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讲稿（纳博科夫精选集V）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 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 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纳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于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国。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开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学生涯。 一九四〇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韦尔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纳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丽塔》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并引发争议。 一九六一年，纳博科夫迁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病逝。 "

内容简介

"【精彩书摘】： 俄罗斯作家、审查官及读者 “俄罗斯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一个直接印象，在外国人的脑子 里一般反映为俄国在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间曾经涌现 出一打伟大的文学家，仅此而已。这一概念在俄罗斯读者脑中则更 为丰满，因为除了小说家之外，它还包括了一批无法翻译的诗人；尽 管如此，俄罗斯本国人也只是聚焦于十九世纪这一光芒四射的星体 之上。换言之，“俄罗斯文学”是一个近代现象。俄罗斯文学也有其 局限性，而外国人却倾向于认为它是完整的，已经一劳永逸地完成 了。这主要是由于在过去四十年里，苏维埃统治之下产生的文学作 品全是典型的地方性文学，一片荒芜。 我曾做过一个统计，十九世纪初至今所产生的被公认为最优秀 的俄罗斯小说和诗歌，按一般印刷统计大约两万三千页。显然，无论 法国还是英国文学，都不能被浓缩到这样的程度。英法文学绵延好 几个世纪，著作数量之众可谓骇人。这就引出我要说的第一点。俄 罗斯文学迷人的便利之处在于，如果除去仅有的一本中世纪著作，2所 有的作品可以盛进一只容量为一个世纪的双耳细颈瓶—至于这以 后所产生的那点零头，加个小奶罐就够了。一个几乎没有内生的文 学传统的国家，只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一个十九世纪，便创造出了 在艺术价值、影响范围以及所有其他方面都足以与英国或是法国的 光辉作品相提并论的文学，唯一的差距只在数量，而英法传世经典的 创作都开始得早得多。十九世纪的俄国在除了美学价值之外所有其 他精神层面的发展中，并没有以同样异常的速度达到能与西方最古 老国家的文化相比肩的高度，正因为如此，美学价值的奇迹般的奔涌 才可能在这样一个年轻的文明内部发生。我很清楚，对这段往昔的 俄罗斯文化的认识，并不是一个外国人概念中的俄罗斯历史的组成 部分。大革命之前俄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这一问题，已经被二十 世纪二三十年代执政者精明的宣传彻底混淆和扭曲了。他们把俄罗 斯现代化的功劳据为己有。然而，在普希金和果戈理的时代，俄罗 斯民族的很大一部分人口确实被遗忘在冰天雪地之中，在明亮的琥 珀色窗户之外，缓缓飘落的雪花之后；而这一悲剧的源头在于，在一 个以苦难不幸闻名、以其无数草民的悲惨生活闻名的国度里，一种 精致优雅的欧洲文化来得未免太快太急了—但这已经是另一个 问题了。 抑或并非完全不相干。在概述俄罗斯近代文学史的过程中，或 者更确切地说，在定义那些竞相争夺艺术家灵魂的力量的过程中，如 果我足够幸运，我或许能触及所有真正的艺术所共有的深刻的悲悯 力，盖因艺术永恒的价值与这个混沌世间的苦难，这两者之间总是存 着一道巨罅—这个世界将但凡不能用作最新指南手册的文学作品 视作奢侈品或是玩具，这也实在无可厚非。 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他不会真的被强迫 制作指南手册，这是个安慰。那么，从这个有限的视角来看，十九世 纪的俄国说也奇怪，倒真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书籍有可能被禁，作家 有可能被流放，检察官有可能是恶棍和蠢货，长着络腮胡子的沙皇有 可能又跺脚又咆哮；但是让整个文学团体只书写为国家所认可的东 西，这一苏联时代的奇妙发明—这一手段，在旧俄国毕竟闻所未 闻，尽管很多反动政要毫无疑问都盼着能找到这样一个工具。一位 强硬的决定论者或许会这样说：民主社会里的一份杂志会对它的作 者施加经济压力，迫使他们表达所谓读者大众所需要的东西—而 一个警察国家则会施加更直接的压力，迫使作者在小说中传递适当 的政治口信，3在这两种压力之间也许可以说只不过是存在程度的差 别。