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旅行家

作者简介

文泽尔，作家、诗人、德文英文译者、私人图书馆馆长。数十年来共出版著、译作计五十余种，创作涉及类型小说、文艺评论、游记散文、经典译介。代表作有小说《荒野猎人》和译作《格林童话全集》《卡夫卡小说全集》等。

内容简介

爱尔兰Vision 引言 “喂，爱尔兰怎么样？”偶然在开罗遇到的都柏林中年绅士，在某个热得要死又枯燥无聊的约莫午后两点时分，没来由地问出了这么个问题。 不是身临其境，读起来当然不觉得这问题有什么了不起。然而，我可是几乎一辈子都在跟这种敏感又棘手的玄问较量着。仿佛听过恩雅演唱会后，恩雅突然不动声色问你一句“说说，我唱得如何？”或者，被都柏林哪支酒吧摇滚乐队的贝斯手当街拦住，满嘴酒气、莫名其妙地狠狠质问“都柏林的乐队，给个评价吧。”甚至——设想一下，被穿格子裙、戴黑色熊皮帽的爱尔兰风笛队老笛手们团团围住，大声喊问：“怎样，咱们的风笛，可不比苏格兰的好些？”倘使遭遇如上种种情况，却又实在对凯尔特人们引以为傲的各类音乐毫不感冒，该如何诚实作答，才不至于显得像是在往他们满胸满怀的炽热骄傲上猛泼冰水呢？ “爱尔兰，不错，挺好的。无论哪方面都……唔，不错。”我泛泛然地答了这泛泛然的问题，呷了口当地原产、味道腻歪歪的Stella 啤酒，霎时感觉口中泛泛，身心俱疲。 “想到音乐了，对吧，爱尔兰音乐？”绅士抹了一把额前干掉的汗盐，挥手甩在黄如沙漠的酒馆地板上，“嗐，不过，我可真讨厌我们国家那劳什子音乐。也不知算不算是时代肤浅的结果，现在无论哪里的人，只要一提起爱尔兰，便开始大谈恩雅、都柏林乐队和风笛。仿佛去趟爱尔兰，只带耳朵就够了——啧，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之后就莫名其妙地转而聊起远比Stella 好喝的Sakara 啤酒，但绅士的这番感慨却实在是深得我心。若说我对U2、西城男孩、奥康娜或者罗琳娜?麦肯尼特素来深恶痛绝，也未免显得太假。实话实说，是“不喜欢也不讨厌”，仅此而已（对世上很多事物，也是这种态度）。然而国内也是一派绅士所说的“时代肤浅”的风气——随便抽一本旅游书或者杂志出来，凡是谈爱尔兰的，或多或少都得“音乐”一番，仿佛不如此便无法体现出这岛国的本质。然而国家本质真可仅凭一两个方面来凸显吗？某方面过于霸道，是否其他低调但美好的方面，反而会被遮蔽住，令外人不觉间得到自以为全面的片面印象呢？ 那么，这次干脆以视力奇好无比，但音感却糟糕透顶的音盲视角，去好好审视爱尔兰一番吧。 如此这般，题目似乎就应该定为《爱尔兰视觉》……但这么一来，又容易造成“内容强调设计感”的误解（实际上，跟设计感根本毫不沾边）。是吧，“视觉”到底还是被动了些，所以—— 不妨将“视觉”改为“Vision”算了：糅合思考和想象力，估计更贴近悄无声息的爱尔兰原色。 而我所窥见的“原色”，恰恰是爱尔兰国旗上的橙、白、绿三色。请勿担忧——因为，这种感受上的契合，跟新教天主教，或者和平战争之类的原始定义毫无瓜葛，纯粹属于与情绪宣泄方面的色彩心理学对应。用这三种颜色，足可以为爱尔兰绘一幅细致生动的肖像特写了。 无论如何，既然是爱尔兰，就请容我先呷一小口Guinness黑啤，方便如下娓娓道来。 橙色：狂欢的历史记忆 七年前，坐在飞往都柏林空港的颠簸客机上时，我对爱尔兰共和国几乎一无所知。除了知道守财宝的彩虹小绿妖Leprechaun是来自那个岛国的传说——但那也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典故了。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于此时此刻毫无帮助，萧伯纳的话真假难辨，叶芝和贝克特的诗主打现代、华丽和大欧罗巴共性，统统无济于事。至于音乐……这次不谈音乐，于是再无话可说。 爱尔兰航空回爱尔兰的班机，除我这别大洲出生的过路客以外，坐的大约全是本地人。客机才刚刚掠过伯明翰，躁动难耐的心情便从座椅四面八方呼啦啦弥漫了过来。