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水平

作者简介

著者洪水平，男，1925年出生，浙江乐清人。1946年底参加浙南游击纵队。1949年5月之后，历任温州市人民政府秘书科长、国营温州蜡纸厂厂长、温州市委工业交通部副部长。1958年4月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右派改正，恢复党籍、工资等级。1980年9月起在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1985年离休后从事文学创作，近30年来写了17本著作。 编者瞿冬生，温州日报高级编辑，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

内容简介

逃难记 1941 年，我 16 岁，在温州中学初中部念书。学校搬到青田，初中部在水南，高中部在几里外的村头。 水南与青田县城隔瓯江相望。村子极小，1981年出版的浙江省分县地图上都找不到它的名字。但这里有一个颇具规模的栖霞寺。寺中有莺花亭，中有诗碑，刻着秦少游《千秋岁》“柳边沙外，城郭春寒退”，可见也算是一处名胜。 寺中两廊楼上是男学生寝室，楼下是教室。我这一班睡在楼上，没有床，打地铺。 这一年的 4 月 18 日，日本兵在瑞安登陆，第二天温州沦陷，消息飞快传到水南。 顿时，学生乱成一团，像失去了头羊的羊群。 温州中学的全衔是“浙江省立温州中学”，排行第十，也可称“省立十中”。既然是省立的，顶头上司应该是浙江省政府教育厅，温州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永嘉县政府和青田县政府都不管，他们更不会在战乱之时来揽这额外负担。专员公署和永嘉县政府只顾自己逃命，连国之干城国民革命军103师和保境安民的国民兵团和警察也逃个精光。温州的老百姓听到的只有日本兵的皮靴发出沉重、恐怖的脚步声。 这时，省会杭州早已沦陷，省政府搬到永康方岩，离青田不远，但从来不过问。好像它的属下没有这个学校。 是不是可以这样猜想，当局（未知那一个衙门）把温州中学搬到青田乡下，即使浙江都成沦陷区，青田也安然无恙。把学校藏在这里，等于装入了保险箱，从此万事大吉。至于如何应付突发事件的预案，肯定连想都没有想到。省政府搬到方岩之后，依旧歌舞升平，酒楼客满。正如我父亲所说“华堂失火，燕雀犹乐”，哪里会想到这几千学生的生死存亡。 那时的校长是朱一青先生，训导主任的姓名忘记了，只是胡子拉杂，绰号叫“板刷”。他们都十分精明能干，尤其是校长，称得上教育家。学期开学，他都到水南码头接学生，威信很高。有这样的好领导，是莘莘学子之幸。 但是，这时候，他们也没有露面。想来也难怪，面对这几千四处乱窜的羊儿，最有经验的羊倌也只有望羊兴叹。 如果，校长或一位教师出面，大吼一声：“不必慌张，日本人离这里还远着呢！”那局面就大不相同。学校即使要解散，也会是有秩序有组织的安排。大概，他们也没有这样的经历和思想准备，慌了手足。 一句话，全校学生都成了没人要的弃儿。 我们所能想到的，只有回到父母身边去，父母的怀抱是唯一安全的地方。 五个乐清籍男同学，现在记得起的只有堂弟禹平，他比我还小一岁。慌慌张张聚在一起 渡江到青田，除了一身学生装，什么也没有，事实上，谁也没有想到要带点什么。五只无头苍蝇，只知道要走陆路，水路要经过温州，我们要逃避的正是那里的日本刺刀。 在渡船上才有人想到：乐清在哪里？也没有人想到，乐清有没有日本兵。 但是，上苍不会抛弃她的子民。我们刚到青田城门，一个中年人迎了上来，问道：“你们要回家去吗？” 我们一齐点头。 “到哪里 ？” 我们齐声说：“乐清”。 那人微笑，说：“我知道那条路。” 我们像迷途的羔羊遇见天使。 “你肯替我们带路吗？” 那人叹了一口气，说：“出门在外，难哪！我走一趟吧……不过，路远着呢……” 五个人中也有福至心灵的，连忙说：“我们给钱。” 那人说：“五块，现洋，不要钞票。” 国民政府规定的通货是法币，但抗战已经五年，通货膨胀如脱缰之马，民间只相信银元。家长们深谋远虑，我们都藏着几块银元，用以应急。好像观世音菩萨送给孙猴子的几根硬毛，救命用的。 当着那人的面，五个人一凑，居然有七八元。于是说：“五块就五块。”可怜，我们还没有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伎俩。 这位向导一路上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走一段路，让我们休息一下，他到路旁人家讨一壶茶，拿一个碗，每人一碗。我们正口渴着呢。中午时分，他让我们坐在路旁石块上休息，“养养力”，自己跑进一户农家，不一会，拿回五个煮熟的番薯，每人一个，我们吃得满口香甜。 这向导无疑是百里挑一的好人。 傍晚，他找到一户人家，让我们住下，又白吃了一个大番薯，喝足了茶水。睡的是铺在地上的稻草，厚厚的，像睡弹簧床，带着田野的清香。 临睡之前，他和我们谈了一次话。我们已两个眼皮打架，顶多听进一小半。听了以后，只觉得不把五块钱立刻交到他手里，简直天理不容。 