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很简单：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有很多不 同的期刊和哲学思想，但在一个独裁统治下，只有一个政府。这是质 的区别。假使我，一个美国作家，打算写一部反传统的小说，这样说 吧，有一个快乐的无神论者、一个无党派的波士顿人，他娶了一位美 丽的黑人姑娘，同样是个无神论者，生了一大群孩子，小可爱们都是 不可知论者，他过着幸福的生活，与人为善，一生风平浪静，直到一百 零六岁在睡梦中安详离世—结果很可能是，纳博科夫先生，尽管 您才华横溢，我们觉得［这种情况下不会是我们认为，总归是我们觉 得］没有哪个美国出版商会冒险出这本书，原因很简单，不会有书商 愿意接下这本书。这是一个出版商的观点，每个人都有权利有自己 的观点。要是真有哪个不靠谱的公司到底还是把我这个快乐的无神 论者的书给出版了，也不会真有人把我流放到阿拉斯加的荒郊野外 去。另一方面，美国的作家也从来不会被政府勒令撰写弘扬自由企 业和清晨祷告之喜悦的宏伟小说。在苏联政权建立之前，艺术家们 在俄国也受限制，但不会接受命令。他们—那些十九世纪的作家、 作曲家、画家—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有压迫和奴役的国家，但是他 们毕竟还是有一项巨大的 势，这是我们此时此刻才体会到的，即与 他们生活在现代俄国的孙辈们相比，他们不会被迫违心地说这里没 有压迫，这里没有奴役。 在两股同时争夺艺术家灵魂的势力之中，两个审判艺术家作品 的批评家之中，第一位是政府。在十九世纪，政府始终有这样一个 意识，即任何在创作性方面独树一帜、鹤立鸡群的作品都是一个不 和谐的音符，是迈向革命的一大步。政府这种警惕的最单纯形式在 三四十年代尼古拉一世身上体现得最淋漓尽致。与其继任者的非利 士主义相比，尼古拉一世的冷酷个性的渗透力要深入彻底得多。他 对文学所倾注的热忱但凡出自真心就可称得上感人了。他孜孜不 倦地要与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建立起所有可能的关系—集父亲、 教父、保姆、乳母、监狱长以及文学批评家的角色于一身。姑且不论 他作为一国之君所显示的品性，必须承认他在对待俄罗斯缪斯的态 度上最不济也就是个流氓，最好可算个小丑。他一手建立的审查体 系持续到一八六○年代，在六十年代的大革命中有所松懈，于十九世 纪末重又巩固，二十世纪初审查体系曾一度崩毁，然则苏维埃革命之 后，它又戏剧性地卷土重来，且变本加厉。 十九世纪上半叶，爱管闲事的官员、4把拜伦当作意大利革命者的 警察局长、自命不凡的老审查官、政府养活的某些记者、不事声张但 也过于敏感的教会，这一君主制、顽固派和阿谀奉承的政府部门的综 合体对作家们确实颇多妨碍，但也为他们提供了惹恼政府、嘲弄政府 的绝妙乐趣，他们的文字千变万化，九曲十八弯，具有叫人兴味盎然 的颠覆性，愚蠢的政府对此完全手足无措。蠢人可能是个危险的顾 客，但蠢人的脖子上顶着如此不堪一击的脑瓜子，这让危险成了一流 的消遣；无论俄国的旧体制有着怎样的缺陷，必须承认，它尚存一项 了不起的优点—就是没脑子。审查官必须搞明白一堆深奥的政治 影射，而不是简单打击显而易见的淫秽内容，这就让他们的任务格外 艰巨。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统治时期，俄国诗人确实得小心谨慎，普 希金对法国的调皮偶像们的模仿，对德? 巴尔尼和伏尔泰的模仿， 也确实很容易被审查机制碾压。但是小说是高洁的。俄罗斯文学并 没有其他文学所具有的直言不讳的文艺复兴传统，直到今天，俄国小 说整体上仍然是所有小说中最贞洁的。当然了，苏联的俄罗斯文学 更不用说就是纯洁本身。难以想象一个俄国作家会写出一部《查泰 莱夫人的情人》来。 因而，政府是与艺术家斗争的第一种力量。第二种对付十九世 纪俄国作家的力量是反政府的、关心社会公益的实用主义批评观，即 当时激进的有着公民意识的政治思想家们。必须强调的是，与那些 由政府养活着的恶棍，或是紧紧围靠着摇摇欲坠的皇冠、昏聩老朽的 反动派们相比，这些人一般来说在文小男孩上电视，必定会在他脸蛋正中贴一些人造 雀斑。二十二粒雀斑是最小数额：两边脸颊各八粒，调皮的鼻梁上 再加六粒。在喜剧片里，演员脸上的雀斑简直就像是麻疹。某部肥 皂剧中雀斑干脆以小圆圈的面貌登场。但是尽管广告里可爱的小男 孩们都是金发或红发，满脸雀斑，但广告里的青年男子则清一色都 是黑发，长着又黑又粗的眉毛。这应该是从苏格兰人向凯尔特人的 进化。 广告中充斥的非利士主义不在于它们夸大（或是捏造）这个或 那个可用产品的荣耀，而在于它们暗示了人的幸福是可以购买的，而 且这一购买行为可以让购买者变得高尚。当然广告创造的世界其自 身并无大害，因为谁都知道广告由卖家一手炮制，而顾客则是自愿加 入这一幻想世界。这个世界里精神性的东西荡然无存，只有一群或 捧着或吃着麦片，却仿佛正享用佳肴珍馐般的人们露出的心醉神迷 的微笑，或者说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只按布尔乔亚的规则来玩游戏，但 有趣的倒不是这些，有趣的是这个世界犹如一个影子卫星城，不管是 卖家还是买家，在内心最深处他们都不相信它的真实存在，尤其是在 这个安静明智的国度里。 俄国人有一个词，或者说有过这样一个词，专指自鸣得意的非利 士主义—poshlust。poshlism不仅指显而易见的垃圾般的废物，主 要还指虚假的重要，虚假的美丽，虚假的聪明，以及虚假的魅力。给 某事物贴上poshlism的标签不仅是一种美学判断，也是道义上的控 诉。