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剑楼笔记 书梦

作者简介

梁锦奎，1949年出生，祖居陕西省西安市。爱文学、艺术，好读书、藏书。长期从事文字工作，涉猎历史文化、经济研究、城市规划等领域。近年出版了文化随笔集《听剑楼笔记 花影》（三联书店，2014年）、《听剑楼笔记 云烟》（三联书店，2016年）。

内容简介

路近城南已怕行，伤情 ——忆西安盐店街西头的“三才书店” 1966 年，书店被一群戴红袖章的中学生勒令停业并当街烧毁全部藏书，店主也被赶回原籍务农。1976 年后，店主回西安，家兄顾旧情安排他在街道办上班，工作稳定，得以善终。 陆游《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西安的城南也有值得魂牵梦萦的回忆，只是早已人事俱非。 从清初以来，西安城里的老户人家主要集中在城南，碑林、文庙、书院、省市报馆、图书馆、古旧书店等文化场所也在城南。全市最有影响的租赁书店 —“三才书店 ”就位于城南盐店街的西头。 家兄梁春奎从区政协岗位退休后，参与《碑林区志》撰写，有多篇关于区街文化典故的博客，其中一篇是《三才书店和古旧书店》，记叙了那年书店被“勒令当街焚书”的情形：“长发三才惊恐万分，慌张中连户口本同书一并投入火中，幸得人捡出。其后，随居民上山下乡，三才书店从此倒闭。1976年后，得以赦免返城，衣食无着。其时，街办正缺一全日门房，时为街办小令，遂嘱其担任之。 ”家兄的文章唤起我许多幼时记忆。略有遗憾的是有些地方述之未详，借机在此补足。 我家就在盐店街 盐店街东西走向，长约半里，实测 277.5米。街道中部北侧有寺庙曰文昌宫，庙巷北通西大街，正对都城隍庙。通过唐长安城地图覆盖考证，这里是唐皇城里的宗正府衙门和右领军卫衙门之间的街道。盐店街东头是丁字路口，连接唐长安中轴线上的朱雀大街。明清后城内这段朱雀大街曾名广济街，有寺院景龙观（后名迎祥观）。街西头是十字路口：西边梁家牌楼街，牌楼为清初建立，彰表的是清初名将、官至江南提督的梁化凤，现牌楼无存，唯留街名；北边是琉璃庙街，因屋顶使用琉璃瓦而得名；南边北四府街，是明代秦藩王四个王子的府邸所在。 同治四年（ 1865）在这里设官营盐店。盐铁从汉代起就属官家专卖，是国税的重要来源。盐店开张后，每日有大量现金交易，外国银行和民间银号、钱庄纷纷前来设点收储和放贷，多达二十家，分布在盐店街和梁家牌楼北侧，成为西北地区的金融中心、西安的“华尔街 ”。各路镖局、会馆也来此安营扎寨，比较有名的如东北“五省会馆”（原名八旗奉直会馆）就在盐店街中段，其他各省会馆分布周围街道，云集四海客商。这些商人日常消费、消闲场所，大都在附近的南院门、五味什字街和大小保吉巷，这里有民国时全市最大的西药店、老字号“藻露堂 ”中药店、西式电料行、高档洗浴中心“红星池 ”，有鲁迅等名人造访过的西安古旧书店、“四大名旦 ”之一的尚小云领衔的京剧院、冯玉祥倡建的卖日常小百货的第一劝业市场，还有大大小小的烟馆、妓院。如要烧香敬神，则到西大街对面都城隍庙去，庙门外有大牌楼，热闹类似北京的天桥广场，江湖把式你来我往，各色人等混迹其中。 1949年后，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官宦、富贾大多逃散或放弃产权交公，加之诸多会馆弃用，留下许多空宅院，多为明清和民国式样的四合院，新政府的工作机关于是陆续进驻。最早成立的市民政局就设在街东头南侧的深宅大院。 1950年，母亲在西木头市小学教书，全家住学校隔壁。1952年母亲调到市民政局，便搬家到盐店街 73号院，与民政局对门。民政局是一个四进院，所谓四进，指四个院子套在一起，以穿堂相通。