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青堂081：古希腊民主制的兴衰

作者简介

保罗·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是一名英国的古代历史学家和学者。从2008年至2014年，他是剑桥大学A. G. 莱文蒂斯讲席古希腊文化教授，在此之前，他曾是剑桥大学古希腊历史讲席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古典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他曾出版过《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亚历山大大帝：寻找新的历史》等多部著作。

内容简介

第一章 古代与现代的文献来源 古代与现代的文献来源历史（history）——或者说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即对历史的书写——总离不开文献来源（sources）。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文献来源，写出来的作品只能是虚构的历史，最好也就是历史小说。关于“sources”的隐喻—相关和不那么相关但有价值的证据自发且未受污染地如清泉般涌出—并不是完全没有错误的。正如查尔斯·达尔文说过的那样，一件证据要想有意义，必须支持或反对某种理论；而至少在人文学科中，各种理论就算不受门户之见禁锢，也总是会有价值偏向。“客观”或许是个高贵的梦想，但不过是个梦想。即使是最专业、最干巴巴的当代历史著作也不可能完全没有虚构，因为如意大利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深刻含义是，历史学家本人就是其所处时代的压力的受害者，而他/她在为当代读者记述或创作时，使用的必定是这一假想读者群能理解的话语。换句话说，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是发明：他们在当代并为当代（以及未来，假如有希望的话）重新构建过去，确切地说，重新构建他们心目中的某一种过去。然而，他们在这样做时，严格、根本地以真实的证据为基础，或者说应该如此，而这些证据产生或要证明的年代，是历史学家记述的年代，而不是历史学家自己与目标读者所处的年代。 正如在序言中所指出的，古希腊语中的“demokratia”（德谟克拉提亚）一词本身的意涵就饱受争议。那些有作品存世的古希腊作者，在自觉、特意地书写民主的概念或某种具体的民主政体时，从未幻想或伪装出绝对客观的姿态。事实上，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在本章的最后一节这一点会尤其突出）非常有意识地反对民主制，要么是基于原则，要么是基于务实的理由，要么二者兼有。然而这一惯例在古代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这个人是一位思想家，事实上是一位思想巨人，他不仅将古希腊政治理论化，还和学生一起对实际存在的政治体制的具体操作细节进行（或监督他人进行）了实证研究。虽然他不是古希腊意义上的民主意识形态鼓吹者—也就是说，他并不宣扬贫穷的普通公民构成的demos对少数富有的精英公民的统治和权力、反对可能为后者带来最大利益的行为—但也不是坚定的民主意识形态反对者，就像他创建了雅典学园的导师柏拉图（我毫不犹豫会这么认为）。我所说的这个人正是尼科马库斯（Nicomachus）之子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没有出生在雅典，也没有得到雅典公民身份，但他成年后人生的四分之三时间都在雅典度过。他的出生地是位于希腊大陆北部的卡尔基狄克的斯塔基拉（斯塔吉鲁斯），在他于公元前384 年出生时，那里是邻近的马其顿王国势力范围内的一个地方小城镇；亚里士多德的父亲尼科马库斯还是马其顿国王阿明塔斯三世（Amyntas Ⅲ，公元前393/2—前369年在位）的宫廷医生。亚里士多德17岁时（尚未成年，但也不再是孩子）选择移居到雅典：这里是“智慧的市政厅”，他此后二十年的老师给雅典起了这样的别名。他加入了学园（Academy），这是一个以他们的导师为中心的非正式的知识分子圈子，其名字取自他们相聚学习讨论的小树林。