你们懂这种躁动：虽然悄无声息，却仿佛能听到周围每个人的心跳频率都加快了不止一倍。欧式理性与公共场合礼仪，像疯人院里的束身衣一般，禁锢住乘客们的身体、声带和面部表情，让爱尔兰旅人们一眼看去“尚属正常”。但这却绝非事实：包括邻座大叔解开衬衣领口的姿势、金发小女孩儿手指摆动的节奏、空姐推着过道车经过时的步幅……一切细节都指向某种故意不言明的躁动。 陌生人腹诽多疑，却又不便多问。抬手看了眼手表：3 月17 日，星期五——丝毫无助于解惑。等到飞越圣乔治海峡时，邻座竟兀自哼起未听过的小曲来。上午11 点24 分，客机从名为Woodbrook 的高尔夫俱乐部东岸（那地方紧挨风景如画的Bray 镇）进入都柏林大都会区，大略沿着M50 高速一路曲行向北，画一遍都柏林全城的轮廓线，徐徐减速、出轮、着陆。起落架触地时的颠簸感，与满机爱尔兰乘客们雷鸣般的欢呼声和掌声，差不多同时响起。机身停稳、出舱口对接完毕后，又是一通震耳欲聋的喝彩。 实在无法理解这帮王尔德同乡们过于炽烈的亢奋心，不过阴雨天的阴郁感倒是一扫而空。 就这样稀里糊涂出了机场，搭出租车去市中心。一路基本通畅，但靠近利菲河北岸时就不行了：黑压压一片人山人海，远方鼎沸人声，像是在举办大型游行。车在Dorset 街时已走不太动，七拐八拐地来到帕内尔广场北的休雷恩市立现代艺术美术馆门口，停了下来。 “抱歉，奥康纳街的Lynams 酒店，实在到不了。”壮得足以开十六轮大卡车的司机，扭头过来腼腆致歉道，“走过去也近：公园旁边叫Rotunda 的医院走到头，左拐，看到公车站后，再右拐，沿路走一段就到了。临街的米色墙旧屋，一楼有家SPAR小超市，紧邻麦当劳，挺好找的。只不过……” “不过怎么？” “这种时候，住那地方可不太妙。” 打算再问时，却见沿街抄表的交警悠悠地凑过来。只好赶紧给了15 欧元（含1 欧元小费），下了车。 没什么行李，就几件换洗衣物、小包洗漱用品，统统收在小旅行包内，拎在手里。小雨转阴，不需要伞，按司机的指示一路走过去。尽管路面湿漉漉的，凹处时有积水，人倒是越来越多。开始时，只道是运气不佳，赶上工人大罢工了。发现所遇大部分路人，穿的都是暗色系外衣——绝非偶然。深灰色、深蓝色、黑色：这三种躺在沥青路面上便可充作迷彩的布色，是爱尔兰人外穿衣物中占绝对主流的色调，不分季节——里面鼓鼓囊囊像是塞了好几件毛衣棉裤时，心里还暗自嘲笑都柏林人，认为他们的着装品味跟施瓦本农民一样土气。再往前走，开始见到成群结队穿绿色外衣、戴绿色礼帽，举着啤酒瓶叫个不停的青年和孩子。其中不少男士，还专门戴上齐胸的马克思式假胡子，橙色，脖子系上国旗花纹长围巾，正面看去就跟……彩虹小绿妖Leprechaun 的样子一模一样！ 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圣帕特里克节，也不知道爱尔兰人竟会把这么个跟宗教联系极为紧密的日子，定为自己国家的国庆日。心里只想着：“完了，狂欢节可比罢工日麻烦百倍！” 素来如此：在欧洲，罢工游行无论大小，多是在诉求形式。“需要发生的，发生便好”—— 无论公会、治安警察，还是特地前来参加游行的工人和围观者们，所抱持的大抵都是这种毫无惊喜可言的态度。罢工日会提前一周下发通知，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朗读宣言的顺序、示威牌上可写不可写的内容……一切早在开始之前便已安排妥当。但狂欢却大不相同，无论在科隆、巴塞罗那、里约热内卢还是里斯本，狂欢的形而上层面，均与酒神时代的浪漫主义情怀保持一致：惊喜、尽兴、无序。通过追溯历史记忆的方式，融入拥有共同源流的集体当中去，暂且释放或忘却个体烦琐无聊生活中积聚起来的压力，让来年有个盼头——节日的意义，照我看来无非如此。相比那些因为文静、孤僻、小众而快要被人遗忘掉的节日们（比如，国际矿石收音机日之类），狂欢节无疑是最能履行节日浪漫情怀的那个。但对于碰巧住在狂欢中心某间小旅馆中的外来客而言——如果急需睡眠的话——声嘶力竭、五光十色、通宵达旦的狂欢，跟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的地狱也没什么差别。 