真实的、不加掩饰的、好的东西永远不可能是poshlust。可以这 样说，一个简单的未开化的人几乎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poshlust，因 为poshlism的前提是有一个文明的外表。农民要变庸俗就得先成为 一个城里人。要产生poshlism就必须先用一根彩色的领带遮住那个 平实的喉结。 俄罗斯人之所以发明poshlism这个有意思的词，也许是因为昔 日的俄国曾一度信奉简单之美和良好的品味。今日的俄国是一个道 德白痴的国度，充斥着媚笑的奴隶和面无表情的恶棍，今日的俄国已 经不再关注poshlism，因为苏联有它自己的特殊招牌；而在过去的岁 月里，追求真理之简洁的果戈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们，可以轻而易 举地把事物中庸俗的部分以及伪思想的垃圾体系区别出来。但是非 利士人无处不在，任何国家，在美国也在欧洲—事实上poshlism在 欧洲比在这里更普遍，虽然我们有我们的美国广告。 "化、诚信、抱负、脑力以及品性方 面都要高出太多。一位激进的批评家唯一关心的就是人民的福祉， 并将所有其他一切—文学、科学、哲学—仅仅视作改善底层百姓 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以及改变国家政治结构的手段。这样的一位批评 家通常刚正不阿，一派英雄气概，对于流放生活的缺衣少食全然不 放在心上，同样不放在他心上的也包括艺术的细微精妙。这些人与 君主专制斗争— 一八四○年代的火一般的别林斯基，一八五○、 一八六○年代的顽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用心良 好却令人生厌的米哈伊洛夫斯基，以及很多其他同样诚实固执的 家伙—他们也许都可以归到同一个类目之下：政治激进派，从属 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德国唯物论者，预告了最近这些年里盛 行的革命社会主义和严酷共产主义。不要将他们与真正的俄国自由 主义混为一谈，后者与西欧其他国家和美国的文明民主才是绝对一 脉相承。翻看六七十年代的期刊，你会震惊于这些人在一个君主统 治的国家里竟能表达出如此暴力的观点。尽管这些激进的批评家不 乏可取之处，但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说，他们和政府一样令人头痛。政 府和革命，沙皇和激进派，在艺术上是一样的非利士人。激进的批评 家与君主专制相抗争，但他们也发展出了自己的专制统治。他们一 心要强制推行的那些口号、观念、理论，其本身对艺术而言就和体制 内的保守主义一样格格不入。他们对作家的要求就是一个改造社会 的中心思想，除此之外都是废话，在他们看来一本书要称得上好书， 就必须有造福于民的实际用途。他们的热情中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 陷。他们真诚而勇敢地追求提倡自由和平等，但是他们又要绑架艺 术以服务于当下的政治，这是在违背他们自己的信条。沙皇们认为 作家应该是国家的仆人，激进的批评家们则认为作家应该是大众的 仆人。最终，在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新的政权，进入了黑格尔三段式 中的“合”的阶段，将大众与国家的概念合二为一，于是以上这两种 思想路线不可避免地相遇并联合起来了。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艺术家与他的批评者之间 生 冲突的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普希金，俄国的第一位伟大作家。以沙 皇尼古拉本人为首的官僚集团对普希金恨得牙痒痒，以他在体制内 所处的职位，他非但不好好做国家的仆人、撰写官文歌颂传统美德 （如果他非写作不可的话），反而写出极其傲慢、极其独立、极其邪恶 的文字来，在他清新别致的韵文中，在他引人入胜的想象力中，在他 对大大小小的暴君的自然嘲笑中，一种危险的自由思想一目了然。 教会哀叹他的轻浮。警长、官员，政府养活的批评家们称他为肤浅的 冒牌诗人；又因为他高调拒绝用他的笔去记录政府办公室里的无聊 活动，普希金这位当时有着最高学识教养的欧洲人之一，竟被某公爵 叫作笨蛋，又被某将军称为蠢货。国家企图扼杀普希金的天才，为此 而使用的手段包括流放、严酷审查、无休止的纠缠、慈父般的教诲，最 后培植了一批本地恶棍，而这些人最终将普希金推向那场致命的决 斗，对手不过是个可鄙的保皇派法国冒险家。 另一方面，影响力极大的激进批评家们虽然身处极端的君权 统治之下，还是有办法在读者面很广的期刊上发表他们的革命观 点—这些激进的批评家是在普希金短暂一生的最后几年中涌现 的，他们同样对这个人恨得牙痒痒，他不去做人民和社会事业的公 仆，倒去写那些极其微妙、极其独立、极其有想象力的诗文，而且这 世上所有的一切他都写，在他那些对大大小小的暴君的随意嘲讽中 （太过随意了）也许能捕捉到一些革命的意图，但其价值也因他的兴 趣之广泛而被冲淡了。他韵文中的恣意潇洒被谴责为贵族姿态的 装饰卖弄；他艺术家的遗世独立被宣布为一种社会罪行；二流作家 摇身而为冷静的政治思想家，称普希金是肤浅的冒牌诗人。六七十 年代的著名评论家们，公众舆论的偶像，喊普希金蠢人，还口口声 声说对俄国人民来讲，一双耐用的靴子要比这世上所有的普希金和 莎士比亚都更重要。把极端激进主义者和极端君主主义者对俄国 最伟大的诗人所用的别称作一个比较，你会震惊于它们可怕的相 似度。 