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是配角

作者简介

杨仲凯，法律文化学者，兼职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法律文化以及法学和文学交叉研究，勤于著述，以文学的方式在社会各界、教育机构及有关媒体传播普及法治精神。担任各级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等多种社会职务，积极参政议政。热心公益事业，常年为民众提供法律援助，并以此方式进行社会调查。 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文学硕士，清华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中央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在读博士，民主建国会会员。1998年考取律师资格后从业至今，高级律师职称，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委会文化论坛主任，中国法学会会员，君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专业从事民商事领域中文化产业相关法律服务，承办多起有影响力的重大案件。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鲁迅文学院33期高研班学员。写散文、杂文、非虚构作品，也写小说，在多家刊物发表大量作品并开设专栏，有《生命之书》《流水三十章》《三秋重唱》等作品出版。

内容简介

天生是配角 天生是配角，当我跟很多年轻律师讲这个意思的时候，他们很是感到不解，甚至有人说，不可能，那不可能，我要做大律师，大律师怎么能是配角呢？ 问得好，志气也高。但是大律师也是配角，有很多职业生来就是配角。比如，一台音乐晚会，独唱是主角，合唱中主唱也是主角，主唱以外的人，就是配角；小提琴协奏，一提琴、二提琴、中提琴，主次分明。有人说，在律师的团队里，也有领导呀，也有主办的律师、协办的律师，那主办的律师，是不是也能算主角呢？ 能算，但律师终归是服务行业，就算是律师里的主角，在整个法律服务中，也还是配角。所谓“事主”，当事人才是主角。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每个行业有自身的特点，律师之所以要有配角意识，这是因为，律师的工作思维角度，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做事。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律师在大多数场合，是以代理人的身份出现。什么是代理人呢？就是替别人办事，取得报酬。既然是在替别人办事，那要牢记，即使在身体上冲锋在前，在意识里也要退后半步，让当事人走在前面，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法律后果不是自己承担，而是要由委托自己办事的当事人承担，所以要更加谨慎。律师就是参谋，是出主意的。 律师应该是个寂寞和严谨的行业，律师的阵地可以是法庭的慷慨陈词，可以是谈判桌前的寸步不让，但是总的来说，律师的工作主要是在幕后完成，大量的证据材料要逐一审阅分析。当然，审阅之前可能还要去调查取证，没有坐冷板凳的决心，光想出镜露脸或者出庭过瘾，那基本上不是一个太好的律师。 配角也不错，做配角里的主角，那当然更好。做律师行业的引领者，做律师某种服务领域的权威，做法律专业的精耕者，做法律文化和律师文化研究，把哪一个事情做好，那都可能是主角。我所说的天生是配角，主要是一种意识，不能抢戏，但是在自己的责任田里，那也要勇争上游，当仁不让。 最后要说，配角也重要，没有不行。一出戏没有配角，主角也没有办法演。配角是配角，配角可不是摆设，谁要是拿律师当摆设，那谁可要吃亏了。这种现象不是没有，很多企业或者有关部门，请了律师做法律顾问，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律师。一些国企的人甚至觉得，请了律师就完成了上级的要求，就可以了；而一些民企的负责人认为聘请律师做顾问是个有面子的事，就好像请了司机保镖秘书，怎么也得有个律师，而且张老板会认为，人家李老板就有律师嘛，咱们也要有。但是他们往往会有一个内心的认知，律师的意见可不能真问真听，因为律师的意见太麻烦了，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问了律师的意见，是听还是不听？不听心里犯嘀咕，说得那么玄乎，听了吧，好容易出现的商机，就让自己的律师给搅黄了！所以还是别问比较 省事。 这可不行，当摆设可不是律师的风格，为了沽名钓誉当个法律顾问，为了那点小钱去当摆设，都是有辱斯文的事情，提出的法律意见没有余地，该是怎样就是怎样，别像电视里的有些专家，人家给钱就给鉴定，假模假样地瞪大眼睛，好，你这个，是宝！ 做到了这一点，也就算是主角啦。做自己的主，就是主角。 律师简史 律师这个行业，是随同法律，从西方传来的。有人说中国古代的邓析是律师的祖师爷，邓析确实很有法律头脑，但是当时律师制度根本没有产生的土壤，连相应的法律制度都没有，怎么可能有律师呢？还有人说东方朔是律师的祖师爷，那是开玩笑。至于绍兴师爷，具有现在的政府法律顾问或者几年前合并到司法部的“法制办”的某种功能。但实际情况，绍兴师爷都是官府老爷自己花钱聘用的，跟政府没有什么关系。在业务上，师爷一方面顶多是出出主意，另一方面，他服务的对象不是诉讼中的原被告双方，而是为法官（实际上就是官府老爷）出主意。所以师爷跟律师不是一回事，算是远房亲戚吧。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设立了五个通商口岸，中国封锁的大门打开了。洋人们不仅来了军人，也来了商人，他们也想通过商业挣钱。 就像现在的律师也是跟着客户走一样，洋人也带来了洋律师，洋人和国人做生意，都是要由律师提出审查意见的，这些洋律师，对中国的律师制度的萌芽乃至兴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天津也是那五个口岸之一，天津的第一个洋人律师叫作甘·堪特，是个英国人。 清末，一向保守的慈禧太后看到国家的落后，就想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并开始了立法工作，在制定中的诉讼法里，首次提到了律师的概念。参与立法的重要人物沈家本，曾经在天津做过知府老爷，但是制定的那些法律没有来得及实施，清朝就灭亡了。 1912年民国元年，北洋民国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律师暂行条例》，从那时起，律师这个行业算是开始了。1948年前后，因为内战的原因，京津一带的律师基本上就都停业了，上海南京的，也停了。那时候，律师都是在大城市里有，小地方经济不活跃，又在战乱的年代，没有市场，只有少数地方才有律师业。从1912年始有的现代意义的律师制度，随着民国的覆灭，也告一段落。 解放后，过去的律师都成为了旧律师，50年代，国内的律师制度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并且一度做得不错。以天津为例，1956年，天津律师协会筹备处已经挂牌，但是接踵而来的各种运动，让律师制度的真正恢复重建，推迟了22年。直到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 后来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西方很多律师说，中国律师用三四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几百年完成的事情，现在中国发达地区的律师事务所，看起来已经和欧美律师事务所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律师们的生存方式和作业习惯也越来越和国际接近了。中国的律师从“国家干部”的身份转变为社会的法律工作者，靠自己的专业技术、经验和智慧来为全社会提供法律服务。 从1979年到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也已经四十多年了，虽然法律服务业只是一个很小的产业，全国几十万律师每年的营收也就是一两千亿人民币的水平，但是律师行业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成长，四十多年来，律师事业的发展，无论是国办律师的“摘钩”，还是合伙律师机制的实践，或者是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概念对这个行业的影响和推动，改革开放的烙印，深深融入到律师行业中。 当然，律师的本质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所谓产业化方面，律师们的内心也没有忘记，这个行业的初衷，还是首先和公平、正义、文明这些概念相关。 文中既有对律师历史的回顾，又有对行业见微知著的讲述，且描摹出了律师群体的现状、追求、生存状态和对法治事业的热忱。文中还有较多的章节和篇幅提及了律师的发展、成长之法以及执业技能，对于年轻律师也有教科书式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