万幸，昨夜睡得算是充足。照眼前绿帽子军团们集结欢呼的态势，挤去奥康纳街，一时也不太可能。倒不如安下心来，凑到前面去看看狂欢花车和全情投入的路人们得了。 每到一处，我都期待能够发掘出当地民族性中，不同于周遭所有的那部分特质。狂欢节四处皆有，但都柏林毕竟是都柏林，这儿的狂欢节，在形式之外，多半也应能体现出事关爱尔兰民族性的东西。我是指，将绿衣绿帽、国旗……一切具体的形式抛开之后，还剩下的某些东西。 全世界花车队的运作模式大体相同，令人怀疑是不是存在某条限定了行进速度、亮相礼仪、欢呼声浪、花车密度……等等宏观参数的法规。细节自然是不同的，比如巴西花车队素以华丽、繁复、奇幻拔群著称；科隆车队队长则热衷于提高向围观群众撒糖果时所能抵达的最远距离；巴黎志愿者以无事献殷勤为行事标准，希望能马上开始一两段异国情缘；米兰花车夸张、大胆，时常拿文艺复兴时期的名作名家们开涮，可惜围观的意大利群众，往往只顾自己吃吃喝喝、聊天逗乐，不太拿精心准备的花车当一回事。 话虽如此，但爱尔兰花车队却实在是……极难描述。没错，就是极难描述——或者说是晦涩、抽象，难于理解。设计者们偏爱使用鲜艳大胆的颜色（草绿、天青、鹅黄、大红……彩虹色和撞色系亦是惯常搭配），且倾向于以尽量少的体块堆积来完成主题。比如，若要讽刺欧洲央行在政策上的不得力，西班牙人大概会精心造出一尊西装革履但丑态百出的巨大行长像，并朝它猛掷西红柿；德国人毫无疑问会展示碎掉了的欧元标志；轮到爱尔兰人时，他们会在一个贴满黄色绒毛的巨大圆盘上插一根长长的蓝鼻子，画好眼睛，再给它披上彩虹色的头巾，并在嘴上画一个大叉——其中蕴藏的政治隐喻形同灯谜，且难度高到不立即公布答案恐怕就再也无人知晓的地步。 也不是全盘抽象，这点反而更奇怪些——毫无疑问的统一组织当中，却缺乏一致性。往往在走过十几种无法形容的抽象物之后，突然跑出来个色调阴沉、蒸汽朋克风格明显的精致花车，写实得仿佛从好莱坞科幻片场里直接搬过来似的：直升机、热气球、满是活塞和金属活动构件的旧式火车……如此认真负责了三五个回合后，又开始出现踩高跷、穿旧式凯尔特农民服装的传统文化方阵（说是方阵，人倒都很随便：交头接耳，走得东倒西歪，只不过踩着高跷而已）。接着就是一群群如捷克定格动画（准确点说，如史云梅耶导演的那些短片）中标本怪物一般的民间传说角色登场：无头骑士、喷火龙、玩偶熊、食人树……无论什么，全都一次性蹦出来一大群，装扮与其说是形象，毋宁说是滑稽。道具服装怎么看都令人觉得有些敷衍，套在戏服里的演员们大概也是临时找来的，还不如护栏外的围观群众敬业。比如踩高跷涂粉面扮男巫的几个家伙，走着走着就歪了方向，到路边贩啤酒热饮的街亭休憩去了（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休憩，游行快结束时还坐在那儿喝掺了酒的爱尔兰咖啡呢，可谓岿然不动）。 接下来的方阵更不像话。所谓“万国方阵”，不过是每人撑开一面外国国旗，敷衍了事；“少女方阵”里尽是些穿着橙、绿、白衣，谈不上性感的啦啦队员们在跳来跳去，除了服装颜色勉强能与国旗（以及国庆）扯上关系外，再看不出任何在更深层次文化上相关的端倪；“袜子方阵”来的正是一大群用五颜六色塑料制成的巨型袜子，随便倒扣在行进者身上了事；“杂技方阵”……除了一位骑在独轮车上玩抛球的小丑，或许算是有些真功夫，其余随行人等，相比路人，无非穿得更绿些，脸上涂几道迷彩，直接拿普普通通的自行车充数了。 “唔，就这样，也能算是主游行队伍吗？”看到这里，我不觉自语道。心里想着，或许在都柏林的某个别处，正有更加正式、华丽，能够完完全全彰显出凯尔特人历史和文化的狂欢游行，正在同步进行着。 “算的，算的。国庆节嘛，就这样应付应付得了。”碰巧站我身边的某位日本游客样的老人突然开口，回应了我的絮叨。 “这么说每年如此？” “每年如此。我是看了二十多年了，每年如此。” 多聊了两句，老人说自己祖籍福建，偷渡过来，结婚换的身份，目前经营一家小型亚超……如此这般，各地差不多都能听来的相似故事。 