进了大门，东西有相对的厢房，过一间“一明两暗”的穿堂，便到第二个院子，又是东西厢房，再过一个穿堂到下一个院子，如此四进。这种进深的院子有后门，供买卖杂物和清运厕所秽物的人进出。我三四岁的时候经常到局里玩，记得曾从盐店街机关大门进，从五味什字街后门出来。由于多是在下午机关下班时去，院子空荡荡的，我独自走过一个又一个小院还见不到人，会有点害怕。这个情景幼时经常在梦中出现：我怎么也走不到大门外，天快黑了，周围还传来门窗自动关闭声，令人心悸，想喊又喊不出声音。长大后，偶尔还做过这样的梦。 和三才书店成为隔壁 1956年，位于街西头 39号（后改为 24号）院的民政局家属院建好，我们再次搬家，与三才书店成了紧隔壁。 说是紧隔壁，其实没有墙壁连接。因为书店不是正规建的，它的西边是一家私人经营的带阁楼的小杂货铺，铺子与东边我家院子门口的檐柱都伸出一截，与滴水檐齐，之间是属于北四府街一家院子的后墙，约有两间房的宽度，店家就在这两面外伸的檐柱之间搭建了一个一米多纵深的铺板门面，并充分利用檐柱的高度加装一层木板形成同等面积的小阁楼。这便是“三才书店”的经营场所。放在今天绝对属于违章建筑。 “三才 ”的名称当然来源于天、地、人三才的说法。这个书店在西安很有名，足以与钟楼新华书店、南院门古旧书店并称，只不过规模小得多，是一家专门出租和可供读者阅览连环画书籍的特色小店。从房屋的建造和店里的藏书看，起码在 20世纪 40年代中期就存在了。西安人把连环画叫“娃娃儿书 ”，文一点儿的叫“小人儿书 ”，当年是无数儿童梦寐以求又求之难得的读物，它的吸引力就在于此。那时城南的许多街道上也有“娃娃儿书摊 ”，多是在门口地上铺块布，或立个书架，摆上三四十本小书，供路过的大人小孩阅览，不能出租，其数量、品种和更新速度根本不能与三才书店比，而且一下雨就收摊儿，不能如三才书店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地经营。从这个意义上讲，三才书店是西安规模最大、品种最全、历史最悠久的小人儿书店。我从六七岁起便与它为邻十年，得以饱览群“小人儿书”，该是多么大的幸事！ 39号院是民国式样的四合院。大门类似北京传统民居常用的“如意门 ”和“蛮子门 ”的混搭，是街上最讲究的。前檐出廊较多，砖砌檐柱宽大，门楣门框浑厚，门扇结实沉重，两个石礅贴在门框上，一尺高的门槛嵌在石礅里，门上有一对生铁铺首，半夜敲门用。大门内有门廊，左侧有门房，前院东西为两间的厢房，北边是三间临街房俗称下房，南边是四间的上房，所谓民国式四合院，主要指上房为两层新式楼房。西厢房与上房之间空地是井台，有绞水辘轳。上房左侧有一带门的通道到后院，后院西侧盖有厕所，分男女，有门窗，有水泥砌衬的大小便池，当年算是很卫生了，还有电灯照明。39号院属于比较高档、设施比较齐备的宅院。 说是民政局家属院，其实只有我家算是家属房，其余是单身职工的午休房，后来又陆续搬走，在很多年里院子里只有我们一家。空置的屋子都没锁门，想在哪个房间玩儿就在哪个房间玩儿，这段时光令人难忘。后来院子移交市兵役局，开始住进带家属的现役军官，最后又交回市房产局管理，院子住满，再无昔日清静悠闲景象。 搬家的当年我刚好上小学，学校用的是位于街中间小巷里的文昌宫旧址，文昌宫后改名城隍庙，西大街上的那个庙叫都城隍庙，总管西北，这个庙只管西安。 家里把厨房安顿在门道的门廊一侧，盘灶头，安风箱，放一张大梨木案，大水瓮，用桐木瓮盖遮苫。每天中午和下午放学回家，我都坐在门道烧锅拉风箱，帮外婆做饭，不论春夏秋冬，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过年做年饭、蒸馒头，经常要一坐半天，连续拉几天火。