走了一天的路，又有这位好人睡在身边，我们都像婴儿睡在母亲怀里那样香甜。直到第二天太阳晒屁股才醒了过来。 那家大嫂招呼我们吃饭，这次是番薯饭，略有几颗白米，加一盘腌萝卜和一盘咸菜。她十分抱歉地说：“乡下没有好东西……你们的亲戚说了：以后的路你们自己会走，他家里有老有小，先回去了。”怎么变成亲戚了？我们中年纪最小的竟放声大哭，如丧考妣。他吓坏了。 现在回想，我们全是睁眼瞎。那个好人什么都不是：士农工商、工农商学兵，三十六行，哪一行都不沾边。这种人，天津叫青皮，上海叫白相人，温州叫烂仑或空手饭人，是人中的渣滓。他们中混得最好的，像刘邦，当上皇帝；次点的，称霸一方，像杜月笙；混不下去的，像我们的向导，专宰我们这些嫩鸡儿，欺侮寡妇孤儿和尼姑，弄几个造孽钱。 大嫂问清了情况，叹了一口气，说：“莫慌莫慌，路就在嘴上。我告诉你们怎么走，会平平安安到家的。”她说的是青田话，我们才知道还在青田境内。 她陪着我们吃饭，一面说：“以后走的都是大路。只几步就是永嘉县，过去就是乐清了。慢慢吃，不要急。”她再三拒绝我们给的饭钱，说：“谁带着饭包走路呢？番薯、萝卜、青菜都自家种的，不过花了点力气。” 吃了饭，她领我们上路。不多久，到了岭背，指点着说：“你们顺这条大路走，翻过对面那座山，就是永嘉了。”所谓大路，只是石板或石块砌的较宽的路，“如果遇到十字路口，遇到岔路，可别乱走，不要问过路的。一定要找到附近人家，问清楚了再走。”她再三叮咛，一定要问老年人。 我们千恩万谢，她却说：“你们父母不知多焦心呢！快走吧。” 我们走了一段路，回过头来，她还站着看我们走远。她才是真正的天使。 可恨我们太不懂事，不但没有问她的姓名，连村子的名字也没有问。现在回想，她不过十八九，顶多二十岁，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但生活的磨炼，使她比同龄的女性更成熟，更干练，更懂世务。如果还健在，也不过九十多岁。山民多长寿，但愿她还老健。 我们提心吊胆地在山中弯来弯去，翻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仿佛没有尽头。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拂面的山风和不知名小鸟的鸣声，伴着我们的脚步声。 大约在下午三四点钟，猛然发现左边上方的田塍上站着几个人。他们穿的与农民一样，却都手持步枪，其中一人腰扎皮带，刚好也是五个人，默默地注视着我们走过。 他们不穿军装，肯定不是兵。会不会是土匪呢？会不会剥我们的衣服呢？五个心脏别别地跳……但他们只是注视着我们，不动，也不说话。 我们的脑子是五罐浆糊，完全失去判断力。六年之后，才知道他们是徐寿考、胡国洲、谢王佐他们领导的武工组，而我自己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时，我才想到，如果当年我们之中有一位略懂政治，应该判断出他们是共产党，我们可能得到武装护送的荣幸。 行行重行行，一直走到上塘，才想起要问地名，打听乐清有没有日本兵？我们是不是回去当亡国奴？ 山里消息闭塞，许多人都不大了然。我们越发心慌。一直问到一位刚从乐清柳市跑单帮回来的生意人，才证实乐清没有日本兵。 这时，我家租住李阆侯先生（方成、方华同志的令尊）担水潭的房子。这是一座三间一进半的平房，自成院落。我一进城，飞也似的直奔担水潭。门关着，我大声喊妈，尽力敲门，但无人答应。我一屁股坐在地上，脑子一片空白，全傻了。 邻居雪萼姐发现我神不守舍地坐在地上，连忙过来，说：“你回来了，爸妈正担心着呢，他们都躲到岭脚去了。平平安安，没事。” 我的灵魂这时才回到躯壳里，她问：“肚子饿吗？先吃点东西，我陪你去……” 岭脚有一家远房亲戚，我去过，她一说，我站起来就跑，连“谢谢”也顾不上说。只听得她在背后说：“这样急……” 很快，见到了爸妈和弟妹。一路上那样恓惶，那样心慌，那样无助，却没有一滴眼泪。一见到爸妈，却放声大哭，眼泪鼻涕像自来水似的淌出来，止也止不住。 战乱日子，有子女在外地的父母，每天提心吊胆过日子。这时，乐清办了乐成中学，校长是我的族侄洪秀芳，聘请了好几位像倪悟真先生似的饱学之士当教师。父亲决定，让我转学乐中。 5 月 3 日，日本人带着抢来的五金、棉布、棉纱、桐油、药品撤走了。我回到水南。寝室里所有的皮箱被褥都不翼而飞，只有我的东西由青田同学彭荣华挑着放在他家里，避过了这一劫。看来，发国难财的不止达官贵人，有机会，平头老百姓也可以捞一把。 读完这一学期，我转学乐中，念完初中。 这是一本出自一位“老革命”之手的有着回忆录性质的随笔。今年他已高寿99岁，因此书名为“百年水平”。作者既有老共产党人的过硬的政治素质，又有常年从事党史研究养成的严谨的学者之风，还有古稀之年后出版多部小说的令人惊叹的文学修养，此三者兼备，使这部随笔既充溢浩然正气，又实事求是，不粉饰自己，不谄媚上级，文笔朴素而幽默，没有空话、套话和假话，感情深沉而真挚，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优秀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