三四十年代末的果戈理的经历多少有些不同。首先我要说的 是，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和他的小说《死魂灵》都是他自己的 想象力的产物，是他内心的噩梦，里面装满了属于他的无与伦比的小 妖怪们。这些作品呈现的不是也不可能是果戈理所处时代的俄国的 画面，先不说别的原因，果戈理几乎完全不了解俄国；他没能写出一 部《死魂灵》的续集，其真实原因在于他没有足够的素材，用那些完 全由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人物写一部纪实作品，以此去提高他的国家 的道德水准，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然而，激进的批评家们在他的剧 本和小说中却读出了对行贿受贿、粗鄙人生、政府恶行以及农奴制的 控诉。果戈理的作品被赋予了一种革命意图，而他本人明明是位循 规蹈矩的良民，有很多保守党派的权贵朋友，对于别人在自己的作品 中发现的这些东西不禁大惊失色，于是在之后的写作中他都想努力 证明之前的剧本和小说完全不是革命性的，而恰恰是要顺应宗教传 统，顺应他日后发展出的神秘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时卷入幼 稚的政治活动，因此被政府流放，差点处以极刑；但是后来他在自己 的作品中歌颂谦恭的美德、顺服、苦难，于是他就被激进的批评家们 在他们的文章里谋杀了。同样的一群批评家还曾猛烈地攻击托尔斯 泰，用他们的话来说，托尔斯泰是在描写有头衔的贵妇和老爷们的浪 漫情事，而教会则开除了他的教籍，因为他胆敢发展出一套他自己的 信仰来。 ? 我想这些例子已经足够了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十九世 纪的俄国作家都经历了这个奇怪的双重炼狱。 了不起的十九世纪也走到了尽头。一九○四年契诃夫去世， 一九一○年托尔斯泰走了。随后出现的一代新作家是最后的光 芒，一阵急扫而过的天才的骤风。在革命之前的二十年里，小说、 诗歌以及绘画中的现代主义达到顶峰。舞台灯光下出现的是詹姆 斯? 乔伊斯的前辈安德烈? 别雷，象征主义派作家亚历山大? 勃 洛克，以及其他几位先锋派诗人。自由革命成功后不到一年的时 间，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们推翻了克伦斯基的民主政权，正式开始 了他们的铁腕统治，大多数俄国作家远走他乡；还有一些留下了，比 如未来主义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国外的观察家们把进步文学和进 步政治混为一谈，而这种混淆又被驻外苏维埃宣传机构迫不及待地 一把抓住，推波助澜。事实上从一开始苏联政府就是在为一种特定 的文学打基础，这是一种原始的、画地为牢的、政治性的、由警察控 制的、彻底保守而又传统的文学。苏联政府以让人叹服的坦诚宣布 文学是国家的工具，这与旧政权谨小慎微、三心二意、杂乱无章的企 图不可同日而语。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这一诗人与警察之间达成的 快乐协议履行得滴水不漏。其成果即所谓的苏联文学，这种文学是 保守的中产阶级文学，因其对政府各种观点的温顺诠释而无可救药 地千篇一律。 “由我们来指引你的笔”—这就是基本律法，他们期待由此产 生出“重要”文学。律法浑圆的躯体上长着敏锐的辩证法的触须： 下一步就是对作家的作品进行全盘计划，如同对国家的经济体系一 样。这可以保证让作家获得用干部们的话来说“无穷无尽的丰富题 材”，他们这样说的时候都会面带不太自然的干笑。经济与政治道路 上的每一个转弯都意味着文学上的转弯：今天的内容是“工厂”；明 天是“农场”；接着，“破坏活动”；然后，“红军”，凡此种种（多么丰富 啊！）。苏联作家们则气喘吁吁地从模范医院奔到模范煤矿或者模 范水坝，一面满心恐慌，生怕自己要是不够敏捷的话，很可能等到他 的书出版的那一天，他所赞美的某个苏联信条或者某位苏联英雄已 经双双被禁了。 苏联政府在过去四十年中从来没有失去对艺术的控制。偶尔 螺丝也会稍有松动，以便观察可能发生什么，赐予个体的表达某些空 间；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新书无论有多平庸，都会被国外的乐观主义 者们宣布为政治上的抗议。我们都知道那些大部头的畅销书，《静 静的顿河》、《人不仅仅是为了面包》、《乍德的小屋》— 一堆堆的 俗套老套，一筐筐的陈词滥调，却被国外的评论家们描述成“富有力 量”、让人“欲罢不能”之类的。然而，呜呼，即便这个苏联作家确实 达到某个艺术水准，比如厄普顿? 刘易斯的水平—就不指名道 姓了—即便如此，事实仍然令人沮丧：苏联政府，这一地球上最非 利士人式的组织，不可能允许个人追求的存在，不可能允许创作的勇 气，以及任何新的、原创的、难的、奇怪的东西的存在。斯大林取代列 宁之后，这个国家的哲学理念半点儿没变，现在正在崛起的是克鲁晓 夫 （Krushchev），还是赫鲁晓夫 （Hrushchyov），不管他叫什么吧，反 正一切还是照旧。我想引用赫鲁晓夫在最近一次党代会上关于文学 所说的一段话：“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创作活动必须贯彻为共产主义 斗争的精神，必须给人们的心中注满乐观主义以及坚持信念的力量，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和集体纪律。”