好在一边坐小板凳拉风箱，一边可在膝盖上放本书看。小学六年读课外书的时间有一半是这样度过的，安详、井然之情境常可回味。 与书店主人的第一次接触 搬进 39号院不久，有天中午我照常坐在门道拉风箱看书，背朝着大门。忽然听到有人在门外和我打招呼：“看书呢？ ”我转过身，见是个留着分头的陌生人，就问：“你找谁？ ”没想到他一个大人，见了我这六七岁的小孩说话脸都红了，显得很腼腆：“我是隔壁书店的，能不能去你家院子上一下茅房？ ”那时一般西安人把厕所还叫茅房，文明点的才叫厕所。那时民风淳朴，生人上门问个路、讨口水喝甚至在大门里避个雨、歇个脚都司空见惯。我很自然地起身领他穿过院子，到后面指点了厕所方位，然后继续回来拉风箱。出来时他冲我点头笑笑，脸似乎更红了，我也冲他点头笑笑。 来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只要见我在门道坐着，他就会经常来，开始还打招呼，后来时间长了，进门只是点点头笑笑，就直接去后院。有时看来实在不好意思，便停下来和我寒暄几句，无非是“上学了没有”“读几年级 ”一类没盐没醋的闲话。也可能我从小就“少年老成 ”，大人们不容易等闲视之吧。后来才知道，他叫张文义，是书店的二掌柜，大掌柜是光头，有家有室另有工作，平时不在店里。为了区分，旁人背后称张先生“分头三才 ”，家兄文中称他为“长发三才 ”，大掌柜自然是“光头三才”。面对面时没人这么叫，统称“三才”。 对每个人来说，如厕是小事，如厕是否方便却是大事。整条街上只有一座正式公厕，位于街道中段。街上的居民大多在自己院内如厕，只有路过的和个别院里无厕所的才上公厕。公厕和公用自来水站在一起，用自来水收费，公厕不收费，管水站的老头兼营厕纸收费。男厕所有一个小便池和四个蹲坑，蹲坑人多时则必须排。书店离公厕至少一百多米，离我家仅一步之遥。张先生每日一人照看书店，到我家院子如厕不走远路，极省时间，还可避免出现书店长时间无人照看时的不测之事。他自从认识我之后，“方便”的事就变得特别方便。 除了到门道做饭，外婆（我家习惯叫奶奶）主要在屋里做针线活或其他家务，不在院子多停留。偶然在院子见到张先生出入，便皱着眉头说 [1]我：“嫑把生人领到院子！”我答：“不是生人，是隔壁书店的三才。 ”外婆便不再言语，只是还皱着眉头。我虽然年纪小，帮外婆干家务活儿却是主力，烧火、倒垃圾、到水站抬水、到杂货铺买盐打酱油打醋，都是我。所以她平时不过分说我，如果我生气了，耍“小孩儿脾气 ”（尽管当时就是小孩儿），甩手不干家务活儿了，她还得好言相劝。所以 在允许三才到院子如厕这件事，外婆得由着我，不能严加禁止。如此一来，张先生来院里上厕所便成常态，家人习以为惯，视若不见。这应当算是我少年时社交公关的一个胜利。 三才书店成了我儿时的“天堂”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真是至理名言。从此，我和张先生成了忘年交。后来我到书店看书，他总是和颜悦色，笑容满面。书架上的书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选取，但新书和受欢迎的“畅读 ”书，另放在他的身边，不能自取，得点名索要。当然，我来了，要看什么书，他会优先照顾。别人借书回家，要先交押金，归还时按天算账，对我不但不收钱，还允许我每次带几本书回家看。书店来了什么新书，张先生也总是很高兴地先告诉我。我每天在拉风箱时看书，看完马上到隔壁随意更换。老版《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系列不用说，20世纪 50年代后陆续成套推出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杨家将演义》《聊斋故事》等等，我全部在第一时间看完，有的还反复看几遍。