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2文明的基因)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2文明的基因)
作者: 杨照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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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08688732

作者简介

杨照,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史硕士,曾为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候选人,研究专长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社会人类学。杨照现任台湾诚品讲堂与敏隆讲堂讲师,他的创作包括文学、历史、经典著作导读等多个领域,代表作有《故事照亮未来》《我想遇见你的人生》《迷路的诗》《想乐》《永远的少年》《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寻路青春》《推理之门由此进》《呼吸》等。

内容简介

正确理解先秦时代的“国” 由重重透镜看过去,长期被扭曲,很不容易看清楚的历史现象之一,是周朝的“国”。古史上的关键事件,是秦始皇统一六国,而这一事件又是从春秋就开始的国与国争斗兼并的最高峰。东周开端时,封建制的体系里有几百个“国”,然后“国”的数字一路减少,到公元221 年,只剩下最后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那就是“秦”。 但“国”是什么?“国”长什么样子,我们真的知道吗?想到“国”,讲到“国”的时候,我们心中很自然地浮现的图像,是疆域国家,也就是可以在地图上画出每个“国”的领域,“国”与“国”之间有疆界,从这里到那里属于这“国”,过了这条线,则属于那“国”。 关于战国时期,大家都知道“战国七雄”,也几乎都知道这“七雄”是秦、齐、楚、燕、韩、赵、魏,还知道这“七雄”的地理分布,秦在最西边,齐在最东边,楚在最南边,燕在东北,韩、赵、魏则是从原来的晋分出来的,处于中间偏北的区域。 但往前推,推到春秋时期,有一个相应的代表性名称,是“春秋五霸”。“春秋五霸”的概念,其实和“战国七雄”决然不同。 “七雄”指的是当时仅存的几个主要的国家,“五霸”说的却是五个人—— 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和楚庄王。“七雄”可以用地图概念标示出来,这七个“国”差不多就覆盖了当时的中国。但“五霸”不是,“五霸”的政治势力,不是疆域式的。 这中间牵涉了从春秋到战国,很不一样的“国”的形态。那个时代,有很多“国”错落分布在这块地方,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国”的所在,但“国”与“国”之间没有明确的国界。 过去一百多年间,有过几位真正下苦功的学者,如顾栋高和陈槃,他们将先秦史料彻查过,一条一条比对,想办法还原画出古地图来。他们找到了许多春秋时期有记录的“国”,在地图上把它们标记出来,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修正观念,那就是春秋的“国”数量惊人,在数百之谱。 然后到了1943 年,侯外庐先生首先提出了一个关于“国”的新理解—— 城市国家说(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这是什么?侯外庐主张从西周到春秋,文献上所提到的“国”,其实就是一个“城”,是一个“城”的体制,而不是常识中有领土,领土中有村镇分布的形态。 侯外庐提出的意见,在中国撼动不了根深蒂固的传统看法,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反而是在日本,有两位研究“东洋史”(日本人对中国历史的称呼)的学者,受到了启发,并借鉴西方古希腊的历史,差不多同时进一步发展了“城邦国家说”。 这两位学者,一位是贝冢茂树,另一位是宫崎市定。他们从中国古代史中划分出一段特殊的“城邦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期,中国分成许多单位,每一个单位,诸侯之“国”和大夫之“家”,是一个个独立的城,借由封建制让这些独立的城联结起来,构成了周朝的政治系统。 《战国策·赵策》中记录了一句话:“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这句话显示到战国时代,人们仍然留有对于之前“城邦时代”的记忆,而且清楚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与之前时代的差异。 我们当然不必认真相信古代有“万国”,“万”只是用来形容数量众多的概数。和战国时相比,原来的“国”数量一定是极多的。《逸周书·世俘解》中记录武王伐纣,一共灭了99 个“国”,自动臣服的有652 个“国”。古文献里也多次提到,武王第一次发兵翦商时,大会孟津,来了“八百诸侯”。这些数字,都显示了那个时代的“国”一定不大。对应《战国策·赵策》中的说法,那么一个“国”的规模,是每一边几百米的墙围出来的城,城里住着顶多万人左右的居民。 这样的主张,在后来出土的周朝考古遗址中,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例如1998—2000 年在河南焦作挖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北边的城墙长295 米,另外三边都是270 米长。城墙的高度约9米,城基最宽的地方有5 米,城上方则大约3 米。 综合文献和考古资料,我们能够重新整理这一段古史。之前提过,新石器晚期,可能在夏人手中,有了夯土技术的突破,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城墙工程。夯土需要动员大量人力,也就同时促成了中国国家组织的第一步关键扩张。早期的夯土城墙规模较大,周朝以后的,反而变小了。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 早期只有少数掌握特殊动员能力的部族,才有办法筑城。筑城是一件少有的大事。