说着说着，雨又渐渐开始下，花车方阵仿佛无穷无尽，大家的情绪也一如既往，不甚高昂。我辞了老人，挤入人群，连连踩脚，连连说着抱歉，向着不远处的奥康纳街艰难挺进。 Lynams 不多一会儿就到了，果真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临街酒店。前台坐着一位身材小得不能再小的女士，年龄四十左右，戴眼镜，看一本当期的《格兰塔》杂志。 “来了？”听到门铃响，她放下杂志问道。 “不看狂欢节？”我把少少的东西搁在她面前，取出钱包。 “是教士帕特里克的忌日，不该叫狂欢节。”她接过我递去的信用卡，“你知道是什么典故的，不是吗？” 我摇摇头，但她也懒得跟我解释。于是便默默办完手续，去了自己的房间。房间很糟，外面吵。我躺在旧式带雕花的木床上，仰躺，看天花板上挂着的装饰繁复的水晶吊灯，心里无法不想着这狂欢节，或者教士帕特里克的忌日。 旁观过狂欢节，大概不能再算作对爱尔兰一无所知了。说得准确些，在知识性上仍几乎是一无所知，但却已有许多的直接印象。要是此刻身边突然有不相干的人过来问上一句“喂，爱尔兰怎么样？”虽不知具体该怎么答，脑中无数的画面之上，却似乎莫名其妙地蒙上了厚厚的一层橙色细纱：这个国家，天生具有那类仅为十六世纪海盗们所独有的豁达开朗，却又同时遭受生不逢时、无处冒险的约束——要用人物来作比的话，该是阴差阳错一辈子生活在陆地上的海雷丁?巴巴罗萨。悲壮谈不上，但花车和方阵、纪念驯服的狂欢，却不像是凯尔特人的历史记忆在所谓“故国”这一概念上，可被完全接受的缅怀。 怎么说呢，在客机上时，那样的狂欢、喝彩、期待，都是真的；游行队伍多年来的漫不经心，本质上不算认真在干的态度，也是真的。凯尔特人是凯尔特人，故国是故国，使徒帕特里克是使徒帕特里克……我似乎在狂欢的橙色中读出了三者间的决裂。而今，爱尔兰人后裔分布于世界各地，根据最新的统计结果，不在爱尔兰的凯尔特人接近一亿，而爱尔兰共和国全国的登记人口，也不过四百多万而已。那感觉，像是大部分同胞都漂泊在外。至于都柏林的3 月17 日，则类似于明知无法召还的召还。各地群起的响应，无非隐隐祈望能够在共同的历史记忆当中，寻觅昔日荣光、狂热、自由及共鸣。 作为一名偶然闯入的异乡客，将这一切归结为国旗上橙色的隐喻，并觉得贴切，大约不算是件多么过分的事情。许多年以后，再去都柏林时，我还是选择住在Lynams，并且知道那位读《格兰塔》女士的名字，但她早已不在那家酒店做事了——即使七年前的那次，也只是代班而已。 最后还是由她给我讲了教士帕特里克的故事：说这位圣徒是在威克洛上的岸，凯尔特人本来打算将这传异教的人处以石刑，他却机智地道出三位一体的真义，不只救了自己的性命，也令岛上居民认清了基督神学体系的高明，最终纷纷过来受了他的洗礼，云云。 “祖先们太愚钝，或者太聪明。”她递给我一盘土豆派，还有热乎乎的大块炸鱼，“不过，你说的有一点没错：凯尔特人是凯尔特人，故国是故国，帕特里克是帕特里克……但爱尔兰始终是爱尔兰—— 所谓三位一体，就这么回事。” “是橙色的感觉吧。”我挑了一柄叉子。 “没有更合适的了。”她迅速递上一满杯的Guinness 黑啤。 白色：纯粹随性的悠远情怀 第二次住在奥康纳街的Lynams 酒店，房间比第一次还更糟糕些，不只没有吊灯，床铺上还发现了一两只细小的虫子（明明看上去也像是刚洗过的被褥）。如果有谁要到都柏林住酒店，且无论如何都要住在奥康纳街附近的话，那请一定不要来这里，去住Cavendish Row 的Cassidys 酒店吧：老牌四星，就在Rotunda医院背后，价格虽然贵上个两三倍，带来的享受却远不止这个数。尤其，住过Lynams 之后，便更能体会到都柏林其他任何酒店的优点和长处——实话实说，很难找到像Lynams 这样，除了交通方便就一无所长的酒店了。 第二次来时没了狂欢节，街景寡淡得让人反胃。只好到街对面的一家日间照常营业的小酒吧里猛灌Guinness 黑啤。在爱尔兰，喝闷酒到了一定程度，总会有人主动端着半满的杯子，过来与你搭讪。聊什么也无所谓，横竖都是无聊，说完也就忘记了，别太在意。 值得提的倒是啤酒本身：所谓Guinness 黑啤，就是只有在都柏林喝，才能最大限度还原本味的一种东西。