那时还出一些由电影截图编成的连环画，用电影台词做文字说明，看完便对看过的电影加深了理解和记忆，对没看过的电影增加了兴趣和渴望。其他同学看了电影，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却能知其三、其四，那种得意令人愉悦。更重要的是，有了连环画垫底，后来再读纯文字小说，感觉容易得多。 在家做完作业，我还爱照着连环画画画儿，当然水平和我哥不能比，他能模仿华三川、刘继卣、戴敦邦、王叔晖等名家画的连环画，各色人物惟妙惟肖，令人羡慕。但我那点水平，在班上同学中还算厉害。下课休息十分钟，同学们围上来，要我给他们本子上画关羽、赵云、岳飞，画青龙偃月刀、錾金虎头枪和青釭宝剑，还画赤兔追风马。为此，我到书店挑一些易于模仿的连环画悄悄在家练习，第二天再去显摆。当年能分辨清楚黄金锁子甲和镔铁连环甲、鱼鳞甲和人字形铠甲的区别。岳飞的铠甲就是人字形的，似乎是元帅的专属，元帅铠甲只露一个胳膊，另一边是战袍。关羽好像也是这种画法。黑色的乌骓马好画，但张飞不好画，掌握不住那金刚怒目的表情。我只能画斯斯文文的人，有人说，画家画出来的人都像他自己。 去街道垃圾站倒垃圾时，除了提家里的垃圾筐，我顺手捎上书店门旁的垃圾筐，偶尔也帮书店灌满一电壶（保温瓶）开水。有时在店里看书，张先生临时要离开一会儿，就托我照顾一下店铺，我便坐在他的座位上，为来看书的大人和小孩取书，收钱，俨然是个小老板。按同学的说法，三才书店成了我家开的。 每次来新书，书店一般一种进两本，张先生把其中一本的封皮撕下贴在招牌上，悬挂在醒目处，来人指名索要，他再从书架上取出。下一批新书来时，他才把上次撕下的书皮贴回原书。说来也怪，许多小孩望着招牌上的书皮，叫不出书名，只是说“给我取一下那本啥啥啥书 ”，他就能知道这孩子想要什么书，一取就准。我仗着自己认字多，在旁只管讥笑他们。 书店除了租借图书，还兼营糖果、炮仗和儿童玩具，有时还搞点博彩，虽是店主的生财之道，但足以吸引大小儿童把这里当成天堂。每到过年，附近街道穿新衣戴新帽、手握压岁钱的孩子都会聚拢过来，买糖的，买果丹皮的，买摔炮的，买孙悟空面具和金箍棒的，还有“戳彩 ”的——就是在用纸蒙着的方格里放置各种“奖品 ”，交两分钱任意戳一个格子，里面有张卷起的纸条，写着“硬糖一个 ”“弹弓一个 ”或其他小物品。有几个格子属于“重奖 ”，五分钱一戳，里面的东西要贵一些，如“手枪一个 ”“棒棒糖一个 ”，孩子们乐此不疲。格子里大多是“硬糖一个”，平时买一块硬糖是一分钱，戳彩得花两分钱，算是店主多赚了孩子的钱。也有几个孩子各要一本书坐在一起，偷偷交换，这样每人只掏一分钱就能看四五本书。算是孩子想办法让店主少赚钱。当然，这是书店不愿看到的，但孩子太多，张先生根本顾不上过来阻止。 三才书店给我的童年带来无穷乐趣和生活自信，我家几个兄弟也都和张先生亲密无间。我上中学之后，阅读来源变成了省图书馆、市新华书店和古旧书店，但两个弟弟还小，他们继续保持着这种亲密关系。说起来，张先生对我家兄弟个个都不错，令我们从小就得到温暖的文化 熏陶。这种熏陶，我哥称为“润物细无声”。 帮舅舅借阅文字小说书 二舅刚成年就去了青海柴达木油田工作，每年回西安探亲半个多月。他不爱讲话，白天喜欢一个人慢慢悠悠地转大街、看电影，晚上待在家里没事，知道隔壁书店除了连环画还有小说书，就问我能不能借到《福尔摩斯侦探案》。 我过去问，有，看哪本？一本一本借，都看。于是我先后借来《巴斯克维尔鬣犬》《血字研究》《四签名》等，都是 1949年前出版的老版单行本，繁体竖排，有些书上有比较恐怖的插图。