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送自己进入旷野——文学写作的意义与限度

作者简介

荣光启，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内容简介

“诗”，无处不在；“诗”，与你有关 一 当我们说到“诗”，一般人脑海里会马上浮现出许多经典诗歌文本，习惯性地认为那些文字才是“诗”。但通常的情况是：“诗”/“文学性”，从发生学的角度，首先是一个人的说话方式的特别及由之带来的效果。 人很多时候，为了表达内心的真实的或复杂的状况，会寻求一些区别于平常的交际性、工具化的说话方式。比如，他会组织自己的语言，诉诸情绪、感觉、经验、想象和记忆的叙述，试图传达出日常交际语言无法传达的内容。这样的话，这种言语活动就有可能带来某种表达的“新鲜”，其中有趣味性，或者有某种深刻、感人、恸人的意蕴。人的言语活动所带来的意蕴之“新鲜”，才是“诗”/“文学性”之开始。 我们通常说的“诗”/“文学性”，其实首先是言语活动所体现出的一种别样的意趣、意味。从作者来说，他是主动的，他希望能够表达出一个真实的自我，为此他会运用与日常交际语言不同的说话方式；而从接受角度，作者所呈现的语言活动之特别，会让读者在“异样”的接受中意识到另外的内容，通常是获得关于人、关于生活或生命的某些新的感知。当然，这种感知不是概念推演、在严密的逻辑性叙述中的哲学化的“具体”，而是蕴藉在文学性的“具体”之中。这种“具体”由对情绪、感觉、经验、想象和记忆的叙述构成。这样的“具体”叙述其目的是为了作者所体会到的存在，能在最大程度上被某些读者“具体”感知。如同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所言：“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 艺术的目的（也是“诗”之目的），首先不是让人思虑“石头”意味着什么，而是让“石头”作为“石头”本身被人感知。这里的“石头”，当然可以指代我们的生活。 二 当我们有这种认识，我们可以获得两种益处：一是不苛责他人的写作。如同我们经常做的：以我们自己认为的最杰出的最经典的作品为标准，来评估我们面前的作品，轻易地说出其中的问题与缺点。这种态度其实很容易让我们忽略作品的创新性与艺术性。这是对“诗”的一种合理的批评态度；二是意识到“我”自己也是“诗人”。在言语活动中产生“诗”，并非只是他人的事、一些所谓著名诗人的事，也是“我”的事。当人有这种意识，最终的效果不是他有没有成为“诗人”，而是其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这是对“诗”之功能的合理认知。 从原初的意义上说，“诗”是特定生活状况中自我心灵的一种语言表达，对“诗”的思忖，其实是对生活、自我与语言之关系的一种思虑。这样讲的话，“诗”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现象，“诗”无处不在。同时，“诗”是一个有语言自觉意识的人的一种表达能力，“诗”与每个人有关。 三 “口语诗”的流行，已经是当代汉语诗坛不可回避的问题，无论是读者眼目所见，还是诗人的作品呈现，口语化的写作，都相当普遍。有意思的是，读者对口语诗的态度也非常极端。支持的人竭力高举之，反对者觉得这种写作方式不值一提。 “口语”这里指的是现代汉语中与书面语相对的语言形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谈，一般来说，普遍使用的是口语。这样的语言注重交际功能，其声音和意义具有普遍性，在表达时尽量避免歧义、多义和复杂性。而语言的“诗功能”恰恰相反：它要求表达效果具有隐喻、象征意味，指向更深更广的意义领域。以口语为“诗”，其中语句通俗易懂，明白如话，这可能吗？ 新诗自发生以来，一直有以口语为诗之传统，在白话文运动中，以白话、口语、俗语、俚语为诗，乃是“革命性”的，新文学也由此面对许多敌对阵营的挑战。新诗诞生之后，随着对诗的艺术性的追求，口语化的诗作，不能说是主流。当代文学阶段，尤其是“第三代”诗人的写作，口语化的作品在其中极为引人注目，但在纷繁的流派与主义中，仍然不能说是诗坛主流。