柏拉图于公元前347年逝世后，亚里士多德离开了雅典，在爱琴海东部游历了大约12年，其间他在莱斯博斯岛进行了基本的生物学研究，并娶了赫耳墨亚斯（Hermeias）的受监护人为妻。这位赫耳墨亚斯是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希腊城邦阿塔耳纽斯的僭主（唯一统治者），对学术很感兴趣。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其身份还是外邦居住者（metic），现在他凭一人之力建立了一个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即我们现代人通常所说的“吕克昂”（the Lyceum）。这一学术中心又是以其所在地得名，也位于一片神圣的树林中；这一树林祭祀的是善思辨的阿波罗的“狼形态”（阿波罗保护羊群和牧羊人不受狼群的袭击）。亚里士多德创建的这个学院还有一个名字，即“逍遥学派”（peripatetic），因为这位老师习惯于一边漫步，一边讲授知识。 不管有没有得到他众多学生的帮助，他通过某种方式，在之后的12年间，辑出了大约500篇有标题的作品，其中大多数作品（显白［exoteric］的作品）似乎都是面向吕克昂学院之外的大众的。这500篇作品中只有30篇左右较为完好地保存至今，而这些都是供学校内部使用的，因此被称为隐微（esoteric）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其中有一篇，在所有关于古希腊民主的历史中都有特别的地位：这本论著一般被称作《政治学》（Politics）。不过这里又有一个不警觉之人可能会陷入的陷阱。“politics”（政治学）是对希腊语politika的惯常翻译，而我们并不能确定这个标题是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起的，因为这部著作本质上是由学生根据讲义整理而成的。但不管这个标题是不是亚里士多德起的，他在这部著作中所指的都不会是我们所理解的政治，而是“关于城邦的事务”，而关于“城邦”，他指的不是任何政治实体和广义的国家形式，而是一种特指的国家形式，即古希腊人的polis。我认为，此词最合适的英语翻译是“citizen-state”（公民邦），而不是常见的“city-state”（城邦）。polis 不一定有，事实上通常没有很高的城市化程度，且希腊人对这些政治实体的称呼会是“雅典人”，而不是“雅典”，因为他们认为“polis等同于其中的人”，这里的“人”指的是成年男性公民。而且，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的polis有一个独特的个人理解：他认为polis 是一种“自然”的有机体，代表着一切政治实体或国家的终极目的（telos，teleology一词的来源）。和所有希腊政治理论家一样，亚里士多德没有将道德判断和冰冷的“科学”分析分开，对他而言，polis是一个道德客体，确切地说，是唯一一种让社会人在其中能够达到真正善的生活的政治共同体。这就是他广为流传但常受误解的对人类的定义——人是“政治动物”——的含义。 然而，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将通贯《政治学》全书的哲学线索跟书中更偏描述性、经验性的内容分离开来，因为该书经常指涉的乃至支撑全书的，是一套政治信息资料库，这些信息经过了极其认真和全面的研究（就当时的条件而言），而采样对象是在当时广义的希腊世界中存在的诸多城邦中的相当一部分：总数一千个左右中的大约一百五十个，这些城邦的地理范围从今天的西班牙东南部到黑海东岸的格鲁吉亚。这个涵盖了一百五十多种希腊“政制”（希腊语中是politeiai，但希腊人对此词的理解远比我们要宽泛，详见第二章）的资料库，由吕克昂的学生搜集资料，然后在那里被整理编纂，后广为传播。哪些历史证据能保留下来实属变幻难料，下面就是个例子：这个信息资料库中唯一存世的竟然是《雅典人的政制》，而且它本不该存留得相当完整。这份唯一幸存的手稿是写在莎草纸上的，因为干燥的埃及沙漠得以保存下来，在19世纪末被人发现；之后，它很快就被发布出来，并立刻就改变了我们对至少一种古希腊民主制度的认识。或者不如说，它令我们重新意识到，古代雅典并非只有一种一成不变的民主制，在接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中，雅典出现了至少两种民主制，因为它经历了《雅典人的政制》的作者所称的“变革”。 