他读完我接着读，大多看不懂，感兴趣的是《巴斯克维尔鬣犬》：“那坚硬的突岩、枝叶茂盛的沼泽地植物、让人毛骨悚然的夜半尖叫，一只闪着亮光的猎犬向人冲过来……”这场景会久久萦绕在你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二舅要的《归来记》书店没有，张先生便从其他人那里找来一本，再三嘱咐不要弄丢和损坏。我不知道二舅从哪里知道福尔摩斯的名字和这些书的名字的。三才家的小说书，都包着牛皮纸的封皮，怕书在传看过程中散开，拿锥子扎眼，用线绳订几道，和线装书的装订方式一样。后来才知道，这种保护方法对书的品相损害很大，为藏家所不屑。 第二年二舅探亲回家，这次点名要借张恨水的小说。他告诉我，张恨水原名张心远，喜欢谢冰心，追不到，就把名字改成“恨水 ”，恨水不成冰。后来知道这是江湖传言，张恨水明确说笔名源自李后主的名句“人生长恨水长东”。冰心也有专文澄清，并尊称张恨水为“前辈”。 张恨水是中国章回通俗小说的奇才，一生创作有一百多部小说，三千多万字，名作很多，有“中国的巴尔扎克 ”之誉。奇怪的是总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忽略，可能是“天妒英才 ”。当年他的小说在报纸上连载时，每日排队买报等着看小说的人比肩继踵，蔚为大观，其影响远超过同时代任何一位小说作家。三才书店藏有全套张恨水的小说，大多是三四十年代出的各种单行本，也有上海文化出版社新出的《魍魉世界》等新版。我一本接一本地借，二舅一本接一本地看，读得飞快，一本看完，马上催我归还，借下一本，让我没有时间趁机浏览。只是借《八十一梦》时，书比较薄，我先抢着看完才拿给他。这本小说把猪八戒拉出来在梦中辛辣地讽刺时政，还能避过图书报纸杂志审查官的苛求，很有趣，很巧妙，很有智慧。 我问过二舅，要不要借新出版的小说。他抽着卷烟，笑着说：在柴达木把苏联和中国新出的小说都看完了，但那里没有老书，只听说过柯南 ?道尔和张恨水的名字，没想到三才书店应有尽有。是啊，这些书当时的新华书店都没有。 这些旧书三才从来不在明处摆放，都藏在阁楼上。阁楼十分逼仄，勉强能住人。我上去过，楼上的空间只能顺长放一张狭窄矮床，层高不过一米五，平时人只能坐在床边，无法站直。除了床，其余地方摆满了不允许公开阅览的古旧书，其中有民国时粗制滥造的武侠神怪荒诞字书和小人儿书，可能也有黄色书刊。这只是猜，没有亲见。 我上了小学四年级后就不再看连环画，开始从三才书店借读上海文化出版社竖排繁体《聊斋故事》《唐宋传奇选》等古典短篇小说简写本，还有林汉达编写的东周列国和两汉故事，后来就读《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之类的侠客小说。说来也怪，读后不甚喜欢展昭，反倒喜欢缺点百出的锦毛鼠白玉堂，他有小聪明，但很讲义气，称得上是侠肝义胆，可惜他在冲霄楼盗宝时被机关杀死，英年早逝。 下象棋是张先生唯一喜好 我一直不清楚张文义先生是哪里人。从冬到夏，他总是一身蓝布外衣，两颊带有“高原红 ”的血丝，肯定不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见人总是很腼腆，说话斯文客气，完全不同于另一个“光头”三才。 “光头 ”三才蓄短髭，看样子练过拳脚，外形孔武有力，总是铮眉豁眼，说起话来生冷嶒倔，大家都不喜欢他。他好像姓王，就住在北四府街口，与书店不过十米。实际上他才是书店的主人，张先生不过是个伙计，但以兄弟相称。他每次来店里主要是给张先送饭，往往是一大碗“然面”，拿几瓣儿蒜，张先生吃起来狼吞虎咽，满头大汗。 回想起来张先生留的也不是什么分头，就是头发比平头长一些。分头有中分与偏分之别。