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情况似乎大为改观。翻阅诗歌杂志和浏览诗歌网页，你会发现：新诗的写作似乎如此简单！最直接的现象就是口语化的诗作铺天盖地。无论是读者所见还是作者正在进行的实践，新诗的口语化现象都相当普遍。与口语相对的是书面语，为什么没有“书面语诗”？为什么要单独列出“口语诗”概念？ 了解新诗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口语诗”一直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其诞生往往产生于一个争夺话语权力的场域。白话文运动，反对的是旧诗词、文言文写作的权势；当代的口语诗，其发生的语境也相似。口语诗常常与“革命”相关，它要去除的是既有的笼罩诗歌写法、统摄诗歌写作的某种意识形态。新诗发生初期，诗歌作者因惯用旧诗词而产生许多陈言套语、陈词滥调 ，陈独秀、胡适一代人极为反对。当代口语诗的历次勃兴，也有此类状况。“第三代”诗人的反对“隐喻”、反对“文化”；“70后”诗人竭力倡导“感性”的“下半身写作”，都有颠覆既有诗歌意识形态（诗/诗歌语言，应该是这样的、诗意，是如此产生的等等观念、内在成规、审美“程式”）的革命意图。 也正是这种革命性，使人们对口语诗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与认识：第一种态度——支持者认为，口语诗才是新诗之正道。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语境里，它反对的对象正是广泛流行的“知识分子写作”特征，那种习惯以有异域文化特征的、书面语特征的、“西方化”的、从翻译作品中来的语言与意象进行诗歌写作的方式。第二种认识——口语诗写作的反对者则认为：口语诗差不多是“口水诗”，大白话、“废话”、缺乏“诗意”，难登大雅之堂；口语诗写作没有难度、口语诗均通俗易懂，不值得深入研究；好诗人不太爱写口语诗、常写口语诗的作者中，难有好诗人大诗人。 对形态各样的口语诗的理解，检验我们对新诗的包容度和理解力。 四 在2022年8月下旬一次媒体的电话采访中，记者问到为什么今天大众对新诗的意见这么大，仿佛每一次新诗被大众所关注，都是因为什么丑事（在他们看来的“烂诗”，却获得某些殊荣），然后记者说“胡适、郭沫若写的第一代新体诗”好像大家觉得还好…… 我当即否定：“大众也读不懂胡适、郭沫若，很多人也骂他们，不知道他们写的是什么，这种东西怎么能叫诗呢，一样的……”然后接下来我有一个解释：“普通的读者是不能够鉴赏这样的诗的。因为我们还停留在唐诗宋词那个标准，不太理解现代诗是怎么写的，我们仍然是以古典诗歌评价的那个标准，去看待新诗”。 这个解释，由于缺乏我和记者对话的语境，被单独摘出来，听众很不能接受：一是认为我贬低唐诗宋词，看低古典诗歌，这大概算我的无知以及诋毁传统文化……二是我太不尊重“普通读者”，竟然说他们“不太理解现代诗是怎么写的”，甚至“不能够鉴赏”在他们看来是“烂诗”的东西，这，简直是侮辱。 事实上，我一直期待新诗能够被理解。这种理解倒不是为了新诗写作者或者新诗研究者的利益，而是觉得新诗在被误解中，普通读者最有损失：诗不光可以欣赏，也可以用来自我表达，每一个有语言能力的人，都可以尝试去写诗，或者说在语言中创造“诗意”。但现在的情况就是，由于对“诗意”的认知仍然停留于旧诗的“阅读程式”（读者对不同文类的期待意图、内在的文学能力），体察不到新诗的诗意，或者不认同新诗的诗意，导致了许多人对新诗的鄙视、远离了一种可以言说内在自我的艺术方式。 我非常尊重诗歌的读者，我希望诗歌写作能够回到普通人的意识之中：诗，不只在典籍或旧时代之中，也在我们的日常言语活动之中；诗人，不只是李白、杜甫、徐志摩、海子、顾城、狄金森，你也可以是。 当代诗坛颇为活跃的批评家荣光启新作！新诗的写作似乎如此简单！“诗”无处不在，“诗”与每个人有关。诗人，不只是李白、杜甫、徐志摩、海子、顾城、狄金森，你也可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