能组织、安排筑城的部族,拥有高阶的统治地位。然而随着夯土技术的普及,再加上统治形态的改变,到了周朝,筑城已经不再是多么稀奇、多么了不起的事了。较边缘的地方、较少的人,都知道如何筑城,都有能力为自己筑一座城。这种条件下筑起的城,规模就不会那么庞大惊人了。于是,有一个时期,在中国这个地域范围内,大家竞相筑城,两三百年间,绝大部分聚落都重新规划了自己的居住区,改造为以“城”为中心的居住形态。 周公是第一位真正的历史人物 从人物的角度看中国上古史,会有特殊的困扰。中国古代史中的许多人物,明显介于神话与事实之间。关于他们的种种描述,一来出现得很晚,二来和更实证的考古资料对不上。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关于他们的故事,有太多不可信的部分,还有更多根本无从验证的部分。将来还会仔细说明,这些上古人物,大部分都出现于战国时代,来自战国特殊思想环境中的想象,我们没有道理把他们直接视为古代史实。 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到周公之前,中国历史的主要动力是群体性的,那样的环境还没有足够的条件让个人能够发挥较大的力量与关键的影响。因而在周公之前,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探究理解,也就应该相应地以集体、群体的眼光,看部族之间的互动,看集体文化的成就与突破。自新石器时代之后,我们看一个个“文化”,无法更细致地去看一个个人。我们无法认识个人,只能认识他们群体生活所留下来的遗迹。 钱穆的看法,写在《周公与中国文化》这篇文章里。对于他的看法,我们可以有一些补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我们能够理解,要让个人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政治体系。在原始氏族环境中,政治权力的安排方式基本是集体共权式的,部族内部成员的权力分配相对平均,没有高度的层级划分,在大家权力都差不多的情况下,不会有后世认定的“人物”,也就不会有“人物史”。缺乏权力机制与结构,让一个人能够做出改变众人的事。不能影响众人、改变集体,也就算不上是“人物”。 依照钱穆的说法,中国历史发展到了周公的时代,才有了让“人物”崛起的成熟条件,所以可以把周公视为第一位“历史人物”。除此之外,以周公作为第一位“历史人物”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我们对于周公的史料掌握,远超过在他之前的任何人。换句话说,我们相对比较有把握能将周公视为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组后世拼凑起来的“神话”。 《史记·殷本纪》中罗列了商朝诸王的名字,其中大部分名字又在甲骨文中出现,证实了他们的存在。然而从《史记》到甲骨文资料,我们能得到的,毕竟只有名字,顶多加上一些零星的事件,不足以勾勒出一个“人物”。没有足够资料让我们理解这个人一生中究竟做了哪些事,发挥过怎样的影响力。 周公不一样。文献史料上留下来的记载,比商王要多得多。例如从《尚书·金匮》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在哥哥武王重病时的反应——向天祝祷,愿意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哥哥的性命,那是一种“人”的反应,留下了从“人”的角度来认识、理解的空间。 更重要的,还有庞大的周朝金文材料。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是最坚实、最可信的周朝记录,经过几百年金石学到古文字学再到考古学的多方考证研究,可理解的周朝金文到今天已经非常丰富。 新材料,新成果,新写法 讲给普通大众的130堂中国历史课,寻找被忽略的历史逻辑 1.这套中国历史,作者已经在台北完整讲过两次,分别用了5年,影响了两代学子和上班族;作者又用了5年时间整理成文字,讲透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演进。 这是一套专注“讲透中国历史”的中国通史。寻找被忽略的历史逻辑,拨开层层迷雾,回归中国历史的常识,历史不只是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也不只是刀光剑影和王朝更替,还有更多令人惊叹的历史运作逻辑和丰富的细节。 2.这是一套与众不同的中国通史。 我们现在读的中国史,其实多半是50年前的老书,50年来,有无数新的考古发现、新的研究成果,却被束之高阁,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关于中国历史,我们永远缺一套新的通史,把学术界的新成果、新发现,用平易近人的方式讲给大家。活在今天,我们要读今天的人,用今天的新视角写的中国历史。 3.一套当代学者讲给今天普通读者的中国历史。 这是一套从史前时代讲到清代结束的通史,它没有吕思勉、翦伯赞、范文澜的中国史那么学术,也没有《明朝那些事儿》《半小时漫画中国史》那么戏说;这套中国史用既正儿八经、又简洁愉悦地方式,讲出了干货满满的新知识、新见解,就像《秦谜》《历史的温度》那样讲述有情感、有思想的历史。 4.这套中国历史最大的特点就是“新”。 作者说,“我会比较强调跟传统说法不一样的部分,而如果传统说法在这一百年中没有被挑战或被推翻,我就不讲了”。它吸收了专家学者的严肃认真,却没有学院的刻板僵硬;它采用了轻松幽默的讲解方法,却不是没有节操的搞笑和插科打诨;它主要不是讲哪一年发生了哪件事,也不是繁琐考证一个新历史知识,而是告诉我们历史演进的脉络,寻找历史运作的逻辑,启发我们新的认知。 *使用新材料,让我们比司马迁更懂先秦,比司马光更懂唐宋。 因为我们看到了连那个时代的人都没看到过的新材料,就像甲骨文、敦煌文献、居延汉简,还有马王堆的帛书。 *广泛吸收新成果,我们发现原来学术的东西还可以这么好玩! 从一百年前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开启的新史学革命,到今天中国大陆、台湾、日本、欧美汉学界的新成果。 *采用新写法,思维清奇、平易近人,从零开始,重新认识。 从头讲述,从零开始,重新认识,思想的厚重感、讲述的故事感,兼容并蓄;不偏不倚,不薄不厚,不深不浅,历史的现场感、破案的畅快感,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