电影上留中分的，不是汉奸就是流氓，偏分的也多是纨绔阔少或柔弱书生，如电影《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但张先生没有发型。到了冬天，他套上两只鼠毛护耳，围一条灰色毛线围巾，在脖子上一绕，胸前垂下一截，这才像个旧时商铺老板的样子，和电影《林家铺子》中的谢添相似，只是没有穿长衫长袍。 顾客少的时候，张先生戴上眼镜，也拿一本新书看，更多的是在小桌上摆一副袖珍的象棋盘，对着棋书打谱。除了杨官麟、胡荣华、王嘉良这些当代名家的棋谱外，还见他拿着线装的老棋谱看，肯定掌握不少“怪招儿”和“秘密武器”，一旦使出，招招要命，让对方缴棋认输。 书店有一副特大号的木制棋盘，棋子儿当然也大，拍起来啪啪作响，一旦叫将特别在“连吃带将 ”时能给对手产生极大的心理威慑。我也经常在一旁观战，发现拍棋的一方最后往往输棋，赢棋的一方则是默默地推着棋子儿走。 西安城里有的是象棋高手。会下棋的人经常彼此约战，来三才书店斗棋，这成为盐店街西头的一道风景线。棋摊儿就摆在我家门口，周边笃定围满了观战的人。吴承恩有一首关于描写围观围棋的诗，形容最是精妙：“四方豪隽会观局，丈室之间围再重。架肩骈头密无缝，四座寂然凝若梦。忽时下子巧成功，一笑齐声海潮哄。 ”如果有人先夸海口说要赢最后却输了，观战的必然起哄大笑。张先生也时时过来看一下进程，我问他谁能赢时，他只是笑而不语，回去继续照看书摊。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盲棋大战。一位经常来的戴眼镜的中年人坐在店里拿一本连环画看，张先生蹲在街对面的棋盘前替他走棋，对手每走一步，张先生大声说“炮二进七 ”之类的招法，戴眼镜的放下书略加思考，说：“车五退一。 ”如此这般来回继续。 这种场面我是第一次见，真是惊呆了，有这样下棋的？这记忆力该有多强呀！最精彩的一幕是，戴眼镜的把书合起放回书摊，推起自行车，说一句：“卒五进一，缴棋！ ”然后骑上车扬长而去，只见对手默不作声，表情狼狈不堪，围观者又爆发一阵哄堂大笑。 “缴棋 ”是棋局结束时双方把吃掉对方的棋子儿交还对方，先交还的便是表示认输。下棋时说“缴棋 ”是让对方认输，相当于喊“缴枪不杀 ”。王安石也有围棋诗：“讳输宁断头，悔误乃批颊。 ”是说下棋的人不肯轻易认输，下出了臭棋便会自批耳光，很生动。 自从看了这盘蒙目大战，我决计再不下象棋了，因为我今后不可能达到这个水平。达不到这个水平，下象棋还有什么意思？改学围棋算了，但那时我周围没有人会下围棋。 不知什么原因，张先生一般不和别人下棋。我只见过一次张先生和别人下棋，看形势张先生即将赢棋，只见他表情变得紧张而又激动，拿棋子的手抖个不停，和茨威格《象棋的故事》中描写的那个 B博士一模一样。打谱多而实战少的人下棋往往都这样，对局中出现与打过的谱有相同棋形而自己又十分熟悉的时候，往往心跳加快。这和考试发下卷子，发现自己猜中了试题的激动心情一样。 三才书店的最后绝唱 1966年 9月的一天下午，三才书店被一群戴红袖章的中学生强令在街道中间烧毁全部藏书，这个当口儿我正好在外地，没有亲见，事后听家兄讲述，十分痛心和愤懑。 这些学生可能来自梁家牌楼街的市二十七中，他们学校距离书店只有一百多米。不过，那时全国形势都一样，三才书店的书不是被这个学校就是被那个学校的学生焚烧，终归难逃一劫。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场面：一群穿着绿色军装、戴着军帽的男女学生打着某某战斗队的红旗，高呼着什么无罪、什么有理的口号，突然包围了书店，几个领头人用手指着张先生大声训斥，其他人把书店的书搬下来，用脚践踏，乱七八糟地丢到街上，形成高高的书堆，过往的路人围成一圈，看着他们有人用火柴把书点燃，有的人还厉声骂着，用棍子拍打张先生，责令他亲自把其余的书都扔进火堆。