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陷阱

作者简介

[美]克里斯托弗·纽菲尔德（Christopher Newfield），伦敦独立社会研究基金会研究主任。 [美]安娜·亚历山德罗娃（Anna Alexandrova），剑桥大学历史与科学哲学系科学哲学教授，她也是国王学院的研究员。 [美]斯蒂芬·约翰（Stephen John），剑桥大学历史与科学哲学系公共卫生哲学哈顿讲师，他也是彭布罗克学院研究员。

内容简介

引言 数字角色的变迁 无论是私人飞机还是商用飞机，都有各种各样的导航工具。其中一种工具叫作高频全向测距仪（VOR/DME）。这种测距仪可以结合机场跑道等物体测量方位和斜距，用高度详细的量化信息给用户提供精确的测量值，确保飞行员即使在无法看清地面情形的恶劣天气下也能安全着陆。高频全向测距仪是数字力量的有力证明，展示了如何在系统中嵌入数字从而改善日常生活。 1997年8月6日，午夜后不久，韩国大韩航空公司（KAL）801航班使用关岛机场的高频全向测距仪信标降落。当时，飞机和测距仪运行良好，机长飞行经验丰富，飞行时长达8900小时，曾在韩国空军服役、执飞的航班至少在关岛机场降落过8次。其他机组成员也是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飞机降落时虽然有雨，却并不危险，这不过是一次由高素质专业人士执行的常规着陆。然而，在测距仪的指引下机长和机组成员驾着KAL801撞向了旁边的山坡。 该机组并不缺乏最新的技术培训，工作人员对导航系统了如指掌，能在各种环境中熟练运用。1999年，当时的韩国总统宣布KAL的事故率是全国性问题，并将自己的总统航班交给本国另外一家航空公司执飞。根据媒体对该事故的报道，导致KAL801航班坠机事故的罪魁祸首是驾驶舱顺从文化，并就此追溯到韩国语言文化中的等级制度。副机长和航班工程师都不敢抗衡他们的上司。更有甚者，他们竟然不敢与机长直接交谈。飞行工程师察觉航班偏离航线时，本应提醒：“机长，这里的跑道没有高频全向测距仪信标。云层太厚了，看不清楚地面，很难着陆。”实际上，工程师说的是：“机长，天气雷达太管用了。” 后来，大韩航空为了走出连续坠机事故困境，聘请了一位企业文化专家，专家提出要解决问题首先得克服顺从文化。专家给出的对策是把航班的工作语言从韩语改为英语。人们不需要阅读坠机事故调查报告，也能明白语言的变化足以打破根深蒂固的森严等级模式。在说另外一种语言时，人们更容易表达用母语难以启齿的内容。许多人将大韩航空从坠机事故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归功于其企业文化的变革。从1999年至今，大韩航空的航班再也没有发生事故。 我们希望通过该案例说明一种现象，即数字通过创造和运用它的制度文化发挥作用。大韩航空坠机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应仅着眼于构建人们对于数字的尊重以及数字化的便利，因为飞行员对于数字的服从性和数字化的便利程度已经足够高了。该方案的焦点既不在于追究某些个体的责任，也不是训练机组成员的向上沟通能力，而是促使全体机组成员在航程中时刻积极参与监测数据细节和异常状况。这种做法甚为罕见。这种罕见性是促使我们撰写本书的动机之一。大韩航空的坠机事故或许会促使个体和组织纠正自己关于数字的错误认知，包括数字的自有意义，因此可以被动处理数据的错觉。但是，社会尚未迈出这一步。各式各样的数字渗透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需要对身体健康、家庭关系、教育和消费者行为做出一系列的个性化选择，在不同的候选人中做出选择，加入或回避某种团体和社会运动，在不同的社会政策之间权衡利弊。我们往往希望自己和他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做出种种抉择。我们通常将上述种种数据定为决策依据，而忽视定性解释，因为定性模型通常错综复杂，难以理解。我们并非试图创造某种把定性和定量相提并论的规制，或者本着某种把定性和定量凑在一起的非二元态度，也不认为定量信息应该嵌入文化体系中，并由此决定数字的意义。这些疏漏在所谓的后真相时代可谓是雪上加霜，在这个时代，人们被互联网的“深度伪造”和心理操纵所包围，普遍对事实漠不关心，导致理性在情感之前黯然失色，甚至被情感掩盖。 本卷探讨了数字作为事实性锚点的效应。在刻板印象中，定性论述是语言叙事，是事实与观点的混合体；定量数据则是精确、中立和客观的。在现行的框架中，科学知识是数个世纪前从大量话语和评论中产生的，这些话语和论点通过数据之间的持续数字化形成了自然历史。这种观点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古老的“两种文化”模式，这种模式演变成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和所有非STEM学科，亦即软人文科学之间的割裂。人文学科的结论和地位总是有争议的。 二元对立的模式自然是不合理的，所有的学科都是定性和定量的复合体。二元模型仍是一种文化常识。人们当然可以伪造和操纵数字，但是数字所依存的严格方法论也带来了定性推理所缺乏的精度。数字是科学知识的基础，语言则渗透到信度更低的政治文化中。二元对立的刻板印象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在大学里本科生经常被建议放弃主观且不切实际的人文艺术，转向更加客观有用的STEM学科，这些学科的唯一共同特征就是定量。 定性和定量二元对立的刻板印象也带来了一些政治和社会后果。个人决定和政治决策都必须以数字为起点和依据。 在数字时代，我们就可以完全相信数据吗 对数字的过度依赖，是否会让经济学和人文学视角长期冲突 是人类利用量化造福，还是量化用数字局限人类的思维 推荐1：直面数据使用隐患问题，探究看似精准的定量分析，是否会把我们带入盲目信任的“定量陷阱”。 推荐2：从科技到人文，多角度探寻定量分析应用何去何从。 推荐3：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推荐，感叹本书对“数字的盲目崇拜”相关研究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