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上中下)

作者简介

胡逢祥，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吴泽先生攻读史学史专业研究生。1981年毕业留校中国史学研究所任教。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和学术文化史、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与张文建合著）、《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等，发表专业论文近百篇。

内容简介

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的简要回顾 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史学史在我国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并不长。最先明确提出把中国史学史作为一种专门学问进行系统研究的，当推五四以后的梁启超和何炳松。1926—1927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称：“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并专题讨论了“中国史学史的做法”。1929年，何炳松也在《西洋史学史》的译序中宣布了其欲从事中国史学史编写的计划。此后，较有系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著才渐有问世，只是对近代史学史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处于相当薄弱的状态。纵观三四十年代的史学史研究，涉及中国近代领域的，除了《吾国最近史学之趋势》（金静庵，1939.2）、《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1940.2）、《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张绍良，1943.4）、《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齐思和，1949.10）等少数综论性文章外，有关个案的研究，不但数量少，且几乎都集中在龚自珍、魏源、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人身上。在专著方面，值得注意的只有二种，一是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二是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可惜前者所述近代史学太过简略，连作者自己也感到不满，以致在建国后该书重版时干脆将这部分作了删除，使之完全成了一部古代史学史。后者涉及近代史学的学科面虽较宽广，但大抵是对近现代史学各重要分支学科研究成果的简要介绍和评论，其体制颇近乎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部分，主要参考价值乃在文献史料学方面，与完整意义上的史学史研究仍有相当距离。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最初十年，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从总体上说依然比较沉寂。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史学界的注意力大多转向了学习运用唯物史观、重新认识历史和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学术讨论的重点也多为与社会革命联系较密的宏观历史理论问题，如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的性质和作用、汉民族形成与民族关系，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等。而对史学史这类专业化特强的学科史研究，则往往因其看去与现实问题隔得稍远而不遑顾及。50年代的高校历史系很少开设这门课，有的教师还因开设此课在1958年教育革命时被指责为“搞冷门”，与火热的现实斗争不协调而不得不中辍，便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近代史学史的研究自然难有大的作为。此期，不但杂志发表的有关论文寥寥可数，涉及面也颇狭，以致无法形成一种可观的研究规模。这种状况，直到60年代初才有所改观。 1961年4月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后，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审办公室委托吴泽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组织力量编写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教材。时任历史组编审组长的翦伯赞还亲自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座谈会，专门讨论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编写的一些原则问题，范文澜、吕振羽、候外庐和尹达等都应邀出席了会议。这项计划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国内近代史学史研究工作的开展，也标志着该学科的建设进入了实质性的启动。 从这时起至“文化大革命”前的四五年间，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草创期，就其研究工作的侧重而言，主要集中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以史家为重心的个案研究上。特别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自接受 有关中国近代史学史教材的编写任务后，在系主任吴泽的主持下，召开了专门的学术座谈会，建立了教材编写组，确定了编写大纲和工作计划，并率先展开了大量基础性的资料收集、调查和研究，先后发表了《魏源的变易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点》（吴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观点研究》（吴泽，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1962年8月）、《魏源〈海国图志〉研究》（吴泽、黄丽镛，《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徐鼒的史学思想》（袁英光，《华东师大学报》1964年第2期）等专题论文。与此同时，各级学术杂志上的相关论文也渐渐增多。但不久，“文革”的爆发便使这项刚刚有所起色的研究事业不得不被迫中断。动乱中，不仅近代史学史研究的学科队伍被解散，连大量多年辛勤积累的资料也全遭毁弃。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一系列拨乱反正，学术研究重新走上了正常的发展道路。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恢复了史学史研究室的建制和中断十余年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教材编写工作，并率先招收了以中国近代史学史为主攻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系等科研机构和高校也纷纷组织力量，对中国史学史展开了从古到近代的全面研究，一部分高校还开设了有关近代史学史的课程，从而使该学科的研究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1970年代末至今的近代史学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自1970年代末至80年代，为中国近代史学史学科框架体系的基本形成时期。 