恰如考拉之于澳大利亚，渡渡鸟之于毛里求斯一般。喝完酒后大约下午一点，酒劲尚浓，不知当时自己脑袋里想了什么，既不打算去大教堂，也不想参观向往已久的休雷恩美术馆。一不做二不休，竟搭了奥康纳街的旅游巴士，要去Guinness 的酒厂走上一遭。 不算出乎意料，这酒厂也是个景点。事到如今，已无法辨明当时是本就知道它的著名而去，还是去过才知道它的著名。总之先去看了Guinness 的黑色大门，以及正中间漆成金色的竖琴徽标。门旁的黑色街灯柱，据说，和酒厂的历史一样长。参观这里是需要收费的，门票一直在涨，最初不到10 欧元，现在似乎是每人14.4 欧元。因为票价里含一杯附赠的新鲜黑啤，便有人说这价格正对应Guinness 啤酒的单位成本——这说法估计不可信，但酒厂却是个实在有趣的地方。主馆建筑是早在1904年时便已建成了的，芝加哥学院派风格，现代又大气，是爱尔兰全境第一座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参观的整个过程倒不必细说，因为，其实国内也有个类似的展览馆，乃是青岛啤酒厂附属的青岛啤酒博物馆，虽然风格不尽相同，但制啤酒的过程却大体一致，连展览“万国啤酒”的陈列墙，给人的感觉也差不多。另外，一样要收取门票，当然也一样赠饮啤酒。所以——若是因为种种原因去不了都柏林，到青岛去看看，也差不多能体味到那调调。 不过，细说起来，有两点却是即便去了青岛也体会不到的。第一是老式巨型蒸馏炉，整体由许多块铮亮的铜皮拼接而成，并用铆钉法固定。与青岛的黑色铸铁炉相比，Guinness 的炉子更大一些。以四周大量蜿蜒密布的金属管道，还有炉面上漆得斑驳古旧的白色警示标志和英文字为背景，很容易营造出二十世纪初时欧洲工厂中独具的蒸汽朋克氛围：新时代汽，糅合旧时代的虚构，亮得晃眼的黄铜色，以及怀古的心态。 另一点则是更厚重的历史感，厚重到足以凸显浪漫主义的程度。这么说吧，购票进入展览馆后，第一个玻璃大厅的正中位置，嵌了一纸租约在地板里：酒厂创始人Arthur Guinness 向Mark Rainsford 爵士的后代们租下办酒厂所需的一万六千平米土地，租金是每年45 英镑。 有趣的是租约时限：足足九千年。 “你知道这黑啤为什么这么黑吗？”我依稀记起在去展览馆之前，一同在Lynams 对街小酒馆里饮酒的大胡子酒客，举杯问了这么个问题。 “因为酿酒用的大麦，是特别烘烤过的。”专程研究过各国啤酒，这点常识性的东西，自然难不倒我。 “不，是因为都柏林的住民实在太多太密，酒厂被挤得照不进阳光。于是酿出来的酒，也就变成了这么个样子，哈！” 确实，爱尔兰的大部分民众都挤在首都：都柏林市所辖人口，超过爱尔兰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这怎么想都不是件对劲的事儿，多少给人一种都柏林妇女统统酷爱生育的不当联想。哪次听新闻时无意得知，爱尔兰确实是全欧洲最乐意开枝散叶的国家：平均每个适龄妇女都会生下两个孩子，生育率长期居于欧洲首位。 2010 年冬天，受邀在北京大学做演讲时，某位林姓先生没来由地给我讲了些关于爱尔兰人对待婚姻如何忠贞浪漫的逸事，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爱尔兰人领结婚证后便不许离婚；第二，婚姻是有期限的，结婚证可以领一年期的，也可领一百年期，按婚期分为多档；第三，一年期结婚证需交纳2000 镑的登记费，且证书厚如百科全书，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婚期内应遵守的条条款款，巨细无遗。与之相对应，一百年期登记费只要半镑，结婚证就一张纸，上面是市长亲笔写下的祝福语……内容如何已忘记了，总之是浪漫得要死。 “看不出来呐，爱尔兰人竟是这样……”确实，凭以往几段对爱尔兰民众的贴身观察，丝毫看不出浪漫的迹象来：说是懒懒散散、缺乏外露的激情，倒恰当。但说浪漫，实在是…… “如此这般，我已选定了那边的研究所——对婚姻认真无匹，科研方面，自然也绝不会含糊。