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籍/蠹鱼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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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呐喊》再版本说起 《呐喊》1923年8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初版，是 鲁迅的**部中短篇小说集，也是中国新文学**划 时代的经典之作，本不必我再饶舌。但*近见到《呐 喊》再版本，觉得还可再说说。 《呐喊》再版本在初版本问世四个月之后，即 1923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印行。封面装帧与初版 本相同，深红色之上仅印书名和作者名，书脊上除了 书名作者名，下部还印有“新潮社文艺丛书”，朴实 无华。扉页也仍然与初版本相同，右侧印“文艺丛书 周作人编新潮社印”，中间印书名“呐喊”，左侧印 “鲁迅著”。版权页除了出版时间印作“一九二三年 八月初版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再版”，“著者鲁迅编者 周作人发行者新潮社”仍与初版本相同，但“印刷者 ”却已不同，初版本为“京华印刷局”，而再版本改 作“京师**监狱”。换言之，《呐喊》再版本是由 “京师**监狱”印刷的，看来北洋时期就已由监狱 犯人印书了，十分有趣。为此，唐瞍后来在《闲话（ 呐喊）》中还说：“说句笑话，鲁迅先生和那时的‘ 囚犯’偏偏特别有缘。”此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版式 不同，《呐喊》初版本是大32开毛边本，我所见再版 本则是32**边本，是否再版本全部都是光边本，抑 或也是毛边本后来有一部分切成了光边，待考。 值得注意的是，再版本版权页上半部分印的“新 潮社文艺丛书目录”。“目录”共有七种（第三种即 《呐喊》，目录中未再列）：“一，《春水》，冰心 女士诗集”；“二，《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剧 ，鲁迅译”；“四，《华鬘》，周作人译，希腊英法 *本诗歌及小品三十余篇”；“五，《纺轮故事》， 法国孟代作，cF女士译”；“六，《山野掇拾》，孙 福熙作，游记八十二篇”；“七，《托尔斯泰短篇小 说》，孙伏园译”。第七种后来未出版。引人注目却 又使人困惑的是周作人译《华鬘》，在周作人生前出 版的各种著译中找不到这本《华鬘》，那么《华鬘》 到底出版了没有？“新潮社文艺丛书”中确实有一本 周作人的翻译集《陀螺》，1925年9月由新潮社初版 ，已改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七”而不是第四种了， 第四种由《纺轮的故事》取代。《陀螺》内容正是希 腊*本及其他各国诗歌，共278篇。因此，可以断定 《华鬘》是《陀螺》的原名，但未出版，出版了的《 陀螺》正是《华鬘》的扩充版。有必要补充一句的是 ，《陀螺》也是“京华印刷局”印刷的。 当时，这种*改原定且已作了广告的新文学书名 的做法并不鲜见，再举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李金发 1926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的《雕刻家米西盎则罗 》（“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中有“本书著者的其 他作品”目录，第四种作“《荒年的食客》（诗集） （即出）北新书局出版”。但是在已经出版的李金发 著作中，并无这本《荒年的食客》。实际情形是，八 个月之后，即1927年5月北新书局出版了李金发的诗 集《食客与凶年》，列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 未标序号）。因此，也可以断定《食客与凶年》即为 《荒年的食客》。不知李金发这个书目，也就不知《 食客与凶年》还有个《荒年的食客》的原名。 《食客与凶年》为“新潮社文艺丛书”*后一种 ，这就不能不再说这套丛书了。研究者一直对孙伏园 主编《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津津乐道，当然并不 错，然而，孙伏园自1920年10月起主持新潮社出版部 的历史功绩也不可没，现在却几乎无人提及。他倡议 编选这套文艺丛书，得到了周氏兄弟的鼎力支持。周 作人亲自出任丛书主编，这大概也是他**一次担任 文学丛书的主编，列为丛书第八种的李金发的诗集《 微雨》也是他亲编的。不过，《呐喊》是鲁迅自己编 定的，这有鲁迅*记为证。1923年5月20*鲁迅*记 云：“下午子佩来。伏园来，赠华盛顿牌纸烟一盒， 别有《浪花》二册，乃李小峰所赠托转交者。夜去， 付以小说集《呐喊》稿一卷，并印资二百。”同*周 作人*记也有“下午伏园来”的记载，当天孙伏同一 定在周氏兄弟家便饭，三人也一定谈兴甚浓。从中又 可得知《呐喊》的印费二百大洋原来还是鲁迅垫付的 。当然，孙伏同后来分两次归还了鲁迅。否则，《呐 喊》就成了一本鲁迅自费出版的书了。 不幸的是，从某种意义讲，可以视为鲁迅和周作 人合作推出的《呐喊》在出版之时，即1923年8月， 兄弟已经失和。鲁迅*记1923年7月14*云“是夜始 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7月19*云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即为发 端。尽管如此，《呐喊》初版和再版本的扉页和版权 页仍赫然印着“周作人编”，为兄弟丽人的此次合作 留下了一个珍贵但又十分遗憾的记录。 《呐喊》初版和再版本共印了多少册？两书扉页 和版权页均无记载。但《呐喊》第三版于1924年5月 改为鲁迅自己主编的“乌合丛书之一”由北京北新书 局印行时，扉页上竖行印明“一九二四年五月三版， 4501-7500本”，这是对初、再版印数的延续。也就 是说《呐喊》初、再版本共印了四千五百册。这个印 数**看来很普通，但《呐喊》后来拥有越来越多的 读者和产生的深远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 鲁迅与毛边本新史料 中国新文学作品之有毛边本，出于周氏兄弟特别 是鲁迅的倡导，鲁迅还自诩“毛边*”人，这早已有 许多论者作过梳理。但是，鲁迅与毛边本因缘的具体 细节，相隔约一个世纪，我们已难以知晓。 值得庆幸的是，有一个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作 过追述，那就是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此书初名《 鲁迅回忆断片》，1943年11月桂林上海杂志公司初版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上海杂志公司又在1947年 4月出版了此书“复兴一版”，书名改为《鲁迅回忆 》。 荆有麟（1903-1951）是山西临猗人，1924年在 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求学时结识鲁迅，对鲁迅执弟子 礼，《京报副刊》的创办与他的提议有关，他又参与 鲁迅主持的《莽原》周刊的工作。《鲁迅回忆》是他 1941-1942年间在重庆陆续写成，写的正是他1924- 1926年间与鲁迅交往的点点滴滴，颇多鲜为人知的史 料。在《鲁迅回忆》的第七章《鲁迅的严谨与认真》 中，荆有麟专门写到了鲁迅与毛边本的关系。 （P00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