这一时期的研究，首先是从理论上进一步明确了近代史学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方法视野、主题线索、内容范围及各时期特点的认识。如80年代初，白寿彝发表的《谈谈近代中国的史学》（《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便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特征作了概括性的通论。俞旦初《简论十九世纪后期的史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则以丰富的史料展示了近代前期的史学演变趋势。蒋大椿在1985年撰写的《中国史学科的回顾与展望》（《唯物史观与史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文中，也对1840—1949年间的史学发展作了比较完整的评述。这些，都为人们了解近代史学史的基本线索提供了方便。 更为主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还通过大量扎实的基础性工作，包括各种思潮、流派、史家、史著和社会史学现象的个案研讨，填补了许多原先的学术空白点，从而勾勒出了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基本全貌。198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便是这一阶段性成果的代表。该书由吴泽主编，袁英光、桂遵义撰著，分上下两册，近80万字。全书结合近代社会变迁与史学发展的特点，将1840—1919年之间的中国近代史学史厘为三编，分阶段具体论述了其间封建史学日趋没落，代表时代进步潮流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史学、资产阶级改良派史学和革命派史学相继兴起，以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和发展过程，力求抓住各时期史学思潮和流派相互斗争的主线，深入揭示近代史学波浪型曲折推进的历史真相及其与时代阶级斗争的内在必然联系。该书的最大特点是资料丰富，论证详赡，书中的每一章节几乎都是一篇扎实的专题论文，且对近代新旧各派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史著乃至某些历史辅助学科发展状况皆有所论列，这就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垦荒之作，此书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全书的框架结构基本上为“文化大革命”前所拟定，有些地方尚未能充分展现八十年代学术界对近代史学的研究风格。如西方史学的输入及其影响，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因素，书的前言虽也谈到了这点，但实际论述却很不够。此外，从全书的布局看，各章的专题论文色彩过浓，相互间的关联有时反显得不够紧密。其中个别章节的设置，也有可商榷的余地，如第一编第四章第四节“外国人和呤唎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就显得不很协调，因为其中列举的都是外国人在国外编写并且很晚才被译介到国内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对我国近代史学的演进几乎谈不上有何影响，故严格说来，并非属于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范围，而应属海外中国学或外国史学史的范围，将之纳入书中加以论述，显与全书的主旨不符。 此期值得重视的专著还有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下卷专述1840—1949年间中国史学的演进大势，篇幅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多，其内容虽嫌简略，但却是80年代出版的通论性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唯一能够完整反映近代史学发展全过程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这一时期的近代史学史研究，在基本资料的积累整理和研究成果的总结方面也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如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所在吴泽主持下，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三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1990年版）、《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何炳松纪念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和《中国当代史学家丛书》（已出吕振羽、陈垣、吕思勉和李平心等史论集数种）。北京师大史学研究所主办的《史学史研究》杂志刊载的当代史学家访问记和有关现代史学家的回忆，以及各家杂志发表的众多现当代史学家传记，则为现代史学史的研究保存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吴泽和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陈清泉、苏双碧、肖黎等编的《中国史学家评传》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仓修良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北京师范大学编的《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师大出版社1980年版）、北京大学历史系编的《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1985年版）、中山大学编辑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的《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以及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八十年来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和稍后由刘泽华主编的《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等，在清理总结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方面，也都作了很好的基础工作。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1982—1983年俞旦初在《史学史研究》发表的长篇论文《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该文从二十世纪初的各类旧期刊、翻译史著和清季历史教科书中爬梳出大量的史料，其意义不仅在于十分具体地为人们勾勒出了“新史学”思潮的总体概貌，还为进一步拓展近代史学史研究的史料范围提供了新的示范。在此之前，国内有关近代史学史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一些重要史家和史著，对于史学思潮这类涉及社会文化层面较宽的史学现象则讨论不多，且由于辛亥革命前后出版的书刊杂志外间流传稀少，材料分散，搜寻整理不易，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该文在这方面的成功尝试，对后来的研究者启迪良多。