瞧瞧，不许离婚，实在是令人感到印象深刻。” 等到我弄清那“不许离婚”的浪漫不过是子虚乌有的谣传时，林君驻扎都柏林某研究所也已有些时日了。《禁离婚法》确实有过，但早在1995 年时，因为半数以上公民投票反对的缘故，该法律就已被废止掉了。当初立法的理由，也不是为浪漫着想：据说，1937 年，因为纳粹势力在欧陆影响日重的缘故，爱尔兰修法时特地加上了“不许离婚”这一条款，一为削减机构、节省开销；二为促进生育，增加人口，为可能到来的长期战争预先做好准备。 “喏，就是这些务实到略微阴暗的理由，和浪漫沾不上边。离婚困难，没错儿，但也不是不行。结婚倒不难，无论一年还是一百年，登记费都是20 欧元。至于2000 镑什么的，作为小说而言，算是相当不错的虚构吧。” 坐在Lynams 酒店一塌糊涂的餐厅里，吃着比石头还硬的牛排时，这番偶遇对话并没能让情况稍微好转哪怕一丁点儿。我想起此刻正在同一个城市里为不知什么而努力奋斗的林君，忧心他在知道真相之后，该如何去搭建空中楼阁。好吧，成年人总归该独立面对各种困难。至少爱尔兰生育率常年居冠的历史原因，我们现在算是基本弄清楚了。 因为过分着迷于生育率问题，以及两三天时间里集中喝了太多啤酒的缘故，导致在游览并不怎么有趣的都柏林城堡和并不怎么宏伟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时，整个人都处于半走神的状态。目前就算努力搜刮脑海中的记忆，对这两处不甚重要地标的印象也已模糊不清了。倒是当时觉得是走马观花的休雷恩和作家博物馆，现在想起还犹在眼前。 休雷恩是大约下午两点，吃完加了很多芥末酱的大块炸鱼和土豆沙拉（又是这些！）后，悠悠然散步过去的。建筑古典，装修古典，大部分展品却极具现代气质，似乎正是此种高反差感，让人不由得难以忘怀。但特地过去的理由——很遗憾——却只是为了马奈的几幅真迹，尤其是《杜伊勒里花园音乐会》。至于自以为如何如何的弗兰西斯?培根后期作品，就让它们继续“如何如何”下去，也好。 参观免费，但正门并不起眼，“DUBLIN CITY GALLERY”阳刻在由四根爱奥尼式廊柱支撑的檐壁上——说出来仿佛新古典主义的感觉，但实际应该是折中主义的建筑，毕竟是由十八世纪后期的政客大宅改建而来。护墙以怀抱的姿势联结左右，无论怎么看，都有“欢迎进来”的诉说感。至于为什么将关于它的记忆与作家博物馆合并一处，很简单，因为两家位于同一条街的同一侧，出了休雷恩，左拐不到五十步，就能看到作家博物馆的红砖墙立面。不过，紧邻着的哥特式风格长老会教堂——白灰相间的正立面、高耸的塔楼、花窗及装饰肋……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来，都太过抢眼。游客们因而时常将教堂大门误为作家博物馆的入门，将真正的入口想成是譬如“博物馆日常维护协会”之类其貌不扬机构的窄门，过而不入了（抱歉，在下也是如此）。 但博物馆的收藏却相当精彩，爱尔兰那如天空群星般闪耀的文学大师们的原作手稿、书信、珍贵历史照片，等等，均从四面八方会聚于此。叶芝、乔伊斯、萧伯纳、王尔德……除了没有谢默斯?希尼。这里是完全可被称为“爱尔兰文学史全方位立体教材”的地方（甚至乔伊斯的打字机、叶芝的头发和眼镜等等不太相关的东西，也被拿过来做了展品）。对于藏书迷们而言，走上大阶梯后的图书馆，足可算是招惹妒意和感叹的马蜂巢：大师们的初版、签名版，种种同时代的评论、简报集，以及特别限定版的诸如王尔德、叶芝诗集，等等，大部分都是罕本，孤本，并且—— 绝不外借。 “你不知道，尤其针对患古书收藏癖如我的这类游客，看过后忿忿然想走又不舍的纠结心，不如被马蜂一针蜇死算了。”我向另一位也去过都柏林的朋友抱怨道。 “那地方？门票太贵，又小，除了书痴，谁去？或许你为此而错过了大饥荒纪念雕像群。走在那些形销骨立、面容如骷髅般的恐怖铜像之间——试着触碰，或者凝视他们的脸庞，无论是谁，都会有瞬时心悸的刺痛感。” 大饥荒铜像，我确实去看过，那处林荫道上空，确实有超越民族性、关乎人类种群层面的悲恸感盘旋。