这种集体风格，抑扬顿挫的修 辞，训导教诲的句式，滚雪球式的新闻体，我还挺喜欢。 作者的想象力和自由意志受到特定的限制，每一篇无产阶级小 说都必须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苏联人总是胜利者，由于读者事先 知道每个故事的官方结局，作者面临的编织有趣情节的艰巨任务便 格外可怕。在一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惊悚小说里，坏蛋一般会受到 惩罚，那位坚强沉默的男子总会赢得喋喋不休的弱女子的芳心。但 在西方国家不会有政府法令禁止一个故事，就因为它不遵循某种大 家伙喜闻乐见的传统；所以我们多少会希望看到那个邪恶但浪漫的 家伙能安然逃脱，而那个善良但无聊的伙计最后会被坏脾气的女主 角奚落一顿。 但是苏联作家没有这样的自由。他作品的结尾由法律决定，读 者和作者一样了解那将是个怎样的结尾。那么，他如何才能让他的 读者有悬念感呢？已经有人想出一些办法了。首先，欢喜的结局其 实是和这个国家有关，而不是故事里的人物，苏联国家才是所有苏联 小说的真正主角，因此我们可以让一些小角色—尽管他们都是相 当优秀的共产党员—死于非命，只要保证那个完美的国家最后大 获全胜；事实上，有一些狡猾的作者据说可以做到在最后一页让那 个共产党员主角的死成为美好的共产主义精神的胜利：我的死是为 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生。这是一种方式—但也是危险 的方式，因为作者有可能被指控在杀死主角的同时杀死了象征，燃 烧着的甲板上的男孩还有整个海军军队。如果是个谨慎又机敏的作 者，他会让那个遭受不幸的共产党员身上带一点儿瑕疵，某些微不足 道的—哦，多么微不足道！—政治思想上的偏差，或者资产阶级 折中主义的倾向，这些瑕疵不会影响他的行为和死亡能激起的同情， 但足以让他个人所受的灾难成为理所当然。 一位能干的苏联作家为创作一个工厂或者农场而着手收集一 群人物，这和一位推理小说作家为一个即将发生谋杀的农舍或者火 车收集一群人物基本上是一样的。在一个苏联故事里，犯罪的形式 一般是某个秘密敌人对苏联的某项事业的进行或者计划搞各种破 坏。也和一个普通的推理小说一样，各种人物的刻画会让读者不太 确定那个苛刻、阴郁的家伙是否真的是坏蛋，而那个油嘴滑舌、性 ? 格开朗的交际能手是否真的是好人。我们的侦探一般是个上了年 纪的工人，通常在俄国内战中瞎了一只眼睛，或者是个身体特别棒 的年轻姑娘，被总部派来调查为什么某样东西的产量下降速度如此 惊人。各种人物的选择—比如，工厂里的工人—是为了表现国 家意识的各种层次，有些是坚定诚实的现实主义者，另一些还怀揣 着对大革命最初几年的浪漫记忆，还有一些毫无知识经验，却有不 少共产党人的可靠直觉。读者留意情节和对话，留意这里那里的暗 示，也努力想 出这些人中谁是真诚的，谁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情 节越来越复杂，直至达到高潮，坚强沉默的姑娘揭开恶棍的面具，我 们发现的也许就是我们一直怀疑的—总在破坏工厂的不是那个 总会念错马克思定理的长相丑陋、个子矮小的老工人，老天保佑他 善良的小小灵魂吧；破坏分子其实是那个对马克思学说倒背如流的 聪明又好脾气的家伙，他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他的继母有一个表 哥是资本家的侄子。除了在结构上与最老掉牙的犯罪推理小说相 似，我们还必须留意其“伪宗教”的一面。小个子老工人被证明是 好人，这也是恶心的模仿，其原型就是智商不高但信仰坚定的人将 进入天国，而了不起的法利赛人只能到相反的地方去。这些情景中 最有意思的要数苏联小说里的浪漫主题。我这里有随手选的两个 例子。第一段出自《宽广的心》，安东诺夫的小说，一九五七年连载 发表： 奥尔佳沉默不语。 “啊，”弗拉基米尔叫道，“你为什么不能像我爱你一样地 爱我。” “我爱我的祖国。”她说道。 “我也爱我的祖国。”他喊道。 “还有一样，我爱得更加强烈。”奥尔佳继续说，一面从年轻 人的怀抱中挣脱出来。 ? “那是什么？”他问道。 奥尔佳清澈的蓝眼睛看着他，飞快地答道：“就是党。” 我的另一个例子取自格拉特科夫的一部小说《能源》： 年轻的工人伊万抓住了钻机。他一碰到金属的表面就感 到紧张，浑身一阵激动战栗。钻机震耳欲聋的音让他把索 妮娅抛到了脑后。她伸手放在他肩膀上，轻轻碰他耳朵上的头 发…… 她看着他，鬈发上戴的小帽像是对他的嘲讽和挑衅。两个 年轻人仿佛在同一个时刻被一阵电流穿透全身。他深深叹了口 气，手里的钻机攥得更紧了。 我已经描述了十九世纪争夺艺术家灵魂的不同力量，以及之 后艺术在苏联所经历的压迫，我希望自己心中是鄙多于悲伤。在 十九世纪，天才不仅得以保存，而且茁壮成长，因为公众舆论比任何 沙皇都更强大，也因为另一方面，优秀的读者拒绝被进步批评家的 实用主义观点左右。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俄国的大众观点被政府彻 底压制，优秀的读者也许仍然存在，在托木斯克州①的某地，也叫阿 托木斯克州，但是他的声音我们听不到，他的饮食被监管，他心灵 与他国外的兄弟们分离了。他的兄弟们—这是关键所在：因为正 如这个世界上有天分的作家群体超越国界，有天分的读者也是一个 属于全世界的人，不受空间和时间规律的限制。正是他—这位优 秀的、卓越的读者— 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艺术家，使他免于被皇 帝、独裁者、神父、清教徒、非利士人、政治道德家、警察、邮政部长和 道学家们灭。