1980年代末葛懋春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论选》上册（广西师大出版社1990年版）和蒋大椿主编的《史学探源——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此书直到1991年4月才由吉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可以说进一步推进了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后者，在广泛收集近代史学理论文献的基础上，精选出20世纪上半叶发表于各杂志的90篇代表作，汇为一编，后附19世纪末至1949年的史学理论论文索引，为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990年代以后，近代史学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视野更为宽广和层次更趋深入的阶段。 如果说，近代史学史的研究在1980年代尚属垦荒阶段的话，那么，90年代则是其第一个金色的收获季节。这一点，最为明显地反映在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著作的数量激增上。整个80年代，大陆出版的这类专著仅为一部。而自90年代起，先后有胡逢祥和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高国抗和杨燕起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教出版社1994年版）、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马金科和洪京陵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蒋俊的《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齐鲁出版社1995年版）、俞旦初的《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书学的《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十多种著作问世。 其中，《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较早从思潮和流派结合的角度，对近代史学的发展作了系统考察。该书一改过去史学史著作多以史家和史著为主线的论述方法，而将1840年至1919年之间的主要史学思潮归纳为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潮、洋务思潮影响下的史学、二十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思潮、“五四”时期的史学思潮与流派等，加以讨论，试图从社会思潮、民族心理、中西文化交流、传统意识的影响等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抓住社会群体性的史学现象为主脉，更深入地揭示其演变的趋势。 《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和《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虽皆由论文编集而成，但其文章的组合，也形成了各自对于近代史学史贯通研究的基本框架结构。前者分三部分：先总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趋势，后分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视角、意义，以及重要史家均有论列。后者出版于作者身后，书中除首篇简论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的史学外，其余主要是对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某些宏观性史学思潮和史学现象的思索，如新史学、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外国史研究和历史科学观念的兴起等。作者原拟撰写一部完整的近代史学史著作，可惜逝世过早，未能如愿，但其在研究上所展示的新视角和大量扎实细致的资料工作，却受到了同行的普遍推重。 《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和《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是两部讨论20世纪前半期史学的专著，其着眼点皆偏重于史学思想或史学理论的演变。前者分十章，对新史学、实验主义史学、古辨、史料建设派、历史研究法派，以及此期出现的某些历史观一一作了评述。认为一个时代的史学思想，是该时期史学与政治、哲学的交合点，故应结合三者的相互联系加以考察。而其讨论的重点，则在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后者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现代史学思潮之作，全书分总论和分论两编，近五十万字，在努力吸收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对五四以来出现的实证主义、相对主义、马克思主义三股史学思潮的影响消长和相互关系进行了辩证的考察。不但于王国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陈寅恪、陈垣、梁启超、何炳松、朱谦之、常乃悳、雷海宗、钱穆、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候外庐、范文澜等各家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贡献、特征及得失俱有评述，还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一些理论困惑，如怎样认识“历史科学”的内涵、历史研究中“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史料”与“理论”孰重孰轻、“求真”与“致用”的矛盾等问题，作了认真的反思，体现了作者在史学史研究中着力探究时代史学脉搏的敏锐“问题意识”。 《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则是一部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近代史学进行别开生面研究的专著。作者提出：史学学术史“不同于史学史，后者主要研究史观、史书体例以及史学功能等属于史学本身的演变发展历史；史学学术史研究的方面并不限于史学本身，而且包含有各种史学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估量，以及史学与其他学术成果的关系等等”。 据此，该书分四编，从史学哲学、史学方法和史学学术成果三方面对近代史学学术史展开了论述。在史学哲学和史学方法方面，大抵先述古代发展简况、特点及其与近代之差异，并论新史学哲学和方法的初步建树及传统文化主体论、文化西化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三家学说体系的不同特点；在史学学术成果方面，则分别考察了中外历史研究、历史地理学和考古学的成就，其中考古学独占一编，篇幅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内容显得特别丰实。此书还有一个特点，即把近代史学的发轫上推到明末清初，这是和目前一般论述近代史学史的著作不同的。 即使是《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和《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这两部教科书，也在完整把握1840—1949年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脉络上作了努力尝试。前者将近代史学史分为封建旧史学的分化没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兴起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出现及成就等三个专题（三篇）进行了论述。这样做，虽然反映近代史学的阶级阵营和文化形态层次比较分明，但对相互之间的交叉关系论述不够。特别是由于参加该书编写的作者多达二十余人，各篇之间文风、详略不甚一致，难免有拼凑的痕迹。后者分十四章，鸦片战争至五四之前占九章，其余述五四以后三十史学。全书在内容上较多吸取了前人有关近代史学史的科研成果，因而显得较为充实，涉及的史家、史著和学科面也较宽。 