这一类型的表现力是十分了不起的，行走在柏林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之间时，心里也涌起过类似的痛感。 “哎，爱尔兰的这部分，该是白色的了。” “什么？” 我却没有说出口——那是瞬时之间产生的某种难以捕捉、描述的感触。不止都柏林，包括爱尔兰全境，对于游客们而言，应该都存在这种富于争议性的、情感与景点间共鸣的挑剔与甄选。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均是如此。有趣之处在于，或许因为是在爱尔兰，就格外造成一种“无所谓了”的态度。比如作家博物馆和旁边的芬勒特教堂，比如饥荒群像、休雷恩、闻名遐迩的各种剧场（包括大名鼎鼎的艾比剧院）、监狱博物馆、华丽大气的国家考古博物馆、大主教图书馆或者国家图书馆……诸如此类，大概正因为居住在此的人们，性格里天生具有纯粹、缥缈、满不在乎的特点，才可以让乍一看来大不相同之物彼此交融。可不是吗？同族漂泊在外的人群如此之多，狂欢节游行那般随便，美术馆里既有马奈也有弗朗西斯?培根，萧伯纳与王尔德，皆为大师。 之前一直认为，爱尔兰国旗的白色，不过是夹在绿色象征的天主教徒，以及橙色代表的新教徒之间，象征两教派之间团结友爱、和平共处而已。此时想深一层，这白色更似凯尔特人素来博大随性的广阔胸襟——从接受教士帕特里克的雄辩开始，到Lynams 酒店的前台女士，以及一路走来所遇到的似乎总是抱持“异见”的有趣爱尔兰居民们（也不算是？）为止。 仍旧不太好描述，仿佛亲手交出一方画布，自己不曾涂抹一笔，而最终画上些什么，也始终是“别人的事”。 如此看来，凯尔特民族，着实逍遥自在得太不像话了。 绿色：最后的战士们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史家斯特拉波，就已在他的名著《地理学》中，高瞻远瞩地对凯尔特人定了性：“这整个民族，都疯狂地热爱战争，能够非常勇猛且迅速地投入到战斗中去。不要招惹凯尔特人，即便他们不携带任何武器，也同样拥有无匹的力量和勇气。” 历史着实有趣。十一世纪中叶，英格兰王国与丹麦人的三百年战争临近收尾，因为丹麦王国的分裂，原本统治英格兰全境的丹麦人，开始受到英国王族爱德华风卷残云般的突袭。在某次战役结束之后，据说，有位从爱尔兰岛过来的军人，偶然看见泥地里歪着一颗丹麦军士的头颅，顿时心里来气，上去就是一脚，正好将那脑袋踢到了两棵树之间。这爱尔兰人觉得这样玩起来实在痛快、解恨，便立即找来一大群凯尔特人同乡，和英格兰军人们各自组队，一起踢起丹麦人的脑袋来。 “这便是现代足球运动的滥觞。” 爱尔兰来的小伙Donal，在某场世界杯热身赛开球前，借着酒劲，给我讲了这么个活灵活现的野史故事。记得这场，正是绿衣军团对阵丹麦。赛果是记不得了，仅能忆起Donal 在观看比赛时，恨不能冲到电视机里猛踢丹人袋的蛮族狂热——应该算不上蛮族狂热，因为他生得实在太瘦——比最瘦时期的Erin O’Connor还瘦，且矮，唯一能参与的运动项目，大概只有国际象棋了。 伦敦人也跟我讲过情节雷同的故事，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故事中出现的爱尔兰军人，变成了清一色的伦敦小伙。想必苏格兰人讲这故事时，也得让自家人登场。 因此，我便长期对这故事采取不信的态度，只当是凯尔特人爱国情怀开的一个小玩笑。但Donal 这个人，简直跟十二年陈酿的Redbreast 威士忌一般热情。硕士论文结束，回乡工作之前，他主动来办公室找我，希望能邀我前往利默里克市一游。 “至少，和我一起看场比赛吧。” “唔，为什么这么执意要求？” “因为你不信我—— 足球，真是从爱尔兰人开始的。” 好吧，就这样呼啦啦飞去了爱尔兰，转眼间站在了蓝军的球场上。1983 年才成立的新军球队，却逐渐积累实力，成为豪门，屡屡挑战爱超巨头圣帕德里克竞技。相比都柏林，位于香农河口的利默里克，可以说是个绝顶小城：居民只有区区九万多点，尚不及中国西北一个县城的平均人口。亲自去过之后，给人的感觉，却与县城完全不同：是个城市，五脏俱全，居民生活富足、现代、安乐，上下班高峰期常常堵车，酿的烈酒算是一绝，还能买到做工十分精到的手工皮鞋。