让我来给这位可敬的读者下个定义吧。他不属于任 何特定的国家或阶级。没有哪个良心引导者，也没有哪个读书俱乐 部能管理他的灵魂。平庸的读者会因为幼稚的情感而将自己代入这 个或那个角色，并且“跳过描写部分”，而优秀的读者不会在读小说 时受控于这样的情感。可敬的优秀读者不是把自己认同为书里的男 孩女孩，他所认同的是构想作出这本书的那个大脑。可敬的读者 不会在一本俄罗斯小说里寻找关于俄罗斯的信息，因为他知道托尔 斯泰或者契诃夫笔下的俄罗斯不是历史上的普通的俄罗斯，而是由 天才个体想象创造的一个特殊世界。可敬的读者关心的不是一般观 点：他感兴趣的是特定的视角。他喜欢小说不是因为小说能帮助他 好好与人相处（用可怕的进步人士的套话来说）；他小说是因为 他可以吸收理解故事中的每个细节，他可以欣赏作者希望被欣赏的 一切，他在心底微笑，他整个人都在会心地笑，他为那些出自那位编 造大师笔下的魔幻意象而激动颤栗—那位幻想编织者、魔术师、艺 术家。一位伟大艺术家所创造的所有角色中，最棒的确实就是他的 读者。 回首过往，在我有些感情用事的眼中，旧日的俄罗斯读者便是所 有读者的典范，正如当时的俄罗斯作家是其他语言作家的典范一样。 他从幼年时便开始陶醉于自己的阅读事业，还在育儿室里的时候就 已经迷上了托尔斯泰或是契诃夫，保姆一面设法拿走《安娜? 卡列 宁》，一面说：哦，行了，还是让我来给你讲讲这个故事吧（Day-ka，ya tebe rasskazhu svoimi slovami）。优秀的读者就是这样学会了要警惕 名著浓缩版的译者，警惕关于卡列宁家兄弟的白痴电影，警惕所有讨 好懒人、肢解原作的手段。 总而言之，我想再次强调，不要去俄罗斯小说中寻找俄罗斯的灵 魂：要去那里寻找天才的个体。把目光投向著作本身，而不是其结 构背景—也不是盯着结构背景的人们的脸。 旧俄罗斯文化熏陶下的俄罗斯读者必然以普希金和果戈理为 豪，但他也同样以莎士比亚和但丁、波德莱尔和爱伦?坡、福楼拜和 荷马为豪，而这就是俄罗斯读者的力量所在。我对这个问题有某种 私人的兴趣，因为如果我的祖辈们不曾是优秀的读者，我今天也不太 可能站在这里，用这种语言谈论这些事情。我知道还有很多事情就 和好的文章、好的阅读一样重要；但是无论什么事情，明智的做法是 直奔实质而去，12直奔本文、源头、精华而去—然后再从那里出发演 绎出各种理论，无论是吸引哲学家或者历史学家，还是仅仅迎合时代 精神的理论。读者生来是自由的，也应该保持自由；我将以下面这 首普希金的小诗结束我的讲话，这首诗讲的不仅是诗人，也是那些热 爱诗人的人们。 我才不稀罕，各式自吹自擂的权利 它们魅惑一些人渴求居高临下的眩晕； 我才不苦恼，因为诸神拒不 让我为税收争辩， 或阻碍君王们争战；我 满不在意舆论是否任意 去愚弄可怜的呆痴之辈，又或者审查官们是否束缚 涂鸦之徒一时的奇思怪想。 这些不过是言语、言语、言语。我的精神在战斗 为的是更深邃的自由，为的是更佳美的权利。 我们侍奉的是谁呢？—人民抑或社稷？ 我这样的诗人才不在乎—让他们翘首以待吧。 不向任何人解释，做自己的 随从和主人，只取悦自己， 既不弯下脖颈，也不扭曲内心的谋略， 以及良知，只为获得貌似 权力之物，却不过是势力者的一件外套；闲庭漫步吧， 将这一切置之脑后，赞叹神圣的 大自然之美，感受自己的灵魂 融化在人类巧思妙想的流光溢彩中 —这才是祝福，这些才是权利！ ［纳博科夫译自俄文］ 非利士人和非利士主义 非利士人是指这样一类心智业已成熟之人：他们的兴趣所在 皆具物质及平庸的性质，其思维由其所属群体和时代的既成思想以 及保守理念所构成。我之所以把非利士人定义为“心智业已成熟之 人”，盖因那个看起来俨然一副小非利士人模样的孩子或少年充其 量不过是摹仿老牌庸人举止的小鹦鹉，而做鹦鹉总比做白鹭容易些。 “庸人”（vulgarian）或多或少可以说是“非利士人”的同义词，但“庸 人”一词并未强调非利士人的保守主义，更多的是强调非利士人某 些保守观念的庸俗性。我也许还会用到“伪斯文”（genteel）和“布 尔乔亚”（bourgeois）这些词。“伪斯文”意味着蕾丝边式的精致庸 俗，其恶劣尤胜直截了当的粗俗。在人前打嗝也许是没礼貌，但打完 嗝再说一声“请您见谅”就是伪斯文，也因此比庸俗更可恶。我所用 的“布尔乔亚”的含义是沿袭福楼拜而非马克思的。对福楼拜而言， “布尔乔亚”是一种心态，不是钱袋的鼓瘪状态。布尔乔亚者即自鸣 得意的非利士人，一个体面的庸人。 史前社会不太可能有非利士人，尽管非利士主义的萌芽无疑在 那时也能找到。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比如有一个食人生番，他吃起人 头来，专挑涂着五颜六色油彩的，就好比一个美国非利士人喜欢橘子 要橙色的，鲑鱼要粉的，威士忌则要黄的。但总的来说，非利士主义 的前提是一个相当发达的文明，其中某些传统在岁月中淤积成堆，已 经开始发出腐臭。 非利士主义是世界性的。任何国家、任何阶级里都可以找到非 利士主义。一位英国公爵和一位美国圣地兄弟会会员，一位法国贵 族或者一位苏联公民，都可以是同样的非利士人。谈到艺术和科学 时，斯大林他们的观念一样是彻底的布尔乔亚。体力劳动者、矿工也 完全可以和银行家、家庭主妇、好莱坞明星一起布尔乔亚。 非利士主义不仅指既成思想，也指陈词滥调和乏味的老生常 谈。一个真正的非利士人脑子里除了这些无聊琐碎的念头，再没有 别的东西了。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每个人自身都有陈腐的一面；在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不把词当词，而是把词当作符号、硬币、公式 来使用。