以上情况表明，此期有关中国近代史学史的著作，在风格和结构布局上已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后，近代史学史的研究更形成了一种注重系统性及其与现实联系的态势，特别是出现了不少对20世纪史学进行整体反思和总结的论著，如刘新成主编的《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曹家齐的《顿挫中嬗变：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罗志田主编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王学典的《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盛邦和主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学科?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姜义华和武克全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其中，《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由海峡两岸和美国华裔学者几方通力合作而成，全书共六编，主要采取专题研究的方法，对晚清民国“新史学”的观念及其实践、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近代学科体制及其科学化等问题作了较深入的讨论。《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收录作者相关论文，分典范、思潮、动向、人论四个专题加以编集，其中“典范”部分论文八篇，主要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史料“考释”与历史“诠释”两种治史范式的特征、学术取向，以及互动关系作了考察，其中有不少独到见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学科》运用现代化的理论，分七个专题考察了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内容涉及经学的蜕变，西方史学的输入和影响，史观、史法和史学功能的演变，思潮与流派，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发展等。《二十世纪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卷》则以将近70万字的篇幅，分四编对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总体演变进程、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及其主要成就、史学领域的重大论争，以及历史教育与研究机构、史学社团和报刊、中外史学交流等问题作了述评。全书的论析，既注意到纵向发展过程及其得失的总结，又以大量的篇幅从横向上展示了各学科和各时期重大史学理论的讨论情况，不仅涵盖面广，由各专业人士分工撰写的专题综述也多能深得其要领。 与此同时，系统梳理20世纪史学基本文献的工作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取得了显著进展。在瞿林东的主持下，河南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推出了包括33位已故史家57种著作在内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2002年又将整理者为这些名著撰写的评论集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一书出版；仓修良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增订本（五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在再版增加的四、五两卷中，对“五四”至当代中国62位史家的68部史学论著作了详细评介；马宝珠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收录了20世纪已故中国史家的101种名著提要；汪受宽、赵梅春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史学论著要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则收集百年以来中国的史学论著目录，分上（著作）、下（论文）两编、七大类进行了著录。这些，都为人们系统了解和研究百年史学经典提供了很大便利。 这一时期的近代史学史研究，还在以下二方面显示出一种全新的气象。 首先是研究视野大为开阔。 有迹象表明，六十年代初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刚起步时，在视角和框架上似明显受到过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影响，突出的是对近代一些史学大家或重要史著的个案研究；对史家史学思想的探讨，注重的也往往是政治思想和以自然观与历史观为主的哲学思想，而不是历史学科自身的理论与方法，显得与一般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的模式比较相近，这从吴泽撰写的《魏源的变易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点》、《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观点研究》中便可看到。80年代以后，近代史学史的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风格，特别是对直接推动学科自身发展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演变倾注了更大关怀。其研究内容，也不再局限于某一史家或史著的个案讨论，而是将视野逐步扩展到各种影响史学变动的重要文化因素或社会史学现象方面。这种趋势，至90年代后尤为明显。 如中西史学的交流，曾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但建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大陆史学界对此研究一直十分薄弱。至80年代俞旦初的《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和何兆武的《近代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载《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始对此有所论列。但总的来说，注意者仍不多。进入90年代后，有关论文日趋增多，如胡逢祥的《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学术季刊》1990年第1期）和《“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张广智的《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回响》（《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和《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王也扬的《清末外国史书的引进与中国史学观念的变化》（《社会科学探索》1994年第5期）、于沛的《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以及留美学者王晴佳的《中国二十世纪史学与西方——论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台湾《新史学》9卷1期，1998年3月）等，分别对西方史学输入近代中国的途径、内容、影响和特点作了论述。而桑兵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则从双向交流的角度，对欧美、日本汉学界和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及相互影响作了翔实而饶有兴味的考论，使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日趋具体。