要拿世界上其他城市作比的话，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巴西利亚，第二时间想到的却是伦敦：柯布西耶那严整无人性的规划，搭配厚重如岩的历史感，再稍加一点点殖民地风情，便是走在十一月利默里克街头的印象。 “那些红砖，看上去多少有些像都柏林。” “但这儿不是都柏林，是爱尔兰的利默里克——除了这里，哪儿都不是。” 总是这样，去柏林就以为算是去过德国，到过巴黎和马赛，就误认为了解了法国。可事实上，即便柏林、巴黎和马赛，也不过走马观花罢了。我在斯图加特住了十年，Donal 在利默里克住了二十年，但我们眼中的同一个城市，也不算是一个，而是我们各自心中的那个。 有趣的是，一切界限却都能在球场消解：因为种种客观标准，以及观看气氛、欢呼声和支援手段的限定，似乎全世界所有正在举办球赛的球场，都具有超空间层面的一致性。利默里克的比赛开始后，我跟瘦小的Donal 一道，被淹没在如清晨浓雾般的对抗气氛当中。所有人都疯狂迷恋战争，明明兵不血刃，却足以取人性命：我开始强烈怀疑，当初在著作里评价凯尔特人的斯特拉波大师，莫非真是位名副其实的先知？ 现代足球已如现代网球一般，进入了以技术分析和统计学来搭配球员硬实力的阶段，战术及策略发展一日千里，后起之秀往往很难突破强队壁垒。都柏林的圣帕德里克竞技俱乐部是1929 年成立的，比利默里克的蓝军早起步五十多年，其所具备的优势显而易见。自成立以来，利默里克从未取得过一次联赛冠军。相比之下，都柏林的五支球队，除大学队，个个都是冠军榜上的常客，即使在都柏林之外，也有如德里和科克城这种两次斩获冠军的劲旅。按理说，面对强敌，从未尝过胜绩的利默里克蓝军，以及蓝军的支持者们，多少会显得有些沮丧、收敛才是。但利默里克人不这样：那团淹没我们的对抗气氛当中，张扬着利默里克主场高高在上的怜悯。没错，正是怜悯——即使对手是巴西国家队，这种由“明明就是更弱那一方”身份上延伸出的神秘怜悯，都无从掩藏。 “气氛是不是不太对？”我问Donal，“不是明明会输的比赛吗？怎么反而像是谦让了别人似的？” “没有输赢——利默里克人向来竭尽全力， 对手也一样。”Donal 郑重答道，“我们都是凯尔特人，天生的战斗种族。或许，作为被普遍认同的‘欧洲二等球队’，是怎么也无法战胜如德国、意大利这样的传统强队的。不过，哪怕让他们产生些许危机感，也可算是我们的胜利了。赢球当然更好，但悲壮的，同样也是英雄。一切都得慢慢来，不必着急。” 说出的话是慎重严肃的，这样的战斗，怎么想也觉得十分平和、豁达，令人无法不去联想起球场绿茵的颜色。爱尔兰国家队和林中绿妖都中意这颜色：它象征战斗的意志，却并不在乎比赛结果。 “永远不得冠军呢？” “那我就永远来看。” Donal 说得轻描淡写，但我知道，他肯定会这样去做：利默里克人行事，到底还是没有都柏林人那般浮华。我与Donal间，一直到不久之前都还有书信往来——他辞了研究工作，做起中学老师来，一开口，就说得头头是道，作业留得也少，大家都喜欢他。 我总怀疑，他的灵魂是不是也是绿色的。 文泽尔是著名推理小说家和翻译家，在国外生活过十多年的他，仿佛能和无论何处的本地人士随时展开对话而且金句频出，又能以他画面感强烈的文风描绘种种令人忍俊不禁的细节。 本书结构不是以一个个景点为主题的游记，而是作者以自身的知识体系和满世界跑的经验出发，分享一些关于旅行的闲话，包括：搭乘北非之星游轮一次性历览地中海北岸名城，由大英图书馆想到图书馆的价值结果自己开了家图书馆，一个旧书虫漫游台北二手书店淘书的收获和感悟，分析酒店的书籍摆设、星级酒店制服背后的品位与精髓，等等。 在轻松的旅游文字里，文泽尔自然而然地给出很多在他兴趣范围内的冷知识，但同时他也会给出他角度独到的观察和思考，真正用自己的理解体会去消化每一次看似平凡的旅行。书末附录32幅作家亲笔绘制的彩色原稿，将“孤独的旅行家”体验到的世界用图像纪实展现在我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