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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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父亲以“写诗骂人 ”“主编左倾刊物”“搞星群出版社”等罪名，被国 民党当局上了“黑名单”。特务们搜查了星群出版社 ，四处打探他的下落。偌大的上海，已经没有他的立 足之地。这样，他像当时的许多进步文化人士一样， 最后于1948年12月8日只身潜赴香港。我的父亲与母 亲又一次经历了别离的苦痛。 父亲离开后，母亲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艰 难的程度可想而知。谁料几天以后，他们又遭到房主 的驱赶，不得已搬入出版《文讯》月刊的文通书局的 亭子间，两个哥哥只能与书局的店员们挤住在一起。 不久，母亲接到香港打来的电报，原来，父亲一到那 儿就病倒了，40度高烧十几天不退。于是，她一边焦 急地做着赴港照顾父亲的准备，一边筹划送身边的儿 子们去青岛然后转赴解放区的路费和船票，并将他们 托付给可靠的亲戚，使两个装扮成小伙计的孩子，顺 利平安地到达了山东解放区。之后，我的沐浴着解放 区阳光的哥哥们，一同进人华东大学读书，几个月后 都人了团，毕业后又进一步深造，并于1952年先后人 了党。在党的教育下，他们一起成长为卓有成就的专 家。如今，均已离休的哥哥们谈起这些往事，对母亲 的那种由衷的感激之情，依旧深铭肺腑，溢于言表。 父亲曾多少次深怀感佩地说：“没有你们的妈妈，就 没有两个儿子的今天!就没有我们这个和睦幸福的大 家庭!” 父亲的病在党组织的关心、文友们的热情看护和 赶去香港的母亲的精心照料下，渐渐恢复了健康。他 们居住的香港九龙荔枝角九华径，是一个靠海的偏僻 小渔村，人口不多，生活清贫。父母的新“家”，是 村头一问破旧的石屋。一楼原本盛牛草，现在是做饭 和活动的场所。顺着窄窄的旧木梯爬上十平方米左右 的小阁楼，就是双亲的卧室。平时来了好友，也被让 上“二楼”。这儿，不高的墙上开着一扇小小的窗户 ，能够眺望外边的景色和屋后的小山坡。小阁楼的顶 棚低矮，一抬头就能碰到屋顶。夜里躺在床上，可以 透过破烂的屋瓦望见天上的星星。石屋门前，横流着 一条小臭水沟，一页旧木板连着通往远处的小径。父 母入住后，友朋们来往多了，大家都幽默地笑称这儿 是“小桥流水人家”。这富含“诗意”的住所，实际 上是个贫寒的“家”。 这个不显眼的村落，却聚居着不少从内地被迫而 来的文艺界名人。父亲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因为来到 香港而中断。衣食无着的他又拿起了手中的笔，稿费 ，成了双亲度日的基本收入。父亲康复以后，各种活 动和与友人的交往也多了起来。 这期间，父亲惊喜地与重庆时期的老友余心清重 逢。被蒋介石称为“脑有反骨”的余心清刚刚从国民 党监狱出来到了香港。一次来访时，他提出了搬来与 我父母为邻，以便实现写书揭露国民党反动政权黑暗 内幕的愿望，父亲欣然应允。几天后，心清搬到了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