进入新世纪以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范围更广且更趋系统，除罗志田《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1期）、史革新《20世纪初西史东渐与中国近代新史学》（《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章清《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之转向》（《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易兰《兰克史学之东传及其在中国的回响》（《学术月刊》2005年第2期）、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等论文外，还出现了几部较有分量的专著，如邹振环的《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李孝迁的《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和张广智主编的《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邹、李两书都取径于实证研究，通过大量发掘资料，对西方近代史书及诸家史学理论与方法传入中国的时间、途径和影响等提出了新看法，对了解史实的过程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资料运用上，邹书引证的中国近代早期西书译本极为丰富；而注重爬梳散见于各类报刊、广告、日记、档案方面的材料，则是李书的特点。《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是近年来该领域研究的一部视域开阔且颇为系统的著作。全书除导论外，凡十八章。上编七章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之行程”，历述20世纪初年、五四时期及20至40年代等各阶段西方史学输入情况；下编十一章分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之例案”，内容涉及梁启超、李大钊、陈寅恪等史学观念与东西方外来史学之关系，以及美国鲁滨逊“新史学”、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和文化形态史观等在中国的传播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准。 有关近代史学思潮和流派的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刘俐娜的《五四时期史学思潮新探》（《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张和声的《文化形态史观与战国策派的史学》（《史林》1992年第2期）、张文建的《学衡派的史学研究》（《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2期）、胡逢祥的《“五四”时期的“科学主义”思潮与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建设》（《华东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郑师渠的《学衡派史学思想初探》（《北京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以及侯云灏的《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流派略论》（《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等论文，以及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吴少珉和赵金昭主编的《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吴忠良《传统与现代之间：南高史地学派研究》（华龄出版社2006年版）、侯云灏《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专著，从而为厘清近代史学头绪纷繁的演变轨迹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研究领域的开拓方面，更有不少新的进展。如本世纪初以来西北敦煌文献的发现和敦煌学的形成，与现代历史学特别是中西交通史、西域史、西北地理、宗教史等分支学科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过去从史学史的角度对之研究很不够，林家平等所撰《中国敦煌学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10月版）对之的系统考察，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西方考古学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兴起，与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陈星灿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还从考古学史的角度，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总结。 清末民初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其学术文化也经历了一场由传统到现代的深刻转型。这种转型，不仅表现在理论、方法、研究范式等观念层面，也贯穿于整个学术制度的变动与重构之中。但以往有关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考察或研究，一度比较疏于后者，这就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对其过程和特点的完整认识。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体制自身面临的创新和发展需要，促使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这一问题，并出现了一些相关论著。如张瑾的《抗战时期 学术审议委员会述论》（《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张越等《近代学术期刊的出现与史学的变化》（《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陈时伟的《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职业化》（《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桑兵的《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和《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会》（《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胡逢祥的《中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建设及其运作》（《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和《中国现代史学专业机构的建制与运作》（《史林》2007年第3期）、尚小明《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变革》（《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林国华和陈峰《论延安时期史学机构的产生、沿革及特点》（《山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等。