实：商代已经具 备一定规模的丝织业。 至于各地丝织业的发展水平，我们认为，当时黄 河流域由于文明进程较快，其丝绸工艺相应也比较发 达，今山东、河南、陕西一带当时都有大片桑林，即 一明证。但不可忽视的是，在长江流域的四川、江苏 等地也存在植桑、养蚕，这应该是吴兴钱山漾新石器 时代丝织业的余韵流风。这也是自宋以后，江南地区 独领中国丝绸文化**的先声。所以，在夏商时期， 长江流域的丝织刺绣发展水平，基本上与黄河流域是 同步的。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