斟酌过后，我使用了中立的“作者”一词。关于这部书在多大程度上可确定为亚里士多德本人所著，一直存在辩论和争议，而这在我看来非常正当。很可能现在学界的大多数看法是，这部书虽然属于亚里士多德学派，但不是亚里士多德所写的，或者至少不全是。“伪亚里士多德”听起来有点刺耳，但带问号的“亚里士多德（？）”看上去是对该书作者（或作者们）的公正称呼。从形式上来说，这本书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按年代排列，叙述了十三次变革，经过了这些变革，雅典从半神话的王治到贵族制，再到金权制（timocracy，与财富联系在一起的寡头政治）和僭主制（违背宪法的一人专政，不一定是现代意义上的暴政），再到各种层次和形态的民主制，其中穿插了短暂的内战和极端寡头政治（集体独裁和军政府）；第二部分则是对民主制的主要机制及其运作比较系统的阐述，这些机制的运作与该书的编纂时间同时，大约在前4世纪30年代末到20年代初。 将《政治学》和《雅典人的政制》中的证据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幅公元前4世纪第三个25年里希腊民主政治和至少一个民主政体是什么样子及它们在发生什么的完整且详细的图景。何况还有一个幸运的巧合（也许这种说法并不足以表现其价值）：存世的关于雅典民主制度运作的非文学证据（也就碑铭或文书）当中，有一大部分也属于这25年，就像德谟斯梯尼（Demosthenes）、埃斯基涅斯（Aeschines）、吕库古（Lycurgus）、希佩里德斯（Hyperides）的存世法庭和公民大会演说词以及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许多政论小册子。关于这些，后面还会详细讲解。但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供的比这些还多很多。作为古希腊首要的社会分析师和分类学家，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希腊城邦是什么、什么是希腊城邦必要的组成部分和条件（与之相对的是偶然的和非必需的特征）最为完备的讨论；他还沿着从最激进和“左翼”的（亚里士多德所称的“最末一种”民主，雅典就属于此类）到最温和的方向，将“德谟克拉提亚”这个概念与它代表的“政制”分解成了四个次种，而其中最温和的民主制跟最温和或者最不“右翼”的寡头制非常相像，甚至有很多共同之处。（左翼/右翼的术语出自法国大革命，见第十八章）。 亚里士多德所做的甚至还不止这些， 关于是什么从本质上—而非偶然地—将所有形式的民主制与所有形式的寡头制区分开来，他还提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过的观点。他含蓄地说，不要被术语愚弄了，术语让我们以为，民主制（democracy），就是多数人掌权，而寡头制（oligarchy），就是少数人掌权。真正本质的区分标准不仅仅是人数，而是“贫穷和富有”：也就是说，民主制等同于穷人掌权，寡头制等同于富人掌权；即使出现了非常不可能的极端情况，即富人占城邦公民（关于他对公民的定义，见第七章。）的多数，亚里士多德依然会将它归为寡头制，反之亦然。那么他对“富人”和“穷人”的理解是什么？诚然，对富人做出相对严格的定义比较容易（虽然并不一定能在数字上明确）：他们是公民群体中有闲的精英阶层，不需要为了维持生计而工作，也不受别人的驱使而工作，而且事实上，他们一般都能够并且乐意驱使别人—通常是不自由的奴隶—为他们工作。这也许有助于解释《政治学》定义性的第一卷中一个相当令人迷惑的特征：尽管下面这个主张让亚里士多德身陷智识上的自相矛盾，但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城邦有必要有一个“自然”奴隶阶层，而该阶层让城邦可以成为现实。关于“穷人”，他们是公民群体中所有其余的人，也就是非“富人”，这种分法当然过于宽泛。但亚里士多德在事实面前必须承认，某些“贫穷”公民远没有其他人穷，事实上，有些人更应当被称作“中产”，也就是身处（明显的）富人和（明显的）穷人之间；还有必要从穷人的类别中剔出几乎一无所有的赤贫者和乞丐。 1.《泰晤士报文学增刊》2016年年度图书 2.梳理民主制和反民主制的思想传统，记录民主制在古希腊的起源与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