特别是左玉河的专著《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从比较宏观的角度，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学术体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进程，内容包括教育、专业人才构成、大学、研究机构、学会、图书及期刊、学术评估和基金会等方面，给进一步细化史学建制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 关于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史学史界虽早有人提倡并作过一些讨论，但系统深入之作却不多见，盛邦和的《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近三百年中日史学与儒学传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对中日（兼及朝鲜）史学近代化的系统比较，应当说在这方面作出了有意义的尝试。其余如黄敏兰的《学术救国——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对现代思想史上各派历史观的考察，陈其泰的《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对今文经学《春秋》公羊说与近代史学思想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对晚清至1920年代学术界有关“国学”观念变迁的考察，刘俐娜《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运用现代化观念对20世纪最初30年间中国史学变革的内容、特点和方向等分析，台湾学者王汎森的《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香港三联书店2008年版）对中国近代史学观念和学风变迁的探讨等，都显示了这一新动向。凡此，皆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近代史学史研究不断向着更为深广的领域拓展。 其次是研究重心的转变。 综观九十年代国内近代史学史研究的论著，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即研究重心已由原先比较集中于1840年至1919年转向了1919年至1949年的史学史。 有关1919年至1949年间史学史的研究，“文化大革命”之前几乎是个空白，这自然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据白寿彝回忆，60年代初北京师大和华东师大分工编写中国史学史时，最初设想由华东师大负责五四以后部分，后因考虑到这段“历史不好写”，才改为撰写1840—1919年的近代史学史。 80年代起，对这方面的研究才真正有所启动。1981年，白寿彝先生发表了《回顾与前瞻》（《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较早对中国现代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概况作了回顾。此后，有关现代史学史的论文逐渐增多，不过开始仍多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家的研究方面，如朱仲玉的《1919年至1949年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白寿彝和瞿林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叶桂生等的《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学的创立和发展》（《学习与研究》1982年11期）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以及有关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尹达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个案研究。林甘泉等撰写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白钢编著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和张静如的《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也对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历史理论方面的建树和某些史学活动有相当的总结。而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则大抵不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陈垣、吕思勉等数人范围。 1990年代以后，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形成了全面铺开之势，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历史研究》等刊物纷纷开辟20世纪中国历史学或学术史回顾的专栏，更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方面硕果累累，有关其他各家各派的讨论也达到了相当宽广深入的境界。 经过80年代的准备，此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已进入到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总结阶段。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专著是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分四编，凡46万字，较系统地论述了五四运动至1956年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发展史。全书依据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结合中国现代史学自身演变的基本趋势和特点，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及其史学活动和代表性史著作了比较细致的叙述。与此同时，原先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个案研究也开始由单篇论文发展为专著，如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史学史研究室编的《新史学五大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系郭、范、翦、吕、侯五位马克思主义史家评传）、刘茂林和叶桂生的《吕振羽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朱政惠的《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叶桂生和谢保成的《郭沫若的史学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张传玺的《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并且集结出版了一些有关人物的研究专论集，如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等编的《郭沫若史学研究》（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林甘泉等主编的《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想史研究室等编的《纪念侯外庐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等。从“恢复唯物史观派在现代学术史上的本来面貌”的目的出发，王学典还主张改变过去学术史叙事的“革命史化”倾向，认为正是这种做法，将现代学术史上不少“一度信从过唯物史观的人完全排除在外”，以致把“本来是一支很雄壮很庞大的唯物史观派学术力量写得越来越单薄，直至最后只剩下有数的几个人”。