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精)/大家小书

作者简介

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1911年只身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首席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之职，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弃学从政，1965年病逝于纽约。 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称作“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内容简介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 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 的原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 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彝 士运河(即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 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 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 我们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 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 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原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 西洋人到中国来的，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 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 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 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 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 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 ?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作买卖， 藉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 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 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 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 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 、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 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 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 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 ，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 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作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 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 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 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 。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 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 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 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 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 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 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 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 ，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 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 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 税要收货价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 ；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 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 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 ，自动的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一个 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 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 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 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 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人很满意。 P7-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