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都是非利士人，但这确实意味着我们应 该当心不要放任自己一味作机械的老生常谈。天热的时候总有人 问你：“你觉得这天够暖和吗？”这也不是说那个提问的人就一定 是个非利士人。他也许只是一只鹦鹉，或者一个聪明的外国人。有 人问候你说：“嗨，你好吗？”如果你回答“挺好”，也许就是句套话， 可是如果你对他做一个关于自己近况的详细汇报，则不免被人认为 是个书呆子加讨厌鬼。人们也常常会把套话作挡箭牌，或是以此作 为避免和傻子说话的最简便的方法。我认识一些了不起的学者、诗 人和科学家，他们在咖啡馆里的你一言我一语也可以降到最平庸的 层次。 我在说“自鸣得意的非利士人”时想到的不是业余非利士人，而 是彻头彻尾的非利士人，即伪斯文的布尔乔亚，是集普天下陈腐与平 庸之大成的产物。他往往遵纪守法，与自己所属的群体处处合拍，还 有一些其他的特征：他是一个伪理想主义者，假作同情，貌似智慧。 一个真正的非利士人最紧密的战友无疑就是骗子。“美”、“爱”、“自 然”、“真理”这些伟大的词一旦被自鸣得意的庸人所使用，就即变 成了面具和工具。你听说过《死魂灵》中的乞乞诃夫，还有《荒凉山 庄》中的斯金波尔，《包法利夫人》中的郝麦。非利士人喜欢给别人 留下深刻印象，也喜欢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如此这般，一个尔 虞我诈的世界就在他的周围由他一手建立起来了。 非利士人热衷于遵守规则，属于并参与某个团体，也因此被两种 相抵触的渴望煎熬着：一方面他想和所有人一样，去崇拜，去用这个 用那个，只因为成千上万的人都那样；另一方面他又渴望加入某个 特殊团体，某个组织、俱乐部，成为某个宾馆的贵宾或者远洋航班的 乘客（通常有身着白色制服的船长和美食佳肴），然后因得知某集团 的总裁或欧洲的某伯爵坐在自己身旁而欢心雀跃。非利士人一般都 是势利眼，他会为财富和官衔而激动—“亲爱的，我和一位真正的 公爵夫人说上话了！” 非利士人对艺术一无所知亦漠不关心，这里的艺术也包括文 学—他从根本上是反艺术的—但他需要信息，受过阅读杂志的 训练。他是《星期六晚邮报》的忠实读者，且一面读一面把自己和 人物关联起来。如果他是个男非利士人他就会把自己想象成某个 大出风头的行政长官或任何其他大人物—冷漠超然，单身，内心却 仍是一个大男孩加高尔夫球手；如果该读者是位女性—女非利士 人—她会幻想自己就是那位有着一头草莓红发的女秘书，貌似调 皮女生，内心却是贤妻良母，最后嫁给了那个大男孩老板。非利士人 不会在一个作家跟另一个之间作何区分；事实上他很少读书，且只 读也许对他有用的东西，可是他很有可能是某个读书俱部会员， 还会买漂亮—注意是“漂亮”—的书，比如一堆波伏瓦、陀思妥 耶夫斯基、马昆德、毛姆、《日瓦戈医生》，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家 们的作品。他不太喜欢美术作品，但为了显明身份，他会在自家大厅 里挂些凡? 高或是惠斯勒为各自母亲所作肖像画的复制品，尽管私 底下他觉得罗克韦尔比谁都强。 由于他真心喜爱有用的东西，生活中的物质产品，他成了广告 业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广告也有极好的—有些相当有艺术性— 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广告能让非利士人因拥有而骄傲，无 论拥有的是银餐具还是内衣裤。我所说的是以下这类广告：一台收 音机或者电视机刚运进家门（或者汽车、冰箱、餐具—什么都行）。 产品刚刚进家门，母亲拍手鼓掌，高兴得几近晕厥；孩子们兴奋地满 地乱爬，年龄偏小的那个和狗一起使劲地够到桌边，桌上正供奉着那 偶像般的商品；连满脸皱纹的老外婆也微笑着在背景的某处探头张 望；而不远处站着双手大拇指插在外套腋下的得意洋洋的爸爸或老 爹，骄傲的买单人。广告里的男孩、女孩无一例外都长着雀斑，最小 的那个必定没有门牙。我对雀斑绝无任何成见（事实上我觉得雀斑 长在活人脸上还蛮合适的），而且很有可能如果我们做一个特殊的 问卷调查的话，就能发现大多数出生在美国的小美国人都是有雀斑 的，或许另一项调查还会向我们揭示所有成功的行政长官和迷人的 家庭主妇小时候都曾长过雀斑。我再次重申一下，对此类雀斑我真 的没有任何成见。但我确实认为广告商和其他组织这样利用雀斑很 大程度上是非利士主义在作祟。我听说如果让一个没长雀斑，或者 只长了少量雀斑的小男孩上电视，必定会在他脸蛋正中贴一些人造 雀斑。二十二粒雀斑是最小数额：两边脸颊各八粒，调皮的鼻梁上 再加六粒。在喜剧片里，演员脸上的雀斑简直就像是麻疹。某部肥皂剧中雀斑干脆以小圆圈的面貌登场。但是尽管广告里可爱的小男 孩们都是金发或红发，满脸雀斑，但广告里的青年男子则清一色都 是黑发，长着又黑又粗的眉毛。这应该是从苏格兰人向凯尔特人的 进化。 广告中充斥的非利士主义不在于它们夸大（或是捏造）这个或 那个可用产品的荣耀，而在于它们暗示了人的幸福是可以购买的，而 且这一购买行为可以让购买者变得高尚。当然广告创造的世界其自 身并无大害，因为谁都知道广告由卖家一手炮制，而顾客则是自愿加 入这一幻想世界。这个世界里精神性的东西荡然无存，只有一群或 捧着或吃着麦片，却仿佛正享用佳肴珍馐般的人们露出的心醉神迷 的微笑，或者说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只按布尔乔亚的规则来玩游戏，但 有趣的倒不是这些，有趣的是这个世界犹如一个影子卫星城，不管是 卖家还是买家，在内心最深处他们都不相信它的真实存在，尤其是在 这个安静明智的国度里。 