在他看来，开展这项研究，“理应将马克思主义析分为作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两个单元”，有些人尽管在政治上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但并不妨碍他们“在学术研究中又以唯物史观为工具治史”，对此随同样也“应该在事过境迁之后如实地予以肯定”。 此外，德国学者罗梅君的《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孙立新译，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在观点和资料的运用上也颇有特色，值得注意。这些，都反映了上述学术发展趋势。 对于中国现代非马克思主义各派史学的研究，九十年代更呈现出一种突破禁区、思想解放的新格局，特别是一批五六十年代长期遭到批判否定的史学家或视为禁区的领域得到了重新检视和实事求是的评介，从而大大拓展了现代史学史的研究空间和深度。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现代史家专论，无论是其涉及的流派层面还是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仅90年代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国学大师丛书》中，就包括了胡适、陈寅恪、柳诒徵、汤用彤、郭沫若、钱穆、顾颉刚、章太炎、罗振玉、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等十二位现代史家的评传。1997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往事与沉思》传记丛书第一辑也包括了两部现代史家回忆录（傅振伦的《蒲梢沧桑——九十忆往》和何兹全的《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与三部现代史家传（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顾潮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和张耕华的《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此外，岳玉玺和李泉的《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永兴先生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勇的《钱穆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各家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学者研究丛书中对此亦多有涉及。至于单篇论文的范围就更为广泛，对于陈垣、朱希祖、邓之诚、何炳松、张荫麟、朱谦之、常乃悳、萧一山、冯承钧、洪业、张星烺、雷海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讨论。 与此同时，对现代史学史上的一些重要现象和分支学科发展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和系统化，出现了不少相应的专著，如陈其泰主编的《20世纪中国的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历史考证学为主线对现当代史学演变及其成就的翔实评述，以及盛邦和的《解体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思想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吴怀祺主编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近代卷（分前后二卷，分别由陈鹏鸣和洪认清撰写。黄山书社2002年版）、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沈颂金的《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和《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均为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张越的《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温乐群、黄冬娅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郑先兴的《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1900—200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田亮的《抗战时期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宋学勤的《嬗变中的近现代史学：以学科互涉为视点的考察》（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李春雷的《留美生与中国历史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该期史学多姿多彩的面貌。 现代史学所以会成为1990年代的史学史研究重心，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感受到近几年学术界不断升温的20世纪学术史回顾总结热之故，另一方面也和整个中国史学史本身的研究现状与趋势有关。就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而论，古代部分由于起步较早，至八十年代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而1840—1919年部分的近代史学史研究，到八十年代末也初具规模，在各重要史家和史著的研究方面建立了相当的基础。相比之下，1919年至1949年间的史学史研究在90年代初则处于明显的薄弱状态，这就吸引了不少原先从事古代和近代前期史学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纷纷把目光转向现代史学史领域。不仅如此，80年代一些专门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为了更好地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也希望通过现代史学史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探讨，穷源溯流，总结其间的经验教训，以便为当代中国的史学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加之一部分原先从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学者，从探究现代中西史学交流视角入手，也开始涉足于这一学术领域。这几股学术力量汇聚一起，自然使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很快出现了新的面貌。 这一事实还表明，六十年来的近代史学史研究，一方面是对史学遗产进行认真清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接近现实和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借鉴的过程，特别是由于这一时期距离我们今天的时代最近，文化学术上的影响最为直接，因而其现实意义也更强一些。 四十年磨一剑，续写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 1.本书面向近现代史学史研究领域的研究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培养必读书目。 2.本书由多位近现代史学史研究领域教授执笔，历数年而成。主要撰著者胡逢祥教授，自1978年开始从事研究以来，呕心沥血、精益求精，四十年磨一剑成就的一辈子的代表作。 3.作者寓论于著，旨在梳理近现代史家人物关系，展现史学领域思潮与流派的动态发展；作者略人所详，详人所略，详述近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方法及各种制度，揭示影响历史学发展进程的要素。 4.本书行文古朴典雅、清通简要，巍巍然有君子之风。