不一会儿，盐店街西头便火焰熊熊，腾起一团黑烟升上天空，这些学生的情绪进一步被烈火激发，大喊着，推搡着，命令着，把书店楼上、楼下的带纸张的东西烧个精光。我哥眼见张先生把户口本也丢进火堆，经人提醒才赶快拿回。火焰熄灭后，这群学生还拿出一张传单似的东西大声朗读，内容是京城某总部的通告，勒令一切所谓成分不好的人立即滚出城市，哪里来的哪里去，立即生效。 这场被冠名某种行动的场面总算结束了，张先生肯定吓坏了，他绝对没想到平静了十七年的日子突然就这样消失了，以极恐怖的方式消失了，陪伴他二十多年、赖以生存的群书瞬间变成一团发烫的灰烬。烧书的学生中恐怕有不少人曾经来这里看过书，有的可能还只花一分钱就偷看了几本书，有的在这里摸了几次彩发现都是小奖品而怀恨在心吧？有的没钱看书就叫骂“三才洋来、上山打柴 ”而被赶跑过吧？张先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只能赶紧收拾东西，连夜离开西安城。 一个在西安极有影响，和我个人、全家有紧密关系的三才书店就这样没有了，从 1956年到 1966年，整整十年的美好记忆突然变成一场噩梦。“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那几十个亲手毁掉西安这个文化田园的无知暴戾少年，汝今安在否？几十年过去，仍感觉青春无悔否？猜想这些人都已经老态龙钟，仍然没有丝毫罪恶感，还是一脸无辜的样子吧？有人说，他们也是“受害者”，施虐者和受害者能一样吗？ 十几年后的一天，大约是 1977年，我在盐店街家门口看书，张先生突然出现在眼前，那情形，那感觉，简直和鲁迅在《故乡》中见到阔别多年的闰土、在《祝福》中见到被赶出四叔家的祥林嫂一样。 他还是长头发，但两鬓已经灰白，脸颊的“高原红”变黑了，似乎多日未洗脸。头顶和衣服上全是灰土，好像刚干完重体力活儿，样子显得十分疲惫，说话也有气无力。 多年前他第一次见我，曾怯生生地问能不能进院子上厕所，这次他仍是怯生生地问我：“你哥在不在？ ”我告诉他家兄这会儿在南院门公社（后改称街道办事处）上班，没在家，他道声谢便匆匆离开。 后来才知道他是回来找工作的。我哥多年前便在南院门街办工作，此时已是“街办小令 ” —副书记、副主任。张先生打听到原来被驱逐回乡的人可以返城了，便从原籍赶回，又听说我哥在街道办工作，就想找他帮忙。家兄和书记商议后，就安排他在办事处传达室工作。办事处聘用临时工不用请示汇报，街办财政能够支付工资就行，不算违反规定。 我后来有次去办事处找我哥，经过传达室，张先生戴着眼镜正在读报，见有人来立即从窗户探头询问，见是我便笑容满面，带点紧张地说：“你哥在后面。 ”我离开时和他打招呼，他从屋里走出来，送我到大门外，说：“没事常来。 ”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 一如家兄文中所述，街道办事处自己盖家属院，也给张先生分了一套两居室。他晚年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安定，虽然没有孩子和亲人。张先生最后安静地在家里去世，办事处出面送终时，只见家徒四壁，仅有棋谱数册和生活用品而已。 家兄这是做了一件善事，也算是我家兄弟对他的一种报恩。只是没想到，西安的三才书店竟与我家如此有缘！ 2000年前后，盐店街西头拆迁，我家也彻底地离开了。但时隔二十年，24号院仍是一片废墟，工程没有进展，还能让我和没在这里住过的外孙们看到老家原来的旧址，也算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