俄国人有一个词，或者说有过这样一个词，专指自鸣得意的非利 士主义—poshlust。poshlism不仅指显而易见的垃圾般的废物，主 要还指虚假的重要，虚假的美丽，虚假的聪明，以及虚假的魅力。给 某事物贴上poshlism的标签不仅是一种美学判断，也是道义上的控 诉。真实的、不加掩饰的、好的东西永远不可能是poshlust。可以这 样说，一个简单的未开化的人几乎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poshlust，因 为poshlism的前提是有一个文明的外表。农民要变庸俗就得先成为 一个城里人。要产生poshlism就必须先用一根彩色的领带遮住那个 平实的喉结。 俄罗斯人之所以发明poshlism这个有意思的词，也许是因为昔 日的俄国曾一度信奉简单之美和良好的品味。今日的俄国是一个道 德白痴的国度，充斥着媚笑的奴隶和面无表情的恶棍，今日的俄国已 经不再关注poshlism，因为苏联有它自己的特殊招牌；而在过去的岁 月里，追求真理之简洁的果戈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们，可以轻而易 举地把事物中庸俗的部分以及伪思想的垃圾体系区别出来。但是非 利士人无处不在，任何国家，在美国也在欧洲—事实上poshlism在 欧洲比在这里更普遍，虽然我们有我们的美国广告。 "部的会员， 还会买漂亮—注意是“漂亮”—的书，比如一堆波伏瓦、陀思妥 耶夫斯基、马昆德、毛姆、《日瓦戈医生》，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家 们的作品。他不太喜欢美术作品，但为了显明身份，他会在自家大厅 里挂些凡? 高或是惠斯勒为各自母亲所作肖像画的复制品，尽管私 底下他觉得罗克韦尔比谁都强。 由于他真心喜爱有用的东西，生活中的物质产品，他成了广告 业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广告也有极好的—有些相当有艺术性— 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广告能让非利士人因拥有而骄傲，无 论拥有的是银餐具还是内衣裤。我所说的是以下这类广告：一台收 音机或者电视机刚运进家门（或者汽车、冰箱、餐具—什么都行）。 产品刚刚进家门，母亲拍手鼓掌，高兴得几近晕厥；孩子们兴奋地满 地乱爬，年龄偏小的那个和狗一起使劲地够到桌边，桌上正供奉着那 偶像般的商品；连满脸皱纹的老外婆也微笑着在背景的某处探头张 望；而不远处站着双手大拇指插在外套腋下的得意洋洋的爸爸或老 爹，骄傲的买单人。广告里的男孩、女孩无一例外都长着雀斑，最小 的那个必定没有门牙。我对雀斑绝无任何成见（事实上我觉得雀斑 长在活人脸上还蛮合适的），而且很有可能如果我们做一个特殊的 问卷调查的话，就能发现大多数出生在美国的小美国人都是有雀斑 的，或许另一项调查还会向我们揭示所有成功的行政长官和迷人的 家庭主妇小时候都曾长过雀斑。我再次重申一下，对此类雀斑我真 的没有任何成见。但我确实认为广告商和其他组织这样利用雀斑很 大程度上是非利士主义在作祟。我听说如果让一个没长雀斑，或者 只长了少量雀斑的 "【编辑推荐】： “自由的人写下真正的书，给自由的人读，这何其珍贵。” ★ 小说大师纳博科夫怀着乡愁的文学课 ★ 重返俄罗斯文学黄金年代 ★ 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高尔基…… ★ 探究伟大作品背后的创作轨迹 二十世纪杰出的小说大师纳博科夫离开故国之后，曾于一九四〇至一九五〇年代在美国高校开设俄罗斯文学课。《俄罗斯文学讲稿》是在该课程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纳博科夫深入分析了俄罗斯六位重要作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和高尔基及其代表作品，重现俄罗斯文学的黄金年代。 这些带着乡愁的讲稿绝非枯燥的文学批评理论，而是以同为作家的灵感和天才之光，带领读者穿梭于那片未经砍伐的俄罗斯文学森林，那是纳博科夫失落的家园，是他从幼年时代即纳入血液的精神养分。他从细节着手，深入剖析文本，其中不乏极具个人风格的褒贬，尤其突出的是对纯粹的艺术性的赞美，对“庸俗”的深刻洞见，以及对文化管制背景下催生的虚伪乏味文学的嘲讽。这些讲稿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作者的文学价值观，同时显示出相当独特的文本分析方法，是俄罗斯文学及纳博科夫研究不可错过的经典之作。 纳博科夫深深感受到文字的魔力：“艺术是一场神圣的游戏。”科学家对事实的尊重，作家对充满想象力的伟大作品背后复杂微妙的激情轨迹的理解，这两者的结合正是纳博科夫的精髓，也是《俄罗斯文学讲稿》的独特魅力之一。走进纳博科夫的文学课堂，让阅读回归阅读，品尝细节的魔力，与鲜活的文字初遇的欣喜。 “纳博科夫精通托尔斯泰、果戈理和契诃夫，认为他们是19世纪俄罗斯最棒的小说家。当然，他更精通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后者生于1899年。阅读纳博科夫对其他作家的批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洛丽塔》《爱达或爱欲》《微暗的火》，等等。”——《时代》杂志 “纳博科夫的想象力和风格令其讲稿不囿于教学之樊篱而达致怡人的境地。” ——《新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